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苏辙《六国论》
原文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 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yì)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译文
我读过史记中六国世家的故事，内心感到奇怪：全天下的诸侯，凭着比秦国大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军队，全心全力向西攻打肴山西边面积千里的秦国，却免不了灭亡。我常为这件事作深远的思考，认为一定有能够用来自求安定的计策；因此我总是怪罪那时候的一些谋臣，在考虑忧患时是这般的粗略，图谋利益时又是那么的肤浅，而且不了解天下的情势啊！
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的目标，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的目标，也不是放在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放在韩、魏的边境上。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韩、魏两国阻碍了秦国出入的要道，却掩护着肴山东边的所有国家，所以全天下特别看重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
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魏国。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归心以前，却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一带，范雎就认为是可忧的。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忌惮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秦国要对燕、赵两国动用兵力，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挡它，韩、魏就从后面偷袭他，这是危险的途径啊。可是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不曾有韩、魏的顾虑，就是因为韩、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是诸侯各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国境内进出自如，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势吗？任由小小的韩、魏两国，去抵挡像虎狼一般强横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服而归向秦国呢？韩、魏一屈服而归向秦国，从此以后秦国人就可以出动军队直达东边各国，而且让全天下到处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韩、魏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可是全天下的诸侯，却必须靠着他们去隔开西边的秦国，所以不如亲近韩、魏来抵御秦国。秦国人就不敢跨越韩、魏，来图谋齐、楚、燕、赵四国，然后齐、楚、燕、赵四国，也就因此可以在他们的领域内安定自己的国家了。凭着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协助面临敌寇威胁的韩、魏两国，让韩、魏没有防备东边各国的忧虑，替全天下挺身而出来抵挡秦国军队；用韩、魏两国对付秦国，其余四国在后方休生养息，来暗中援助他们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源源不绝地应付了，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们不知道要采行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誓、毁弃约定，来互相残杀同阵营的人，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直到让秦国人能够趁虚而入来并吞了他们的国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赏析
宋代苏洵、苏辙父子各有《六国论》传世，两篇文章珠联璧合，各放异彩，可称得上是古代议论文的名篇佳作。然而对照起来看，两者的立论角度、论证方式、文字风格各不相同。品评其成败得失，或许对今人会有所裨益。
两篇文章都以六国破灭作为议题，借史论政。写借史论政的文章，应该根据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从历史材料中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以便把历史问题的评析同现实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
苏洵的《六国论》从“赂秦而力亏”的角度论证六国破灭的原因，最后引出“为国者无为积威之所劫”的历史教训。苏辙的《六国论》则从“韩魏附秦”招致六国相继破灭的角度，批评六国之士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这两篇文章所选择的不同角度何者更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呢？联系北宋中期的社会现实来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北宋中期面临辽与西夏的严重威胁，外患频仍。北宋王朝软弱无能，一味屈辱苟安。一○○五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一月，与辽国订立屈辱条约：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史称，“澶渊之盟”。一○四四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宋与西夏议和，答应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二千匹、茶三万斤。这些屈辱和约的签订，虽然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却给人民增加的沉重负担，加据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进了它走向灭亡的进程。苏洵的《六国论》抓住“赂秦而力亏”生发议论，实际上是借批评六国的赂秦来影射北宋王朝对辽与西夏的屈辱苟安政策，借六国破灭的教训告诫当权者改弦更张，免得重演覆亡的悲剧。文章的思想性战斗性很强。
苏辙的《六国论》所选取的角度，与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却很难联系起来。诚然，“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击中了北宋统治者的弊病，不无鞭笞告诫的意味。但北宋王朝毕竟不是象六国那样外于分裂状态，它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并非表现在牺牲“韩魏”自毁屏障这一方面。因此苏辙所选的角度也就缺乏现实的针对性，不可能强热地震撼人心，迸发出思想光彩和战斗锋芒。当然，苏辙不因袭乃父，勇于提出新的见解，旧题翻新意，其独到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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