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女间谍》
（摘自一个侵华日本军官的回忆录）受南美某知名华文刊物的委托，我们将在论坛中视情况发展逐步公布我的委托人在南美方面获得的部份资料。南美洲一向居住着日裔人士，由于可以想象的法律及人性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资料的提供者——将不透露他们以及作为他们长辈的材料、作者的真实情况。
因此，我的授权方同样不能以任何方式确认材料的真伪，这已经影响了对这些材料的更有效的使用。但是在阅读过这些文字之后，感到必须将它们——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公之于众。
材料由日文译成英文再译成中文，全部约十万字。从表面上看来是侵华日军中下级军官的回忆记录。
原文题为《中国女间谍》。
叹！叹！叹！三叹评论：战争让女人走开！因为战争太残酷。政治让女人走开！因为政治太肮脏。
原文如下：
××中尉是个只知道蛮干的笨蛋，他在审问时虽然十分凶暴，一开始行动就把人打得半死，但是如果被讯问者顶过了前面的那一阵暴风一样的突击，××便会开始不知所措起来。通常会当场把对方在讯问室里打死，照我的看法，那人在死之前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当然作为被问的对象，一下子碰上一个暴跳如雷、喊打喊杀的家伙可能会被吓住。不管怎样，××中尉的成绩也还算不错。他执行犯人喜欢砍头，而且常常随车去现场亲自动手。我怀疑他在为自己积累某种记录。另外，他从不认真审问女人。
那天上午他一直在主持审问一个中国男人。由于有居民报告说邻居家晚上进入了一个可疑的男人，我们便把那家的丈夫和他的来客都抓到了宪兵队里。这本来多半是胡闹，但问题是那个从村里来的家伙长得个子高大，而且在宽阔的脸膛上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让人怎么看都觉得他像是一个土匪。
等到我中午进去找××中尉时，那人壮大的身体被剥得赤条条的绑住四肢，仰天躺在刑讯用的铁床上，捆他双脚的那一头在下面垫了两块砖头，这样使他的头部向下一些，灌水会比较方便。
问讯室里满地都是水，看来已经给他灌过好几轮了。他躺在那里半张着嘴，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天花板。
“吃饭去吧。”我对××中尉说：“他招供了吗？”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有些敷衍地说。
那男人开始坚持说是受乡里之托给人往城里的亲属家带些土产，而他自己进城是找谁谁要年初欠他的一笔工钱。灌到后来，他就说在村里见到过土匪，再后来变成了他家里就藏着棉布和两枝枪，准备送给土匪。
我看了看××中尉，认识到他也明白这个中国人是在编造谎言。
但是，第二天××中尉还是决定亲自带人押着那个犯人去乡下。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可能的原因是那一带确实有土匪活动，他想藉这个机会去恐吓一下村民。
结果半路上出了事，那辆卡车冲下了路边的水沟，再从水沟里弹出来侧翻到另一边的田里，以后发现××中尉当时就死了。
车上摔成了一堆的宪兵们很紧张，以为遭到了土匪的袭击。他们跌跌撞撞地爬出来在车边卧倒出枪，往四处张望。结果他们发现的唯一一个人影就是那个犯人，他已经趁乱跑出了三、四十米了，很难想象他戴着脚镣还能够跑得那么快。
临时负起了指挥责任的××曹长喊：“目标，西南方四十米，射击！”只一声枪响之后那人就倒下了。
本来还剩下四个没有受伤的宪兵，完全可以把那家伙轻而易举地抓回来，可是他们当时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戒备可能埋伏在周围的土匪，因此采取了这样决断的措施。不过他们并没有遭到袭击，卡车纯粹是偶然翻掉的。
在这之后，命令我代理宪兵分队队长的职务。
我当时认为很有可能会获得正式的任命，于是在部队的防区内努力地工作起来。事情发生时我正好就在上岭，上岭镇距离省城四十多公里，是从省城开出的火车停靠的第一个车站，也是一个农产品集散的内河码头，这里是23联队布防的重点。
一个白左机关的中国特务把电话打到了联队的值班室，他结结巴巴地请求皇军支援，他说他正在上岭执行秘密任务，现在在江岸旅社的大门口。
少尉野山带了两个人换上便衣找到了他，那个干瘦的家伙已经被吓坏了。据说，他奉命从邻省跟踪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组织联络员的年轻女人回省城，按照情报，联络员应该把一部电台带回省城，白左机关也按照这样的判断在省里作了准备，但是没人想到那姑娘突然在上岭下了车。
大半天时间里，白左的人一直浑身流着冷汗在小镇上拼命地盯着那个女孩，几乎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再说镇里屈指可数的几部民用电话也跟本打不通省城。直到他确认跟踪对象住进了旅社，才发疯似的狂奔到火车站，用电话找到了驻扎在当地的日军部队。
军队的宪兵并不喜欢装腔作势的白左机关，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通过军队的通讯系统向队部作了报告。
那个中国人坐在江岸旅社对面的一家破烂的饭馆里不停地嘟囔着：“我肯定被她看见了，我肯定被她看见了。”看着他那一身在上岭这样的小镇里显得十分可笑的黑色衣裤和那顶礼帽，野山不得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断。
就在这时候，他们的目标走出了江岸旅社的大门，她手里提着一口看起来很重的皮箱，沿着镇中唯一的大路往前走了两百多米。迎面开来一辆23联队的卡车，姑娘挥手，车停了下来，爬出一个白净的学生似的小子，笑得像一朵花。
姑娘给司机看一张纸条，这使得后者放声大笑起来，“上车的，上车的。”他一连串地说。远远跟在后面的两个便衣宪兵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十秒钟的寂静，更远一些的小饭店里冲出一个穿中式褂子的家伙，手里挥舞着一枝手枪，他用日语大声喊叫道：“不准开车，抓住她！”
当三个人：两个宪兵和一个中国特务把姑娘按在汽车边上搜查她的身体时，野山从地上拣起了那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请带我去城外找厕所。”
我们首先盘问了白左的那个小子。白左机关认为那姑娘隶属于某个外国（不是中国）的军队情报组织，是负责运送物品和情报的联络员。当然，她自己是中国人，她的公开工作是省城××高等国民学校的教师，名字叫陈惠芹。
那个中国人只知道这么多。
在犹豫了大约十分钟后，我下令回省城，把姑娘带回我们的队部。
第一天
省城的宪兵分队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占了一个不小的院子，据说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隐居的中国军官。我们在前面建造了一排临时拘留犯人的砖房，正房供分队的人员使用。后院靠墙原来可能是佣人住的几间房间作为讯问室，院子隔壁住着一队配合我们行动的中国警察。
我带了两个宪兵直接去后院，同时让中川少尉去提一个年青些的女犯到询问室隔壁的所谓“二号室”：“挂起来，让她叫两声。”这是准备在审问女联络员时对她进行恐吓用的。
那个年青姑娘被带了进来，我让她坐下后盯着她看了大约三分钟。野山他们在上岭拘捕她时就给她戴上了手铐，她把上了手铐的双手平放在腿上，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
她算不上是美人，虽然是蛋形的脸，淡淡的眉毛和细细的眼睛都像是画在脸上的几条细线。鼻梁窄，鼻子有点尖。不过她的皮肤白晰，脖子和手臂也很长。
我从最一般的问题开始。叫什么名字、几岁、哪里人、干什么的、家里有什么人……等等。她平静地一一回答，并且说的都是真实的情况。叫陈惠芹，二十三岁，在××国民高等学校教书……等等。
有趣的是，她说这两天到邻省去转了这样一个圈子是因为在学校里跟上司吵架，赌气请了假，随便找个地方待几天。
这是设计好的答案，因为探亲访友需要提供真实存在的人名和地址，会不得不说出更多的能够被查证的东西。
最后我说：“好啦，好啦，你把发报机弄到哪里去了？说出来，我们大家就都不用浪费时间了。”
宪兵们已经拆散了她带的那个皮箱，里面既没有发报机，也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她假装吃了一惊：“什么发报机？我怎么会有发报机？”
我停下来继续盯着她，安静中从隔壁传来女人的惨叫。
我劝说了她一阵，结结巴巴地说了些皇军是来帮助支那人的，她还很年青，不要为某国的白种人卖命之类的讨厌话。我能说一些中国话，但是很不熟练。陈惠芹很天真地眯缝着她的细眼睛看着我。
我冷笑起来，用日语说：“我的时间不多，打扰了。”对一直立正站在旁边的宪兵挥了挥手。
他们上前抓住她旗袍的门襟，轻松地往一边撕开，给她打开了铐在身前的双手，顺带着把她的手臂反拧到身体背后，再把她向下按跪到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踢飞了她脚上的布鞋。转眼之间，她身上的衣服连同内衣全都被从身后撕扯下来扔到了屋角里。
训练有素的宪兵把半裸的姑娘扔回椅子，给她反剪在背后的手腕“喀嗒”一声重新锁上手铐。两人转到她身前蹲下，用废电线把她的脚腕分别捆在椅子的两条前腿上，顺手拉掉她仍然穿著的白布袜。他们用一把折刀割裂她身上仅剩的内裤，从她的臀下把碎布片抽出来。
女孩并没有十分地挣扎，也没有说什么“别碰我”、“让我自己来脱”之类的蠢话。
我转开脸看着墙上挂的字画发呆，两个宪兵之一，矮胖的中川少尉向被迫赤裸裸地分开腿坐着的年轻姑娘俯下身去，他用一只手玩弄着她的一个乳头，另一只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她的身体，最后停在姑娘的两腿之间，翻来覆去地摆弄着，中间姑娘几乎是惊讶地“啊”了一声。
中川从里面抽出沾湿的中指举起来，上面有不多的一点淡红色血迹。中川停了两秒钟，随即大笑起来，他把手递给姑娘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说出来，发报机，哪里？支那女人，皇军大大地爱护。”
陈惠芹在开始时用不太大的声音骂了几遍“畜牲”，现在闭上眼睛把脸转向一侧，不过从两颊到原来白净的脖子都变成了鲜艳的桃红色。
和一般中国人的想象不太一样的是，驻守在较大些城市中的大多数宪兵并不经常强奸女犯人。他们的津贴可以保证他们在中国的城市里享受到十分不错的生活，在需要时他们可以去很好的娱乐场所寻找日本女人，也有人找了中国人并且为她在城里租了房子。客观地说，搂抱涂脂抹粉的日本女人，比趴在那些肮脏的女囚犯身上要有趣得多。
当然，前线的野战部队在进入敌对地区时军纪的混乱是任人皆知的。有时为了打乱审讯对象的心理，也会命令部下在询问室里进行强奸，但是大多数时候宪兵们并不是十分情愿的，因此更多地是让协助我们行动的中国的警备队来干。
现在对于是否要让中川继续干下去我就有些犹豫不决，有些女性被奸污后会完全放弃抵抗，像失去了支柱似的问一句回答一句，但也有可能变得完全一言不发。从陈惠芹被侮辱到现在的反应，我判断不出她会是那一种情况，我站起来制止了中川。
“还是不肯老实地说吗？那样的话他们会像公猪一样爬到你的肚子上来，你想试试看一个晚上能招待多少头猪吗？三十？四十？”
她害怕了，软弱地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守法的良民。”
我向她逼近过去，这才第一次仔细地审视她的裸体。和大多数的黄种女人一样，她胸脯上鼓起着两个不大的半球形乳房，几乎像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乳头和乳晕细致得就像蔷薇花瓣。不过她的双腿和她的脖颈与手臂一样，纤细修长，看起来很引人注意。
“说！东西在哪里？要送到哪里去？”站在她身前一步远的地方，我突然大声地吼道。
“我是教师，没有要送什么东西。”
“混蛋，自找麻烦的母猪。”我装做怒气冲冲地冲出门去，一边对宪兵说：“带到隔壁去。”
二号室里野山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对赤条条地挂在屋子一头的那个年轻姑娘还有印象，他们中学的老师被人密告有反日言论，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野山少尉便去把那个教师连同他读书会的学生全部抓进了宪兵队。教师被揍得半死后判了十年徒刑，送到哪座矿山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了。有些学生被人保了出去，剩下运气不好的，既没有判刑也没有释放，就一直关在宪兵队里，有时就像今天这样被用来当作恐吓的材料。
为了制造效果，野山把她反绑上双手，用一个大铁钩从颌下钩穿她的下巴挂在天花板上垂下的铁链上，让她的双脚只有脚趾着地，弄得她嘴巴里、脖子上乱七八糟的到处是血。她凄惨地往后仰着头，下巴尖奇怪地成了整个人的最高点。
一个新兵坐在她身前，守着一个中国北方居民家中常用的小煤炉，等上一阵便抽出一根烧红的铁条按到女学生身上。女学生全身像鱼似的一扭，因为嘴中插着钩子不太喊叫得出来，她每次只是从嗓子深处发出一声惨痛不堪的呜咽。
我注意到被带进来的陈惠芹转开脸躲避着酷刑场面，不过她并没有因此变得合作一些。我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下令说：“开始干吧！”
宪兵把她推到浑身散发着焦臭味的女学生旁边，用另一个垂下的钩子钩住她的手铐，把她双脚离开地面悬吊起来，然后挥舞军用皮带狠抽她的身体。
打了大约四十多下我叫停，把她从上面放下来，她用手臂支撑着上身坐在地下，急促地喘息着，白晰的皮肤表面高高地鼓起了一条一条的青紫色伤痕，原来整整齐齐的短发被汗水零乱地沾在额头和脸颊上。
开头的这场鞭打和前面剥去女犯的衣服一样是为了震摄讯问对象的决心，使她认识到这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事规则，进而怀疑自己事先积蓄的意志力是否足够。
宪兵把女人按跪到地上，把她的两手换到身前，往她的手指缝里挨个夹进粗大的方竹筷。两个粗壮的家伙握着筷子的两头，表情冷漠地用劲压紧。一瞬间，女人受刑的右手上四个手指笔直地张开，大大地伸展在空中，而她跪在后面的身体却像是被抽掉了骨头那样瘫软到地板上扭摆着。她在狂乱中本能地往回用力抽自己的手，宪兵们抓住手铐把她的手拉到合适的高度，重新开始狠夹她的下两个手指，以后再换上她的左手。
“好姑娘，想起来没有？东西要送到哪里去？”
她侧身躺在地下，一对细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声不吭。
中川拿来一块厚木板压在她的踝骨上，把穿著军靴的脚重重地踩上去，姑娘痛苦地“哎哟”了一声。中川抬起脚一下一下地跺着，终于使她一连声地惨叫起来，这是用刑以后她第一次忍不住喊痛。
中川在她脚边蹲下，摸索着姑娘已经皮破血流的脚踝，大概是想看看骨头有没有碎，但是接着他却握住姑娘的一只脚打量了起来。女孩的脚背高而窄，足趾因为细长显得柔弱无力，中川带着“确实值得一试啊”那样的神情捡起扔在地上的筷子夹进她的足趾间，直接用手使劲压着。
把她拖起来仰天捆上了那张铁床，在脚那一头垫进几块砖头使她的头部低一些，用湿毛巾堵住她的鼻子，这样她为了呼吸不得不张开嘴，中川便把冷水不停地往她的嘴里倒下去。她又咳又呛地在水柱下面挣扎着，中川是老手，一会儿功夫就把她的肚子灌得大大地挺了起来。
解下来放到地上猛踩她的肚子，她软弱无力地试着把中川的皮鞋从自己的肚子上推开，那当然是毫无用处的。水从她的嘴里、鼻孔里和肛门中一股一股地涌出来，弄得她满脸满身都是水淋淋的，地面上也变得又湿又滑。
我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两个宪兵已经让到一边，留下她一个人躺在那里，全身抽搐着没完没了地呕吐，这时她吐出来的已经是小口小口淡红色的血水了。
就在地上按住她，又给她灌了差不多一铅桶水。看着纤细的女人把铐在一起的双手捂在圆滚滚的大肚子上可怜地扭动身体，努力避开皮靴的踩踏，那种地狱般的情景是每个人都要同情的吧。不过我刚才接的电话是队里打来的，中佐的怒吼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会还有多少耐心。
我向地上的女人弯下腰，抓住她湿漉漉的头发。这时的陈惠芹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那样一本正经的教师模样，她脸色惨白，半张着的嘴里满是清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干呕使她全身颤抖得像风中的树叶一样。
“求、求求你们……别再灌了……我……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是那样吗？”我阴沉地笑起来。虽然她仍然在否认，不过看来已经快要垮掉了。“开导开导她。”我对会说中国话的野山说。
野山这个战前在中国开布店的商人，很得意地显示他会熟练地运用中国北方的卷舌口音。他蹲在女人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从来没有人在宪兵队能熬过三天还不开口说话的，我们对她做的还仅仅只是个开头而已，我们将要如何如何，对女人还可以如何如何。
她轻声说：“你们杀了我吧。”
于是野山向她解释，我们决不会简单地杀掉她，相反，我们要让她一直活着经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我们甚至会让医生给她治疗，直到她不得不把我们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们。
当然，在那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好了。我们会放了她，会给她钱，给她在别的什么地方找个事情做。这当然是谎言，被确认了抗日分子身份的人，无论他（她）供认与否，极少有能够被释放的。像陈惠芹这样具有情报背景的对象，在她全部坦白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处决，或者会长期关押起来，准备以后还可能有什么用。
不过这并不是眼前的问题，眼下的问题是我注意到在野山的喋喋不休之下，那姑娘闭着眼睛根本没有什么反应，我意识到她只是狡猾地利用这个机会休息。
大家重新忙乱地活动起来，手摇发电机也被拖了出来。把发电机引出线的铜丝绕在姑娘的两个乳头上猛力地摇着摇柄，电流把她捆紧的裸体打得像落在河岸上的鱼一样上下乱跳。她昏死过去，便用烟把她熏醒再干，等她第二次苏醒过来后，他们解开其中一个线头缠在一根铜棒上，把铜棒插进女人的下体深处。
那个新兵躲在一边机械地摇动发电机，姑娘惊吓般地大大张开嘴巴，一开一合地挣扎了近十秒钟才叫出声来，那种恐怖怪异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完全不像是从人的嘴里能发出来的。不过在当时我们丝毫也不在意，在二号室里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盯着她的胸脯和乳房，可以清楚地看到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在那里停留了几秒钟，变得像一粒黄豆那样大小，然后就突然地滚落到身体下面去。随着摇动发电机的节奏，一股黄色的尿液时急时缓地从她的身体下部流淌出来，很快地在地面上积起了一滩水。
她的眼睛恐怕从生出来起就没有瞪得那么圆过，见她的黑眼珠往上翻过去我们便停一会儿，等她恢复些再摇。
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居然还是没有结果。女人的嘴边涂满了带血的口涎，嗓子已经完全叫哑了。估计这样下去她可能会经受不住而死掉，于是我决定暂时停止，把满脸都是眼泪和汗水的姑娘扶起来喂了点盐开水。
“让她休息三个小时，给她吃点东西。”我对中川说：“十一点钟，找几个人来陪她，她一个人躺在这里不冷清吗？”我补充了一句：“不要叫中国人。明白吗？”
“明白。”
这整件事必须完全地保守秘密，对中国的警备队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只好依靠中川他们了。
我去了一家也许叫做《××之月》的娱乐场所，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夜，到早晨再回宪兵队。但到了半夜就清醒过来，开始反复地考虑这个案子。按照我了解的这个情报组织的工作方式，只要拖过两三天，那个女教师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预定接交物品的时间，很显然等到这个时间一过，再也不会有人还愚蠢地等在那里。也许，如果我足够幸运，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多端，事先会为第一次交接万一失败安排了第二个联络地点，那样的话，我就还能再有一两天时间。
另一方面，我还得为在上岭愚蠢的逮捕行为作出辩解。我无从得知白左机关他们对陈惠芹的控制程度，因此也无从判别在面临失去跟踪对象时究竟是不是应该像野山那样喊叫起来。
要是这样推想下去，就会有无穷多的应该如何以及不应该如何。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让那姓陈的女教师迅速地说出详情，我便可以相机行事。只要有了成绩，无论当初干得是对是错都不会有人追究，否则白左机关会到处贬低陆军，宪兵本部的××中佐恐怕只好让我去剖腹。
我在凌晨两点钟返回分队大院里的二号室，屋里点着电灯，陈惠芹依旧赤裸着全身，紧靠着墙壁跪坐在自己的脚上，双手反铐在身后墙脚边横钉着的铁管上面。她的腿向两边分开，疲惫地低垂着头。在她身前的三个宪兵也跟她一样赤条条地一丝不挂，那个小煤炉就放在旁边。
“已经那样干了，正在问话。”他们报告说，我在一边坐下听。
中川他们问的都是淫秽的下流问题，中川多少次，尾崎多少次之类。如果女人不肯回答，便用炉子里烤着的细铁条折磨她。由于被烙在乳房上确实很痛苦，她会觉得这并不是要拼死保守的秘密，就会开始沙哑着嗓子断断续续地回答。问过一阵之后再转到重要的问题上来，中川希望年轻的女人会觉得就连那样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再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探究对方心理的工作手段而已。
“再去内务班叫几个人来，干到四、五点钟让她睡一会儿。不要烫得太厉害了。”我拼命克制着马上开始狂热地拷问的想法，临走前对他们吩咐道。
第二天
我睡到早晨八点多钟。宪兵们在讯问室的地上铺了一块破线毯让女犯躺在上面，秋天的夜里很凉，还从前院的拘留室里拿了一条肮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被盖在她身上。为了防止她可能的捣乱行为，仍然给她戴着手铐，给她的脚上锁了一副五公斤重的脚镣，那么重的型号通常是对男犯使用的。由于我的命令是一分钟也不能让她离开视线，有个上等兵一直守在讯问室里。
我掀开她身上的棉被喝令她站起来，她用了很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扶着墙站直身体，当她努力这样做的时候，两条腿一直在不停地颤抖。她的身体正面已经被烙出了一些伤痕，大多是烧坏了表皮，露出下面一小块积蓄着体液的浅红色肌肉，也有几处烤焦的皮肤像皱纸那样缩成一团。她的手指和脚趾都已经肿胀了起来，其中有几个特别严重，看上去表皮下亮晶晶地积着水，有可能里面的骨头已经断了。
上等兵告诉我，他们后来又叫来了八个人，那么这个晚上她已经被凌辱了十多次了。
“昨天不还是处女吗？现在的感觉肯定很复杂吧？不想谈一谈吗？”
她垂低着头又恢复了那种装傻的样子，像放留声机似的重复着“我是普通教师，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之类的套话。
“走，到隔壁去，看我们会怎样对待你！”我按捺不住急躁的心情，大喊大叫起来。
她扶着墙壁慢慢地走动，由于疼痛再加上脚镣的重量，她几乎不抬脚，只用脚掌擦着地面往前移。她从我身边经过在门口停住了片刻，也许是因为外面的阳光耀眼吧。她的背和臀在逆光中看来很光洁，形状也很好看。但是我已经十分疯狂，只是恶毒地想：要是她今天还是那么顽固的话，我就要让这块地方变得像中国的饺子馅一样。
铁链声在门外停住了，我跟出门去，院子里没有其它人。姑娘斜靠在隔壁房间的门口，一手扶墙，一手捂着小腹，她闭着眼睛，很深地弯着腰。
“哼，受不了了吗？”我冷冷地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她重新慢慢地移进门里去。
“到铁床那一头去！”里面有人喝道。
“往前，再往前，跪到炉子边上去！”
“就这样看着火不准动。”
“这样会暖和一些吧？”
里面的几个家伙都是昨天晚上到过现场的，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描述起当时的情景侮辱着姑娘，一个比一个更加没有顾忌，以至于我在门外听着都皱起了眉毛。
野山兴致勃勃地翻译着，他们越来越高兴，哄笑着要她表演，姑娘已是带有哭腔的声音固执地重复着：“不……不……”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她。
我进去时她已经被拖到了屋子中央，有人紧抓着她的头发。她的脸正好对着门，一双眼睛像是被逼到了屋角里的兔子那样充满了绝望。
“恐怕这样对她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虽然我是这样的判断，走进去本来就是打算催促他们尽快地开始，但还是微笑着等了一阵。
后来还是让她仰天躺到了铁床上，拉开四肢捆紧手脚。
“上面已经烤过了，再不弄弄下面会不均匀。”姑娘足弓很深的脚掌与她平躺的身体垂直着竖立在那里，宪兵们把棉花团倒上酒精，用细铁丝捆绑到她的脚底上。
火点了起来，一开始酒精冒出几乎看不见的蓝色的火。她猛抽她的腿，带动着铁床都摇晃起来，同时偏过头从旁边看着自己正在散发出青色烟雾的两只脚。她紧咬着嘴唇一下一下更加用力地往回收腿，就那样沉默地和系紧脚腕的绳子搏斗了一两分钟。
然后她坚毅的神情被痛苦一点一点地撕扯开去，一长串令人胆战的哀鸣冲开她紧闭的嘴唇。她的两条腿变成了散乱的抽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扭曲成各种奇怪的形态。她转开脸朝天，完全失控地哭叫起来：“妈妈呀，我痛啊……”
火熄灭了，问陈惠芹。她抽泣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烫她！”
从炉子里抽出烙铁，头一下就凶狠地按在姑娘两乳之间窄窄的胸脯上。她确实已经咬紧牙齿做好了准备，但是巨大的痛楚肯定远远地超出了她的想象，她充满恐惧地惊叫了一声，胸廓在火红的铁条下深深地收缩进去。
往她的一对乳房上烫了好几下，再烫她的腋窝。她这时还有点力气，挣扎扭动着身体，断断续续地发出“妈妈呀”、“痛死我啦”、“我真的不知道呀”的尖叫，一声比声比一声凄惨。
宪兵们终于停了手，陈惠芹绷紧的身体也在铁床上松驰开来。既然整个胸乳都已经变成了一大块黑红相间、粘液四溢的半熟的烤肉，她还以为最痛苦的阶段已经坚持过去了呢。
可是拷问的原则就是持续地施加压力。等到通炉子用的细通条重新烤成了炽热的白色，野山舔着嘴唇，开始用它一下一下不轻不重地点触着姑娘敏感的乳晕和乳头。他在这一带非常有耐心地把陈惠芹折磨了很长时间，弄出了一连串紫红色的血泡，再把它们一个个戳穿撕裂，到最后把痛苦不堪的姑娘逼得几乎已经神经错乱了。
等她稍稍平静了一些，宪兵们用手一缕一缕拔光了她的体毛，把烙铁按到她血迹斑斑的身体下部。接下去他们本想再烫里面的粘膜，但是她抖动得很厉害，结果按她的人被烙铁烫了手。于是松开了她，只把烧红的铁条放平了往下面压；再换上一根新从炉子里抽出来的往里乱捅；竖起来从上往下用力划，遇到能探进去的地方，便把半根铁条都伸了进去。
她嚎叫得像动物一样嘶哑难听，眉眼口鼻全都可怕地改变了形状，根本不像是一张人的脸了。她狂乱地把头往后面的铁杆上撞，虽然手和脚都在铁床的框架上捆得很紧，她还是能把背和臀部从架子上挺起来几乎有半尺高。中川用两只手握住她的头发搏斗了一阵才制止了她，往她头上浇了一桶水。
事实上连中川的脸色都有点变了，大家一时默不作声地盯着女人的脸。
“发报机要送到哪里？”
“我、我真的、没有发报机。”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哎哟……什么名字？”
“谁派你来的？”
“……”
又有人从炉子里抽出了烙铁，我朝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了他。用火烙烫确实能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和强烈的心理打击，但过度地烧伤并不能使被讯问者感受到的痛苦持续增加。人体痛感最烈的是表层皮肤遭到破坏，下面富含神经末梢的细嫩的真皮组织被暴露在外的时候。这时的伤处看起来十分湿润，表现出粉红色或粉白色，就是轻微的触摸都能使人痛得发抖。我曾见过被开水淋遍了全身的人，痛得整个晚上在拘留室中用头不停地撞墙，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还停不下来。
如果继续施加高温的话，最终会把全部皮肤连同下面的脂肪完全烤成焦炭，那样受伤者就根本没有什么痛感了。当然，他的那块地方以后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受到感染烂出一个洞，可是对于即时的逼问来说，效果不如较浅些的烫伤。
同时，常常选择乳头、阴部作为烙烫的部位，主要并不是因为淫邪，而是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最为敏感，烫腋下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然，对于生殖器官的施刑，给与男女犯人的巨大心理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
我认为，我的宪兵们不管是使用烙铁还是酒精和棉花都能恰到好处。
宪兵们抓紧陈惠芹的头发，把她的头从铁床上拉起来往前按，让她的脸凑到自己胸前的那对乳房上，让她看看自己的乳房现在的样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认真工作，她的乳房像是两只被一小条一小条地撕去了表皮的水蜜桃一样，浅红松软的皮下组织烂糟糟地浸没在粘稠的黄色体液当中。
把平时用来缝棉袄的大约五公分长的钢针举起来给她看，恐吓她，然后就在姑娘的鼻子尖底下用针尖往她烫烂了表皮的嫩肉上乱划，每划一下，都使她像是怕冷似的直打寒战。最后，可怜的女人眼睁睁地盯着那根钢针一公分一公分从自己的乳头正中扎了进去。恐怕她的感觉会像是扎在心尖上一样吧，她都没怎么叫喊，甚至也没有能够昏过去，却像是被施了法术似的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只露出一点针尾的乳峰。
姑娘全身的肌肉像男人那样一块一块地耸立起来，在皮肤下凸现出清晰的轮廓。她细软的身体现在绷得像拉直的弓弦一样紧。
突然地，那只正被扎进钢针的右乳房像是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似的，在中川手中一抖一抖地跳动起来，每跳一下，便从顶端的伤口里忽地冒出一粒血珠。与它应和着，姑娘正呆呆地瞪着它的细眼睛中也同时涌出一大滴眼泪。
中川又拿起第二根针再给她看……在乳房上划……在第一根针尾稍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再扎进去。
看着第二根针扎进一半，陈惠芹想闭上眼睛，几个声音立刻怒骂起来：“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同时更用力地撕扯着她的头发。
她再睁眼，突然软弱地说：“别，别再扎了。”声调很特别，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后停住了手。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我，我都告诉你们。”
宪兵们把她的头放回铁床上，一齐朝我看。我看了看表，十点多一点。如果这是真的，今天之内还来得及做些事情。我问：“发报机在哪里？”
“在……在江边，大豆集沿江往南一百多米，也许，两百米吧。有一间土坯房子后面。”
我朝野山看了一眼，他后来与那个白左的中国特务一起工作了大半天，把陈惠芹在上岭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好几遍。他稍稍点头，意思是她到过那里。
“为什么放在那里？”
她稍稍有些惊讶：“干什么？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后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她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
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她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她，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种“信箱”的交货方式的，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痛啊！”她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
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姑娘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像个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像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她的肉里。
我的手下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像中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姑娘，即使她是支那人，弄到这种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当然，如果她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陈惠芹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并不喜欢陈惠芹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入完全狂乱的状态时表示同意坦白，然后让他休息一点时间开始讯问，他会表现得十分合作。因为他这时已被吓坏了，只要威胁一下，说要给他重新试用一下刚才的手段便足以打消他重新顽抗的念头。而陈惠芹并不是在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认输的，和刚才的酷烈情形相比，她说话时的态度显得过分冷静了一点。
我扫了她一眼，靠在椅子上的姑娘正低着头，用手轻轻地按压自己被扎进了两根缝衣针的左乳房，撅起嘴唇往上面吹气。她的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展着，而且向两边分得很开（并拢会更痛），旁若无人地正对着她身前的男人们。一天一夜的功夫就把本应是羞怯的未婚女人变成这个样子，也许她是真的不行了吧。
我坐到纪录员的桌子后面，翻开一个硬面夹子。里面当然什么也没有，唯一的一张东西是上岭镇的平面图，上面用铅笔勾出第一天陈惠琴走过的路线。
“陈小姐，我们开始吧。”
标准的讯问应该让被讯问的对象从头开始说，让她一步一步地去组织自己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能等。
“你知道去取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取吗？”
“不知道。”
“东西送到了你怎么向联系人报告？”
“我在三天后戴着红围巾从纬四路的鸿昌布行走到乐记面馆，我不去就是出事了。”
“你的联系人怎么跟你联系？”
“他把信送到学校门房。如果是五点半约我吃饭，我就去信箱取指示或者要送的东西。”
“信箱在哪里？”
“在红山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里面有一条石缝。”
“红山后山……很好。从哪条路上去的？就是李庄前面那条路，有个石牌坊的？”
“不是，是晓沟这一边。”
这么说她确实熟悉红山，牌坊前面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具体地点在哪里？”
“不到山顶，往右边一条小路拐进去。位置这样很难说清楚。”
“这次去××市取电台的指示也是在这里拿的吗？”
“是的。”
“哪一天？”
“前三天，不，是再前一天吧。十二号。”
“胡说！你这个下贱的女人！”我把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把身边的记录员也吓了一跳：“皇军的２７中队在红山做山地作战演习，那片山坡已经被封锁了七、八天了！”
她一时呆住了，嘴唇抖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来。
“胆敢欺骗皇军……想一想，想一想刚才尝过的味道。他们会把针一根一根地刺进你的肉里去，会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我换上一副笑脸走到她身边，摸着她肩膀上的烙伤，四个手指被溢出的液体沾得滑溜溜的，同时感觉到她在我的手下瑟瑟发抖。
“小姑娘，我知道你很痛，痛得说错了话。再从头来一遍好吗？发报机藏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２７中队，也没有什么作战演习。但是如果你并不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里真的去过某处，你就无从确定有还是没有。受审对象的问题在于：事先准备好的供词是不能改变的。你说你是一个普通教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临场重新编造的谎言绝不可能没有漏洞。
我想陈惠芹心里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她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认为她现在再要开口，说的多半会是事实了。
她没有试图辩解，她知道那没有用，只能越说越糟。但是她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我抑制着愤怒和失望转身走回桌子，身后传来乱七八糟的响动和女人勉强压抑着的“哦……哦……”的声音。宪兵们就在椅子上按住她，正在用针扎她的另一个乳头。
我在椅子前立定，向后转，走到她身前再向后转，又走了一个来回。她现在跪在椅子后面，摊平的两手被紧紧地按在椅子面上，用钳子夹紧一根针插在她食指的指甲缝里，再用铁锤把它敲进去。
她的身子随着铁锤的敲击一耸一耸地往上窜，猛烈地向两边甩着头，又有人上去帮忙按住她。
“发报机，在哪里？”
“我……我……我……”她喘息着说了好几个“我”字，却没有了下文。
再往中指里钉进一根，再问：“电台，在哪里？”
她昏死过去一次。
钉无名指的那一根针尖从手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穿了出来，钉满了她右手的前四个指头再逐个地钉她的左手，也钉满了。手背上和椅子面上到处流着血水。
再问：“在哪里？”
她甚至还有力气抬起头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脚。”
把姑娘推倒在地上，让她两脚并拢，脚底贴着一块厚木板，用绳子胡乱地缠紧，脚尖垂直向上，再挨个地把钢针钉进她的每一个足趾中去。脚趾比较短，钢针能一直刺进昨天被夹伤的趾根。从几个肿胀的特别利害的脚趾中流出的是几乎没有血色的混浊的泡沫，量大得令人吃惊。
她第二次昏迷过去，弄了半天没弄醒。
“叫军医，叫山田来。把她弄醒了来叫我。”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们才来队长室告诉我她醒了，已经是傍晚了。
“再烫。”
让她脸朝铁床跪在地下，手臂伸在铁床上捆住。从她的肩膀开始，把烤红的铁条按上去大约五秒钟，换一根铁条，移到下面四、五公分的地方再按下去。就这样顺序往下烙，一直烙到她的臀部，再回到上面从她的脖颈开始。这一次几乎是一节节地烙着她的脊椎骨，年轻女人的反应很强烈。
一直烙到她的尾骨，然后再是第二个肩膀。整个背可以烙三排，我们也就那样烙了三排。
把她解开拖到刑床上，陈惠芹已经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用捆就那么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两条腿无力地垂挂在床边。首先是不能让她昏过去，于是找来山田给她注射了据说可以刺激神经的针剂。
“再叫几个人来。”是我下的命令。于是又去拉来了几个人，二号室里挤着十二、三个男人把陈惠芹围在中间，而那姑娘的女性器官刚刚已被从里到外地烫烂了。
我确实已经发誓要真实客观地写出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的年纪恐怕已经太大了，对于那个晚上的那两个小时，即使是试图回忆一下当时电灯光下她脸上的那种表情都已超出了我的心脏所能承受的限度。
不得不说的是：就在那两个小时的过程中间，为了让她“更敏锐地感受日本人的气概”，对她的体内至少又用过一次烙铁。
有两个家伙一开始就在小炉子上用一个铜锅煮辣椒酱，就是那种农民到处成串挂着的红辣椒，切成碎块放了小半锅，加些水在火上炖着。后来呛得大家都受不了，便把整个炉子拎到屋外去了。
大家结束之后把锅子端进来，是小半锅红彤彤、烂糟糟的东西。对女人说：“那么久地工作过很疲劳吧？明天会化脓的，给你消消毒吧。”于是拉开她的大腿，赤手把红色的辣椒酱一把一把地塞进去，再用手指抹开。为了不让她用手干扰，把她的两手又反铐到身后去了。
其实陈惠琴根本无力干扰，她几乎连扭动身体躲避一下都办不到。她平静地躺在那里听任他们在下面胡闹，偶尔轻微地抽搐一两下，从喉咙深处发出几声短促的、像是晚上做恶梦的人那样的哼哼声。不过随着辣椒在体内产生了效果，她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起来。
“好了，身体里一定会觉得很温暖吧？”大家站起身来看着她，那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被人分开的腿慢慢地并拢，又努力着把一条腿抬起来搁到另一条腿上。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夹紧，再把身体向一边侧。
她一共试了三次才使自己侧卧过来，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以一种电影慢放般的迟缓速度完成的。她现在努力着曲起双腿把膝盖顶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样还是不行。她窄窄的鼻翼向外张开，胸脯上下起伏了半天才积聚起新的力量把两条腿在脚镣的限制内重新尽量地伸开，像被烫了舌头那样往嘴里吸冷气。这其实跟她烧灼的下身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嗫嚅着说：“渴，给点水……”
这提醒了我们，有人轻轻一捏就弄开了她的嘴，她睁大眼睛紧盯着那口还剩下一小半辣椒酱的小锅端到了自己的唇边，眼神就像是疯了一样。深红的浆汁倒得她满嘴满唇都是，覆盖住了她的鼻孔，她现在要想呼吸就得把这些东西吸进肺里去。
那几个晚上才被叫过来、没有参加前面刑讯的小子哈哈大笑起来，而一直跟着干了两天的宪兵们转身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去洗手。我认为他们的士气有问题，想叫住他们训斥几句，但是接着自己也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疲乏。留下两个宪兵，我把其他的人打发出了房间。
我满怀厌恶地盯着又咳又呛，在地上没完没了地翻过来折过去的陈惠芹。她的整张脸涨成了紫红色，舌头长长地拖在嘴外，直到现在她都没能好好地喘出过一口气。从她的胸腔里发出一声声哨子似的鸣叫，同时从嘴里和鼻孔里往外喷涌出杂乱的液体，她的脸上和乱糟糟的头发上已经层层叠叠地堆满了这种混合着暗红色小块的东西，分不出是血块还是辣椒碎片。然后又是一连串像是要把内脏全都吐出来似的咳嗽。
“这不是女人，是个夜叉。”我愤怒地想，她这时看上去也确实像个女鬼。“没有人能这样坚持。”我的感觉不像是我正疯狂地折磨她，倒像是她被特地派来折磨我。她心里明明知道自己最终一定会供认一切，但是却如此顽固地坚持一分钟算一分钟。
本来是很好地获得上级赏识的机会，破获一个很隐蔽的敌人的情报组织，就这样让这个疯女人毁掉了。我便是这样愤怒地诅咒所有的人和事：该死的中国女人！该死的军车司机！该死的白左机关！
女人总算咳出了吸进气管里的大部份辣椒末。她在地下呜咽着、爬着，把身体翻了过去让自己的背脊朝上，像蠕虫那样一起一伏地扭动，沉默地在地上磨擦自己的肌肤。她是希望青砖地面上的凉气能够渗进小腹中去，减缓一点体内燃烧着的火焰吧。她的手一直被铐在身后，完全帮不上忙。
“给她弄弄。”
两个倒霉的家伙情绪低落地为女犯洗脸，把她扶起来喝了点水，喝了点粥，甚至还要扶她去厕所。这些事从来都是让其它的囚犯干的，但是陈惠芹自从进了这间屋子之后，还没有让她接触过一个中国人。
“把她挂到墙上去。”
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干这个，他们把姑娘拉到墙边，把她铐在背后的双手用绳子绕在砖墙上固定着的一段铁管上。铁管的位置比人的膝盖略高一点，手被固定在这个高度上，犯人站立起来两腿不能伸直，蹲下去脚跟碰不到地。
这是全世界的警察都会使用的方法之一。更严格一点的做法是把犯人的两脚也用绳子固定在墙角边，这样可以避免他把脚往外移开一些放平，用背靠在墙上来支撑一部份体重。二号室墙脚边的另一根铁管正好可以起这个作用，于是把女人脚上锁着的脚镣铁链在铁管上缠绕了几圈抽紧。
陈惠芹本来就无力站直，那对被火烧坏的脚底一触及地面，她就连脸色都变了。她顺着砖墙滑落下去，身体的重量落在前面几个折过来的足趾上，她并不是太响地“哎哟”了一声，身子却剧烈地抖动起来，仍插在她指甲缝的钢针离地面不那么远了。
我走过去，把结实的军靴踩在她的趾头上，用力地左右碾压。抬起脚看看，像是被踩死的小虫那样扁扁的，每个趾头前面被挤出了一片血水。蜷缩在下面的姑娘勉强仰起脸来，眼睛里亮晶晶地蓄满了泪水。她的嘴唇颤动了半天，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我等了一会儿，开始猛力地跺她的另一只脚。
她可能是失去了知觉，“把她弄醒。”我冷漠地下令：“看着她，不准她睡着。”
陈惠芹被反剪双臂，用她伤残的脚半蹲着渡过了那一整夜。我不知道两个值夜的宪兵为了渡过无聊的时光是如何折磨姑娘来寻开心的，但是我确实很想知道一个小时之后在她全身关节酸痛难忍，每一条肌肉无法抑制地激烈颤抖的时候在想些什么。我知道那时的感觉会是每一分钟都像渡过了整整一天那么长，再加上她下体中火辣辣的烧灼……
前面是完完全全没有尽头的忍受，难道那姑娘就一刻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第三天
这天上午我躲在队长室里烦躁不安地翻看着档案材料，没有去对面平房中的讯问室。中川在那里指挥，用剃须刀片割开她的皮肉，往伤口里搓进盐粒，那样的事他很有耐心地干到十点多钟。
十二点半我换上一件灰色的中式夹袄，坐到队长室隔壁那个带套间的小会客室里。房间中央放了一张四方的麻将桌，暂时当作餐厅，让城中心的鸿福楼送了几个菜。
他们在那边给女孩子套上了一件黑上衣和一条黑裙子（浅色的质料上会渗透出血迹来，太难看），好象是从隔壁警备队队长的女人那里借来的。这是陈惠芹被捕后头一次被允许穿上衣服，也是她一生中穿过的最后一套衣服。
从这天下午起，直到一个多月后在地下室里被秘密处决为止，我们再也没有费心让她穿过什么，她就一直是一丝不挂地赤露着全身渡过的。
两个宪兵夹着她穿过后院，把她隔着方桌放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这时才给她除掉了手铐。没有为她借鞋，她那双扭曲肿胀的脚可能也套不进普通的鞋了，脚镣仍然锁在她的脚腕上。
军医已经给她注射了一支吗啡之类的东西，要不然，她恐怕会痛得缩到桌子底下去吧。
“我本人非常地、非常地钦佩你，姑娘，你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我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坚强的女人。现在我们之间的战斗结束了，是我输了。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我像一个愚蠢的演员那样声音低沉地说，希望会给她一个深刻的印象。虽然她明显地十分疲倦，还是稍稍有些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我站起身为她倒一种中国产的红酒，很甜，同时甜蜜地笑起来。
“混蛋，我在日本都没有给女人倒过酒！”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端起另一个杯子绕到陈惠芹身边，她哆嗦了一下。
“为勇敢的姑娘干杯。”
她仍然坐在那里低着头，从扣得严严实实的领口后面还是能看到她脖颈上暗红色的烫伤。由于手指根本不能弯曲，她用拇指和手掌的边缘夹起酒杯。我正想她会不会把酒倒到我身上来，但是她慢慢地喝了差不多半杯。
我的中国话不能表达更复杂的内容，我把野山叫进来翻译，然后我再改成日语。
“我研究过你们的档案，知道你们有规定在被捕后应尽量拖延坦白的时间，但是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大概是两到三天以后吧，如果生命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威胁可以坦白。你的组织和我一样懂得，一旦有人落入对方手中，要指望他或她能够顽抗到底是根本荒谬的。
你的东西没有送到。那间破草房连同它周围十米方圆的地面我们都一寸一寸地扒开来看过了，连放一张纸片的合适地点都没有。”
她把嘴角向上弯起来，勉强表现了一个微笑，说：“在十二米外的那棵榆树下面。”
我闭上眼睛等了两秒钟，像是咽下一只苍蝇。
我还没告诉她，十来个宪兵、宪补加上中国警察，昨天下午一直在搜索红山那块地方。
“你没有送到东西，你的同志们，从上到下没有人不知道你出了问题。如果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现在肯定已经不在那里了。如果你们是用信箱传递东西，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那里去东张西望了。就算我现在把你放到大街上去，你的上级也决不会再来找你送个什么纸条或者炸弹。他现在恐怕已经坐在哪一班去港口的火车上了吧，只剩下你一个小姑娘孤孤单单地留在我们的手里了。
对于他们来说你只不过是出事了，然后就被切断了联系，整个组织没有受到影响，对吗？你无论再做什么都对他们没有影响，也和他们无关了。
我们的确把你打得很厉害，也做了一些，嗯，不太礼貌的事。不过这是我的责任，跟你负担的责任一样。我只能用这种方法把你们找出来，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我输了，我可能会因此受到惩罚，被调到前线的部队去。
从你被我们带进这个院子算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十七个小时，离你们纪律规定的还差一个小时吧。我不在乎这点时间，我想我们先吃点东西，然后陈小姐可以在里间休息一会儿。一个小时以后就在这里，泡上茶，我们慢慢地聊一聊。陈小姐，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好不好？”
谁都能听出来我差不多是在恳求她了。她保持着沉默，最后说：“我想躺一会儿。”
“好，好，当然可以，晚上我们再重新来。陈小姐，把酒喝了吧！”
她又用拇指和手掌夹起酒杯喝干了。
“陈小姐，这边。”我为她移开挡着道的椅子。
她盯着自己的光脚看，我瞪了野山一眼，野山立正，然后把姑娘从椅子上扶起来。虽然她把大半的重量都靠在野山的手臂上，但脚掌一压紧地面就低声呻吟起来，她走过的青砖地面上印出两行淡红色的脚印。
野山退出来，“关上门！”他关上门，我继续喝酒，一言不发。
一个小时后去看她的人报告说她睡着了，我又等了半个小时走进里间。姑娘仰天躺在那张中式的木榻上，两臂环抱在胸前，大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虽然她很疲倦，止痛药的效力稍过她就被痛醒了。
我尽可能和蔼地笑着，对外面喊泡茶。
她表情痛苦地挣扎了半天让自己在榻沿上坐起来，从茶几上捧起茶杯。她的衣服前襟已经贴到了身体上，上面印出一块一块的水迹。因为是在黑色的质料上看不出颜色，不过只能是她的伤处流出的血吧。
“陈小姐是师范学校出身的吧，是哪一所学校呀？”
“是××师范学校。”
“你不是在哪里加入组织的吧？”
“不，”否认得快了一点：“我不是。”
“我们已经说好了，姑娘，那么是哪里呢？”
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我不能说。”
“什么！为什么？”我跳了起来：“你还是什么都不能说吗？电台，联络方法，上级？”
“那么，”我的声音变得从未有过地冷酷而镇定：“你知道现在说出来他们还是会有危险？”
我认为她是真的害怕，面对我坐着的姑娘把头垂得更低，但还是说：“不，我不能说。”然后她把手里的茶杯轻轻地放到茶几上。
在野山和一个士兵把她重新带回对面去以后，很久我还独自坐在里间的木榻前。第一，我劝说陈惠芹的话并没有错，她已经失踪了两天，这足以使她的组织内部响起警报声，她和我都知道那是一定会发生的。第二，陈惠芹虽然确实十分顽强，但是显然受过良好的训练，她没有理由仅仅因为赌气或者荣誉感跟我们对抗下去。因此第三，她必定知道某一个环节有问题，她还不能说。留给我的是第四点结论：我还有赢得胜利的机会。
现实就是这样，我不想被送到华北前线或者东南亚去。
我们之间的战争对于陈惠芹来说是极度痛苦的，而对于皇军的宪兵这一方来说却是枯燥乏味的。当我最后走出队长室来到二号室的时候，屋子里的情景和我预料会看到的完全一样。
女人被重新缚住手脚趴在那张铁床上。为了不让她活动，还在腋下、腰上和膝弯处各束了一道皮带。不让她活动是因为宪兵们现在干的活很细致：中川带着一个人，用锋利的剃刀刀片倾斜着割进女人的皮肤，划开大约四到五公分长的裂缝，另一个人用钳子夹住这一片皮肉的边缘，把它向下拉开一个口子。鲜血从里面溢出来在她的背上流淌着，事实上女人的大半个裸背都已经像是涂过红油漆一样闪闪发亮。
中川事先戴上了薄橡胶手套的两只手上也同样是血淋淋的，他的眼睛有点发直，以一种镇定也许是麻木的态度，把刀片一次又一次地割进肉中，每次往下移动一点距离。
现在正处理的已是姑娘的臀部了。野山蹲在另一头，每过几十秒钟就把姑娘的头从铁床上提起来看她的脸。要是发现她正在失去知觉，便作个手势让这一边的人停止，于是他们就停下来让她缓一口气。要是觉得她还算清醒，便像一只鹦鹉似的讨厌地追问：“联系人是谁？发报机在哪里？”
他像卖过时货的商人那样对我讨好地笑着：“她快要不行了。”
我站到野山的旁边弯下腰，姑娘散乱的眼光茫然地看着我们，每当她的皮被铁钳往下撕开的时候才拧紧了眉眼，几乎像是忧伤似的叹息一声。野山一连串的追问似乎使她有些不知所措，她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些彼此并无联系的词汇，例如是：“可可……在，鸡窝里……妈妈呀……老赵，高个子。”
野山如获至宝地用另一只手把这些东西潦草地记在一些纸片上，旁边的地上已经散落着好几张这样的纸片了。我捡起一张来看了一眼，很快就发现她是在来回地说一些同样的东西。这也许有用，如果她针对某一个问题总是回答同一个词的话；也许没什么用，她可能是在强迫自己默念某一个正好想起来的场景。
她的声音含混起来，又开始昏睡过去了。
“停一停吧。”
他们把她全身的束缚一处处地解开，把她在铁床上翻过身来。和她的背面一样，姑娘的正面从锁骨下方开始直到膝盖为止挂满了一条条向外翻起的薄薄的皮肉，看上去有点像她的乳房、胸脯和肚子上咧开了许多惨笑的嘴唇。因为用水反复地冲洗过，血已经止住了。这是中川一个上午的工作。
中午在我的队长室里她的黑罩衣下遮掩着的就是这样一副躯体。
往她脸上淋水，又给她灌了点二锅头之类的中国烧酒，我们挤在她的身边着急地问：“可可是什么？”
“鸡窝在哪里，哪里的鸡窝？”还有“老赵在哪里？”
“鸡窝，什么鸡窝？”
“你刚才说的，”我从地下捡起一张纸念道：“问题：发报机在哪里？回答是：鸡窝，鸡窝。”
陈惠芹很慢地做出一个算是苦笑的表情，看起来像是在哭：“我痛昏了，我不知道我说过什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她对所有问题的唯一的解释。
我把那个酒瓶举起来给她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倒在你的伤口上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我以一种夸张的客观态度告诉她，在这间屋子里倒光了酒以后的空瓶子还能干什么用，可以把它的底敲掉，按在人身上往下划：“皮肉会变成一条一条地往旁边翻开，就像是牛拉着犁犁过水田一样。”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如果划的地方是你的两肋，那下面的肋骨都会一根一根地暴露出来。也可以找那些肉厚的地方，比方说男人的屁股，把酒瓶敲碎的那一头按下去转一圈，再转一圈。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在我们这里也待了两天了。现在帮我想一想，如果是个像你这样的姑娘，酒瓶还能用来干什么呢？”
旁边有人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告诉我，姑娘哪里最怕痛？”我更加和蔼地问。
她已经哭了一会儿了，眼泪无声地从她闭着的眼睑下一滴接一滴地溢出来，流过脸颊。
“是哪里？”
她哽噎着说：“不要，别再打我了……我，我……”
我和宪兵们一起满怀希望地盯着她的脸，她停了一会儿，没人敢催促她。
“别再打了，别再打我了……”她断断续续地反复说着，始终闭着眼睛。
“孩子，这没有用。”我厌恶地把酒瓶子摔到地上，玻璃的破碎声吓得她打了个冷颤。“你把那些混帐东西都交出来，然后我们，我和你，就都可以回去睡觉了。”
结果我们，我和她，都没能回家睡觉。
酒瓶已经摔碎了，我们用的是食盐。颗粒很大的粗盐，用勺子舀起来撒在她的身上。从她的乳房开始，中川用戴着手套的手认真地把盐粒搓进那些撕裂开的伤口里。他干得像刚才使用刀片一样细致准确，每一处分到一小撮盐，抹匀，再用力把那些尖锐的小颗粒按进细嫩的肌肉纹理中去。
野山继续饶舌地安慰着双眼凸出在眼眶之外，神情疯狂的陈惠芹：“现在才刚弄到胸口，下面还有肚子，还有大腿，中川还会把你翻过来，接着腌你的背脊和你的屁股。你还要忍很久很久呢……要不你就说出来吧，我们马上用水帮你冲掉，让医生来给你涂上药膏，那样的话你马上就不痛了。”
一个小时后中川做完了她的正面。有一种周期很长的痉挛从女人的体内深处发动，慢慢地经过腹部和胸脯向上传递，最后到达她的咽喉和口腔，她的唇和舌便在一阵急剧的抽动中吐出几口黄绿带血的胃液。两三分钟后，再从她的腹部启动下一波。
姑娘的下身似乎也同样受到影响，几次抽搐过后，她的两腿之间已是杂乱不堪，于是把水桶提过来冲洗铁床。
中间又问了她一次，通知姑娘说要把她翻过来处理她的背了。
我独自去吃晚饭，把中川和野山留在那里。在吃饭时我首先决定用晚上的时间认真研究一下那些纸片。
当时我头一次觉得这个姑娘可能会坚持得比我预计的更久，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对局面失去控制的恐惧，一时觉得背上又冷又湿。万一，她不仅仅是现在什么也不说，而是永远地无止境地像一块没有生命的橡胶那样什么也不说我该怎么办？如果她最终能合作地交代一些事情，即使时间略晚一些，她那些上下左右的同志们全都跑光了，我至少还能得到一架破机器，还能就她们的组织结构、工作方法搞出一份报告来。毕竟这还是军队少有的几次窥探到了那个神秘组织的一角，也许××中佐召见我时脸上还会留出一丝笑容。
但是，如果我在最终不得不交出的报告中写着如下的句子：“经过努力地流汗工作，未获得有价值线索，疑犯在押（或疑犯已死亡）”。
一直到那时陈惠芹都只是个嫌疑犯！我连她到底是个什么都没弄清楚。
由于恐惧和愤怒，我有些失去了控制。我回到二号室，几个宪兵正在桌子后面吃饭。陈惠芹曲起膝盖靠着墙壁坐在地下，有人正给她喂粥，她很老实地张着嘴。
我让那个上等兵把东西放下，再来一个人一起握住她的手臂，把她提起来贴墙站直。我昏头昏脑地转了两个圈找到一把铁钳，夹住乳房顶端那一朵原来是乳头、现在已经像是一小棵掰开的烂花菜似的皮肉，我紧盯着它在钳子的钢齿中变成红色的肉泥从旁边流淌下来。
姑娘用整个身体往一边撞过去，和抓住她右臂的那个宪兵一起摔倒在地上。她抱住自己的胸脯在墙角落里来回地翻滚，周身遍布的伤口重新开始渗出血来。
我喝令把她照原样摆好，手脚捆紧点，一边顺手把铁钳插进炉火中。再加两个人，把她拖起来按到墙上，拉开手臂套进砖墙上固定着的铁环，脚腕捆在墙脚边的铁管上。
他们这样忙着的时候，我踢一个宪兵的屁股：“笨蛋，分开，分开！”我是叫他把姑娘的两条腿分开一些。
陈惠芹现在悬浮在墙面上。我用一块厚布裹着把手把火红的铁钳从炉子里抽出来。她还剩下左边的乳头，一开始有点滑腻的感觉，像是夹在一块肥皂上，腾起了恶臭的烟雾，然后就有了结实的质感。
我继续用力压紧铁钳的把手，咬着牙向旁边扯开，带下很长的一条皮肉。
“熏她，弄醒她。”
等着把她弄醒等了很久。
“剪刀。”有人递给我一把剪刀。
我的鼻子几乎已经挨上了陈惠芹血肉模糊的裸体，她那张汗淋淋的脸就在我的眼前不到十公分的地方，浓重的汗气和强烈的血腥气迎面扑来。我的手在下面摸索着，用剪刀把小阴唇横着剪开一条一条的裂缝。
她把一口带血的唾液吐在我的脸上，这是温和的陈惠芹唯一的一次反抗。
“盐。”我说，有人递过来一个盐罐。
当晚我仔细地研究了那些野山记在纸片上的东西，把相同的部分归到一起，看看她对同一个问题是否用同一句话来回答，或者回答同一个问题的是不是类似的词，我甚至去数它们针对某一个问题出现的频率。最后我终于相信这些都是垃圾。
第四天
我亲自带人去陈惠芹任教的学校，野山去陈惠芹在五山路租住的房子。命令上岭那边的行动组重新检查陈惠芹住过的江岸旅社以及那天中国特务跟踪她在镇里走过的路线，不管我本人怎么想，还是列出了检查时需要重点注意的单子，诸如什么“赵姓的人”之类。
整整一天那间中学完全陷入了恐惧之中，我的宪兵们四处询问的唯一问题就是看到谁跟陈惠芹来往密切。把有人指控的老师和学生都带进留出的教室里拘留起来。我的设想是如果运气好的话，陈惠芹的一个同伙就在学校里，那样我们也许有希望把他扫到网里。不过这很不可能，更可能有帮助的是那些与陈惠芹关系较密切的人会提供关于陈惠芹各方面的情况，然后从中找出有用的线索。既然从中心一时无法突破，先清扫外围是唯一的选择。
野山在五山路那边也同样地干着。在此之前一直派人监视着这间陈惠芹租的房子，不过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发现。
这样做的严重问题是：如果我昨天的分析是正确的，即陈惠芹被捕的消息由于某些原因没有被传递出去，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它通知全城的人。这样的两难处境是使我昨天既愤怒又害怕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这件事没有止境地拖下去，而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那疯了的姑娘开口供认一切上。这是我昨晚最终得出的结论。
最后我们带了十多个人返回宪兵队。顺便说说，我们在陈惠芹的学校和住处里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和所谓的鸡窝等等对得上号的。但是我们逮捕的人中有两个姓赵的：一个是教数学的男老师，有人说他好象和陈老师关系不错，而且他的个子比较高。另一个是给学校看门的老头，除了他姓赵之外，因为我记得陈惠芹第二天的假口供中说指示是送到学校门房的，人在编造谎言的时候往往会加进真实的情节。
让所有的宪兵每人带一个中国警察进行突击讯问，昨天夜里我已经列出了需要的问题清单，他们只要照着念就可以了，以后我会让野山去对付那些记录。
我自己对付那个姓赵的赵联松老师。乏味地问过姓名、年龄之后，便让他自己说和陈惠芹的关系。他说跟陈老师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好吧，这不要紧，我要他一次一次地回忆，哪一天，或者大致上是哪一天，如果碰到过陈惠芹，说了些什么，当时有没有人看到，又是怎样结束的等等。这本应是刑事警察的工作，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比较出来是谁，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撒谎。
日中战争中宪兵并不进行这一类细致工作，我们一向采取前分队长那样的方式，在遇到如陈惠芹这样组织严密的体系时便有些力不从心。不过在军队的控制区内，我们并不需要通过检控、审判程序，也许秘密战就是如此吧。
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快就回到熟悉的途径上来，我对赵联松声色俱厉地吼叫道：“现在，把你参加抗日组织的经过说出来！”
“我从来不反日，我只是好好教书，皇军弄错了吧。”
“你是怎样指挥陈惠芹的？”
“你自己受谁指挥？”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他像个读书人那样为自己辩解，在许多细节上纠缠不清，努力着要尽可能地客观一些，以为那样就能合理地解释清楚他并不可能干出我所指控的事情来。
“哼，你是不肯老实说吗？”
他还不是太愚蠢，虽然已经很紧张地吓白了脸，但终于停止了唠叨那些琐碎的事，像下定了决心似的用简单的：“不是”和“没有”来回答我的威吓，他心里肯定正在想着跟这些日本士兵没有道理可讲。
“去看看隔壁的房间吧。”我们把他带到隔壁的二号室，满地的血迹还没有好好冲洗过，新鲜的都是陈惠芹的血，尤其是那张铁床。
我用这些东西吓他，他仍然坚持用“不是”和“没有”来回答。于是把他的衣服剥光捆上手吊起来，我叫人拿了根木棍站在一边，他一开口否认便打，打得他连声惨叫，他只好干脆闭上眼睛不再开口。
“哼，装死不回答，以为那样就可以逃得掉吗？”于是就算不开口也用木棒狠打。
这样搞到晚上，赵联松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半边脸肿得像个马蜂窝，一只眼睛完全睁不开了，他居然还能坚持着否认，没有顺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胡遍乱造，也算得上顽强了，我想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是陈惠芹招供的。你指挥她进行反日活动，为农村的土匪送东西。”
虽然被赤条条地吊在房顶上的赵联松已经有些昏昏沉沉，但还是确实地吃了一惊：“陈惠芹？这，这不会的。”
“把他放下来吧。去把陈惠芹带来。”
几分钟后，外面响起了迟缓的铁链声，值夜的宪兵把赤身的年轻姑娘扶进屋子。从早上把她交给军医山田之后就没有再打她，我想山田大概也就是用生理盐水给她洗了洗伤口，至少她的身上不再糊满血迹了，不过她从上到下看起来很不象样子。
她无力地垂低着头，恐怕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赵联松。他们把她弄到我坐的桌子前面，面对着赵联松跪下。她不太跪得住，用铐在一起的双手支撑着伏到了地下，于是又拽着她的头发把她往上拉起来。
“好好看看吧，共事两年了，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吧！”
赵联松面对着我坐着，他受惊的脸上渐渐地显出愤怒的表情，那是他自己被打得半死时都没有过的。从我这里只能看到陈惠芹挂满了碎皮烂肉的裸背，但是我听到她低低地叫了一声，十分惊讶。
现在赵联松把目光投射到我的脸上：“你们，你们怎么能……”
“这就是反抗皇军的结果！”我起身绕过桌子插到他们中间：“她已经供认了她的领导人就是你！赵老师，坦白出来吧，给你的下级一点面子。你刚才尝到的才是一点小小的开始，”我伸出一个小指头：“两天以后你就会变成像她这个样子，那时候问你什么你就会老老实实地说什么。”
他确实显得有些迷惑。跪在地下的姑娘似乎才开始明白现在发生的是什么，她急急地说道：“赵联松，我没有……”站在她身边的宪兵狠狠地打在她的脸颊上，把她的头打得偏向一边，中断了她的话：“不准说话！”
“打他。”
把赵联松拉开手和腿固定在墙面上，用烙铁往他的胸腹上烙了十来下，烫得他像杀猪那样地大叫。让陈惠芹跪在他身下抬头看着，她若闭上眼睛便拧她受伤的乳房。她结结巴巴地说：“不是他……我没有说过……我不认识他……”
“哈，你不认识他吗？”她的脸上又挨了一记重击。我抽出一张纸片念道：“三天前在走廊里，正好没有人，赵联松从后面追上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东西要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晚上七点钟到哪里哪里等我。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赵老师，听到了吗？她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还不痛快地说出来吗？”
看着姑娘痛苦的表情，“要增加压力，”我想：“要让她看点特别的。”
宪兵戴上那种从山田处拿来的医用手套，找了根铁丝捅赵联松的尿道。他把他的阴茎握在手中，转着圈往四面乱扎。
他“啊，啊”地尖叫，腹部的肌肉在皮肤下面激烈地抽动，好象里面关着一群什么小动物，被捆住的双脚在地下乱跳。
“不是他。不，不是，你们弄错了。”陈惠芹喃喃地低声说，她抬起头看着我，显得十分慌乱和无助。
“是吗，不是他吗？那么是谁？”
她像吞下什么干硬的东西似的突然噎住了。
铁丝被拔了出来，流下少量的血。
“再干！”
“别，别，不要再扎了……”赵联松失魂落魄地盯着那段铁丝。
我们的注意力却是在陈惠芹身上：“说出来，你受谁指挥，我们就放了他。不肯说，我们会有办法让他说的。”
赵联松在一旁又呜呜地惨叫起来，铁丝第二次扎了进去。
小姑娘在宪兵的手中挣扎了一下，勇敢地说：“赵联松和我做的事都没有关系，你们这些野兽来打我吧。”没有人理睬她。
赵联松在极端的疼痛中崩溃了：“拔出来，哎哟，别扎了……我承认，我都说出来。”
可怜的家伙顺着我们的问题胡乱地编造下去。是的，他的确指示陈惠芹把东西带到乡下去交给土匪，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东西……对，是药品，是西药。是谁去买的药呢？他又怎么知道去交给谁呢？是谁叫他那么干的呢？赵松想把这些全都说成是自己干的。
我们在这里多花了些力气，事实上又狠狠地捅了他几下，再给他提供了几个名字。他最终把他们的中国校长、他的教师同事、他班里的学生全都牵扯到这个阴谋里面来了。
“哈哈哈……陈小姐，你们有很多同志啊！想想看，有没有被赵先生漏掉的人吧？我会把他们全都带到这里来，让你看看我们是怎样一个一个仔细审问他们的。”
我已经说过，陈惠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人，这并不仅仅指她在忍受酷刑时的表现，而且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方面。今晚一开始她由于猝不及防，确实有些慌乱，但是这一场闹剧演到现在她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认定她自己对这件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她向前瞪着眼睛，但是视线的焦点根本就不在赵联松身上，似乎是在那个男教师身后某个遥远的地方，对我的威胁她也同样无动于衷。
“赵联松，你还故意忘了两个人吧？”我对已经从墙上放下来，瘫在一张椅子上的赵联松说：“你太太不是保管着你们组织全体人员的名单吗？我记得，你的大女儿有十三岁了，你们也叫她干过什么吧？”
到了现在，赵联松不会不明白这只是一场表演给陈惠芹看的残酷游戏，而他仅仅只是一个道具而已。他突然扑倒在陈惠芹身前：“陈老师，惠芹，惠芹，求求你都告诉他们吧。”他在姑娘的膝盖前痛哭起来，陈惠芹连眼睛都没有再动一下。
快天亮了，我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阅读前院的那些审问记录，临走只是吩咐他们：“继续问那个女的，别管这小子了。”
以后确实有人向我建议把赵联松的老婆和女儿也抓来算了，他挨了我一个耳光：“混蛋，这也是你考虑的问题吗？”
首先，对中学的大搜捕没有找到值得特别注意的对象，有些人在恐惧和毒打中像赵联松那样供认他自己就是反日分子，或者胡乱地指控其他人，这一类的蠢话都交给其他人去处理。
看起来陈惠芹给她同事们的印象是文静的、老实的，就像她在讯问室里给我们的印象一样。她在学校里与人交往不多，往往一下课就不见了踪影。不，也没有什么外面的人来找她，学校的校长甚至认为她上课很马虎，他抱怨说在现在的局势下难以找到合适的候选人，否则他可能已经把她解聘了。
按照我的要求记录了许多被讯问人与陈惠芹的来往细节：谁到她家里去过？谁没有去过？谁在什么地方碰到她？跟她谈过什么等等。眼下这是我们唯一能弄到手的东西。
有些价值的事情是确实有一些陈惠芹老师的信件送到学校的门房，讯问人让门房的赵老头把那个经常出现的送信人仔细地描述了一番，这也许表明陈惠芹被捕的第二天关于联络方法的供认有一部份是真实的。
陈惠芹租房的房东和邻居也被扣押在宪兵队大院的拘留室里，拼命要他们回忆，来找过陈惠芹的是些什么人？长得什么样子？大致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一定的规律？
※译注：经查证，日军占领时期，中国北方某些地区的所谓国民高等学校相当于初中与高中。
最后一个月
每天一大早，值夜班的宪兵下岗时便去把她拖起来，因为有人认为囚犯应该遵守规矩。起来后让她站到木栏前，把双手铐在木栏杆上与她自己的脸齐平的高度。然后用皮带抽打她十来下，具体数字和轻重程度，取决于那个宪兵当时的心情。
隔几天，会安排两个宪兵下去，就在地下室里对她一直审问到中午。所谓审问，无论她是否回答问题仍然要变换各种方法折磨她一个上午，差不多会持续三个小时。审问的方式是由当日轮到的人任意决定的，如果想灌水，便给她灌进一桶水；如果喜欢用电，便把电线接在她身上什么地方断断续续地通电；他也可以用开水淋她的身体、用木棒压她的膝弯，或者随便他想象出来的能使人痛苦的方法。唯一的规定是“最好”不要把她弄成重伤恢复不过来，当然更要防止把她一下子就打死了。
几天后，那姑娘就被各种希奇古怪的方法折磨得不成样子。她的锁骨下方被烧红的铁条穿通了两个洞，有人在审讯时喜欢用绳子穿过这里把她系在后面的墙上；有人试验用铁丝像捅男人的阴茎那样去捅她的尿道；有一次她被人用缝被子的大针把嘴唇缝在一起过了整整一天：“嗯，还是那样不说话吗？缝起来就什么也不必说了。”
以后残酷的程度越来越升级，姑娘的左手掌和左脚掌各被烫穿了一个洞，里面露着白色的骨头。有人来请示能不能割掉她几个指头，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们用烤红的钳子把女人被挑中的那个脚趾或手指上的肉一条一条地撕下来，最后再夹碎裸露出来的趾骨。不过这些都是最后几天中的事了。
在这样的审讯结束之后，无论她有多痛苦，仍然毫无例外地把她铐在木栏杆上，一直站到，或者如果站不住的话，就像一个口袋那样挂在木柱上挂到晚上。
每天晚饭后都把她押到前院去，让她待在五间拘留室边上的警卫室里，然后从拘留室中逐个带出男囚犯。
大多数男犯人都已经被宪兵打怕了，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做什么，对那些顽强些的犯人，他们的办法不是打男人，而是去打躺在一边的女人。“啊，你很爱惜你的同胞是吗？”用根棍子折磨那姑娘：“看，你不干她便是这样。”
开头几天是把陈惠芹送到警备队那边去的，后来据说传出了抱怨，说像是抱着一块刚从钩子上放下来的生猪肉。的确，她身上从来没有断过新鲜的刑伤，而且她的下身已经完全不能形容了，于是改成使用囚犯。
虽然这一切完全是按照我的命令，但我本人从来没有亲自带她到拘留室那边去过。在队里自然有人对这事特别感兴趣，他们虽然不必就详细的经过对我作正式汇报，从那几个家伙吃饭时露出邪恶的笑容嘀嘀咕咕的样子也能想到他们在那边会让陈惠芹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其中一个家伙在轮到他审讯时，用钳子拔掉了那姑娘嘴里正面上下的好几颗牙齿。
每天晚上十点多钟，我独自坐在队长室里都会听到一阵单调的铁链声从院子一头响到另一头，伴随着它的是一双军靴沉重的脚步声，它们渐渐地隐没到地下室中。在那下面，押送她的宪兵还会用皮带抽打她十来下，这以后姑娘才被允许在地下铺着的破毯子上躺平身子。可是对于她来说，这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
值夜的士兵大多数会在午夜之后大步走下台阶：“肮脏的母猪，起来，爬起来！”
当地早晚的温差很大，那个月份在深夜里已经相当地寒冷，哨兵在夜间执勤时往往会干脆穿上军大衣。但是因为一直没有下雪，我们认为还需要加强效果，于是会在每天半夜最冷的那一段时间里把陈惠芹带上院子，再给她准备好一桶冷水，强迫她用大木勺舀水从自己头上往下浇。
“你不是个喜欢干净的姑娘吗？好好洗一个澡吧。”
“这样一勺能洗干净吗？再浇水！”
后面完全变成了恶作剧，裹在棉衣里的士兵拿着训练用的竹剑站在旁边。
“洗澡是那么简单的吗？慢一点，全身都要搓到！”要不就干脆是：“再洗一遍！”
稍不满意便挥起竹剑，不管哪里“啪”地一声打上去。
全身赤裸的姑娘被迫在露天里慢慢地表演洗澡的整个过程，一遍遍地把自己淋得透湿，在冰冷的空气中被冻得像开动起来的发动机那样激烈地抖动着。然后让她站起身围着院墙转圈，她便用戴着手铐的两手勉强遮挡在水淋淋的胸前，哆哆嗦嗦地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蹭。
每天总要把她这样冻上一个钟头吧，如果轮到哪天值夜班的家伙觉得特别乏味，偶尔也会有整个晚上每隔两个小时就去把女囚犯弄到院子里转几圈。
虽然地下室中已经生起了火炉，她被送回下面后，和她关押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子要哭着把她冰凉的身体搂抱半天才能使她恢复过来。从那次绝食后一直让这个女学生和陈惠芹住在一起，由于陈惠芹几乎整天都被束缚在木笼边上，跟本无法正常地生活，便让这个女孩子留下来帮助她，实际上每天的两顿饭都是她喂陈惠芹吃的。据说两个姑娘的感情很好，后来有人报告说，看到女孩四肢着地趴在地下，让铐在栏杆上的陈惠琴能坐在她背上休息一会儿。
在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第二天，审讯者让陈惠芹趴到地上，用烧红的铁千捅她的臀部，在两边捅了几个一两公分深的洞：“这样大概请你也不敢坐了吧？”
到这时我们至少已经彻底地搞垮了她的身体，因为胃里被反复地灌进了大量的冷水，她的消化功能已经完全紊乱，呕吐成了她日常的神经性反应。差不多每次下到地下室里，我们总是看到她把头顶在木头柱子上，两肘死死地紧压着自己的上腹部，一阵一阵拼着命地想要再吐出点什么东西来。
我们毫不怜悯地利用这一点，给她吃更硬、更粗糙的食物，把供给前院囚犯的掺糠的玉米面窝窝头在屋外放两天，冻得干硬开裂了才扔到木笼里去，让女学生去喂陈惠芹。中川的威胁仍然有效，她不吃完便痛打那个学生。
实际上，因为每人一天就这么两个勉强有鸭蛋大的窝窝头，姑娘们也确实很饿，她们流着眼泪使劲地往下咽，一会儿功夫陈惠芹的胃就开始剧痛起来。更吓人的是就在这时她又开始咳嗽，因为同样被水弄坏的还有她的肺，两种反应加在一起，陈惠芹的表情痛苦得无以复加。
轮到这天讯问的曹长不耐烦地在木栅栏外面踱来踱去，一直等了十多分钟，然后他给还在喘着气挺直了脖颈打嗝的姑娘打开手铐。陈惠芹用手背擦着自己嘴鼻边的污水，踉跄地走到地下室的另一头，面对桌子自动地跪好：这是每回审讯的规矩，她早已习惯了。
开头在膝盖下面还要垫进盘起来的铁链，后来她越来越虚弱才免掉了，也允许她往后坐到自己的脚后跟上。
跟着曹长的新兵把每天夜里给她洗澡用的那个水桶重重地放到她的面前，满满地盛着水，漂着那个木头勺子，得意地笑着的曹长坐在桌子后面：“乖乖地喝吧，肮脏的畜牲！”
姑娘一声不响，舀起水来慢慢地喝下去。她喝得很小心，生怕一不注意又会引发起没完没了的呕吐。她喝完了第四勺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军曹，日本人还是那样地笑着，那个新兵已经转到了她的身后，把皮带往空中抽得“啪啪”地响。
她再低下头去喝第五勺水，然后“哇”地一声直喷出来，再像刚才那样死去活来地吐上很长一阵，这之后她就只有趴在地上的劲了。
“完了吗？水桶在你前面，从头来过，再喝！”
这样来回两三次才开始正式问问题：“好好想一想，把去取电台的这三天从头再讲一遍！”
到这时我对陈惠芹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也许她还会说出一些地点和人名，可时至今日，那恐怕都像是树杈上的空鸟巢一样，鸟早已经满天飞了。
但是需要弄清楚的事仍然要弄下去：首先是电台的下落。自从供认出上岭的电台地址后，陈惠芹就一直坚持说她已经把发报机送到了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并不相信。白左机关的那个中国人一直盯着她，她没有传递东西的时间.
“胡说！”用铁千猛戳她的两条大腿：“我们一直跟着你。”
“只有一个戴帽子的人跟着我，他被我甩掉了一会儿。你们去问他吧，他不敢说出来。”她这回没有上当，看来当时是真的发现了盯梢的人。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决定不再追问下去，至少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借口，可以把这件事推到白左机关的头上去。
陈惠芹供认，她是在上学的时侯去书店看书时被店主招募的，因此她在刚被捕时就连在何处加入组织的也不肯告诉我们。除了书店，她不知道店主的其它情况。
对于我们还有一点希望的是从她的工作过程中找出额外的东西来，她过份频繁地去书店就不正常，还有与在上岭电台出现次数的差距。
于是再打、再问。找了一根四方带棱的粗木棍，用它反复折磨着女人，那天破例干到下午。
“可能，只是别人没有看到我吧。”抱着肚子浑身发抖的姑娘直到最后仍是这么说。
她提供了她通常去上岭乘的晚班车，下课后赶上那趟车，到站时的确已是晚上，当地农民应该已经睡觉了，然后在第二天一早离开。
“那你整天往书店跑干什么，是去喝茶聊天吗？”
她很吃力地解释说，她开始确实经常去书店，可是那时的确是为了翻翻书。以后就去得少了，只在有条子送到学校门房的时候才去接受指示。
把学校一方见到的送条子的那个人和书店里雇用的年青伙计作了比较，两边的描述似乎的确有些相似。那么，陈惠芹真的不认识去书店的那个神秘女人吗？
这个问题已经不知道问了多少遍了，这个月中每一次讯问就是翻来覆去地问上面这些同样的东西，有一点不一致的地方就把她打得死去活来。虽然就是靠这种方法来断定她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恐怕得承认当时是有“对这样的女人必须严厉地惩罚”的心情的。虽然现在很少有人会承认，但是为了取乐或发泄愤怒把犯人痛打一顿的事是的确存在的。
从她体内拔出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的木棍，用刀在棱角上削出一根一根的倒刺，笑着给姑娘看。当他们重新在她身边蹲下时，她抱住其中一个人的腿，拼命地摇晃着：“我都告诉你们了呀，我都告诉你们了呀……”他们只是把她的手拉开。
痛苦到极点的姑娘胡言乱语起来：女人叫什么，是亲日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妇，住在某一条街的某间旅社里。但是再问一次，便又随口说一个新的名字。
就这样也使我们四处查问了很多次，我们只好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把陈惠芹铐在木栅栏上，让她一连站了四个昼夜，不给她饮水和食物，除了审讯外，一分钟也没有把她解开过。
姑娘的手腕被手铐磨掉了几乎半个圈的皮肉，铁箍就直接卡在裸露出的腕骨上。她在半夜里凄惨地乱喊乱叫，那时她对我们这些审讯者已经很熟悉，直接用日语喊着山田或是野山的名字：“快来放我下来，我愿意说啦！”然后她可怜地看着匆匆跑下台阶的宪兵军官说：“我要解手……”把人气得哭笑不得。
“混蛋！什么时候把你放开来干过这种事？”次数一多，上当的宪兵连惩罚她的想法都没有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到最后也没有更多的进展，也许陈惠芹说的是真话。但是按照我的感觉，这里总有些隐藏着的东西，只是我们还没有问到正确的地方。
一天上午，在例行的审讯中陈惠芹被捆紧着双脚趴在地下，脚底朝上，然后用烧红的铁千往脚心扎进去，又捅又烫地搞了很久，在她的脚掌中间弄穿了一个洞。等到把她从地上提起来以后，才发现她用口腔边上剩下的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
这一下她既不能走路也不肯再说话了，我很恼火。晚上有人来请示今天还要不要把女人弄到囚犯那边去，“抬去，抬也要把她抬到前面去。”他们去逼她站起来，结果根本无法做到，但是也没有抬她，而是打得她用膝盖跪起来四肢着地爬过去再爬回来，她被军用皮带抽得一路惨叫。
不能肯定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一个一直关照我的前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已经决定把我调到南方的师团去，几天内就会下达正式命令。后来他像是顺便地问问：“那个女教师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吗？”他停了一会儿：“一个多月了，她还活着吗？圭一，对女人有些怜惜吧？哈哈哈！”
我想这是对我的暗示。白左机关已经或软或硬地发动过几次攻击了，我也在宪兵队本部针对陈惠芹案作了汇报，中佐让我很难堪，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最后的几天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残杀，把她的嘴用棍子撬开，把刺刀伸进去割她的舌根，在口腔里上下乱搅。
“这样不是比用牙咬更加简单吗？”往她身边扔一枝笔：“受不了了就写出来！”但是下一天就连她的左手也烙穿了一个洞。
那几天中川正在审问一个被怀疑和土匪有联系的中国政府官员，他先把陈惠芹背靠墙壁悬吊起来，然后让那个官员在姑娘分开的两腿之间抬着脸从早上一直跪到下午。下午中川拿了一把普通菜刀冲进来，他什么也不问，在墙上按住姑娘的脚，只三五下就砍下了她的两个脚趾。他从地上捡起断趾对跪着的官员笑笑，把它们全都塞进了女人的嘴里，那个家伙被吓得有好几天说不出一句连贯的句子来。
最后一天
傍晚下了当年秋天的第一场小雪。经过最后这几天惨酷至极的对待，陈惠芹已经连跪都跪不住了，但还是被从地下室里拖上院子，捆到院墙边的一根电话线杆上。
野山告诉我，她还是能说话的，刚才在下面，她口齿不清地哀求他悄悄杀死自己。
“哼，是吗？”接到那个电话后，我已经在那间叫什么之月的地方间断地喝了几个晚上的酒了。当然不是为了那女人，而是为了我自己，以至于直到现在还有些头昏。
我提起一支军用电筒朝院子的后墙边走过去，细小的雪花在电筒的光环中闪闪发亮。不过温度还不够低，它们没有能在地上积起来，地面上湿淋淋的。沾在她光裸的皮肤上的雪片就像落在潮湿的地面上一样，转眼间就化成了清水。她像一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鸡雏那样瑟瑟地颤抖不止，电筒的光柱慢慢地从她的脸上向下扫过整个身体。
坦白地说，此时的陈惠芹尽管一丝不挂地裸露着身体，但是已经根本不再具有丝毫的女性吸引力，实际上，这已经算不上是一具年轻女性的躯体了。
她的脸笼罩在一层像尸体那样的青灰色当中，两侧的脸颊向内深深地凹陷进去，而一直像是抿在一起似的小小的嘴唇因为失去了后面牙齿的支撑，像老人那样松软地平摊开来，嘴角边还撕开了一个缺口。从她的肩膀到手臂显露出来的差不多就是一具骨架的形状，肮脏粗糙的皮肤包裹在上面就像是搭在衣架上的衣服一样皱缩松弛，她高高耸起的一对肩胛真的就只有鲫鱼的背脊那么窄。可以使女性自豪的丰盈柔软的皮下脂肪在她身上早已荡然无存，就连乳房都单薄干瘪得如同垂挂在那里的两只空布袋，姑娘裸露的胸口就像是五十岁的老妇。
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遭受虐待最为酷烈的地方，那上面的创伤，即使是在她被捕后的开头几天留下的，都几乎没有机会愈合过，总是刚刚覆上一层薄痂便又被残忍地再一次撕裂或烤焦。同样地，在它们下面的两肋，不只是一根根的肋骨历历可数地凸起在枯瘦的躯体上，由于的确被敲碎的玻璃瓶在上面划过，那里绽开的表皮和凝结的血块下，惨白的骨胳根本就暴露在外。
她的两只手一共少她的两只手一共少三个半手指，左手的中指是从中间的关节被砍断的，右手被硬折断了一个小指，留着其它的指头据说是为了可以写供词，不过到现在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前面看不到她被反绑在身后的双手，但是跟她下面那双也缺了好几个足趾的赤脚一样，它们都溃烂得十分厉害，已经到了连肢体原来的形状都难以辨认的程度，差不多只是四块紫黑色的肉团而已。
因为几十天来一直被迫长期地站在地下，女人的大小腿都浮肿得很利害，脚腕处的肉很高地鼓起来把脚镣的铁箍包裹在中间，在腿的内侧从大腿根处开始乾结着几条一直向下延伸到脚边的深颜色的水迹，从她体内断续地流淌出浑浊的液体已经有许多天了。
她像病弱的家禽那样半闭着眼睛，偶尔吃力地咳嗽几声，困难地把带血的粘液从唇缝间往外推出来，她的肺里大概也已经积了不少水。我认为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在她身前站了那么久，於是把手中的电筒掉过头来，重重地捅着她心口下方柔软的上腹部。
她把眼睛睁开了一些，渐渐地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脸上。
“小姑娘，你很不听话，皇军很不高兴，皇军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今晚是你的最后一夜了，好好地想一想。我会叫他们给你打开这些铁链，让你稍微地轻松一下，好好想一想吧！”
应该说她的表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可以感觉到有一片几乎是快乐的光辉掠过了她的脸。
我讨厌这种感觉，我用很慢的语调威胁说：“我知道你很想死，可是明天你会死得很痛很痛，很慢很慢。”
地下室沉浸在歇斯底里的狂热气氛当中。那个女学生双手捂脸躲在木笼的角落里放声痛哭，四、五个粗壮的日？，用铁锤逐个地砸碎陈惠芹剩下的手指和足趾。血滴、肉末和骨片四处飞溅，姑娘痛得缩成一团，沙哑沉闷地嗥叫着在宪兵们的脚下满地打滚；宪兵们则抬起军靴毫无顾忌地往她的身上、脸上乱踢乱踏。
由於不想使她的内脏受到重伤，这两个月来一直避免这样完全的放纵，现在反正无关紧要了。几只脚踩着她的肩膀和大腿，把她仰着脸压在地下，她的脸上沾满了泥和血，已经无从分辨五官，体侧有一根断裂的肋骨歪斜着穿出在体外。
为了让她清醒，不停地往她头上浇水，甚至把山田找来，强迫他给女人作人工呼吸。
我用手提起软绵绵的乳房：“这个你再也用不着了，割掉！”沿着边缘用刀来回锯着，一边割一边往外撕开。里面已经没有剩下什么肉了，拖出了一连串的脉管和腺体组织，以后鲜血迅速地漫起来淹没了它们。
“挂到上面去！”
结果这成了一件很费劲的事，因为陈惠芹已经像死人那样完全瘫软了，现在没法对她说：“爬起来，站到栏桿那边去！”
往木栏桿下面放了几个空弹药箱，有人在上面拉，有人在下面往上举，把女人靠着木柱立起来摆正位置。拉起她的一条手臂平举起来按在旁边的第二根柱子上，另一个人用粗大的铁钉钉穿她的手腕直到深入后面的柱子，铁钉应该穿过尺骨和挠骨的缝隙中间，这样才能负担住人体的重量。
再拉起她另一条手臂，钉在身体另一侧的柱子上：“好，可以放开了。”
陈惠芹被凌空悬挂到了两根木栏桿上，血肉淋漓的脚尖距离地面大约有半公尺高。她的脚镣已经在昨天晚上被取下，在她肿大得像饭碗口那么粗的脚腕上深深地印着一圈皮破肉烂的凹槽，已经严重地化脓了。於是把她的脚侧过来横着按住，钉子穿过她的跟腱上方，把脚同样地钉紧在木樑上。
我们站下来看了一会儿，那姑娘也从上面俯视着我。她嘴里剩下的几颗牙齿磨得“格吱”地响，在她愤怒的眼睛中映照出来的恐怕是我满脸的冷笑吧！由於刚刚经过的激烈的挣扎，由於四肢被刺穿了悬在高处的惊惧，也许还有面临最后时刻而激励起的决心，她现在在亢奋的精神状态下尚未感觉到十分的痛楚，不过她很快就会感觉到的。
她的每一次呼吸都要重複一遍扩张而后收缩胸腔的动作，但是在现在的情形下，她全身的重量仅仅依靠手腕中的创口来承担。扩张胸腔对於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稳稳地站在地面上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完全自动地进行的事，对於她来说却需要抽紧胸肌连同臂肌，把自己悬在空中的整个身体向上提起一点才能吸进一口空气。
在这个过程中，她手脚的创口会非常的痛，但是她必须继续呼吸下去，结果上半身的肌肉由於持续的剧痛而开始紧张、痉挛直到僵直，这使得她渐渐地无力牵动自己吸进足够多的空气，她会出於本能而急促地喘息，给自己的创伤造成更强烈的刺激，使得肌肉更加地乏力和麻痹。
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最终就是这样窒息而死的。由於她是渐渐地失去氧气，所以死亡的解脱到来的非常慢，取决於她的肌肉最终完全失去伸缩能力的时间。不少人被钉上架子后还可以活上一天甚至更久，据说有些地方会在稍晚一些的时候给犯人喝点酒麻醉他的神经，让他减轻一点痛苦，显然在这里我们不会这么做。
对於陈惠芹来说，幸运的是她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肺也已经受了伤，她可能会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后得到解脱。
在那时之前，这个不幸的姑娘还要在完全的窒息或是更剧烈的疼痛这样仅有的两个选择之间苦苦地挣扎很久，残缺的胸脯和折断的骨头更会加剧她的痛苦。
最后她可能会哭泣、会哀求、会抽搐着发出可怕的喘声，会用大得吓人的力气绝望地拉扯自己的肢体试着把它们解脱出来，可是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凶狠地盯着人了。
“那个女人，处理掉！”
几个人钻进木栏中去把那个学生拖到外面，就在陈惠芹的脚下勒死了她，尸体暂时扔在原处。她和陈惠芹在一起待的时间太长了，没人知道她们俩说过些什么，不能让她再出去。
我让野山留下：“继续审问，如果完全坦白了可以把她放下来。”这是为了在以后写报告时可以说她是“在讯问中意外死亡”，不可能书面地承认我们是因为无可奈何而蓄意地杀害了她。
我走出地下室再也没有回来。下午他们来报告说她死了，那么她坚持得比我预计的要更长一些。来人没有报告说她死前是否有过希望进一步坦白的表示，反正没有任何记录。
也许野山他们因为觉得太过无聊，早就逃出了那个地方，到下午只是为了确认结果才去看了看，姑娘其实早就死了。我甚至开始怀疑野山为了使她能够早一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可能乾脆爬上去用手掐死了她。
干这一行最终会使人变成完全的妄想狂，认真想一想就会明白陈惠芹案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她不肯把电台交给我们就很荒唐，谁都知道这是最无足轻重的事，你可以挖一个大坑往里面埋上十部发报机，它们都比不上一个有价值的情报员。我们疯狂地要把它找出来，只不过是为了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炫耀罢了，但是它对陈惠芹来说就不是一个炫耀性的东西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我有时会想整件事反过来是否能讲得通，如果陈惠芹去书店并不是去接受指示，而是相反，是去会见她控制的情报员。我现在觉得她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传递文件的联络员而已，有可能她自己就有直接的情报来源，她拼死保护的也许与此有关。
在我们这一边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白左机关是如何地确定了女教师的身份。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我也曾通过宪兵队作过正式的询问，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像样的答复。也许是情报来源过於敏感；也许来源既简单又偶然，根本不值得提起；也许他们就是不想告诉宪兵。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军队最后的态度是把女教师处理掉，了结这个案子？
我可以试着猜测一些原因，但是我永远不会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一方面，它被坚强的年轻姑娘永远地保存在了她残缺破碎的身体里。另一方面，在昭和２０年天皇玉诏发佈之后，日方在中国的档案资料应该都已基本毁掉，而那些当事人们恐怕在那之前就开始陆续地阵亡，能活到现在的更是凤毛麟角了。至於这场战争中与我们对应的另一方或数方，这一类的档案从未认真地公开过。
日中建交后我曾经访问过中国，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所能许可的条件做了一些调查。我在下面列出我记录到的一些名单，这些姓名是真实的。由於我们的和对方的许多原因，我不会说出陈惠芹是否就在其中。
陈惠芹是本文中使用过的少数几个姓名之一，出於同样理由，姓名不是真实的。可以看出她们都是年轻的女性，并且在遇难前遭到日军的逮捕。作为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宪兵军官，我很容易想到她们在死前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痛苦。
（名单略）
对於她们本国的人民来说，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亲友或乡邻；对於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当时她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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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本文作者提到陈惠芹是文中使用的少数几个姓名，野山、中川等的确是翻译时为了阅读方便而加的，原文均为Ａ少尉，Ｂ少尉，Ｃ军医等。
后记：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的情报站，有两个外国势力最为强大——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苏联，苏联更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渗透中国的各个角落。日本与苏联在中国交锋，源于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关乎到其国家安全与战略。前苏联的档案至今也没有公布多少，即使公布了，国内也没有机会了解。日本的档案即使没有销毁，也被苏联，美国等截获，至今也不视于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百八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相互博弈，从没有中断，并依然表面平静，内里激烈的进行。2011年电视剧《悬崖》里逗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地下党周乙在镇压抗日人士的刑场，任然谈笑风生；在自己妻子被残酷拷打下，依然“镇静自若”。除了斗争的残酷之外，许多谍报人员是直接受制于苏联各个情报机构，保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大于一切。以至于赵一曼被从苏联派回，直至牺牲许久，国内方面都不知道其人详细家庭背景。大家在本篇“陈惠芹”的身上，似乎发现了赵一曼的身影。杀害赵一曼凶手之一的大野泰治，除参与杀害抗日领袖及抗日军民外，并以集体屠杀等残酷手段，杀死抗日人员及平民125人，还亲食 3人脑髓。以上罪行能是其全部的真实罪行？笔者不敢苟同。【1956年 6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太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精神，对大野泰治等日本战犯作终审判决。判处大野泰治有期徒刑13年。1963年8月，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大野泰治接受中国人民教育改造后，被提前释放。现在看来这位残忍杀害多名中国抗日军民的大野泰治最后被处理的结果居然是提前释放。服刑时间一共不超过8年。】
为死去的中国人不平啊！【1966年，“文革”噩梦开始，留过苏的爷爷陈达邦（转帖人注：赵一曼丈夫）莫名其妙地成了“苏修派遣特务”，一家人受到猛烈的冲击！不久，爷爷被迫害致死，母亲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自顾不暇的父亲实在无法照料姐妹俩。奶奶家乡四川宜宾县的大姨妈知情后，再三写信请求把陈红姐妹送到她那里代为照料。仔细考虑之后，父亲把幼年的陈红寄放到了大姨妈家。在宜宾县某中学校当校长的大姨妈终身未嫁，远离父母的陈红从京城贵人子女成为乡镇上的普通孩子，生活落差很大。但在大姨妈身边，童年的她还是感受到了体贴入微的关怀。陈红上小学三年级时，随着文革的“深入”，大姨妈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历史反革命”，接连不断的批斗会让大姨妈难以忍受。一次批斗会上，大姨妈气愤中顶了几句，几个造反分子便挥掌连续抽打她的脸，直到一张脸肿得睁不开眼！那晚，陈红一觉醒来，忽然不见了睡在身旁的大姨妈，她心头一惊，急忙哭喊着跑出去寻找。在离家不远的水塘边，陈红发现了正呆坐在塘边的姨妈，原来姨妈一时想不开，想跳水自尽。陈红硬把大姨妈拖离水塘，一边拖，一边哭：“你死了，我也不活了，要跳我们一起跳……”看着幼小的侄女，姨妈忍不住放声恸哭……因了小陈红在身边，姨妈最终还是闯过了这个坎。陈红是赵一曼的孙女，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赵一曼的丈夫在反修防修的时代最后的结局是自杀，赵一曼的亲姐姐也几乎被迫害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