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KT88
早上九点，我准时来到了褐石小区的一幢公寓楼前。这个小区就在圆明园的东侧，北边紧挨着五环路的高架桥，因为轰动一时的“周良洛案”，它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得尽人皆知。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我给八号楼的一个客户做了一台KT88的电子管功放，用来推他刚买的阿卡佩拉书架箱。阿卡佩拉带喇叭花的Campanile，在北京城并不罕见，开声时高音单元闪着幽蓝的弧光，有点神秘莫测；可新出厂的这款书架箱，我只是在发烧音响杂志上见过照片。为了制作一台足以与它相匹配的电子管功放，我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个星期。但说句实话，能不能推出好声来，我心里可是一点都没把握。
秋已渐深，雨后的天空开始放晴。空气的能见度很高，仿佛你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圆明园探出院墙外的烟树和百望山的宝塔。如果再下一两场霜，西山一带的枫叶大概就要红了吧。可我的心情，却不像天气那么好。就在五分钟之前，我接到了姐姐崔梨花打来的一个电话。姐夫昨晚喝了太多的酒，他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要害”。今天早上，姐姐就开始尿血了。她的哭诉令人厌烦，我照例一声不吭。我倒不是不想安慰她，因为我感觉到她的哭诉后面，藏有另外的隐情。果然，哭到后来，姐姐忽然就对我说出了下面这一段话：“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行行好吧。我也不想这样。看在姐弟的情分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算我求你了……”
她在电话中哑哑地向我喊叫，语调中既有哀求，也有愤怒。就好像用大头皮鞋踹她“要害”的，不是混蛋常保国，而是我似的。
我刚挂了电话，三单元的那扇防盗门就推开了。一个身穿灰色运动衫的女人，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瞅了瞅我，又瞅了瞅停在门前的那辆泥迹斑斑的金杯车。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款KT88上，笑了。
“呵，还挺漂亮!”她随口说道。
你可以把她的这句话理解为一种礼貌的赞叹，也可以当成一种淡淡的揶揄。她说话的样子有点像玉芬。脸型和身材也像。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心里就有些恍惚，也有点伤感。我费尽心思制作的这台KT88，就搁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它那银灰色的机身，在早上清明的阳光下，熠熠发亮。
向我订购这台胆机的人，是她的丈夫。我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国际音响展上认识他的，人很矜持，也有点腻歪。我只听说他是一位教授，具体是研究什么的，在哪所大学任教，我就说不上来了。他的主意一变再变。先是让我给他做一台EL34，机身差不多已经做出来了，他又打来电话，让我将它改成功率更为强大的KT88。
此刻，他正坐在光线黯淡的餐厅里，与一位朋友喝茶聊天。我抱着那台沉重的KT88，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并未中止与朋友的谈话，只是严肃地冲我微微颔首而已。据我跟教授们打交道的经历，我发现凡是有学问的人，总能轻而易举地让你自惭形秽。他的那位朋友呢，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嘴唇上留着浓密的胡子，看上去有点像恩格斯。
女主人还算热情，她问我是愿意喝茶还是咖啡。我说随便，她就果然随便了起来。稍后端来的，竟然是一杯橙汁。我在摆弄机器的时候，她就趴在长沙发的靠背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样子，怎么看都有点像玉芬。
其实，我的工作很简单：在机身上安上英国GEC的KT88电子管以及美国RCA的5U4整流管，然后测定一下它的工作电压，再接上信号线和喇叭线，就算完事了。我注意到，那对阿卡佩拉书架箱离墙近了一些，就问她能不能调整一下音箱的摆位。一般来说，扬声器离墙太近，导向孔形成的反射和驻波，会让低频有些发闷，这是常识。还没等女主人搭腔，那位教授在餐厅里忽然扭过头来，朝我很不友好地喊了一声：“别乱动!”
女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吐了下舌头，笑着说：“就这样吧。别管它。他从不让人动他的东西。咱们，放首音乐来听听，怎么样?”
“不急，再等一会儿。电源刚接上，机器还没有煲开。”
“呵，这么复杂!”仍然是那种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揶揄的口吻。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为了让胆机发出好听的声音，预热的时间一般不能少于二十分钟，这是我的原则。她也是一位教师，在附近的体育大学教学生打排球。我简单地打了个比方，她立刻就理解了“热身”的重要性。
在等待机器烧热的这段时间中，我开始一张一张地翻看茶几上的那摞CD唱片。都是些过时的流行音乐。不是梅艳芳，就是张学友，当然还有蔡琴。其中大部分是盗版。我对客户们的音乐趣味没有什么意见。你是喜欢文艺复兴、巴洛克，还是浪漫派，抑或是爵士、蓝调，甚至是录音极其夸张的“鬼太鼓”或“打碎玻璃”一类的发烧碟，我一概都无所谓。可是，说实话，花上将近十五万元，购置一对小小的阿卡佩拉书架箱，用来听盗版的梅艳芳，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同时，我也悲哀地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耗费那么多的心力来使这款功放尽善尽美，简直有点自作多情。其实，若要听这一类的玩意，你只需花上五百元，到海龙电子市场，配一对廉价的电脑音箱就足够了。
当然，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委婉地问她用什么唱片来试音?女人说，她无所谓。反正他们家全部的“音乐”，都在这茶几上。
教授和他的朋友仍然在客厅里小声地闲聊。一般来说，知识分子间的谈话，你是很难听得懂的。你听不懂也没啥奇怪的，但他们说话时那种郑重其事的腔调和口吻，却不由得你不着迷。那是一种能够让任何荒唐的观点立刻变得入情入理的腔调。比如说，那个长得像恩格斯的人，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就夸奖起慈禧太后来。他说：“幸亏当年，慈禧太后贪污了海军用来造军舰的一笔款子，在西山脚下修建了颐和园。要不然，甲午硝烟一起，还不照样他妈的灰飞烟灭?由此可见，贪污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远见。经她这一折腾，且不说为我们留下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单单是门票收入，一年下来是多少钱?我就住在颐和园的西南角，只要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骑自行车去园子里转转，从南如意门进去，从北宫门出来。二十年下来，嗨，四季美景，怎么都看不厌……”
一听他说起慈禧，我的精神突然为之一振。我的曾祖父曾进宫给慈禧唱过戏，还得到过她老人家赏赐的两匹绸缎。听他这么公开为慈禧翻案，我心里着实挺受用——再说，我也很迷那个园子，尤其是玉带桥附近的山水风光。只是近些年来，门票一涨再涨，屈指一算，我差不多已经有七八年没进去过了。关于慈禧，我祖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听上去要比“恩格斯”客观得多。他说，慈禧的精明过人，自然是不消说的，但这个人，却没有大的识见，也就是说，小地方精明，大地方昏聩，不过一庸常妇人罢了。她没能把握住朝代更替之际的历史机遇，在选择保大清，还是保国家这件事上，她悲剧性地选择了前者，被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一点都不冤枉。
听罢“恩格斯”的一番高论，对面的那位教授频频点头。可教授接下来的一番话，听起来却多少有点离谱。他表示很认同对方的看法。甚至，他认为连抗日战争也完全没有必要打。如果在开战之初就立刻缴械投降的话，少死几千万人不说，中国和日本联起手来抗衡欧美，世界格局也许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他一直认为，和李鸿章、袁世凯一样，汪精卫这个人，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应该重新评价，予以彻底平反。他还引用了一段珍珠港事变爆发时汪精卫所写的日记。
他很喜欢用“不是吗”这样一个反问句，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好像一旦用了这个反问句，他那耸人听闻的陈词滥调，就会立刻变成真理似的。
虽说我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虽说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教授的观点，虽说我对知识分子一向尊敬，但听了他刚才的那番论调，我心里立刻就升起了一股无名火来，怎么说呢?他的话让我感到屈辱，就好像别人挖了你家祖坟似的，我很想过去与他争辩一番。而且，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在大肆吹嘘日本的“神道教”如何了得的时候，把“神祗”的“祗”竟然说成了“抵”。我虽然只念过一年电大，我的绝大部分文学知识，都来自于徐中玉先生主编的那本《大学语文》，也还知道那个字不读“抵”，而应读作“奇”的。
我拚命地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从茶几上那堆垃圾中挑出了一盘《红色娘子军》，准备试音。可教授夫人忽然又问我，能不能换一张。她最喜欢刘德华。她告诉我，在二〇〇四年的工体演唱会上，她差一点就有机会跟刘德华握上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便固执己见。但你可以想象，当“给我一杯忘情水”这样轻佻的哼唱，从珍贵的阿卡佩拉扬声器中发出来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情形。
我浑身上下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情也坏到了极点。
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刘德华就不能听。可如今的情况是，人不分老幼男女，地不分南北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听刘德华。我就是把脑子想穿了，也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2.《彼尔·金特》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们，虽说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却老死不相来往。既不互相挖墙脚，也不彼此吹捧，对于同行的技艺从不妄加评论，各自守着有限的一点儿客户，聊以为生。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欢“发烧友”这个称谓。我不过是一个手艺人。说实在的，多年来，我心里一直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现如今，论起手艺人的地位，已经与乞丐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对眼下这个社会的变化，也许能解释得头头是道，可依我粗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堕落，正是从蓄意践踏手艺人开始的。
不过，说起我们这个行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火爆过一阵子。那时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像展居然人潮涌动，门庭若市。你似乎很难理解，那么多的巴赫迷、瓦格纳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萨尔斯迷，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那时候，你与文人雅士们打交道，人人都以听流行音乐为耻(坦率地说，这也有点过分)。即便大家都在谈论古典音乐，你若是想要让别人对你心怀敬意，甚至连贝多芬和莫扎特都羞于出口。要谈就谈更为冷僻的泰勒曼、马勒或者维奥蒂，哪像今天，居然连李宇春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北京音乐台的97.4调频立体声，还专门制作了一档叫做“发烧门诊部”的节目。每当节目播出时，我都会掩上房门，关掉电灯，让自己完全浸没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收听这个节目。那时，我还住在椿树街的老房子里。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两年后，我制作的胆机开始有了固定的客户。我还被请到了北京音乐台的录音室，担任过“硬件医生”一类的嘉宾。可是现在呢，不用说“发烧门诊部”这档节目早已无疾而终，假如你在开车时偶尔想从收音机里听一点古典音乐，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不知为什么，现在的节目主持人，似乎更热衷于说话。他们一刻不停地说着废话，还人为地弄出一些夸张的笑声或掌声来，就像在话筒前自己胳肢自己，真是无聊透顶。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的古典音乐氛围，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在河北职业技术学校读中专，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过，在她们学校，每天广播台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彼尔·金特》中的“晨曲”。你可以想象，每天清晨从这样一个旋律中醒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吧，我现在不妨就来说说我的妻子。
和她相识的那会儿，我还不曾进入发烧器材这个行当。那时，我还在王府井的“同升和”卖鞋呢。玉芬第一次走进我鞋店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了。你没法不注意到她。她有一张纯洁而俏丽的脸，你每看它一眼，心里都会被锋利的刀片划一下。怎么说呢，有一种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冲动。她一连试了三四双皮鞋，都觉得不合适。既不买，也不走，一个人坐在试鞋的小皮凳上，唉声叹气。
我暗暗地观察了她好一阵子，眼看着门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来，游人逐渐散去，成群的乌鸦在树枝上不停地哀唳。到了打烊的时间，我心里还惦记着去宽街给母亲抓药，只得朝她走过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说：“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脚?”
大凡人在遇到烦恼的时候，很容易受人暗示，听人摆布。她顺从地仰起头，看了我一眼，对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撅着嘴问我道：“你要看哪一只?”
我说，随便哪一只都行啊。
她立即脱下了那双飘马运动鞋，甚至毫无必要地褪去了丝袜。我朝她的那只右脚瞥了一眼，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两双鞋，供她挑选。她试了试，立刻就决定把两双都买了。那天临走时，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她在西单和王府井的鞋店转悠了一整天，千挑万选，没瞅见一双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随手为她挑了两双鞋，都那么合脚，就像是专门为她定做的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也许是心情比较好的缘故，我一得意，接下来的回答，你还别说，听上去怎么都有点格言的味道：“一点都不奇怪。人总是在挑选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实，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格言，反而有点像谶语。玉芬第二次来店里买鞋，我就提出带她去儿童剧院对面的全聚德吃晚饭。她居然同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约她一起看了场电影。她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随和得有点让人心里发怵。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就像是隔着一层雾在看她似的。在我们开始交往的头两年里，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她也从没有为任何事情显露出疾言厉色。她这种人，仿佛就是为了一刻不停地赞同别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蒋颂平曾感慨说，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点“虎妞”的秉性。一不高兴，随时都会脱下鞋子来砸人。看来，这句话也不怎么靠谱。我也曾带玉芬去颂平那里玩过一次。他对我的“好运气”感到难以理解，甚至还有些愤怒。他当着我的面，站着跟玉芬说话时，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前倾。
原来，还真有“为之倾倒”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着给别人定做胆机，慢慢积攒下来一笔钱。有了一点家底之后，我立即从“同升和”辞了职，在“超音波”租下一间门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响销售公司，开始专门代理英国的“天朗”扬声器。那时候，在北京的音响市场里混，你想不赚钱都难。没过多久，我就在上地东里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觉得有足够的底气向玉芬求婚了，就带她回家见我母亲。实际上，是想让母亲为我感到骄傲。
母亲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但说起话来，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带到母亲房里晃了晃，就让她去厨房帮姐姐做饭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母亲床边，有些得意地问她老人家，对我带回家的这个儿媳妇是否满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只手捏了捏，笑道：“这丫头，卖相好。”
这句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叫做“卖相好”?让人听上去很不是滋味，就像是在评价刚出栏的一窝小猪似的。过了半晌，母亲喘了喘气，又说了第二句话：“这丫头，脾性好。要说人品呢，倒也还善良仁义。”
听母亲这么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满心以为她是在夸玉芬呢，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嗨，就别提啦。可母亲歪在床上，披着一件老棉袄，咳了半天之后，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儿，示意我坐下来，坐在她的手能够得到的地方。谁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对我说：“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见，就当我是放屁。要是真的想让娘给你拿个主意呢，我劝你，最好不要跟她结婚。这丫头，我替她细细地相了面，样样都好，可有一件，没有定星盘。”
我问她，“定星盘”是什么意思。她是江苏盐城人，说话时经常夹杂着一些方言，有点不太好懂。母亲想了想，仍然笑着对我说：“这丫头，就是有点水性风流。不好。说句难听的话，你这个婆娘，有一多半是为别人娶的。咱们这样的人家，消受不起啊。”
她随后还说了一句谚语：“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走。”愣是把我给逗乐了。
不过，那年国庆节我们成婚时，母亲倒也没说什么。既不阻拦，也没把不痛快挂在脸上。当姐姐领着新娘子走到她床边，改口叫妈的时候，母亲不仅高声答应，还笑眯眯地强撑着要坐起来答礼。她把早就压在枕头底下的两百元礼钱，郑重其事地递到玉芬的手中，还顺势搂了她一下。
母亲的话被应验，已经是四年以后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声细气地提出跟我离婚。她要离婚的理由，居然是和他们单位新来的一个主任“好上了”。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两包烟，还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便去卧室将她推醒，低声下气地请她“再考虑考虑”。玉芬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没头没脑地说了句：“还考虑什么呀?亲爱的，我跟他已经那个了呀。”
我没办法，只好一个人走到厨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了个窟窿。
和玉芬闹离婚的那些日子，母亲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她的尽头。左邻右舍，包括她以前单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来劝她赶紧去医院。母亲死活不依，只是静静地望着她们笑。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盘算。她知道，这一次住了院，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另外，她也舍不得那点钱。最后，还是舅舅从老家盐城赶了过来，好说歹说，这才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她从住院直至去世的十一天中，我偶尔也会到医院去转转，象征性地待个五六分钟。玉芬的红杏出墙，搞得我心绪不佳。这一点，我姐姐崔梨花是知道的。
“可咱妈就要死了呀!”有一天，梨花跺着脚对我强调说。
我心平气和地对她道：“我也想死呀，你信不信?”
她见我整天都虎着个脸，拿我也没啥办法。她每天晚上去医院陪床，白天还要赶到石景山区的一家污水处理厂上班。那些日子，她眼睛总带着黑边儿，把自己弄得像只乌眼鸡似的。而我那姐夫，混蛋常保国，已经在亲戚朋友中到处败坏我的名声了。
我也只好由他去。
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母亲，她正处于服药后的昏睡之中。我不想惊扰她老人家休息，给姐姐递了个眼色，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正要悄悄地拔脚离开，母亲忽然睁开眼，把我叫住了。
她执意把姐姐打发回家，让我一个人留下来陪她一晚。
“就一晚。好不好?”她嬉皮笑脸地对我说。
我自然也没什么话好讲。
不过，我在她床边熬了一宿，似乎没有多大必要。她能够保持清醒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在她醒来的时候，她总是让我帮她侧过身来，以便她的眼睛能一刻不离地看着我。说实话，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母亲本来就个子矮小，生了病，身子又瘦了一圈，看上去怪可怜的。偶尔，她会抓过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摩挲一番，脸色十分沉静，始终都带着一丝笑意。她积攒了一个晚上的力气，到了天快亮时，终于跟我说了一大堆话。
我记得母亲死去的那家医院，好像紧挨着部队的一个兵营。因为天色将晓时，我能清楚地听到附近营房里传来的起床号。当然不是《彼尔·金特》。母亲说，她知道自己就要走了，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现在她不想别的，能多看我一眼是一眼。经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她已经从姐姐的口中，得知了我和玉芬离婚的事。她没有责怪我当初没听她的话，而是淡淡地对我道：“当初我就劝你不要跟她结婚，可是的?你不听，我也没多话。遇到那么一个从画上走下来的俏丫头，你心心念念都在她身上，我不是看不出来。我要硬是从中阻拦，你这小身子骨，怕也受不了。我心里说，也罢，先结了再说吧。不行咱就离，离了找个人再结就是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有时候，你眼看着自己熬不过去了，把心一横，硬着头皮一顶，也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同你说，你也不要不爱听，这世上，人人都该派有一个老婆，天造地设的，命中注定的。不是玉芬，而是另一个人。她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晓得，你倒也不用打着灯笼，满世界地去找她。缘分不到，找也没用。缘分到了，她自己就会走到你的面前，跟你生儿育女。不是我迷信，你将来看着好了，一定会是这样。放宽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一见到她，心里就马上会想，哦，就是这个人……”
我打断了母亲的话，对她道：“您还别说，我当年见到玉芬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呀。”
母亲笑了笑，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你这是鬼迷心窍!”
“万一我以后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没把她认出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母亲想了想，忽然就流下了两行浊泪，半天才道：“你这孩子，真是傻呀!要不要到时候，我托个梦给你?”
在屋外沙沙的雨声中，母亲把一张银行的定期存单，默默地塞到我手里，让我的手攥成一个拳头。她双手抱着我的拳头，使劲地捏了捏。她这辈子积攒下来的钱，都在这儿了。她嘱咐我，这事千万不能叫梨花他们知道。
在母亲的葬礼上，我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心里也很苦，可就是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常保国他们在告别厅里大呼小叫，哭声震天，可我哭不出来。我心里怀着一个鬼胎，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将存单的事告诉梨花。我其实并不十分看重母亲留下的那两万七千块钱，而是担心一旦告诉梨花真相，梨花和保国他们会怎么想，我有点吃不准。母亲生病后，一直是由梨花负责照料的。她在临终前夕，忽然把梨花支走，将这张存单交到我的手中，姐姐和姐夫会不会在葬礼上当场翻脸?我吃不准。
玉芬跟我离婚后，我就从上地东里搬了出来，暂时借居在姐姐石景山的一套闲置的公寓房中。房子很新，那是她不久前申请下来的经济适用房。搬进去不久，我就发现，客厅的北墙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夏天倒是挺凉快的，可到了冬天，我用完了三大卷胶带，也没能挡住从裂缝中灌进来的风沙。我和姐姐找到有关部门闹了一次，人家哈哈一笑，说，地面沉降导致的墙面裂缝，是世界级难题，就把我们给打发走了。不过，也许正因为房子裂了口，漏风，姐姐和常保国才会把家搬到椿树街的老房子里。我心里暗暗地想：你还别说，纵贯客厅墙面的这个大口子，裂得还正是时候。
玉芬后来又上门找过我一次。原来，她后来的那个对象，那个主任，在负责调试一台刚从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时，由于操作不当，机器出了故障，把电路上的一个元件烧了。这台机床价格不菲，集团领导若要追究下来，他的那个主任多半就当不成了。多半是因为我在给功放加工机壳时，也曾使用过机床一类的器械，玉芬连夜找到了我，让我去帮他看看。
我自然一口拒绝。
你知道的，我对发烧音响一类的器材比较在行，若让我修个家用电脑、空调或电视什么的，也还算凑手。至于说进口的大型精密数控机床一类的玩意儿，我是见都没见过啊。玉芬见我拒绝她的理由仅仅是胆怯，就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嗨，所谓的进口机床，听上去神秘兮兮的，其实也不见得比你平常捣鼓的那些个胆机或电脑复杂到哪里去。再说了，你是天上管机器的星宿下凡，只要它是机器，就都怕你。那玩意，就是欺生。可你一去，情况就不一样了。也许它一听到你的脚步声，自己就吓得赶紧恢复了原状，也未可知。”
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些得意。最后，架不住她假意真心的奉承和苦苦哀求，我只得答应跟她去瞧瞧。当然，我也见到了她的那个新任丈夫——那个姓罗的主任。他手里抱着一大摞德文说明书，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狗屁倒灶地说个不停。我心里一烦，只好请他滚远点。他竟然一点都没生气，只是嘿嘿地笑。
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我为了弄清楚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就足足花费了四个多小时。而找出毛病，并加以修复，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玉芬一定是向那个姓罗的隐瞒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稍后招待我吃饭的时候，罗主任还很客气地问我家住哪里，孩子多大。他还说，如果我孩子将来要去德国念书，可以找他。
玉芬两三天后又专门来到我石景山的家中。母亲说得一点不错，尽管她跟我离了婚，还算是有情有义。她一脸坏笑地问我，这些日子，身边没个人，是不是憋坏了?她主动提出来，帮我“泻泻火”。对于她的一番好意，我也不便拒绝。我发现她已经怀了孕，心里的那个憋屈，可就别提了。我们在干那事的时候，玉芬还一个劲儿地夸我，说我在女人身上的那些手段，一点都不亚于修机器。她现在的丈夫，是从慕尼黑回国的海归，有点中看不中吃。你这里被他弄得火烧火燎，他那边早已像得了风瘫病似的，龟缩成一个软不滴答的鼻涕虫了。他们结婚四个月来，他连一次高潮都没让她来过。听她这么说，我真不知道自己应当高兴呢，还是伤心。
玉芬瞒着丈夫来看我这样的事，后来还有过一次。但我这样的人，就是命贱。我和玉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姓罗的小白脸，一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悠。我怎么也摆脱不掉那种隐隐约约的犯罪感。于是，我硬起心肠，对玉芬说：“我们已经离了婚，既然你嫁给了那个姓罗的，就应该本本分分地跟他过日子，往后千万别来找我了。我受不起。那个姓罗的，看上去斯文有礼，各方面都比我强。至于高潮不高潮的，毕竟不太重要。咱俩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再说，你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总这样，不好。我这儿，你以后就不必来了。”
在我送她去地铁站的路上，玉芬的脸色有些异样。憋了半天，最后搂着我，哭了起来。临走前说了一句话，却让我想了两个多月。她说，她第一次着了别人的道，其实并不是这个姓罗的，而是一个下三滥的机修工。有一天上夜班，那个机修工把她堵在了厕所里，弄得她七荤八素的。
从那以后，玉芬再也没到石景山来。她喜欢的那张《彼尔·金特》组曲，我一次也没再听过。去年五一节前后，我到东大桥给一位客户调试LP唱盘，在三里屯附近的街上看见过她一回。在浓密的树荫里，有一排撑着太阳伞的咖啡座。跟她一起喝酒，并把手搭在她光溜溜的肩膀上的，是个黑人。
我没敢跟她打招呼。
3.奶妈碟
那天，从北五环边的褐石小区出来，我去了一趟平安里电子市场。在那里买了一些拆机的荷兰油浸电容和一卷WBT银焊锡，收了一对音乐丝带RedDawn信号线。这个型号的喇叭线，我已经有了一对，现在总算凑齐了一套。到了下午，我在返回石景山的途中，顺道去了一趟四季青桥的金源广场，去看望老朋友蒋颂平。
我的客户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一类，就像你所知道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大多集中在海淀一带。这些人的优点是彬彬有礼，付钱爽快。他们几乎从不拖欠钱款，在我手头紧的时候，有时也愿意先预付一部分货款。这类人对胆机的要求比较偏重于情调或色彩，也就是所谓的“音乐味”。订货不怎么固定，且人数有逐年减少的趋势。跟这类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忍受他们目中无人的夸夸其谈。客观地说，有时候，他们的高谈阔论也会让你茅塞顿开，可有时就会让你受不了。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有一种既神圣又轻佻的劲儿。仿佛整个世界的命运，都被紧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按照我粗略的观察，他们的观点其实也很不一致。
比如说，有一伙教授，每次见面都爱严肃地告诫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随时都会有崩溃的危险。其实我从未主动请教过他们，可他们乐于在饭桌上见缝插针地点拨我一番。弄得我时常做噩梦。差不多一二十年前，他们已经在这么说了。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中国还是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另外一伙人呢，意见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全世界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中国。全世界都出了问题，都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国人去搭救。咱手里捏着数万亿美元的花花票子，简直不知道应该先去救谁，是冰岛、希腊呢，还是意大利和美国?事实到底如何，我不清楚。这是人家政治家和读书人的事。反正，我很快就被他们弄糊涂了。
我的另一类客户，不用说，自然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了。乍一看，那些腰缠万贯、灵魂空虚的家伙，似乎怎么也无法和纯正的古典音乐沾上边儿。他们能够成为我相当稳定的客源，主要得益于蒋颂平的推荐和介绍。颂平把引诱苦主们上钩称为“钓鱼”。他的办法一成不变。
通常，在家庭聚会或私人茶叙的末尾，蒋颂平照例要强迫那些生意伙伴和合伙人什么的，去参观他的地下室。那是一个接近六十平方米的视听室。他所使用的那套音响组合，做工精致，外观花哨：音箱是意大利SonusFaber的AmatiAnniversario，箱体那华丽的小提琴漆光可鉴人；功放用的是麦景图五十周年的纪念版，开机时，面板上泛着蓝绿蓝绿的微光；NagraCD机犹如瑞士手表般的精美，外加一款Clearandio的顶级LP唱盘。从声音的效果来看，那还算得上是一套注重细节和解析力的重放系统。
每当这个时候(一般是晚上十点钟以后，颂平很少在晚上十点前听音乐，因为据他说，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稳定的电压和纯净的电流才会带来醇美的音乐)，颂平总要将食指竖在双唇之间，发出轻轻的“嘘”声，然后打开墙面上淡蓝色背景灯——墙面做过特殊的隔音处理，看上去像倒扣的鸡蛋托一般凹凸不平，拉上厚厚的绒布窗帘，戴上雪白的软布手套，蹑手蹑脚地跨过满地堆放的器材和引线，从茶几上那一大堆CD唱片中翻找出一张俗称“奶妈碟”的发烧盘来，“嗤嗤”地朝碟面上喷洒不明液体，然后用镜头布将CD擦干。仿佛他不是在让大家欣赏音乐，而是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祭祀活动。
虽说北京的灰土有点大，但我还是多次建议他不要用清洗剂来擦拭光盘，因为那些化学液体或许会腐蚀这些塑料片，从而影响CD机光头的循迹。实际上，最理想的清洁剂莫过于清水。但颂平从来不听。他的理由总是显得那么不可理喻：“开玩笑!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清洗剂。它是英国进口的，你知道吗?这么小小的一瓶，他妈的值多少镑?你丫的猜猜看!用清水?开玩笑!”
当然，我只得立刻闭嘴。
当“奶妈碟”的乐声从幽暗的房间里像绸布般展开的时候，那些酒足饭饱、脑满肠肥的生意人，往沙发上这么一靠，一些人很快就会发出鼾声。但不要紧，总有那么几个家伙会上钩。他们抵抗不住“奶妈碟”的魅力，脸上浮现出惊讶之色，就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眼睛里放着绿光，拚命点头，似乎他们在欣赏的正是天籁之音。
通常还等不到一个乐章结束，就会有人激动地站起身来，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蒋颂平嚷嚷道：“怪不得颂平迷上音乐，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有道理啊!老蒋，给我也来这么一套，一模一样的。要快!”
他们这一嚷，就够我忙活好几个月的了。一年中，要是能遇上五六个这样的“苦主”，我那半死不活的日子就能勉强维持下去了。我从二手交易市场上或eBay上替他们找箱子、CD机和线材，然后将我自己做的胆机，悄悄搭进去卖给他们。我只收胆机的钱。我为他们配置的系统，不可能和蒋颂平一模一样。但你知道，那张让客户们念念不忘的“奶妈碟”，自然是必不可少。
说到“奶妈碟”，我这里不妨再哕嗦几句。
这是一张DECCA公司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著名唱片，一九九三年将它灌制成了CD。作曲家是个法国人，名叫霍尔德，出生于十八世纪末。这个作品原先是一出歌剧，讲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向往自由的故事。标题翻成中文，似乎叫做《女大不中留》。这部歌剧，后来被一个名叫兰切贝利的人改编成管弦乐，并由他亲自担任指挥，英国柯文特皇家花园乐队演奏。至于霍尔德本人，也许根本算不上什么像样的音乐家。你翻遍所有的音乐辞典，似乎也很难找到他的名字。但这张唱片，对于很多刚开始听古典音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剂迷药。它的音色、空间感和弦乐的密度感，有一种刚柔相济的美。事实上，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曲子，但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演录水平无与伦比。就算你从来没听过任何一首古典音乐，只要你把这张碟耐心地听上五六分钟，你就很难抵挡它的诱惑。你会以为自己疯狂地喜欢上了“古典音乐”。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正是因为它把很多不相干的人，领进了古典音乐发烧的门槛，并哺育他们成长，故而它又有“奶妈”之称。
我所结识的发烧友，几乎人手一张。而在茶余饭后，强迫朋友们到地下室欣赏“奶妈碟”，也成了蒋颂平的保留节目。他之所以这么做，也不完全是出于替我“钓鱼”的考虑。他本人在读大学时拉过小提琴，喜欢海菲兹和柯岗，他总爱向他的朋友们炫耀一下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品位。
颂平不仅交友广泛，宾客众多，妻子那一头，亲朋故旧，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也喜欢往他们家扎堆儿。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家从来就没有过安静的时候。就像俗话说的，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似乎不来上十七八个客人，他们家就开不了饭。任何时候，他们家都像是过节般乱哄哄的。
今天的状况当然也不会例外。
午餐后的客厅，已恢复了原先的整洁，可房子里仍弥漫着白酒、花椒油和四川腊肠的味道。几个女人围坐在沙发前，听一个八九岁女孩拉小提琴。我一个都不认识。餐桌边坐着两个神态麻木、虚弱不堪的老太太，她们已经老到只会喘气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是蒋颂平的姑妈，另一个则是岳母。她们不说话，静默中偶尔朝这边呆望一两眼。
小女孩在拉了一段拉赫玛尼诺夫的《无词歌》之后，在众人的怂恿之下，又拉了一首《新疆之春》。应当说，她拉得实在是很难听。我无法长时间装出饶有兴趣的样子，就直接去了地下室。
颂平也不在那儿。
黑暗中，我隐约看见几个人，正戴着3D眼镜，聚在那里看《加勒比海盗》。保姆往那儿送果盘，顺便告诉我，颂平在楼上的书房里。
可颂平并不是一个人在那儿。在书桌的另一侧，坐着一个身穿咖啡色中式对襟衫的中年人。由于不胜酒力，他那张青筋暴突的脸一直红到脖子里。颂平向我介绍说，这位姓杭的大师，是一位道行很深的堪舆家。颂平打算在大兴新建一个服装厂，请这位“异人”来帮他看看风水。据说，这位神通广大的高人不光会看风水，还会替人算命。颂平执意让他给我算一卦，我也不好推辞。杭大师猛然睁开了惺忪的醉眼，使劲地摇晃了一下头，把自己从醉梦中拽了回来，笑呵呵地问我算什么。随后，他又愣愣地看了一眼颂平，嘴里嗫嚅道：“不好。要吐。”
“你就替他算算婚姻吧。”颂平道，“我的这位兄弟，也没啥别的嗜好，就是老惦记着结婚。”
杭大师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三枚铜钱来，那是被磨得油光锃亮的“康熙通宝”。他把铜钱递到我手上，让我打卦。按照他的吩咐，我在地毯上一连抛了六次。大师干呕了几下，跟颂平要来了纸和笔，随便在纸上画了画，眼睛朝上翻了翻，就对我宣布说：“结过了。”
随后，他就闭上金口，陷入了莫测高深的沉默之中。这命，似乎已经算完了。我低声下气地请教他，让他解释一下，所谓的“结过了”，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大师没有搭理我，而是用一种充满疑惑的神情，怔怔地看着颂平：“不好。真的要吐。”
他扶着桌子，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接连放了几个特别婉转的屁。颂平面露嫌恶之色，大概是担心大师的呕吐，弄脏了他的房间，什么话都没说，由他捂着嘴，匆匆跑下楼去了。
“他刚才说，结过了，我有点听不明白。”大师走后，我对颂平道。
“没戏。”颂平道，“听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你这辈子就甭想结婚了。正好，你也不用惦记着那狗娘养的小朱了……”
话没说完，我们都听见了楼下花园里传来的呕吐声。大师吐得摧肠沥肝，连颂平都皱起了眉头。
颂平说的那个“小朱”，原是他们公司里的一个出纳，名叫朱蕊蕊。我和玉芬离婚后，颂平一直在帮我张罗着再找个人成家。但他给我介绍的对象，不是职工食堂的胖丫头，就是笨手笨脚、专管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没有一个让我能够稍稍看得上眼的。颂平把给我介绍对象看成是他份内的事。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平常知根知底。除了他之外，我还真的想不起来，还有谁可以称为“朋友”的。颂平总怪我挑三拣四，我只得严肃地提醒他，我虽然穷，却也并非饥不择食。我倒是对他们公司的出纳小朱情有独钟，她笑起来傻呵呵的，眉眼有点像玉芬。有一次喝多了酒，我便委婉地向颂平表露了这个意思。老蒋似乎吓了一跳，他未置可否地干笑了两声，对我道：“你怎么会偏偏看中她?”
我告诉他，家母病重之际，曾跟我交代说，人人都会有一个老婆。她就躲在这个世界的某处，缘分一到，她就会立即现身。你一旦瞧见她，心里马上就会明白，这人就是自己天造地设的婆娘。不消说，我第一次看见朱蕊蕊的时候，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颂平愣了半晌，正色地对我道：“不行。我厂里的人，你随便挑，什么人都行，惟独她不行。”
后来，这个朱蕊蕊，很快就被颂平送到了渥太华，办了移民。还和他生了一个儿子。你可以想见，为什么我每次见到蒋颂平，心里都像是做贼似的。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每次在我面前提到这个朱蕊蕊，都称她为“你嫂子”。为此，我曾一度发誓不再跟蒋颂平来往。可苍天有眼，这个朱蕊蕊到了加拿大，还不到两年，就被一个打架子鼓的洋人勾跑了。办离婚的时候，颂平连儿子的抚养权都没争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朱蕊蕊，就像是在谈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大师呕吐完了以后，也没再到楼上来。颂平从木盒里取出一支雪茄，一边用喷枪烧着，一边轻轻地甩动着它，然后对我说：“我要跟你说件正经事。我最近刚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是做什么的，什么来头，我一概不知。是真的不知道，不骗你。可你一见这个人，总觉得他有点，怎么说，有点他妈的神秘兮兮。我也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从哪儿来的。按说，他那长相，也没啥特别的，可脸上那神情，看上去有些他娘的疹人。不瞒哥儿们说，在有钱人的俱乐部里，我不过是一个小脚色，这你是知道的。我问了很多人，也没弄清他是个什么来路。他的名字也很怪，叫做丁采臣。对了，你看过一部叫做《倩女幽魂》的电影吗?好，咱们先不说这事儿。这个人，这个姓丁的，前些日子，托人介绍找到了我，让我务必帮他弄一套全世界最高档的音响，越快越好。钱当然不是问题。这是个好买卖，对不对，OK，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
“他是发烧友吗?”
“看来不太像。”颂平的神色忽然变得有几分异样，似乎一提到这个人，目光就有点畏惧，“这是一条大鱼没错儿，可你也得小心一点。你可以趁机敲他一笔，但我希望，你不要做得太离谱。这年头，凡事总要留个余地为好。凭我的直觉，这个人有点邪行。”
“有没有预付款?”
“这个呢，你自己跟他联系。这是他的名片。你可以给他一个卡号，让他先把预付款打过来。你和这种人打交道，千万得多留几个心眼啊。他看你的目光，不知怎么搞的，冰冷冰冷的，有点像是魂不附体，属于那种你一见到他，背脊就不由得一阵阵发凉的人。”
按颂平的说法，这个名叫丁采臣的人，只和他见过一次面，给他留下的印象竟然如此令人胆寒，连你听上去，也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吧?虽说我对这个未来的客户也多少有点好奇心，可说真的，也没怎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饿着肚子来到颂平的住处，也有自己的隐衷。
姐姐崔梨花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她让我无论如何，得尽快从她家的房子里搬走。而我在刚才的电话中，已经答应她了。在我被姐姐逼得没办法的时候，脑子里猛然就闪现出蒋颂平那张虚胖的脸来，好像这张脸让我心里有了底。我心一横，就答应了她。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混了四十八年，眼见得终于混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心里就有点控制不住的凄凉和厌倦。
我问颂平，能不能请他在服装厂里随便腾个地方出来，让我暂时落个脚。车间、仓库什么的，都行。颂平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从桌上拿起那只正在充电的手机，一条条查看短信，嘴角一撇，掠过一丝不太自然的笑容：“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你老兄，在石景山住得好好的，怎么忽然就想到要搬家?”
“房子是我姐姐的。他们的境况也不太好。打算把房子租出去。”
“那个破房子，我记得，北墙裂了那么大的一个口子，呼呼地往里灌风，怎么能租得出去?”
“姐姐和姐夫打算搬回到石景山来住，想把椿树街的那套带小院的老房子租出去。一个证券公司的高管不久前找到了他们，打算租下那个小院，开一个酒吧。”
“伯母现在身体还好吗?”颂平忽然问。
“五年，不，六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我也吃惊地看了颂平一眼。
“唉，这话你跟我说过多次了。你看我这脑子，近来总爱忘事。这记性说不行，就不行了。伯母去世的那会儿，我正好在加拿大，没赶上她的葬礼，因此总觉得她还活着。小时候，在椿树街住着的那会儿，我嘴馋，没少吃她老人家做的粢饭糕，又松又脆。你们家的房子临街，还带个小院，对不对?那种地方，要是开酒吧，生意一定不会差。”
过了一会儿，颂平轻轻地叹了口气，又道：“我这里也没有多余的空房子。这两年。服装厂的生意，你是知道的。我们的衬衫，贴牌销往国外，说到底，也就挣点手工费。可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经济都不景气，货物积压很严重。再说了，如今的工人，胃口越来越大，工资和福利一涨再涨，也有点让我吃不消了。”
“我不会住很长时间。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等我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
颂平没再接话，而是把目光转向了朝西的窗户，“这两天降了温，西山一带的枫叶虽还没红透，也有点意思了。早上一睁眼，朝窗外乍一看，冷不丁地还以为自己是在加拿大呢。”
“他们让我最好月底前就搬出去。姐姐还好商量，关键是我那姐夫常保国。他是湖北人，脾气有点暴躁，要是发起牛脾气来，能把痰直接吐到你的领子里。他是开出租车的，去年在昌平翻车撞死了人，自己也瘸了一条腿。”
“湖北人，是有点难缠。九头鸟嘛。”颂平递给我一小杯茶，笑道，“昨天有人给我送了点滇红来，你尝尝。近来金骏眉炒得很厉害，有点离谱。可要我说，还是滇红的味道正一些。”
“那个常保国，倒也不常来找我的麻烦，可他成天拿我的姐姐撒气。我有点不好意思再赖在他们家了。今天早上，他还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她的下腹部，害得她尿血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颂平阴沉着脸，再次皱了皱眉，“我去一下卫生间。”
等到他从隔壁卧室的卫生间出来，身上已经换了一套运动服。他把手里提着的一个纸袋塞到我手里，告诉我，他要去香山的一个会所打网球。然后，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对我说：“那个姓丁的，你一定记得给他打电话。你怎么和他做生意，这我不管，但有一点，该说的话你可以说，不该问的，一句也不要多问。”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起身告辞。如果你在那一刻见到我，一定能觉察到我脸上的狼狈和羞惭。可我刚转过身去，颂平又把我叫住了。
他让我再等一下。
他靠在书桌前，手里转动着那支早已熄灭的雪茄，似笑非笑地望着我，神情忽然变得有点险谲。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说起来有点诡异啊，不过，你最好别往心里去。”颂平轻声道。
“有什么事你就说，别这么装神弄鬼的好不好?”我有点心烦意乱。说实话，刚才，蒋颂平故意不接我的话茬，让我多少有些意外。
“别把你姐姐的什么最后通牒放在心上。她也不过就是那么一说。”
“你到底想说什么?”
“很明显，你姐姐在撒谎。”
“我不太明白……”
“你刚才说，今天早上，你姐夫常保国用大头皮鞋踢她的小腹，是不是?你想想，这年头哪来的什么大头皮鞋?你是卖过鞋的，应该比我清楚。再说，既然你姐夫去年在昌平的车祸中瘸了一条腿，不管他用哪只脚做支撑，”蒋颂平用手比划了一下自己裤裆的位置，接着道，“他都不可能踢这么高。要么你姐姐在撒谎，要么……”
蒋颂平说到这儿，朝我莞尔一笑，看上去就像一个表情轻浮的业余侦探。坦率地说，他脸上那洋洋自得的神情，让我有点反感。我当然知道他话里潜藏的意思。
他大概是怀疑我在撒谎吧。
到了车上，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雨。我打开那个纸袋，看了看，里面有两件新衬衫，是TOMMY牌的。颂平送我衬衫，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不知怎么，这一次，看着那两件斜纹条的衬衫，我心里忽然就有些难过。
4.短波收音机
星期五早上，姐姐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回一趟椿树街的老家。她替我包了茴香馅的饺子。我虽是北京人，可平常不怎么爱吃饺子，尤其是茴香馅的。姐姐说，常保国听说我答应搬家，这两天心情不错，一次也没打过她，也很想和我好好喝两盅。我买了一点水果，并把颂平送我的两件TOMMY牌衬衫带了去，权作礼物。我不敢告诉她，衬衫是蒋颂平送的。多年来，在我们家，“蒋颂平”是一个被禁锢的名字。同时被禁锢的，还有一段压在姐姐心头的秘闻。
常保国是否知道这段隐秘，我不敢肯定。
母亲去世后，我从未回过椿树街的老家。有一次，我去大红门，从一个福建人手里，购买捷克产的KR胆管，恰好从椿树街经过。我远远看见老家的院门关着，也就没去打扰他们。姐姐有一个儿子在深圳，但已经懒得和他们来往。有一年，姐姐和姐夫大老远跑去宝安看他，那个与马来西亚人结了婚的外甥，据说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管，竟然拒绝和他们见面。夫妻俩在世界之窗公园逛了逛，对着按比例仿制的凯旋门和荷兰风车，胡乱拍了几张照片，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可这并不影响姐姐逢人就炫耀她的儿子有出息。
椿树街在南城，其实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有人叫它椿树坊，也有人叫它造甲营——大概是过去八旗兵制造铠甲的地方吧，总之比较混乱。我们家的两间砖房，又低又矮。父亲还活着的那些年月，又在旁边的空地上接出了一间房。居委会的人三天两头找上门来，勒令拆除。父亲照例一声不响。被逼急了，也只是用一声长长的叹息来表明他的态度：啊!
可谁都弄不清他这个“啊”到底是个什么鸟意思。
母亲已经有点顶不住了，可父亲反而得寸进尺，用造房剩下来的砖瓦，在房前又围了一个足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小院。奇怪的是，小院围成以后，居委会的人却再也不上门来了，他们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们害怕父亲的沉默寡言。
父亲长得高大白净，背有点驼，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原先是酒仙桥一家国营电子管厂的正式职工，后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被打发回家了。成天围着一块白布围裙，戴着蓝咔叽布的袖套，在家对面的胡同里替人修收音机。我那时还小。有一天，我问母亲，爸爸为何从来不跟我们说话?母亲说，他心里很苦，性情就变了。她还说，我刚出生的那些日子，他每次下班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上，在我脸上一顿乱亲，连鞋都来不及脱呢。听她这么说，站在一旁仰望着她的崔梨花，脸上就有了迷茫的表情。
“他也亲我吗?”憋了半天，生性胆小的崔梨花终于问道。
“也亲。”母亲想了想，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终于有一天，在那间光线幽暗的修理铺里，父亲趴在堆满半导体零件的小桌上，手里攥着一把绿色的小改锥，死了。
据说是心肌梗塞。
那天傍晚，我到得稍微早了一点。常保国在邻居家打牌，还没回家。姐姐在砧板上剁肉。她本来也可以使用冰箱里的肉末，可她说机器压出来的肉泥有股子生铁味，不好吃。她只比我大两岁，可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打量她。她笑起来的时候，总有一种故意讨好别人的意味。虽说一向如此，可我每次看见她这张脸，心里总有点厌恶。她问我最近有没有找到意中人，并马上提到，她们单位有一个离异的同事，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人倒是很实诚，长得“美丽端庄”，就是说话有点大舌头，问我愿不愿意见一见。
我告诉她，前几天刚刚遇到过一位算命先生，听他的口气，似乎我这辈子再也结不上婚了。我没提是在哪儿见到这位算命先生的，她听不得“蒋颂平”三个字。
“算命瞎子的话，你也能信?”姐姐说，“这些年，我给你说过的对象，少说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要我说，你恐怕心里头还是忘不了玉芬那个狐狸精。”
“没准是吧。”我笑了笑，胡乱地敷衍了一句，懒得和她再说下去。
“你要不要进里屋去看会电视?保国一会儿就回来。”
我麻木地望着她，没有吱声。看着她近来染得黑里透黄的头发，我的心里忽然有些伤感。恍惚之中，我一度出现了错觉，仿佛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就是母亲。像母亲那么瘦，像母亲那样越长越小。一阵凉风吹进屋来，老槐树抖下几片黄叶，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阵阵发酸。有点想，怎么说呢，有点想过去搂搂她。
“要不，你到外面去转转?”姐姐对我的失神似乎也有点意外。
于是，我走到了屋子外面，坐在院子的门槛上抽烟。
胡同里停满了汽车、平板车和残疾人的三轮摩托。父亲当年工作过的那个修理铺，早已不在了，如今开了一家明炉烤鸭店。隔壁的国营理发店和一家浙江人开的裁缝铺子也都不见了踪影。只有公共厕所还在原先的位置，还像原先那样骚烘烘的，只是外墙贴上了蓝白相间的瓷砖。胡同里来来往往的人，我自然是一个都不认得。
人的记忆，确实有点不太可靠。我明明记得这个胡同，曾经是那么宽，那么长，仿佛到处都是树木的浓荫，满地都是白色的槐花，不像如今这般杂乱和逼仄。小时候，胡同东面的丁字路口，长年都有小贩在那儿摆摊。夏天是摇着扇子、戴着草帽、叠着好几层肚皮的大爷，照看那一堆碧绿的西瓜。冬天，占据那个街角的，是烘爆米花的山东人，或是卖冰糖葫芦和棉花糖的小贩。
坐在门槛上，看着夕阳中荒芜的街道，我心里有一种浮薄的陌生感。那些过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种早已衰歇的声音留下的回响，搅动着迟钝的记忆。我并不喜欢怀旧，心中有些沉甸甸的伤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曾被称作“家”吧。屋顶上的飒飒的树声，枝桠上的月亮，蝉鸣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气中刚出炉的煤渣的香气，曾经日复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轻轻触摸我的灵魂。一旦那种特有的幽寂之感压在心头，你就会有一种时过境迁、精华已尽的恐惧，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经被挥霍完毕。
我们家在胡同的东头，蒋颂平住在街西。我们两家之间，隔着一座小四合院和一机部的家属大院。那座精致的小四合院不常有人住，但偶尔也可以看到门口的石狮子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树木掩映的小院中，有时也会亮起一片迷蒙的灯光，通宵达旦。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当初住在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人。
我时常看见幼年的蒋颂平，踢着一只脏兮兮的猪尿脬，或者滚着一个铛铛作响的小铁环，从街西一路走过来，快到丁字路口，又再折回去。我们家的位置，恰好处在他神秘而孤独的旅程的折返点。有时候，蒋颂平手里，既无尿脬，也无铁环和弹弓，而是用一枚枣核划着墙，在那些布满“我日”和“打倒”字样的灰泥墙上，留下一道道白印，直到他把枣核磨出眼睛和嘴，使它变成一张人脸。
几乎没有人搭理他。
每当他走过我们家门口，母亲总是要多管闲事地探一探身子，朝外面张望，并感慨一句：蒋二麻子家的这根独苗，大概是她所见过的最孤独的孩子了。“蒋二麻子”是谁，他们家大人是干什么的，我从未听人说起，更未见过面，仿佛他们压根儿就从未存在过。后来，颂平渐渐就和我姐姐混熟了，并很快加入了女孩子们的游戏。踢毽子，跳橡皮筋，抓羊拐，居然样样精通。蒋颂平自甘堕落地在女孩儿堆里混，大概是那个年代过于寂寞了吧。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姐姐忽然就迷上了抓羊拐游戏。她把羊的踝骨磨得像玉石一般玲珑剔透，将它浸泡在红墨水中染色。她还偷偷地用珍贵的绿豆缝制漂亮的沙包，不知道挨了母亲多少巴掌。我从未玩过这种游戏，也不大知道它的规则，但我似乎听说，要玩这个游戏，至少得有四枚羊拐才行。在那个年月，要弄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而蒋颂平有一个魔术师的口袋，只要姐姐想要，他的口袋里一定会有。当他把一枚枚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黑乎乎的油腻之物递到姐姐手中，傻傻地向她大献殷勤的时候，姐姐总是对他哈哈大笑：“蒋颂平，莫非，你爸妈是开羊肉店的?”
父亲发心脏病猝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他干活的那家无线电修理店。在父亲生前用过的那个工作台前，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店里另外两个修理工，只当看不见我。他们既不和我说话，也不关心我干什么。甚至就连父亲死去的那些日子，我也没有从他们嘴里听到片言只字的安慰。我的心里受不了那份冷漠，就暗暗地怀上了憎恨。我每天大模大样地走进修理店，坐在父亲的工作台前，看着那台装了一半的收音机和那把绿色的小改锥发愣。仿佛那是属于我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