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认识论和方法论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质

即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级阶段和科学形式.是关于认识的本质、来源、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其基本原理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即实践论。它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认为认识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而发展，认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践,认识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认为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多次反覆；社会实践的无穷无尽决定了认识发展的永无止境。

1、分析和综合

2、实践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质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正确认识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命题。对这一命题的科学解答,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质人手。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遵循的根本方法的学说和理论体系，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概括和集中反映，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关键环节。所谓特质就是事物的根本特性和本质特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质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中,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实践性、开放性和真理性等方面。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质的反思和升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就难以达到新的境界和水平。从方法论特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就是不能用实用主义庸俗化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用学理主义抽象化态度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用教条主义神圣化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而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客观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

一、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是一与多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整、最有价值的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一块”完备而严密的整钢。所谓“一”，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统一性、逻辑一致性，揭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看，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深刻阐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形态，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提供伟大的认识工具。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内在逻辑结构一致性的理论体系，不只是在各个具体层面上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更重要的是对各个不同层面之间的逻辑关系作出新的认识，正是这些内在逻辑关系的一致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和精髓体现在它的整体性之中，体现在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中。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即使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容,也不能对马克思主义有完整的了解和准确的掌握，不能科学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科学性、完整性，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现象,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深邃思想资源、理论形态丰富的科学理论宝库，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孤立起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多样性表达方式对立起来。所谓“多”.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容多样性、视域多维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能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具体实践中不断拓展、完善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看，整体不是脱离局部的整体，而是包含各种具体内容的整体。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新闻学、文艺学、军事学.等等，这些具体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领域和方面的科学运用与逻辑展开。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看，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排除对客观世界中某一领域的探讨和对客观世界改造中的具体运用，恰恰强调需要正确地解释历史变迁和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实际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功能看，马克思主义在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阐释，予以的理论说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当代形态。面对火热的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各个具体学科的渗透、拓展无疑是一种常态，它既有利于各个具体学科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这种学科渗透从这些具体学科的发展中吸取丰富的营养。马克思主义不是诸多个别论断和个别结论的机械总和，而是各个部分及其所包含的各项基本原理的有机整合。我们不能把本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上去，不能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从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割裂出去，也不能把对马克思主义具体研究和实际运用，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叠加”或形式“拼装”。

随着人类历史的变化与发展,越来越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需要坚持“一”与“多”的统一。“一”是“多”的灵魂和核心；“多”是“一”的基础和体现。强调整体性不能片面化、绝对化,不能只看到“一”而看不到“多”。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不能因为强调整体性，而否定对其分门别类的研究，忽视对重大问题、具体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深人研究,就谈不上把这些理论综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上，当今世界、当代中国面对的是利益格局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信息来源多变化的新情况,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断章取义。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同样，坚持整体性也不能表层化、简单化，不能只看到“多”而看不到“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局部或一个层面。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整体认识，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整体作用。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旨趣，就是要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个具体结论；就是要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而不是某个具体论断；就是要着重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而不是某个具体观点。

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是知与行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知”即认识,是指知晓和懂得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首先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真正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弄懂弄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要尽可能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尽可能深入细致地进行文本研究，而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无中生有。如果不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不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就不可能深人了解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也就不可能在实践中自觉地践行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尤其要学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发生与发展的特定语境中来把握其本真意义，因为“每一篇原著的内容、角度以至于对于问题的提法虽都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却都在于表现了作者的基本理论取向，亦即立场、观点、方法，这就使得我们在判别是否忠实于原著时有据可依”。应该看到，前一时期我国学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提出“回到马克思”，既不是要回到马克思的一切既成结论上，也不是要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所处的特定环境与条件中，而是要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回到在历史演进中被“遮蔽”的马克思科学精神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返本开新,使马克思与时代同行，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如果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谛的深刻把握，如果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厚重感和时代创新性。就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思想脉搏，就会因理论的贫乏而丧失对变革现实的话语权，就会因缺少理论根基和思想指导而导致学术研究的左右摇摆以及实际生活表面繁荣的假象。在现实生活中，不懂马列而否定马列是幼稚可笑的；而学习马列不懂装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是十分可悲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行”即行动，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和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陛，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列宁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的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马克思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不能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到处搬运，也不能把它当做现成的模式到处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工人运动具体实践时反复强调，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才能真正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就是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坚持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从已经变化了的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要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成果，总是从发展着的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人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阐发新的理论，开辟自觉实践的前进道路。

强调“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源泉是实践，发展的根据是实践,检验的标准也是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属性和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我们强调实践性，就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搞的玄而又玄、神乎其神，成为人民大众敬而远之的奢侈品。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脱离实际、远离生活、独在小楼成一统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和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伤害。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在于她只是给人类社会发展奠定了一种科学基础，是应当在各方面不断发展和推向前进的理论。我们不能简单地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去找现成答案，而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本国的国情和人民的实践中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知与行的统一，就是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三、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是源与流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她的创始人和继承者在吸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把人类思想认识提升到时代发展的新水平。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源”，是指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真谛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到顶的理论，也不是到此为止的理论，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真理，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的一切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终极真理，她为人类认识和发展真理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一座人类思想高峰，同时又是人类向新的高峰攀登的阶梯。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是真正能够代表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论形态，它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可靠的理论基础。当然，坚持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静止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孤立不变的东西，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流”，是指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在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空洞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需要根据客观实践的发展不断检验与完善的理论，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理论，是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而鲜活的理论，它的一般原理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显示强大的生命力。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恩格斯认为,在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的学说中，“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糕”.马克思主义需要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创新。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马克思主义“源”与“流”的统一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不能割断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没有“源”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没有根基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流”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缺乏生机和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源”与“流”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继承和创新，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程度和深刻性，现在已经达到了前人难以想像的程度。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但不是一般地为发展而发展，更不能借口发展歪曲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它依然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行动指南。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民群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源”与“流”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四、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是破与立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不是空洞的教义。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特征是变革的、否定的、批判的，她始终实际地与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破”，就是强调破除旧思想、旧事物、旧制度，就要敢于并善于否定一切需要否定的东西，彻底摧毁一个旧世界。马克思主义“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其实质是要“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说：

“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侯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冲破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科学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科学发展的制度障碍和体制弊端，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真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的全部理论都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不谋求任何私利，不抱有任何偏见。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学说，它对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批判，是因为它有一套建设新社会的理论，它是以一种完全是为了建设新社会的方法和原则为参照来批判现实社会的。所谓“立”，就是根据事物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规律,突出矛盾的同一性，强调用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代替旧的东西，在破除旧世界的同时要创造一个新世界。恩格斯明确表明：“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结论，并指出了到达理想社会的现实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建构的、和谐的、肯定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指导方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以改变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为己任，在变革和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既强调“在破中立”，又强调“在立中破”，始终坚持“破”与“立”的统一。当代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破”与“立”的统一就是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和谐。在指导新的实践中,既要旗帜鲜明地肯定对的、坚持好的、扶持新的，又要理直气壮地纠正错的、调整偏的、摒弃旧的，正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回避阶层分化、利益分层引发的社会矛盾，对于一切不适应改革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体制要大胆地破除，对于一切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要大胆地构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质,就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也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要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转换发展方式，揭示发展规律，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说“熟悉”，是因为人们多少都知道一些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观点,至少承认其对于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说“陌生”,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其根本立场、基本原理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其实就是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因此，对这一概念的把握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来，就其内部的理解而言，在整体认识上主要有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如同自然科学般精确的知识体系。这种偏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确定性、完整性，但忽略了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性、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认识。第二国际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是此种偏向的代表。另一种偏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顺势应变的方法，没有确定的思想体系。这种偏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灵活变动和开放,但忽略了其立场和基本观点的确定、公开及不可违背，从而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第二国际后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也是其基本原理的表达；它集中体现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因此，从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然而正是在这些众所周知的重大命题上，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习以为常的错误认识，需要加以辨析和澄清。

一、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首要的基本命题。“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44页)邓小平甚至把这一命题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等同于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那么，什么是“实际”?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的“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这样，如何“从实际出发”的难题就变成了如何“把握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难题。毫无疑义，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仅丰富多样、相互冲突，而且无穷无尽。这就提出了能否及如何把握客观事实的问题。

　　那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怎样解决如何“把握客观存在的事实”的问题的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其根本要求就是“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列宁选集》第3卷，第411页)。这就是说，客观真实的情况不能靠举例来说明，也不能靠罗列现象，而必须把握事实的总和,必须把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列宁强调，“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孤立的、随意的事例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具有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从其整体上、从其全部联系中把握的事实。因此，事实的总和不是无数零碎事实的简单叠加。

　　怎么才能把握事实的总和呢?或者说，怎样才能从整体和联系中把握事实呢?最根本的是抓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抓住了这些事实，就抓住了事实的总和，因此列宁称对立统一为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把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所谓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事实，此类事实能够反映某一社会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矛盾。(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58页)《资本论》之所以能够从商品分析开始,成功地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历史再现，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商品堆积”起来的社会，商品构成了该社会的基本特征即细胞”。

　　二是所谓最反常、最病态、最不尽情理和最不可理喻的事实,此类事实反映了某一社会的矛盾尖锐化和对抗程度，是其病根所在、问题所在。在马克思看来，在工人身上就集中了这类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1页)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以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为研究对象，因而一下子就抓住了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反常关系，即“异化劳动”这一事实。一般说来，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劳动产品是对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证。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却有着一种天然的疏离感，两者的关系是陌生的乃至于对抗的。这一事实的典型性还在于它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并非私有制社会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异化劳动的产生并非简单的是由于剥削。封建时代的农民同样受到剥削，但是他不存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农民的劳动成果被剥夺并没有使农民作为劳动创造者的地位被否定。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未能真正揭示出异化劳动的根源，但抓住这一重大事实无疑促成了他的科学研究。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解释了这一反常事实：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之所以会有这种对抗性的反常关系，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自此，劳动者和商品的关系就不再是创造者和被创造者那种“人和物”的关系，而是变成了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相互排斥、相互疏离的倾向。这样，马克思就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最反常、最病态、最不尽情理和最不可理喻的事实，打开了揭示资本主义全部奥秘的大门。

　　三是所谓大量出现、且不断增长并具有普遍化趋势的事实,此类事实预示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是旧社会中孕育着的新社会的萌芽。这便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断出现的事实,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1-262页)马克思关注工人阶级是其世界观的转折点，自此，马克思的世界观随着其对无产阶级的科学认识而成为科学。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人类解放的实际承担者，这就必须超越世俗的眼界,即不能把现代无产阶级仅仅看作“一无所有”的受苦人，更不能将其视为只顾眼前利益的芸芸众生。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回答对于现代无产阶级的质疑时说：“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2页）

　　马克思看好工人阶级有四个理由：一是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它的本质特征不是“一无所有”，而是“现代社会的养活者”(考茨基语)。二是现代无产阶级有一本质特点，即它是唯一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联系的阶级，因而其解放不能通过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而是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拥有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代表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毫无疑义，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也不同程度地与生产资料有直接的联系。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与其它劳动工具直接结合；农民阶级也因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而与生产资料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它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有的话都是巩固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马克思也因而称无产阶级为“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5页)。不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而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更表明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解体”。三是现代无产阶级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被剥削阶级，也是唯一可能形成阶级意识的被剥削阶级，因而是唯一可能成为革命阶级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劳动者阶级。加上自觉的知识分子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以及一些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加入,给工人阶级的队伍注入了文化的血液，使得作为劳动阶级代表的无产阶级终于打破了剥削阶级对于文化的垄断。四是现代无产阶级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那样具有严密分工、严格纪律、严酷生活的训练，成为一支可以被组织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说,现代无产阶级虽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但它并没有农民阶级的散漫性和奴隶阶级的依附性。这正是工人阶级可能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重要依据。马克思正是通过这种在矛盾分析具体化上的事实分类，发现并抓住了上述三类事实，从而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的“事实总和”或者“事实整体”，解决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这个最大的“实际”问题。

　　可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实际运用，其精神实质是善于抓住作为具体矛盾聚焦点的典型事实，以此展开对于矛盾的具体分析，因而也是唯物辩证法的简明表述。

二、关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又一基本命题，列宁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偏差，就是把这一原则视为无党性的口号，似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任何阶级、任何政党或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一种处事技巧，或一种灵活变通的原则，而不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特有的思想路线。实际上，这个命题不仅有严格的党性立场，而且有明确的针对性。这个命题是针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形成的抽象思维、抽象话语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出的，是打破资产阶级狭隘眼界和片面思维方法的产物。

　　首先，这个命题所说的“具体”不是感性具体，而是思维具体、概念具体。在这个方面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以下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用抽象的整体否定具体的部分。当戈尔巴乔夫指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时，似乎很是理直气壮。因为无产阶级人数再多也只是人类的部分，而整体大于部分则是毋庸置疑。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全人类的利益”自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它就从未现实地存在过，而现实存在的只是对抗的阶级利益，或以革命阶级利益为代表的多数人利益。因此，正确的提法就不是抽象的全人类利益与具体的阶级利益相比较，而是什么阶级的阶级利益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未来。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进一步说，也正是由于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对抗，才存在着(统治阶级)用抽象的人类利益去否定某些现实利益的情形。而一旦实现了人类大同，当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能够协调一致的时候，用抽象的整体利益去和现实的具体利益加以比较并否定后者的思维方式，也就失去了根据。可见，这种抽象性思维本身就是阶级对抗社会的产物。

　　另一种偏向是用抽象的人性否定具体的个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思维的典型表现，就是把体现了该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状况，视为一成不变的抽象人性，并以此作为根本的价值依据。这一抽象思维方式可以达到双重功效：一是为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使其占领“自然如此”的人性高地；二是消解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使其陷入“违反人性”的道义困境。但是这种把一成不变的人性视为历史的深层根据的做法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无论是历史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证明，人性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因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人性的不同状况。比如资产阶级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自我”及其引申出的人权、民主等价值，就不仅存在着东西方文化上的重大差异，而且存在着生理基础上的差异。阿姆巴迪认为，文化神经系统科学的确促进人类的有关认识。她说，‘自我/母亲’方面的发现‘证明了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与(你所亲近的人之间的强有力的重叠，以及个人主义文化中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分离，因此将有关分析推进到大脑水平上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这种分析能显示出文化差异的根本性，诸如人权、民主等‘普世’概念可能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贝格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人性不是社会矛盾的根源而是其表现；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

　　可见，用抽象的人性去解释社会现象，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方式，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真正的抽象化社会。“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经济过程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劳动抽象化，“劳动一般”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与此相应的，就是人的抽象化以及思维方式的抽象化，而抽象观念的统治则是社会的自我认同方式。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不能用所谓普世价值”去解读我国的抗震救灾行动，而必须唱响“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伟大祖国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各族人民好”这六好。用抽象的人类爱心去解读当代中国的救灾成果，不仅不符合中国今天的事实，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至少近代以来，我国民众的爱心就常常无从表现。鲁迅笔下国民的那种冷酷、麻木、涣散、愚昧，决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而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即便是爱与人同在，我们也还是不得不去具体分析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爱可以表现、可以弘扬，而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爱会被压抑、扭曲乃至扼杀。可见，我们必须突破爱和人性的空洞议论，面对具体的历史矛盾和问题，这样才能得到真理性的认识。

　　要做到“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首先，需要有能够进行具体分析的认识和实践主体,即能够摆脱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的社会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社会力量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笔者在前面已经阐明，尽管现代无产阶级也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和拜物教的魔咒中，但其历史地位决定其不仅具有揭示现代社会真相的要求，而且具有认识并实践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条件，因而最终必然能够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力量。

　　其次，需要提出可以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变世界”的问题。“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没有改变世界的追问，必然会把存在的东西作为当然的前提，其讨论就必然只在解释现象上兜圈子，而与真正的现实相隔阂。这就不可能达到对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具体分析也就无从谈起。

　　再次,需要提出能够进行具体分析的具体概念。“具体概念”是指能够正确把握和历史地再现客观存在的思想概念。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以对立统一为特征的矛盾概念,而不是孤立、静止的概念。要做到具体，首先要创立能够‘具体分析’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以及相应的概念、范畴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及其基本范畴,最为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工人阶级’、‘共产党’等核心范畴。有了生产关系的概念，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才得以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社会变革的源泉才得以揭示，对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分以及深入每一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才得以可能。有了‘工人阶级’的概念，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解放才有了现实的实践形式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的具体分析才有了实践的历史主体，批判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才有了实质性的具体内容。有了‘共产党’的概念,真正区别于一切旧式政党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最高政治形式才得以确立，工人阶级作为自为阶级和历史主体的领导作用才得以实现，足以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抗衡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才得以实践。可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是任何人、任何思想体系都能做到的，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世界观的特质和活的灵魂，其锋芒所向，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性，根本颠覆了作为‘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侯惠勤，第9页)

　　最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还是一个不断认识新情况、解决新矛盾的过程。如果说具体概念在于其能够再现事物的过程性存在的话，那么把握具体概念就必须深入到现实的矛盾性关系中。不深入到事物的矛盾内部去认清矛盾的主次及主次方面，认清矛盾的发展规律，就不可能做到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而这深入”就要求我们通过科学实践、实验总结、实际调查等方式去进入实际。如果“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的是事物的客观真实性、规律性的方面的话，那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则强调的是事物在思维中的准确再现。只有把握思维的进程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通过具体这一许多规定的综合，才能在思维中再现实在和具体现实。

　　可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两个过程：一是深入实际，这其实是一个拆分实际、梳理问题、发现本质的过程；另一是解决实际，这其实是一个综合整理、形成思路、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是用具体概念还原现实,其实质是体现理论的彻底性，抓住事物的根本，形成可以说服人并用以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所以，这一基本命题和“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样，都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概括和体现，但前者更为强调的是理论自身的创新发展、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而后者则更强调认识和行为的客观制约性以及对于客观规律的遵从。

三、关于“历史和逻辑相一致”

　　“历史和逻辑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又一基本命题.前面的两大命题可以说都是根本属性判断，而这个命题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矛盾关系性判断。矛盾关系性判断的复杂性表现为它不仅要论证对立面的统一,而且要论证这一统一的基础。在这方面，不仅存在着关于能否一致的认识分歧，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大基本命题辨析且存在着关于如何一致的认识分歧。如果说黑格尔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历史和逻辑可以一致的问题的话，那么他并未解决两者如何一致的问题。当他把逻辑人格化、以逻辑过程取代历史发展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其逻辑体系必然难逃在历史的真实进程中解体之命运。

　　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马克思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打破了黑格尔为求得逻辑上的自恰而自我封闭的理论立场，使哲学不是面对以往的历史，而是面向未来，向实践开放，把“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这就需要面对历史和逻辑相对立的方面，从对立中揭示其相一致的根据。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就是揭示历史的客观逻辑，以逻辑的方式再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精华，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就是空话。这里仅就马克思如何克服历史和逻辑的对立作一简要的阐发。概括地说,马克思就此提出了三大原则：

　　一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原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页）在面向历史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中，如何确定其客观趋势及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靠人道理想(如费尔巴哈)不行，靠逻辑精神(如黑格尔)也不行，只能靠解剖旧世界去发现新世界。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批判”，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否定性研讨,其精神实质是前面说过的“具体分析”即着眼于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寻找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具体条件。因此,“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原则也可称为必然性批判原则。黑格尔曾把这种辩证批判视为历史必然性的具体展开.“这种具体的普遍性包括着它自身一切发展出来的形态和方面，在这些形态和方面里，精神是并且将成为符合理念的对象。所以精神对于它自身的思维的认识,同时就是那充满了发展的全部实在的进展。这种进展并不是通过个人思想，表现在个人意识里的进展，而乃是具有丰富形态,揭示其自身于世界史中的普遍精神的进展。”(黑格尔,1983年,第37页)列宁就此作了如下评注：“‘现实的诸环节的总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现实的诸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辩证认识的本质。”(《列宁全集》第55卷，第132页)因此，“批判旧世界”决不是先入为主的否定而是把旧世界纳入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考察，从必然推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中，确定其必然被取代的历史根据，以及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最终，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兴盛和衰落的历史必然性。

　　二是内在否定的原则。发展的必然性可以合理地推出内在的决定性，因而着眼于必然性上的否定就一定会承认内在否定的意义。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发展的原则包含一个更广阔的原则，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这一个形式上的决定，根本上就是‘精神’,它有世界历史做它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的场合。”(黑格尔1963年，第95页)事物都是自我运动、自我实现同时也是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而且这两种倾向的推动力是一个。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既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丧失历史合理性的内在根据。资本主义曾以令人吃惊的魔力呼唤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然而，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7页)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来自其永不停息的扩张，把一切地域和历史要素卷入自身的发展，从而真正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同上，第390-391页)

　　三是制高点批判原则。马克思用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的价值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原则的方法论意义，即“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所谓的制高点不是黑格尔的历史终点，而是每一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下的制高点，因此这是一个相对且持续不断的要求。认识任何事物,总是发展越成熟，才能看得越透。尤其是认识资本主义这样的世界性现象，必须要有世界历史的依据。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是德国一国的产物，而是国际的产物，是英法德等当时最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地域的产物。但是，也不能由于资本主义后来还在发展就否定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格.这不仅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体，其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其不同发展阶段之间也有连贯性，每一阶段的相对真理都包含着绝对真理的颗粒。成熟是相对的，只要是站在某一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制高点去把握对象，就能获得真理性认识，就能揭示历史的某些客观趋势。所以，我们要站在这个相对成熟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制高点来进行批判。制高点原则没有剥夺任何历史条件下人们认识历史真理的权利，相反，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取向。

四、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的矛盾关系性命题。这一命题比“历史和逻辑相一致”更为深刻,因为它不仅涉及主客体关系，而且涉及主体间关系。在讨论这个命题之前要有一个前提性认识，那就是理论与实践既然作为矛盾关系,就必然既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之所以要提出这个前提性认识，是因为现在存在着两种很普遍的偏向：一是只认为理论依赖实践，而不承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另一是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相互对立和排斥。因此,解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命题，首先要论证两者的矛盾关系是否成立；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就谈不上两者的结合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时,从来不否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列宁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312页)邓小平在谈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作用时也留下了掷地有声的名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第300页)尽管理论依赖于实践和实践依赖于理论不能等量齐观，但这种双方作为矛盾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则是无疑的。

　　进一步说，人们之所以容易忽视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在于没有真正弄懂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人们往往片面地去理解列宁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的论断，把实践视为无所不能、自满自足的力量，当然也就谈不上重视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了。但是，列宁这里讲的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只是一种可能性，其成为现实恰恰离不开理论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谈谈理论所独具的一些品格。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概括起来有二：一是其所具有的前瞻性、预见性，使之能够成为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的力量源泉，成为自觉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二是其所具有的全面性、普遍性，使之能够成为对感性经验进行鉴别取舍、提炼加工的思想工具，成为把局部实践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转化为普遍性实践的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理论就不仅能够反映实践的需求，而且能够通过创新实践去满足这种需求。可见，自发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重复性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创新性实践则断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所有的理论都无例外地依赖于实践，而并非所有的实践都依赖于理论从这一点来看,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但在理论和实践共存的范围内，两者的相互依赖则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相应，那种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冲突性的偏向,其结果不是促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是以僵死的“同一”取代了矛盾的统一，即以单方面的依从代替了相互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难题不仅存在于实践中,而且从理论上看也不易解决：

　　一是理论和实践在现实依托上的差异。实践立足于直接现实性，历史的过去是其活动所无法改变的前提，其对于过去的作用只能通过创造未来去体现，因而它毫无疑义地垂青于未来;而对于实践来说，历史的过去却由于是一种较为确定的存在而获得了理论的钟情，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对象必定以其自身的确定性为前提，因而理论即便面对未来，其依据也在于对过去的科学把握。“这样，对于任何可能的历史学来说，在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之间，总会有一种固有的分裂”。(安德森，第136页)

　　二是理论和实践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理论作为具有一定逻辑体系的存在，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为其基本内容的，因而无疑地偏爱真理性的科学原则。而实践作为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感性活动，“真”似乎已不是问题，关键在辨别“善恶”；这就需要一种理想的价值坐标，以判别人们的行为，扬善惩恶，因而无疑地偏爱“至善”原则。这样，在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中，人们都难以回避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经常性冲突。

　　三是理论和实践在主体依托上的差异。粗看起来，两者的统一实行起来并不困难：“思想提供对过去的理解，以便指导我们的行动，行动则体现了思想的转化，使思想融化在我们对未来的创造中”。(海尔布隆纳，第51页)但是，思想和行动、过去和未来的这种统一要有一个前提，即统一的历史主体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致使思想和行动分属于两部分人，就不免形成难以协调的矛盾：这是其生命活动决定着实践的男女大众与掌握着理论的少数男人女人之间的关系”。(同上)于是在实践中，“统一”的结果往往是“一方支配一方”：或者是理论支配实践，即某些领导者意志操纵群众行动的方式；或者是行动支配理论，即理论成为某些盲目实践的附庸并充当其辩护工具的方式。这种“统一”不仅不能使双方因互补而相得益彰，反而会由于其失去相互钳制而必定造成危害。所以，以上矛盾关系是我们在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时必须时刻加以关注的。

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建设理论

古人云：“观时变以养学术”，“世异则事异”，“事变则世变”。意思是说学术思想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只有跟上时代步伐，才能永葆青春和活力，永不僵化和停滞。

　　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迫使人们必须回答一个非常现实而又特别严肃的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必须指出：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确已经不灵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全过程来考察才有可能对其本质和特征予以正确地把握和认识。

　　无往不成今，鉴往而知今。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现在已经有150多年了。在此期间，世界上也产生了许多其他“主义”，可是一个个产生了，又一个个消亡了，如同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唯独马克思主义，经千险历万难，仍保持青春和活力，长盛不败，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思想体系，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集人类社会历史优秀文化成果之大成,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巨大变革。但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看成是“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初就公开宣布:“我们不主张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不想用教条主义地预料未来”。

　　——马克思主义既是革命的理论，也是建设的理论。早在2000年初，我在《深圳特区报》发表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必须包括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革命的理论;二是建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其原本含义来讲，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的中叶，这正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因为那时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在马、恩全部著作中还找不到一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建设”的字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的历史进程还未提供任何一点可以值得这方面研究的实际资料。据考证，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概念的是布哈林。布哈林是在十月革命后，结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代数学”，也是“建设的代数学”。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发展为不仅是革命的理论而且也是建设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轨迹。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主要看重的应当是建设的理论。目前在我国考察任何问题都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以创新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这既是一个学风问题，实践问题，也是一个能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能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建国后，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和路线错误，就是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而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用当年“打仗”那一套来搞社会主义建设，那就错了。

　　众所周知，“暴力革命论”是与“消灭私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建国之初所搞的“一化三改”，消灭私有制，就是在“暴力革命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在文革时期,竟然把马克思主义概括成一句话“造反有理”并作为鼓动性的口号公诸于天下，影响极为恶劣。

　　前些时候，在厚厚的一本《万言书》中写道：我们反对的是“改革开放”。我们要的是“革命”，要的是“造反”，要的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甚至狂言，要为“四人帮”平反。这些人自称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者”。

　　——如何看待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石的劳动价值理论？2001年我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视野》和《中国改革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其目的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同，他不是为了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和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主要是为了揭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即资产阶级如何利用资本来剥削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以此来唤醒、武装、鼓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拿起批判的武器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剥夺剥夺者，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劳动价值论及其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完全是用来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因而毫不夸张地说，它的原本意义纯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重要组成部分。无可讳言，这种理论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和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着干的，有极其鲜明的阶级立场。从实践上看，极大地鼓舞世界上一切受苦受难的劳动人们寻求解放的斗志，对以后10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所展开的红红火火的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争权夺利，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但也要看到，正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革命的理论，为了快速地推进革命的进程，所以在如何看待当时的资本主义问题上，激情多于理性，批判的多，肯定的少，看问题在有些问题上不够客观。比方说在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在资本主义比较典型的英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事实上还未达到成熟或很成熟的程度(真正成熟的资本主义是二战后的美、英等国)，更谈不上“丧钟已经敲响了”。正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程度，夸大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过早地宣布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宣判资本主义“死刑”，从而导致当时对无产阶级革命时机判断的失误。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已经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

　　到目前为止，在当时已经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见到一个国家“丧钟已经敲响了”，并被判处“死刑”。

　　必须进一步指出，革命的理论和建设的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上都是有很大不同的。革命的理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去研究，以期达到革命的目的。革命和建设是有联系但又是很不相同的事业,各有不同的逻辑和规律。从总体上看革命是破旧，建设是创新，创新需要更多的知识、智慧和勇气，因而后者要比前者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如今，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人民已经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与马克思时代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大不相同,其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照搬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建设理论来建设社会主义。所谓以往那种“抓革命，促生产”的说法或做法是绝对错误的。

　　——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劳动价值理论。如果照搬，按照传统的革命的劳动价值理论，科技是不能创造价值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和必要大力去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就不能成立。如果我们不是健忘，在我国建国后较长时期存在的轻视和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现象，甚至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危言，其思想根源和理论根源可能即在此。再比方说，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资本家的组织和管理劳动，只是资本剥削功能的延伸，资本家都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都是榨取工人阶级血汗的“吸血鬼”，资本主义企业和企业主即资本家就应当被消灭，资产阶级就应当被打倒、推翻，商品经济也就不能让它存在和发展等等。如果我们真的照此办理，其后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还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私人企业以及其他非公有经济得到很快、很大的发展，当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必须正面地回答：一是私营企业主是否都是不参加劳动的剥削者？二是私人企业主的全部收入是否都是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榨取即纯剥削收入？按照原本意义上的革命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剩余价值的观点，问题是十分清楚的,私人企业主就是资本家，资本家不劳而获，其全部收入都是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果真如此,那么，我们3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的一切成果，必将全部付诸东流。我们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据我所知，中国的私人企业主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脱离生产过程的，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参加企业经营管理的。如果不怀偏见，不教条主义地看待私人企业，稍微公正和客观点看问题，应当承认他们既是私有者，是资本家，但也是劳动者。作为资本家只要他们不搞违法经营活动，只要他们的行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生产力发展，都是为社会所認可，并为法律所允许的，均应鼓励他们更快地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为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我认为主要由三个部分所组成：一个是创业劳动；二是经营管理劳动；三是科技开发劳动。以上三种劳动不仅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生产劳动，而且大都属于脑力劳动，智力劳动，即复杂劳动，都应得到较高的回报。当然在他们的收入中，也有一部分是来自资本收入，这种收入按其性质是剥削，但这种剥削应当说是有理、有利的，是合情、合法的，不应歧视，更不能剥夺。应按照要素分配的理论和原则，进行合理地分配。由于他们在经营中还要承担风险，理所当然地还要得到风险收入。也应承认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些投资者，如股票持有者，在场内外炒卖股票，或游离于股市运行之外的一些董事和董事长，还有单纯的债权人等，他们是不创造财富和价值的。为了使劳动价值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必须密切关注自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以来,由于科技的发展，作为人类的生产劳动，已经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其中主要有：一是价值创造已由体力劳动为主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二是科技劳动对价值的创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是精神劳动生产的精神产品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使用；四是管理劳动在经济生活中已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等，而且所有这些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如果抹杀这些特点，不利用这些特点为社会主义服务，仍固守传统的观点不放，自以为一贯正确，必将为时代所不允许。

　　——端正资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的认识。“资本”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进一步端正对资本本质的认识。人们通常把资本看成“怪物”，如洪水猛兽，十恶不赦。其实资本是个好东西，如果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资本的出现及其功能的发挥，也许不会有当今社会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历史上看，当货币由商品交换的中介变成自行增殖的资本时，货币才真正闪烁出令人炫目的光芒。它仿佛是一个万能的火种，点燃到哪里，哪里就放光发热，焕发出生机活力。用诗人的话说：只要有了资本，沙漠可披上绿装,孤岛会变成乐园，深山将出现闹市，荒滩也能喷发出石油。问题是：资本为什么会具有这么大的魔力呢？首先是因为资本是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是生产要素，是创造价值的至关重要的要素和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出资者或投资者的基本目的和要求，不是为了“游戏”，而是为了出资和投资后的回报，没有回报，谁还愿意投资和出资。当然，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一般的回报，而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资本所有者的获利冲动和由此而产生的动力和压力机制、约束力，均源出于此。资本另一个本质特征是不断运动中的价值。大自然的美，如浩瀚的银河，茫茫大海，海市蜃楼，高山青松，蓝天白云，纵横江河湖海等，即便它们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也照样能散发出美的光华。而资本则不同，静止等于它的衰败、颓废和死亡。运动，确切地说，无休止的运动是资本的最本质的表现。资本天生嫌贫爱富，并为之而奋斗不息。因此，资本才成为生产要素中最富有生命力的要素。资本的第三个特征是资本扩张.资本扩张除从外部注入资本外，就是资本的自我积累，即剩余价值资本化。从再生产过程来看，剩余价值资本化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资本的积聚和裂变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由小变大，由少变多，就像滚雪球一样，使资本越滚越大，资本的生殖力越来越旺，资本的征服力越来越强。这一切都体现资本的魔力无边。

　　在现实生活中，不遗余力的强化资本运作。我们通常把为人所驾驭了的资本称之为资本运作。资本运作就是资本所有者或经营者将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领域之后，遵循资本运行规律,使之充分发挥资本的功能，创造新的财富，并从中带来更多新的价值。从我国社会实践来看，可以肯定假如资本的这种正面效应早在40多年前被我们所认识和利用，完全可以避免当时因“三面红旗”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在领导人中大量出现过的自认为是“交学费”的种种失误；假如资本的这种正面效应能为我们早点所接受，也许不致于到目前为止还有大量的国有资产仍以静态的或凝固的方式存放着；假如资本的这种正面效应为我们所接受，也许不致于在上市公司中长时期存过不准国有股、法人股上市这种不近情理的规定。应当看到大量的国有资产不能实现有效的运营及在运营中增殖也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表现。

　　——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竭灵魂。我在多篇文章中一再强调，看待和处理任何事情和问题，单靠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或死背马克思主义原理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危害极大。例如，即使在《共产党宣言》这本伟大著作中，也存在有矛盾的地方，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的革命因素，并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所有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另一方面，又抛开了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造成了不少悲剧。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也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如不创新和发展,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创新和发展。

　　今后，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仍然必须立足于大胆创新，力戒墨守成规和陈词滥调。

论马克思主义的造反性质

一、阶级斗争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毛主席从马克思哪里学来的最根本的东西之一就是阶级斗争。那么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总说是奴隶创造历史，不是英雄创造；总说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也承认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是如何理解奴隶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的本质？

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剥削阶级与劳苦大众的斗争。两者斗争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是：剥削阶级剥削、压迫劳苦大众，导致劳苦大众没有最后完全丧失生产积极性，于是抑制生产力发展；尤其剥削、压迫到最后，劳苦大众必然造反、起义、战争，这无疑极大的破坏生产力，更加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历史前进。

而唯有劳苦大众的斗争、造反、起义、战争等才能逼迫剥削阶级对劳苦大众做出一定让步，才能得到比以前多一些的利益，才有生产积极性，才能使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历史前进。所以所谓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其本质是：剥削阶级根本上阻碍、破坏生产力发展，是劳苦大众在真正推动历史前进！所以所谓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则是劳苦大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劳苦大众依靠什么推动历史前进？就是反抗、斗争、造反、起义、战争！一句话，就是毛主席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才是对奴隶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世界，全靠我们自己”的最好解读或注释。

如果我们承认“得民心者得天下,是民心者是天下”，承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承认“国以民为本”，承认“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要做到“得民心、载舟、民为本、民为重”,根本办法就是为民服务。要做到长久、永远为民服务，根本办法是民为主，民必须握有权力。只有民真正握有权力，别人才能会长久、永远为民服务,才能永远“得民心、载舟、民为本、民为重”，才能永远得天下、载舟、国家安定。民握有什么权力？就是造反有理！在人民的造反中，一切不为民服务的人都将被淘汰，让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阶级斗争不是一开始就是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它有一个产生、发展、尖锐，最后你死我活的过程，又一个初期——中期——后期的过程的。处在不同时期的阶级斗争，劳苦人民的斗争方法也必然不同。如果说后期，劳苦大众必须用起义、战争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在中期用罢工就能解决问题，在初期用随时罢免的办法就能解决。如果中期罢工能解决问题，就不会有后期的起义、战争；如果初期随时罢免解决问题，就不会有罢工。所以，劳人民在初期随时将一切不为人民服务的人罢免，阶级斗争就不会发展到中期，也更不会有后期。

要使阶级斗争的初期解决问题，首先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一切阶级的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所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有了人民的政权就有了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的政权就丧失人民的一切。所以劳苦大众必须夺取政权.劳苦大众（人民——主要是工农）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毛主席说：“有了人民的军队，就有了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的军队，就丧失一切。”根本上人民必须掌握军队。人民只要真正掌握了军队，就有了最强大的力量，一切不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将会被人民抛弃，也就都必须越来越为人民服务。

如何做到在初期人民随时将一切不为人民服务的人罢免，让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在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下,民主制定一切领导者必须遵守的纪律、制度并使之不断完善、层次不断提高，然后让一切人监督。无论是谁违背纪律、制度,都做在人群中，一定会被发现。接下来是人民能否认真监督问题、如何最大限度调动人们监督积极性问题、监督出的问题如何必须解决等等问题，我相信只要依靠人民群众，一定都会能得到解决、越来越好解决的。军队如何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问题，也就是军队如何必须听从人民指挥，坚决站在人民利益一边问题，我也坚信都一定有办法解决。

什么是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一切离开这一核心问题去讲阶级斗争,都是没有抓住本质或核心！所以也必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客观决定主观，这一点一切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异议。但是主观是客观事物反映到人脑,经过人脑思维形成的东西，是人这个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性质。人是事物，事物都有内因，主观就是人这一事物具有的内因。既然主观是内因，那么主观之外的一切客观存在，就都是人这一事物的外因。这样客观决定主观，也就是外因决定内因。

但是说外因决定内因，就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和“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好像矛盾了。　　

实际并不矛盾。毛主席在《矛盾论》一文中说:“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这句话中的“研究”是指人发出的动作，“对象”是指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存在事物。所以唯物辩证法就是研究客观事物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毛主席在文中又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主席的内因与外因关系的观点是从人的主观解决客观存在问题角度说的。人类要解决客观存在的问题，必须深入了解客观事物的性质，即矛盾运动形式——特点，然后才能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说，从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角度看，就是客观决定主观、外因决定内因。如鸡蛋具有变成小鸡的性质后，能否变成小鸡，谁来决定？鸡蛋本身能决定吗？不能。决定的是温度。不但事物如何变化决定的是一定的外因，就是其产生也是一定外因或条件下的产物。如毛主席在该文中还说：“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没有“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这个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就不会产生。　　

但是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主席“从人的主观解决客观存在问题角度”提出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观点，移用到“从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角度”来认识，好像从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角度说，也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如果“从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角度”来认识,这种观点也难正确，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主席承认的“客观决定主观”就不正确。因为人的主观如思想、品德、意识、精神等都是人这一事物具有的内因，这样的内因都是一定客观环境或外因决定的。所以“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必须是从人的主观解决客观存在问题角度看；而客观决定主观或外因决定内因，必须从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角度看,只有这样，才能区分和正确使用这两观点。　　

就是有一些人“从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角度”错误的认识和使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观点，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由事物本身决定，而不是外因或条件。我们承认任何事物都有无时无刻不在运动的性质，都在由产生向灭亡运动，这是任何外因或条件不能阻止和改变的。但是在此性质基础上，这个过程怎样走完，其本身能决定吗？比如一个苹果在春天从树上结出苹果到秋天苹果成熟，是健康力量产生到达到极点之时。往后则是健康力量逐渐消减，消极力量逐渐增长，最后完全战胜健康力量，即苹果最后彻底腐烂掉。虽然总的趋势不能改变，但是腐烂的速度在一定条件下是一定有变化的。一定的条件可以使其很快或很慢的腐烂下去。将其放在高温且蚊蝇纷纷处，就会很快腐烂；如放在无氧且又零度的条件下，就会存放很长时间。就是苹果从出生到成熟这一过程，决定的亦是客观、外因。如果没有水分、养分供应，任何的苹果都不会生长，更不用说能成熟了。有的苹果就是因为各种灾害（客观、外因）而夭折。这一系列过程，苹果本身能决定吗？不是客观或外因在决定吗？　　

共产党是事物，也象一个苹果有由产生向灭亡运动的过程。是在马列主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这个条件下产生的,是共产党员根本上都想过上好日子，所以要革命。要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必须依靠人民，必须为人民服务。于是发展壮大，最后夺取政权。共产党“夺取政权”如同“苹果”到秋天成熟，是共产党这个事物健康力量产生到达到极点之时,往后则是开始慢慢的、接着渐渐快起来、越往后越快地向灭亡运动下去。总的趋势虽然谁也改变不了，但是这个过程或快或慢，共产党本身决定不了，决定的是客观或外因。

但是共产党就是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是从客观环境上寻找使共产党不变的条件，而是要依靠共产党本身的运动来解决共产党不变问题，又是党内整风，又是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总之一切的共产党都不从客观环境上寻找使共产党不变的条件。结果苏联、东欧一切共产党都垮台了，中国共产党复辟资本主义了，共产党员中一切握有各种权力者越来越腐败，有人说全部腐败，有的说十分之九都腐败。如果拿苹果来说，是腐烂二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三，还是全部？就算四分之三，我们知道，事物的性质是由占多数、处于主要地位方面决定的。如果是烂四分之一，这还是个较好苹果；如是四分之三烂了，就是一个坏苹果。请问四分之三烂了的苹果，自己怎么解决不烂、不继续烂下去的问题？四分之一好的部分与四分之三烂的部分斗争，从力量上说，如何能都得过？如果这四分之一真的要斗，要再重生、发展壮大，必须重新发动工农才能实现。但除了“重庆”有这个意向又很不明显的情况下，这四分之一部分的命运不是被腐烂，就是脱离其腐烂，回到工农中间重新革命或退隐，不会有别的出路。想在腐烂中洁身自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可能！

有人也许会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延安整风，效果不是很好吗？是的。但是那个时期是共产党健康力量发展壮大时期，是健康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时期，是革命没有成功，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消灭，共产党员自己不会过上好日子时期，是离开工农则一定会不能成功时期，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不允许共产党腐败时期。在这样客观环境下，共产党内整风才会效果。但是革命成功、共产党有了政权、自己的生活地位变化了的情况下——原来的客观环境没有了，党内整风就越来越没有作用了。如果有作用,毛主席为什么会发动文革？“文革”根本上是干什么？是“踢开党委闹革命”革共产党的命！是革党内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的命！是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是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第二次革命！是毛主席带领人民起来阻止阶级斗争发展到最后的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程度的造反有理！是毛主席带领人民将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再交到人民手里的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毛主席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客观决定主观真正含义的结果，深刻认识事物本身在其具有的性质基础上，如何发展变化，自己本身是决定不了的！唯有客观或外因来决定!主观或内因只有反作用而已！由此深刻认识共产党是否变质，依靠共产党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不变质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依靠客观或外因——人民起来造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文革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意义极其巨大！如果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了，但“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拉开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那么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拉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序幕，是防止共产党向人民反面走去、阻止阶级斗争发展到最后的尖锐复杂、你死我活唯一手段！其意义“八一”南昌起义无法比拟！是人类社会亘古未有的极其伟大壮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如何真正巩固发展的指路明灯！是人类社会走向无限光明的灯塔！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决定主观观点看，事物本身在其具有的性质基础上,如何发展变化，本身是决定不了的！唯有客观或外因来决定!主观或内因只有反作用而已！共产党是否变质，依靠共产党“党内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不变质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依靠客观或外因——人民起来造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结论与毛主席文革的实践，与阶级斗争的本质或核心，与奴隶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如何永远“得民心、载舟、民为本、民为重”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论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性质

马克思站在社会下层立场，为穷人说话，批判剥削制度，要求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一般来说，是值得尊敬和赞许的。可是，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初衷及其美好设想，使人们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性思考。实际上，这种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论，在实践中能不能确保它的初衷则是另一回事。不仅如此，通过进一步地研究，我发现马克思主义本身暗含了极强的专制主义品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和遵从，极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极端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这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耸人听闻，也无意指桑骂槐，而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得出的结论。下面，我就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性质及其专制趋向作一个总体分析。

　　第一，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规划设计是导致马克思主义专制根本原因

　　在对现实社会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并进一步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理想主义的具体设计,比如取消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取消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按劳（按需）分配，集体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等等。社会发展自有自己的道路和规律，而要保证这些人为设计的执行，必然要用人为的强制的手段和措施，同时，共产主义理想其心愈炽,强制手段也就会愈激烈。强制社会按照人为的意志去发展，不符合事物发展变化规律，而且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阻碍了历史的正常进程。俄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都在实践中证实了这种强制主义的失败。可是，由于人们并未放弃理想社会的执着和实施愿望，因此，也就保证了这种强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存在。而且，这种专制主义还有一个美好的外衣，那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实质是一种思想专制主义

　　卢棱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然而，最为可悲的是，有时人连思想的自由都不可得，而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个限制人类思想自由的严酷枷锁。思想应当是独立而自由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思想自由的存在，才能保证思想的存在。正在思想着的思想者是神圣而伟大的，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人的思考必须受制于某一立场或者某个预先存在的“主导思想”，那么，这种神圣和伟大就遭到了亵渎，人就变成了奴隶和奴才。

　　连马克思都说，“自由是创造力的前提。”马克思也许没有想到，他的理论却恰恰限制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普遍人才匮乏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由于发展落后所以缺乏科学家、经济学家，算你赖过去，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里也缺乏和经济环境联系不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呢?狡辩是没用的，显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人的思想的控制.严格遵守一个主义，指导思想之类，不能越雷池半步。思想专制，就专制主义的重要特征，而意识形态，就是进行思想专制的有力工具。

　　第三，贯穿一切领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对生命与人性的漠视，对人性的漠视是导致马克思主义走向专制的必然结果。

　　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无可厚非，而且颇有意义。然而，当把这种世界观当成绝对的真理贯穿一切社会领域的时候，就造成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庸俗化。尤其是用这种哲学用来指导控制人文精神领域的时候，它带来和几乎全是危害。而特别尤其是这种哲学被大众化、政治化，原本非常有意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就彻底庸俗化、浅薄化和教条化了。

　　马克思虽然也强调自由，强调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而且说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和人性的理解却存在着很大的误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其不足有二，一是它强调了外在的自由而忽略了心灵的自由上，强调了物质性的自由而忽略了人性的自由；二是它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世界不可认知和把握的一面，以及人的有限性。

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产、革命斗争、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在它庞大的视野之中而唯独没有或者轻视了心灵的地位。它解释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批判普世价值的人性论。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尽然导致它对人性与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不尊重，导致对自由的轻慢，同时必然致使人控制人的政策和方针的出台。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直接导致了看似正义实则专制的制度产生

　　马克思是为穷人说话的，然而他的理论在实践中却为权力控制民众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站在无产者立场，为弱势群体说话，赢得了社会道义上的支持。然而马克思先入为主的阶级立场正是马克思的致命伤，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和浅薄之处。

　　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而不应该为某一部分人。而且马克思也糊涂了，社会中真正的不义者是压制民众的权力阶层，而不是他一向仇视的有产者（尽管二者有一定关系）。在专制社会中，经济决定一切,但权力也决定经济。在社会研究中，不应着重地以经济关系和经济地位而对人群进行划分，合法致富是没有过错的。剥夺有产者毫无道理，需要制止不是财富而是专制和特权。阶级斗争理论为一部分人遭受不公正待遇埋下伏笔。

　　贫穷是值得同情的，但弱者并等同于正义。富人有富人的残酷，穷人有穷人的刁钻，但他们本质上都是人，应当从平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虽然“政治正确”但大众也并不代表真理。社会是肤浅的,大众是愚昧而盲目的。真理并不在绝大多数人那里，当然也并不在统治者那里，还必须看到，真理也并不在那些利欲熏心的革命者那里，革命者只是附带了真理的皮毛。而革命的结果往往与正义和真理无关。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却导致了一些人对另一些的专政——错误的专政者，错误的专制对象。

　　第五，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和专制主义血脉相连

　　革命一词本身是进步的。反抗制度的压迫、反抗一部分人对一部分人的控制的革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现实中的革命却是复杂的。在理论上革命象征了正义，在实际中革命却是社会各方利益的博弈，人的私心、野心和愚昧使革命的正义性大打折扣，甚至扭转了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参与才、领导者、组织者等，他们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革命的结局往往并非属于正义者的胜利，而且革命的成果常常被窃取。
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就是一部暴力革命学说，一切思想都是在为革命作论证，从哲学、经济、文化等角度，反复论证革命的合理性、正义性和必然性，最后得出一个革命后的美好的新世界的结论。推翻旧制度的革命并无不可，可是，革命的结果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建立了民主的社会制度，使人的解放进程前进了一步；另一种是建立起专制的制度，使人反而受到了更大的约束和控制。历史证明，历史上发生的所有革命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胜利并不属于被压迫者。

　　然而，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常常继续使用暴力来维护它的统治，这时，原来的革命至此已毫无正义可言，完全变成了维护新的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一种专制代替了另一处专制。

　　第六，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和革命领袖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专制主义奠定了主观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说，任何政党都是反民主的因素（这也是多党政治合理性的原因），任何政党、政治组织、集团的存在都影响到了社会公正秩序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而马克思主义的严格建党学说也越来越脱离于社会，并且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程序，过分细致的管理，已使它成为某种宗教式的仪式，这有悖于人的尊严、人性的自由和对真理的追求。这时，正常本身就成为专制主义的象征和产物。

　　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虽然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其说这体现了以民为本，不如说这更是一种策略的需要和权谋。“人民群众”这个概念非常之虚，以至于历史上任何人都曾拿它喊过几嗓子，事实上对“人民群众”喊得最响的国家却最缺乏对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尊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实际上造成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领袖的崇拜。英雄主义实质则在于专制主义，而领袖崇拜则是专制下主子和奴才关系的一种继续。

　　第七，以上从理论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性质和专制倾向,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实践（制度政策）是怎样的。

　　首先看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公有制。这里不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带来的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发展的严重危害，只考虑公有制本身的正义性问题。公有制剥夺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而私有财产这是保障公民实现权利与自由的基础，如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且公有财产制度必然又造成了一个管理公有财产的特权阶级，这正是腐败的根源和腐败屡治不止的原因。不要说什么代表人民的利益之类的混话了，为什么都那么想“代表人民的利益”，甘当人民的公仆呢，这个赤裸的谎言已无遮羞布了。很明显的事实是，谁管理谁受益，甚至谁管理谁拥有。既得利益者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必然拒绝民主改革，必然推行专制。专制实现了公有制,公有制又为专制打下了基础，如此循环不已。

　　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又特别强调民族自豪感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这爱国主义到底是什么玩意呢，就是让你对剥削者从不知觉，而且还对他们充满热爱。怪不得群众和左派们过去常常歌唱：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


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具有先进性、革命性、正确性,惟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正确的。

《共产党宣言》云：“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从这里，我们找到了后来以阶级划线的理论依据。人的属性，不能仅仅是阶级属性。我们已经看到，只用阶级来划线，给社会造成了多少错误和灾难。

自古以来，野心家为夺取权力，都要将对手妖魔化。只有将对手妖魔化，打手们杀起人来才会不眨眼睛。马主义认为：非无产阶级思想都是不正确或错误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资产阶级成了罪恶的代名词。马克思对资本、资本家进行了挖空心思的妖魔化。《资本论》第一卷第334-335页把资本家污蔑“吸血鬼、毒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资本论》第一卷第788页说：“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第一卷第829页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把英国的“圈地运动”污蔑为“跑马占圈”式的“羊吃人”恶霸行径，其实那是突破当时的村社习惯而实行的“自由”择佃，即赶走原来的佃户而把土地租给能出更高租金的外来牧羊者。

《共产党宣言》云：“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但是后来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无产阶级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他们的领袖谋利益的运动。

“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就是“先锋队”的根据，党集中了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点——伟大光荣正确；党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真善美的化身；等等。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天然性善”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进行监督，就可以名正言顺独裁了。

《共产党宣言》云：“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夺取政权以后怎样？伟大导师在这里全无考虑。后来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所出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它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之后。如果一个理论只关心造反，而不关心造反成功后如何让社会比以前更加有理，那么其结果就很可能是：造反有理，当权无理。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如果对资产者、个性和自由没有明确的和得到社会共同认可的界定，就斩钉截铁地说“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这就十分可怕了。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后来的革命者特别是“文革”中造反派所使用的那种粗暴语气的来源。

《共产党宣言》云：“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的买卖也就会消失。我们的资产者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也像他们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马的意思似乎是：自由是从属于买卖的，而买卖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买卖和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当买卖被消灭之后，物质被人消费的方式就由买卖变成了分配。但由谁来分配、怎样分配，才能避免由原来资产阶级拥有大部分社会资产时所形成的那种不公呢？马没有论及。似乎只要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便万事大吉。而事实上，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谁就掌握了全部的社会资源，谁就掌握了控制人民的权力。在买卖社会中，即使是不甚公平的买卖社会中，人民尚有部分选择的自由。而一旦到了计划分配社会中,人民则只有服从的份了。

“你们一听说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能再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从历史可以看到,人的个性确实和财产有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前提是自己尚有田产可以耕种。如果陶渊明是无产者，不折腰就只能饿死。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政治家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了,他可以退回家去经营自己拥有的产业。他的财产可以保证他作为人的尊严。而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政治家如果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便一败涂地一无所有。因为没有私有财产，失败者的生存就只能仰仗胜利者的鼻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的政治家是没有退路的，他们只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政治竞争可以看成是一种游戏；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政治斗争却是生死博斗。所以一旦消灭了私有财产和个性，整个社会能张扬的只有一种个性，那就是统治阶层的个性和最高权力者的个性。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有了思考和言论自由，各种观点都得到尊严时,这个国家才可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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