爱华网莫言眼中的贾平凹和贾平凹眼中的自己
在日前北京师范大学首任驻校作家贾平凹入校仪式暨“从《废都》到《带灯》——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现场，中国当代文坛两位扛鼎重将温馨相遇，已成同事。未有华山论剑，但见相敬互赞，玩笑调侃之间，尽现鸿儒硕辅之风采。
■莫言
*我名字叫莫言，但实际上废话很多，贾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讲话真少，但是名言很多。
*他是听着秦腔、喝着秦岭的水长大的，我们可能是听着猫腔长大的，他吃着稻米或者吃着小麦长大，我们可能吃红薯或者玉米长大，研究这些很具体很物质化的东西，也许是可以展开创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钥匙。
*平凹先生曾说，普通人才讲普通话。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证明贾平凹先生是伟大的作家，不讲普通话。
■贾平凹
*莫言的作品我也都看过，有时候觉得人家怎么写这么好，咱就写不出来呢？确实产生过现在说的“嫉妒羡慕恨”，恨是恨我自己怎么写不出来。
*我经常说创作就像炼丹一样，要把丹炼成，需要阴阳相济，水火相济。
*写了这么多年，也可以说是你们夸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你们“砸”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你们“骂”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你们“逼”出来的。
莫言：我觉得欠了平凹一顿饭
我跟平凹先生年龄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从小生活在农村，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全部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社会的动乱，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猜忌、斗争，以及在社会变革这种大浪潮当中，各种道德、价值观的碰撞、混乱、发展、进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个方面。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批人的作品，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时代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时代，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作家，当然也就没有我们写出来这样的作品。
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各自的特点。比如平凹先生的故乡在南北会合地，这种南方的灵秀、北方的粗犷之间，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心理的影响，以及西北地区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形成了贾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层创作心得。这跟我们老家山东高密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他是听着秦腔、喝着秦岭的水长大的，我们可能是听着猫腔（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茂腔）长大的，他吃着稻米或者吃着小麦长大，我们可能吃红薯或者玉米长大，所以研究这些很具体很物质化的东西，也许是可以展开创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钥匙。
平凹先生八十年代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改革开放他是最早冒出来的一批作家，但是我们现在想一下，跟贾平凹先生同时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经不写作了，很少看到他们的新作，即便偶尔有新作也很难有新的气象，而能够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下来的作家屈指可数，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而平凹先生的这种低调、谦和、厚道我也是很有发言权的。
几年前，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一篇给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贾平凹先生写的，他写的是关于名字的问题。1986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言的人从新疆拍来的电报，让去迎接他。当时我跟他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往，但是我们被困到兰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个熟人。后来我说试一下，给贾平凹拍封电报，写陕西省作家协会贾平凹收。火车晚点四个多小时，到广场一看已经没有人了，我们几个同学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喊贾平凹也喊不到，后来他们说你别在那儿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认识人家，也没有任何交往，人家凭什么接了莫名其妙的电报跑这么远接你呢？后来我觉得大家说得对。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我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平凹真去接我了，骑自行车去接我，举了一个皮包，皮包上写了两个字——“莫言”，到处问，没人回答他。这真是一段佳话。我知道后也在想，换到我身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干吗要接他。而且在广场转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欠了平凹一顿饭。
平凹先生在陕西作家、甚至在中国作家里，在他这个级别的、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里，是出国最少的一个，出了寥寥无几的几次国，而我们前几年经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时候一年出去八九次。平凹兄在陕西省作家里面是出省最少的。他来北京的大学都是屈指可数。而我们这几年，可能全国的起码三分之一的大学都到过了。平凹先生出国少、出省少、应酬少，但是一直在闷着头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质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而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将近40年的历程，短篇、中篇、长篇、散文，在各个方面、各种文体都有创造性的贡献。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把贾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象的。
实际上，作为他的朋友兼他的读者，我出道要晚好几年，当年读他的《满月儿》《商州》那些大散文就感受到受益匪浅。我名字叫莫言，但实际上讲话很多，废话更多，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讲话真少，但是名言很多。我记住他两段名言，一段是关于男人的装饰的问题。他说男人不要穿新衣服，男人关键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脚，一个是头，把皮鞋擦亮，把头发梳光就可以出门了，这让我们当年这些买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先买双新皮鞋，然后买一盒发蜡，出门把头发抹光，把皮鞋擦亮，就感觉到上下光彩照人了。
另外平凹也讲过，关于他的普通话的问题，平凹先生曾说，普通人才讲普通话。毛泽东讲普通话吗？林彪讲普通话吗？周恩来讲普通话吗？他们都不讲普通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证明贾平凹先生是伟大的作家，不讲普通话。他的方言跟他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贾平凹：我恐怕是核桃命，要“砸”着吃
莫言是我非常敬慕的一个作家，莫言的作品我也都看过，有时候觉得人家怎么写这么好，咱就写不出来呢？确实产生过现在说的“嫉妒羡慕恨”，但恨是恨我自己怎么写不出来。可以说这几十年里，大家对我的创作一直关注，也批评评论过，我的成长发展与大家有直接关系，而且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出版，或者肯定或者批评，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觉得都是自己的一份财富了。对我作品的认可、肯定，那是在赛跑的时候给我喊加油的，增加信心和力量。当然批评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后来我越来越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之所以写了几十年，老了还在写，动力很多，其中有一种动力就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方面人家说你好，人都是“人来疯”，一说好咱就得表现，一说不好就又不服，想证明一下，就是这两种力量。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不自信，喜欢听好话，受到批评往往就灰心丧气了。就像掐芽子似的，正长芽子的时候你不敢掐它，一旦掐了，它当然还可以长，从旁边再憋一个芽子出来，但往往是得好长时间才能憋出来。所以年轻时候，由于经历的事少，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开批评我的会，全部是批评，我那时候才二十来岁，批评家们批评，我觉得这下完了，以后再写不成东西了。
到了中年以后我才知道作品受到关注、能获得各方面的意见是特别重要的。我经常说创作就像炼丹一样，要把丹炼成，需要阴阳相济，水火相济。我记得母亲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看书，那时房子小，母亲就坐在旁边。那书上说刘邦出生的时候是龙变的，他妈做梦梦到了龙缠身。刘备出生的时候，他妈妈梦见星星钻怀里了。我就问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做过啥梦，我母亲说做过梦，梦见的是一个树上接满了核桃，我当时很失望，想着人家都是梦到龙啊、凤啊的，我母亲却梦到了结核桃。后来受到好多批判的时候，我想我这个命啊恐怕就是核桃命，要“砸”着吃，你不砸，核桃仁出不来。后来作品受到关注争议，基本每一部作品出来都没有都说好或者都说不好的，两方面意见都有，就像吃核桃一样，就是要砸着吃。所以后来我觉着，对作品说好的，或者说不好的，反正是说得有意思的，能够对创作有启发的，我都非常欢迎。尤其到后来特别重视这方面。
开始写作的时候自己很年轻，二十出头，一家伙写到现在，写成了老汉。但是长期的写作以来，如果说是潜心写作，平心而论问心无愧，因为五十年代的时候写作就是这样，自己一直写到现在，也干不成别的啥事情，虽然自己关心社会的千变万化，但这几十年很少涉及到各种是是非非，很少发过言，交际、交往、活动这方面已经退化了，不会了。才气不足还是影响自己作品的进展，这不是矫情话，越写到后面，越接近六十岁，这种感受越强烈。
开这个会，自己回去再琢磨琢磨，虽然大家说了很多好话，回去以后把大家的发言再好好思考，以后怎么创作，怎么更精湛，我要好好斟酌斟酌。拿我自己来讲，感觉自己还有创作激情，还老有创作欲望，我觉得不管写得好不好，还能写。所以我说这次会给我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实际上按我心里讲，我不愿意开创作总结性的会，比如一个人创作多少年，这其实对生命不利。这次虽然也是针对我创作的情况来谈，我觉得对我以后的创作有很多启发。从心里说，过去没有你们在那里，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我自己。写了这么多年，也可以说是你们夸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你们“砸”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你们“骂”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你们“逼”出来的。创作上，人都是有惰性的，为了“人来疯”，为了证明自己，才不停地在弄这个事情。一旦都不说了，他也没劲了，也就不写了。所以以后如果自己再写作品，还得仰仗各位，在你们关注更矫健的马儿在草原上跑的时候，不要忘了一个老牛还在激烈地拉犁。
（以上两文由中国艺术报记者乔燕冰根据北京师范大学首任驻校作家贾平凹入校仪式暨“从《废都》到《带灯》--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现场发言整理，标题为整理者所加，未经本人审阅）
青天一鹤见精神
——“从《废都》到《带灯》——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印象
中国艺术报记者 乔燕冰
“平凹先生在西安，西安是边城，但是从文学的意义来说西安绝对不是边城，甚至是中心。八十年代以来到现在，西北作家，尤其是陕西作家，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拨又一拨的浪潮，直到现在仍然是高潮迭出，这里离不开贾平凹先生的突出贡献。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贾平凹先生是我们当代文学的带头人。”日前，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与北师大文学院联合主办的2013·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学周系列活动的北京师范大学首任驻校作家贾平凹入校仪式暨“从《废都》到《带灯》——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上，作为主持人的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主席莫言对新来的“同事”贾平凹不吝赞扬之辞。回顾贾平凹几十年的创作，童庆炳、孙郁、白烨、孟繁华、阎晶明、梁鸿鹰、贺绍俊、陈福民、何向阳等众多学者展开深入讨论。
时代欠了平凹一个情
正如《废都》当年被禁后依然以盗版的形式禁而不止，从1993年《废都》面世的下半年遭禁到2009年解禁，直至如今的20年间，关于《废都》的话题从未间断，也似乎由此决定了贾平凹毁誉参半的作家命运。《废都》的巨大争议像驱不尽的阴霾笼罩在贾平凹头上近20年。
“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突然看到我们学校后门卖兰州拉面的小街上摆满了《废都》，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在出售。那时候我们正在搞人文精神讨论，讨论的靶子是两个人：一个是张艺谋，另一个就是贾平凹。”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柠带着些许自嘲回忆起自己与贾平凹及其作品曾经的因缘，这也让众多与会学者忆起自己曾经在《废都》引发的批判浪潮以及最终酿成的文化事件中的批判角色。经历20年淘洗后有了新的立场的他们反思了当年的浅见。
1993年《废都》面世引起轩然大波之时， 《〈废都〉废谁》《〈废都〉滋味》等犀利的批评文集曾直指靶心。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孟繁华坦言，《〈废都〉滋味》是当时正在北大的他和陈晓明等十余人在一个星期完成的。最初命名为《世纪末的文化马戏——〈废都〉批判》。“当时我们主要是从道德化的角度去批判，因为那时我们的批判资源和理论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当时我们对《废都》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是非常简单化的。”孟繁华说。
孟繁华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充斥在文学界和文化市场里的大都是翻译的现实小品，大都是从台湾、香港等地引进来的电视剧《月朦胧鸟朦胧》《一帘幽梦》《万水千山总是情》，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三毛、席慕蓉等，大家几乎不太会说话了，这个时候《废都》出现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为民代言，为万事开太平的传统。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突然发现，知识分子这个价值受到了挑战，当经济生活成为我们社会生活核心定位已经确立以后，无法兑现为民代言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功能和价值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废都》写出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波澜。”
“说到《废都》，我愿意承认，当年我们是搞错了。贾平凹在那个时代比所有人都敏感地意识到整个文明变异和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给文人、知识分子和中国的人文价值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他没有结论，但是他看到了问题。”这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的剖白。“平凹通过真实的表达、敏感的体验，把知识分子的颓败、没有出路和分裂，以及知识分子所持守的文人价值的紊乱呈现出来，但是客观地说，我们很多人没有这样一种解读能力。所以我觉得时代欠了平凹一个情。”陈福民说。
北师大文学院资深教授童庆炳则指出，应该抱着一种大历史观的精神看一部作品好坏，不是看今天发表了明天是不是有反响，后天是不是全中国都轰动，再过几天是不是得什么大奖了。“我一直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要沉淀，沉淀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若干年后，东西是好是坏才能见分晓。”
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的“百变狐狸”
以其厚重的作品绘制纷繁文学版图的贾平凹有“文坛鬼才”之誉。对于如此贾平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的观点是，不正宗的白话文、文章学观念以及士大夫传统，造就了贾平凹创作的独特性，并且由于贾平凹特殊的生命体验，以及他摄取传统文明的一种视角，使他的《废都》一直到《带灯》等每个文本都充满了复杂性。
孙郁认为，由于文本的非正宗性和我们的叙述语言多少年来被污染的距离感，所以贾平凹的文字背后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绪。他的文字可以说是精、善、秀、雅，达到当代小说很高的一种境界。这是他的文章学。从明清以来文人士大夫的文章学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好，可是他又有自己特殊的东西，他警惕士大夫气，警惕文章写得滑溜，其实就是警惕我们语言已经形成的一种模式，实现了汉语无限可能性的表达，也使自己成为当代文学中独特的一个。
“我觉得平凹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中的‘百变狐狸’，因为他涉足的领域、他的题材等都是机变百出的。 ”援用犹太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 - lin）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论所言的“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陈福民认为贾平凹正如“狐狸”般巧智多招。“所以平凹这个表面看起来很庄重、憨厚、讷于言词的人，他思想的感应器，他通过文学经验去捕捉这个时代微弱的脉搏的能力是极其强大并机变百出的。他其实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向时代学习，一直走在时代前面，跟着时代前进。”陈福民说。
首师大教授张志忠指出，多年来贾平凹的创作有很多变化、探索和超越。这其中似乎有从建构到解构，然后再建构，再进入下一轮解构和建构的过程。比如，如果说《废都》是一种解构，是时代转型期间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灵的崩溃、精神价值的消亡，很快到了《高老庄》时，看到了他对于知识分子对于文人的一种新追求、新气象，是进入一种寻找和建构的过程。或者，如果说《秦腔》带有解构的笔触，描写乡村的崩溃，到了《带灯》，要建立的是正能量、正价值，是一种建构。从写作的取法到语言的变化，从城市到乡村，再到城乡结合部，这种建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也是推动他文学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而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看来，凡是杰出的小说都有百科全书式的展现，从中都可以读到很多知识，获得很多信息。贾平凹的小说中，能看到乡间的花草生长和季节的关系，看到那些动物，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医药等，作者能够信手拈来这些东西并化成自己的艺术元素，产生持续的魅力。
为乡村帝国守墓，做古代帝都忠臣
“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正如《秦腔》后记中写下的这段“碑文”，贾平凹何尝不是一直在用他铿锵的文字为他一直执著守候的乡村树起一座座丰碑。
“平凹是一直生活在一个帝国里的作家，这个帝国叫乡村帝国。乡村精神是这个帝国的君主，平凹就是这个帝国的一位忠臣。”这是评论家贺绍俊眼中的贾平凹。贺绍俊认为，贾平凹的写作历程记录了整个乡村帝国逐渐走向衰亡的历史变化，也记录了这个帝国的一位忠臣的复杂心境。“到了他写《秦腔》的时候，他几乎处于最绝望的时刻，《秦腔》就好像是要给乡村帝国写一首挽歌。而平凹在这部小说里给人的感觉是打算做一个守墓人。”
但是，贺绍俊认为，从《废都》到《带灯》体现了贾平凹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不是封闭在乡村帝国里，而是有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一直生活在一个特别的城市里，这个特别的城市是一座古代的帝都。作为一个忠臣，他不是随着帝国的衰亡而衰亡，而是在寻找文明新生的希望。”在贺绍俊看来，贾平凹身上这种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交织、纠结，也带来了作品的复杂性。虽然贾平凹很早就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但他的内心始终留在乡村，所以他一直能够触摸到乡村精神的脉动。但是他又享受着城市文明，这就使他在通往城市的路上频频回头看乡村的温馨，城市的灰暗色调他很难接受。身心相异带来的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碰撞和冲突，而这恰好是他作品的活力，也构成了他的多种叙述方式。
“贾平凹的创作是不跟潮流、不跟时髦的，他就这么写，他的语言是从土地的缝隙里蹦出来的农民的灵魂。”张柠认为，正因为贾平凹的写作扎根在土壤里，因此具有了一种压都压不住的生长性。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是，城市文明是从水泥石头里生长出来的，而农耕文明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泥土本身具有生长性，而水泥、石头却没有生长性，因此靠大量的治理、理性来支撑。“当我们离开泥土，带着现代文化的智性思考问题时，我们感觉到贾平凹的创作里有很多我们很难融进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态浮躁了，或者支撑我们感受的是智性而非感性的东西，不是生命自身具有的生长性的东西。”张柠说。
陈福民则表示，真正在脑中扎根的东西往往是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古典文化价值。“所以在今天我们承受了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在平凹的全部写作中都有表征，他一直在努力试图处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我相信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而是我们所有从事文学的人跟这个时代一起前进，一起感受痛苦。”
青天一鹤见精神
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这是许多外国研究者给予贾平凹的美誉。正如被称为奇书的《废都》那般另类，贾平凹踽踽独行的精神跋涉背后有何种坚持作为支撑？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贾平凹的写作始终是我行我素，基本上不太迁就读者，不太迁就市场，完全根据自己的感受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作家非常重要的品质。
借用清代著名批评家叶燮的“理事情”说和“才胆识力”说，童庆炳指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具有才、胆、识、力的，是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的伟大创作。贾平凹一生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是隐含在他的字里行————间的，是隐含在他的文字背后的一种灵魂，用他所喜欢的对联中的一句来说，就是‘青天一鹤见精神’的那种精神。”
读过贾平凹很多作品的童庆炳回忆，1991年夏，北京特别热，而他就像《废都》里面所写的种种人物一样，百无聊赖。于是找来一个席子，在书房的地上摊开，安枕而卧，津津有味地读了近一个月，把贾平凹的短篇、中篇、长篇等几乎所有作品都读了一遍。“我尤其欣赏的就是贾平凹写农村生活中那些似乎看起来是很琐屑的一些小事，但是里面能够透露出诗意的情感。我觉得这就是小说，这就是诗，这就是真正的文学，是伟大的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力量。”
与很多当时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不同，《废都》出版之时童庆炳对其便持肯定态度。“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带有历史感的，是前瞻性的，表达了对社会的一种回应。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可以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要批判极左的政治，清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来的种种教条。但是到了1990年以后，我们面临的是另外一种环境，就是商业主义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庸俗的、低下的、低劣的、使我们文化堕落的东西。所以《废都》就折射出作家的一种精神，他要批判文化的堕落，要批判人的堕落，要批判这个商业主义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低劣的东西。”童庆炳坦言，虽然当时《废都》已经被禁，但他确信这部作品的地位，并为贾平凹敢于将其撰写出来的胆识而深感钦佩。
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则指出，贾平凹是一个精神体积特别巨大的作家。体量大不只是作品多，而是他的作品当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和内涵，体量大是通过他巨大的作品家族和一块土地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和这块土地互相确立了对方。“其实在文学中，我们回头看，现代以来中国的大作家，从鲁迅、沈从文到老舍这些能够立得住的作家无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构成了生气勃勃的家族、一个作品世界，通过建立自己的作品世界和这块土地之间的联系，使作品获得生命，这种生命会因为土地的无限生命力而获得一种动力，一种生长力。”
（博主辑自中国艺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