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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党内主流不合拍是由来已久的事。他不是中共党员，却始终是中共的战友。作为左翼作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日共。一九五三年林默涵、何其芳等党内文艺「理论权威」出面批判他时，仅仅是说他「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已，文章毕竟还是在文艺范围内做，并没有同政治搞到一起。鲁迅早就说过「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这次他果然咽不下这口乌气，遂自书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将对他的批判一一反驳，上书中共中央，希望中央能主持公道，定夺此案。但是胡风太天真了。在文艺方面，毛泽东认为他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期所作的「讲话」早已定了乾坤，文艺工作者只有照本宣科、按精神办事的份儿，岂能另起炉灶再搞一套。胡风那三十万言的意见，阐述的是他自己的文艺理论。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而坐了七年牢的诗人绿原将它概述为：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注２９：绿原《胡风与我》，刊《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这些见解与毛的《讲话》大相迳庭，毛自然不容。何况当时尚无其他政治、思想领域的运动，毛正需要一个斗争的靶子。胡风不啻自己送上门来，于是毛立即就势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避免人们在文艺理论上争执不休，毛一开始就否定了《文艺报》编委为发表批判胡风材料而写的「按语」。康濯所起草的那个「按语」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写的，主要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观、世界观」。毛泽东一看便说：「要不得，不能用。胡风怎么只是个文艺观、世界观问题？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注３０：康濯当时是作协书记处候补书记，《文艺报》执行编委，驻协会作家党支部书记。引文为康对作家古华的谈话，见古华《一代革命作家的悲剧》，载香港《争鸣》一九九一年五月号。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森默涵对此的回忆载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他自己熬了个通宵，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连同胡风的「罪行材料」交给《人民日报》发表。他无中生有地给胡风捏造了一大堆罪名：「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著反革命勾当」。这样一来，胡风文艺观点的是非就无人再关心了，他那可能动摇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性的理论被封杀了，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的确，胡风是「延安讲话」发表以来唯一系统地向它挑战的人。胡风成了反革命份子，毛杀一儆百之计彻底成功，从此就再也没有甚么「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出笼了。给人定罪要有材料，公安部采取全国统一行动，将凡与胡风有过同事、师生关系的人及有过书信来往的人，全都抄了家。从抄得的信件、日记里摘下片言只语，便足以给胡风定罪了。为了搞臭胡风，中共当局曾不惜工本，将胡风的罪状编绘成连环画，以小人书的形式散发到千家万户（《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短短几个月发行了五百多万册）。因为这是一场运动，人人都得表态。巴金回忆道：「人们劝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很不客气……」于是他也只好写几句，说鲁迅先生受了胡风的骗，说胡风「做贼心虚」云云。（注３１：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有人因为写揭发文章对胡风骂得不够狠，只好再度写文章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份子打掩护。」郭沫若在胡风等人被捕后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会上则说：「以我个人来讲，认识胡风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破坏份子。我们可以说，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觉……鼻子不通，大中伤风。」（注３２：《文艺报》一九五五年十一期第二十九页）由于人们知道胡风与鲁迅有较深的友谊，而鲁迅又是被毛捧为圣人的人，为了剥掉胡风的老本，当局便将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弄出来，让她宣布：「鲁迅爱党爱人民，胡风反党反人民。划清界线，胡风绝无丝毫似鲁迅。胡风只不过是鲁迅的叛徒。」（注３３：《文艺报》一九五五年二月号第三十五页） 毛称鲁迅「没有丝毫的媚骨」，当属客观，但这不等于鲁迅的妻子也如此。「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锺」。许广平不敢为其亡夫的故友胡风鸣冤叫屈，己够悲哀，还被逼著拿起小锺去敲那面破鼓，该是何等凄惨！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作协）按照党的指示，公布了一个《决议》，除了开除胡风的会籍外，还「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作必要的处理」。（注３４：同３２：） 「处理」是逮捕的代名词。由党的官员把持的作协出面向党「建议」逮捕其成员，虽有些不伦不类，但确实可以镇服所有的作家。批判胡风的高潮的一天夜里，胡风被黑布蒙上眼睛，被麻绳捆上双手，进了一所监狱。 胡风进了监狱，毛泽东钦定他有「可杀之罪」，但又认为「杀了不利」，饶了他一命。至于那该杀之罪究竟是甚么，当局从来也没有向人民大众公布过。 其实，具体办案的政法人员早已明白胡风的冤枉，只是由于毛先将胡定了罪，他们便无法循法办事了。直到一九五七年四月，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到中国人民大学作报告，有人向他问到胡风时，他还这样回答：「现在侦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仅仅是因为「不虚心」，胡就得在监狱中（而且是在最易使人精神崩溃的单人牢房里）蹲下去。到了一九六五年，胡风已经蹲了十年冤狱，毛的「可杀之罪」已经明白成了笑料时，当局还为了毛的脸面而坚持要胡————认罪。可是胡偏偏就是那么「鲠直」，就是不肯用认罪去换取宽大。他对被关押数年后获释前去探监的妻子说：「我何尝不知道大帽子底下过关的诀窍，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僵持了一阵之后，胡风终于未被宽大，此案以「十四年有期徒刑」告一段落。但判刑之后就将他释放回家（「监外执行」），了结此一公案。至于文革后他又重被收监，又关了十几年，那是另一段故事了。为了证明胡风罪大恶极，便要炮制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来，于是一大批党内外的干部和文艺界人士便遭了殃。一九八○年，中共给胡风平反的文件说：此案「触及」了二千一百多人，逮捕九十三人，其中七十八年定为「胡风份子」。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早年在胡风鼓励下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三四年他被捕后曾在狱中化名给鲁迅写了封信，经胡风认出笔迹，鲁迅嘱胡风按月寄钱、物到狱中给彭，直到三七年抗战彭获释为止。彭能文能武，身经百战，一九五二年自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副政委任上转业到上海。因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称赞了他，毛泽东亲自点名：「上海为甚么不出彭柏山？」「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彭柏山」便被搞出来了。他原先所在的第二十四军也大搞了一阵肃反。他在湖南茶陵县老家的大哥受累被定为「坏份子」，于一九六○饿死；担任乡长的二哥则被开除了党籍。关押了一年半后，实在找不出罪证，当局只得给彭按上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般份子』」的帽子，开除党籍，释放回家。一九六五年彭到了河南农学院，在图书馆中当资料员。文革中这种「份子」是跳不脱的，他在被打得体无完肤、头发被揪得剩不了几根之后，终于自杀。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思，一九四六年曾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以后又去看望过胡一次。这时他也被抓起来「受审查」。他不像彭柏山拖到文化革命才自杀，他当时就服安眠药解脱了痛苦。彭柏山、郑思与胡风相识，说他们是「反革命」，是「胡风份子」，多少总还有风影可捕可捉。可是，当年延安青年鲁黎同胡风从未谋面，只是他在延安写的一首名为《延安赞》的诗，经人推荐给胡风主编的杂志发表，他也就成了「胡风份子」。 胡风的妻子参与了三十万言书的抄写工作，当然地成了「胡风集团骨干份子」，也坐了牢。上海的名杂志编辑尚丁，作为上海市人民代表，白天还去视察了监狱，当夜却莫名其妙地被捕进了监狱，原因是他有几个过去的同事成了「胡风集团骨干份子」，他也就被划进了「胡风集团」的圈圈。三十年代起将小说投寄胡风主编的杂志而进入文坛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在一九五五年春节胡风已处于被批判状态时，他与朋友饮酒，还「祝胡风身体健康」。作为「胡风集团骨干份子」，他也进了监狱。在此之前，他先后蹲过几次监狱：一九三五年在北京读书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由家人花钱保释；抗战未期被日本人捕去，直至日本投降才获释。但唯有这中共的监狱蹲得特别长，而且押了十年之后才判刑。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的抗州诗人阿珑，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抗战中受过伤，后由其为周恩来秘书的朋友安排到过延安。以后他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多次将军事情报托胡风转故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女带到延安，直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发通缉令要逮捕他才逃走。现在他成了「反动军官」兼「胡风份子」，判刑十二年，死于狱中。胡风曾因不满足于看马列著作的译文，请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谢韬帮助查找原著，谢因而成为「胡风反革命份子」，坐牢二十二年。作家路翎，不到二十岁就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财主的女儿们》，一九四八年一出版就销售一空。其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一九四六年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中共执政前他总共出版了计二百万字的小说集。由于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他在狱中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后，人们「在一条脏胡同裹，在大扫把扬起灰尘和垃圾中间，发现一个蓬首垢面的老头低著头一面扫，一面喃喃自语……这就是当年名重一时的路翎。」「有人去探望他，把他过去写的书送给他看，他一面摩挲著陈旧发黄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漠地问道：这会是我写的么？」（注３５：《新华文摘》一九八五年第四期第一八五页。）已有三十年中共党龄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是学者型的革命党人。他著过好几本书，其中《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一书曾为毛泽东称道。他虽与胡风没有关系，却因批评过毛泽东，也被打成「胡风份子」，同胡一样，关了十年黑牢之后才被判刑。当局也要他服罪以换取「从轻处理」，但他坚持「无罪可服」，一直坐完了他那十三年刑期。一九六八年刑满之时正值文革，他被留在狱中，直到病重才送回家。但家数口仅一间房，他无处栖身，不得已又拖著病躯自愿返回监狱，并死在那里。一九四九年离台湾经香港北上的美学家吕荧，作为一名学者，本来无事，但在胡风等被捕后召开的文联大会上，主席郭沫若要求将胡「作为反革命份子依法处理」，他上台坐到郭和主持斗争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间，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这样，他也被扣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的罪名。文革期间，他在劳改农场被宣布为「疯子」，从队长到歹徒都折磨他，凌辱、漫骂甚至殴打，几乎天天发生。他曾鼓励难友「要坚持信念」，人民是必胜的」，但自己却未能坚持下来，在病饿交迫下，他默默死于一九六九年春天之前。掩盖他的一堆土旁立著一小块红砖，上面用粉笔写上「吕荧」二字。这就是他留在人间的一点记号。一个美学家死了，正如另一个「胡风集团骨干份子」、被迫害死去的作家阿珑的诗里所说的：「我要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胡风案波及不大，不过「触及」了两千人而已，但这只是中共官方的说法。相比之下，当时作协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康濯的数字可能更为可靠：「全国被清查、揪斗的达十馀万人，被捕入狱的一万多人。有的人仅是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听过胡风的某次报告。」（注３６：康濯当时是作协书记处候补书记，《文艺报》执行编委，驻协会作家党支部书记。引文为康对作家古华的谈话，见古华《一代革命作家的悲剧》，载香港《争鸣》一九九一年五月号。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森默涵对此的回忆载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毛泽东对胡风的历史所栽的赃，纯属他个人的忆造，他对胡的经历根本不了解。真正了解胡风的人是有的，这便是周恩来。 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九千人被国民党人围剿、仅一千馀人逃生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重庆捕捉亲共人士，周恩来及时派人送去路费，让胡风与别人一起到香港隐蔽。这一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不敌日冠，香港沦陷，周又指示将他们无一遗漏地营救出来。当时国内气氛有所缓和，周指示胡风回到重庆，支持他向国民党登记出版杂志，以文艺为武器与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共产党翻了身，胡风反倒被宣布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了。然而，周恩来不出来说话。他只做「中转站」，将毛的指示转给领导文艺界的周扬，自己不加工。不与毛正面冲突－－这是周恩来在二十年前红军长征被期的遵义会议上被毛夺了军权，逐渐沦为毛的助手之后所采取的既定方针。这样就再也无人对胡风施以援手了。周恩来对胡风也不是一点忙没帮。据康濯说，文革中胡风被重新判决，本拟判处死刑，「经过总理多方周旋，改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留作反面教材。」（注３７：同注３６） 胡风等「份子」入狱后，作家巴金曾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可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问了。」过了近三十年，他回忆当时的情景道：「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注３８：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巴金将「反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反右」、文革相提并论，说他一想起这「三大运动」，「便不由得浑身战栗」，正是肺腑之言。在毛泽东统治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整罢一批人整另一批人，这一次不过是「轮到胡风倒楣」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