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先生在一次接受访问中,形容香港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社会上有人认同这种观察,亦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一般而言,年长的一辈比较容易产生共鸣,年轻的一辈则不太认同。
中国人有句话,「慈母多败儿。」孩子之所以会被宠坏,皆因慈母没有从一开始就造规矩,以致孩子不知天高地厚,行为乖张,令成年人看不顺眼,担心这个孩子没法适应现实世界,甚至可能会闯祸。李嘉诚先生就担心,照这样下去,用不了五、六年,香港就会面目全非。
李嘉诚自己也知道,他已经是一个85岁的人,和一个17岁的青年是不一样的,对社会、对将来,都不会有一样的看法。年轻人想按照他们的理想去改造世界,本身并没有甚么不妥,世界就是这样进步起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愤怒青年,但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很庞大,年轻人要改变世界并不容易。这表面上会妨碍年轻人去创新、去改革;但亦阻止了一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把一些不成熟的观念强加诸社会。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保守环境,实际上提升了我的思维能力与工作能力,令我不得不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找真凭实据、去研究理念的可行性,我从中得益不少。
可惜,近年香港的保守势力已被舆论打得抬不起头来,年轻人的一些乖谬想法一样可以大行其道,没有受到足够的批判。我在这里,只拿其中一个例子试说明一下。
近期,常听到年轻人说,他们毕业后很辛苦,收入不高,就要还读书时候的资助贷款,政府这种安排实在不妥。他们好像有意无意地在暗示:最好不要追他们还钱。社会上竟有人同情他们,认为政府应检讨一下现时的做法。
然而,借了钱要还,乃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法规之一,被视为可以不解自明的公理,真想不到香港连这样的道理也可以怀疑。学生在贷款的时候,难道是不知道这钱是要怎样还的吗?怎可以到要还的时候,便说这样的安排不妥?
有人或许会说,年轻人只不过诉诉苦罢了,何必上纲上线去打压他们。问题是这种想法实在太有问题,「信守承诺」与「有借有还」,乃商业运作的基石;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连要割肉还债也没有逃避,足见这条规矩对社会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的年青人,在提出这种要求时,竟可以脸不红、心不跳,这怎不叫人担心。我不反对年轻人去挑战现有的分配模式,或质疑现有的金融制度,但不能因为他们打着反建制的旗号,就任由他们为图私利就不负责任。
民粹主义不妥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重视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他们只顾表面利益与短期利益,连民众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也要社会去迁就,香港 就是这样被宠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