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并不遥远的年代》中摘录
1），“坎坷的人生和曲折的人生道路，磨练了我的意志，也练就了我坚强不屈的性格。从不怨天尤人，因为我相信党和政府。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退休教师，凡夫俗子，无所作为。但我坚信：若干年的历史组成立我们生命的全部，若干部严肃而庄重的个人史，将汇集成整个时代的璀璨！蓦然回首，岁月成金。”
——蔡某云，1949年生，1970年下乡，学干农活，当过建桥民工，学过样板戏，干过宣传队，当过展览馆讲解员，1979年，在下乡9年后，胃出血‘三个加’，因病回城。现是中学退休教师。
2），“当地乡亲淳朴善良不把知青当外人看，倒也平平和和的，没有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雨》里面知青在北大荒刻骨铭心的遭遇。因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回城后分配工作，不久又下岗了，却没有怨言。临近晚年，我自己开了一家日杂百货店，当起小老板。如今儿子参加工作，我同也是山上下乡的妻子一起，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陈某民，1952年生，1969年下乡，回城分配工作、下岗、自己开店。
3），“下乡8年，我独自去空手回，没有任何身外之物。但这8年，却为我以后的生活工作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的财富，人格的力量，做人的准则。回城20年里，尽管登过泰山，领略过黄山，到过香港维多利亚港，日月潭，大峡谷，但总觉得带有青草味的山村小路，走起来特别舒坦。每年多一定想办法抽时间回去看看小山村那熟悉的土屋，朴实的乡亲。每次踏上这片热土就没法不被浓重的历史氛围所包裹，所感染。……尽可能奉献一点微薄之力。乡村那条小溪始终在心中流淌着，乡亲们曾经给过的爱护始终难于忘怀，……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去了，但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那样使我迷恋、令我牵挂。队长的老母亲，今年该有80多岁了吧，我默默地祝福她老人家身体硬朗，留坑山上的柑橘挂果如何？村里哪家的后生考上大学、中专？”
——陈某洲，1953年生，1969年下乡，1977年招干当干事，现为人大副主任，副厅级。
4），“知青生活是锻炼人的。在艰苦知青生活的磨练下，我们慢慢成熟起来。进过繁重体力劳动的洗礼，我们深深懂得了：稻、麦、果、疏的收成凝聚了许多人辛勤劳动的汗水，粒粒皆辛苦，一定要珍惜劳动果实；经过与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同甘共苦，我们看到农民身上艰苦朴素和纯真厚道的亮点，大大陶冶了知青的情操；我们深切体验了农村、农业、农民的贫穷困苦，萌发改变这种面貌的意识。知青生活虽然艰苦，但是这种艰苦却磨练了我们更加顽强的人生意志，教会了我们深刻理解“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道理，培养了我们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品格。”
——李某帮，1948年生，1969年下乡，1978年上大学，1982年分配市统计局工作，1996任局长，正处级。
5），“整整6年的青春岁月，风风雨雨，激情燃烧，苦闷旁徨，酸甜苦辣，汇成一支难忘的歌。……现在说起这些，孩子们像听天方夜谭，年轻人也许不可想象。但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黄某发，1952年生，1969年下乡，1975年任民办老师，后转公办，读师专，留校、调动，今任副处级组织员。
6），“上山下乡，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段歌。如涓涓细流，轻柔流淌于心田，似缕缕蚕丝，久久萦绕于心间，任凭岁月的风雨剥蚀，那遥远的记忆，如大海永远不消失的波涛，总唤起我对下乡往事、对山乡村民及一草一木的惦记。曾记否，韶华易逝，记忆难泯。”劳动千般苦，思家点点愁”虽然领略了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清苦寂寥，但也磨练了坚忍不拔的耐力和淡定从容的意念。山民淳朴，视我们为尊贵的客人，手把手的教农活，劳动时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知青们被山民们的质朴关爱、犹如春风拂面的殷殷情所感动，这种真诚善良的传统美德、这一笔宝贵的财富，成为我今后工作中为人的准则与人格力量的精神基础。绵绵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村民对知青的好，点点滴滴在心头，把我们这些知青当做他们的儿女，我们也将村民当做亲人。我每年几乎都回我的第二故乡知青点去走走看看，知青生活培养我做人做事坦荡真诚的品格、磨练了人生意志，一生弥足珍贵，感谢“广阔天地”为我提供了成长、成熟的土壤与平台体验了人生，使我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能历挫折而不沉沦，经磨难而能奋起。知青们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知青生活，宛如人生一段歌。”
——王某芳，1953年生，1969年下乡，1976年大学毕业，1987年任市妇联副主席，2001年至今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处级。她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诗歌、通讯、小说、文学报告等。
7），“经过两年多的劳动锻炼，知青点的知青符合推荐上大学的条件，1975年，60多个知青，上级给了4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农场党支部决定采用投票产生，通知开会，会议内容没有讲明，100多名知青和农场场员当场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我是4个中的一个，心情格外激动，当时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李某明，1953年生，1973年下乡，1975年大专学习，1978年中学任教，1985年省委党校学习，1987年任科员，现在任市社科联副主席，副处级。
8），“从‘文革’到下乡，尽管我家遭受很多歧视，但我从没有怀疑过共产党和毛主席，那信仰的虔诚，就像土楼一样牢固。有一次生产队开会，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亲自来主持，宣布我为对政治夜校教师，满脸笑容对社员们说‘以后大家要叫吴某明同志吴老师，请大家鼓掌’。白天学大寨，晚上办政治夜校，学什么？学文化，学农业科技，学技术，学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治。100多人的生产队有两间教室，因为队的中间隔条 河，所以两边各有一间教室。虽然我在招工招生问题上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从来没有遭到贫下中农的任何歧视。这几年我们兄弟姐妹经常回村民组看望乡亲们。正是：沧海桑田，岁月流金，方显人间真情！”
——吴某明，1951年生，1969年下乡，1978年调公社文化站工作，1980年回城工作，1993年移民美国。今年来以“大地”为笔名在各报刊发表文章，著有长篇回记录和小说问世。
9），“说来真幸运，这是加入全国近3000万知青大军的最后一批，偏偏让我赶上了，这一天曾经让我激动不已。……校园里贴满了用大红纸书写的决心书，豪情壮志处处了可见。…..欢送大会推我上台表态……两侧有干部送行，中小学生的腰鼓队、花束队，沿街边舞边跳，边喊边叫，热烈欢送着。此时心中泛起的激动劲要比刚才在台上表态还强烈。上车后，车站里还是人山人海，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在车旁挥手相送，就连车站的员工和商店的售货员也都加入送别的行列，我再次激动，情不自禁地手持胸花，探出车外，向人群挥别……。”
——周某峰，1958年生，1976年下乡，1978年调平和第二糖厂当工人，历经转折，现为市委编办主任，正处级。
10），“大学毕业后，我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人民的培养，我读大学，不仅不用交学费，而且每月还有20多元助学金，够吃饭，还有剩支持家人，感谢老师无私教诲……我要尽力回馈社会”
——傅某仪，1947年生66届高中毕业，1969年下乡，1978年上大学，官至副厅。
11），“那是一个实际并不遥远，但似乎已很遥远的年代。那些似乎已经忘却的往事，在此时此刻，一幕幕，竟是如此清晰的重映在我们的眼帘——当年我们年轻朝气蓬勃……，当年我们……，当年我们……，当年我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多数人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贡献了青春和力量。时间飞逝，到1977年慢慢全部走光。1993年4月下乡19周年，2003年4月下乡20周年的纪念日子，昔日的场友们两次相聚在一起叙旧，有出国留学读博士的、有任厅级、处级、科级等各级领导干部的，有在企业工作的，有中小企业关停自谋职业的，也有退休在家的。回眸34年前知青农场的学习、劳动、生活等方面的经历，心情愉快，上山下乡——是时代的要求，是形势的需要，使我们这一代人得以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磨练成长。”
——蔡某娜，1955年生，1973年下乡，1978年在县妇联工作，当过副县长、宣传部副部长、宣传部、县妇联主席。
12），“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事多谈忘了，唯有上山下乡那段大大小小的经历都历历在目。通过上山下乡的历练，我骨头坚硬了，思想成熟了，知识面更宽阔了。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就没有我今天事业的顺利。官坡是我人生起步的地方，是一个有苦有乐终生难忘的地方，一个离开了又老想回来看看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大队的知青们最后全部调出，各奔前程，相遇时聊起当年的经历总是说不完谈不尽，像真正的战士打仗的经历一样，都认为那是人生一段最有意义、最不平淡、最有回忆、最值展示的经历。”
——张弓，1947年生，1969年下乡，第一年挣一部自行车；所学的文化知识有用武之地，机电技术、宣传栏、标语、读文件社论、小学代课，碾米、抽水；苦干受到表扬，经常改善伙食；白天干活，晚上当义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入乡随俗和农民一起过节，为知青盖自行车修理房偷砍其他公社的松木；建设水库开山炸石，苦干加巧干，方法得到表扬和推广。后来自己经商，现任某中美合资企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某厂厂长，花卉盆景协会会长。
13），“时光如白驹过隙，33年过去了。当我们现在有机会有机会坐在一起的时候，谈起往事均不胜唏嘘，大家都有许多感想。当年，我们劳了筋骨、苦了心志、饿了体肤。天虽无降大任于我们，但我们确实受益不浅。我们的体质得到了锻炼，我们的意志得到锤炼。我们懂得珍惜，我们学会宽容。我们重视淳朴的友情，我们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我们很多人具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品格。‘上山下乡’这人生的一段经历，我们终生受用。”
——黄某雄，1957年生，1975年下乡，1978年考入师范。现任教务处主任，高级教师。
14），“33年前的知青生活，是苦，是泪，是锤炼，是炼狱，是一只五味瓮……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是说不清的。知青是一种痛苦，知青是一种精神，知青是一种财富……1978年临别农村时，我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野草》，现在的我，可能写不出这样的诗了。”
——沈某添，1975年下乡，学习务农、自己养猪、组织文艺宣传队、组织赛诗会。1978年考入师院。当过教师，宣传干部，记者，编辑。现为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和其它书法、动画、戏剧美术、文联、科教文卫专家组成员等。
15），“我们在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上世纪70年代，在东泗山乡活跃着一支以下乡知青为主体组建的文艺宣传队——清泉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年宣传队的队员们满怀激情，驰骋在山乡的舞台上，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用青春与热血谱写着一曲激越回荡的知青之歌。回忆起当年宣传队生活的点点滴滴，总会让人心潮澎湃，难于平息……。”
——何某人，1946年生，1969年下乡，1978年考入师院，1980年后在多所中学任教，2006年退休。
16），“悠悠往事知青梦，华安绵治知青——这个为闽南知青所耳熟能详的、短暂的、闽南最大的、知青的“先进典型”集体。她“先进”以后的浮沉就鲜为人知了。但该知青集体的每位知青，无论他（她）们后来成了什么样的人，都是他（她）们会永远眷恋和珍惜的生活体验，甚或图腾、精神财富。在绵治知青兴旺时期：一是集体自觉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理论。读书，写眉批、记笔记，搞“调查访问”，模仿《湘江评论》创办油印小刊物《中华儿女》；二是绵治十几个生产队由知青担任副队长；三是经受住强体力的农村劳动的考验。四是多次参加扑山火体现了知青集体的战斗力；五是救死扶伤为村民做好事；六是搞了些最后证明失败的空想实验，作了些有益理论探讨。在绵治知青离开农村后，奋进精神不息，有传奇经历的知青不在少数，很多人成为政治、军事、经济、学术界中有作为的人才。”
——蔡某成，1948年生，1969年下乡，1980年师院毕业，在中学任教、省社科院工作、任过秘书长、副研究员、大学教授。
17），“难忘的第二故乡，一、对‘方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的深切体会；二、学‘毛著’，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三、参加扑灭山林火灾，经受烈火考验。”
——张某洲，1951年生，1969年全家下乡，1972年参加创办工厂，任过车间政工、支委、工会主席、检验科长，1984年转干学习，经济师，内退，改做寿险营销工作。
18），“回望高考，三十年过去了，悲欢离合，往事成堆，交叉重叠，搅得人心碎。我曾经反复问自己：以家庭破碎为代价，换取后半生的命运改变，是否真的合算？……我从小不信命，至今依然不求签问卦。范文澜先生以为‘无可奈何谓之命’，我现在是渐渐地能理解它的含义了。”
——吴某文，1947年生，1964年下乡，1977年考上龙溪师范，同是知青的妻子患有慢性病，在他读书期间病死，成为人生的遗憾，毕业后任教师高级讲师。
19），“灯下读书，以歌为伴。光阴荏苒，一晃32年过去了，许多精力逐渐淡忘模糊，但有一些往事烙印脑海，记忆犹新，尤其是夏夜读书，阳台放歌一幕幕生动情景，更是值得反复咀嚼，珍藏回味。”
——唐某河，1975年下乡，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诗集，现为诗歌、作协会员，县作协主席。
20），“1976年中秋……我们便煮了一大锅的芋头，加上糖，权当月饼，。当地的芋头很好吃，做出来的糖芋头，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道佳肴。十来个人便在晒谷场上，早早摆好桌椅，烧好开水，泡上茶，畅心赏月，也算是知青时期过得非常开心的一个夜晚。”
——郑某鸿，1953年生，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下乡，1976年回城，当过工人，供销员、个体户。喜欢文学，写的小说入选《中外经典视听图书馆》。
21），“下乡那年20岁，1999年9月间，一中老三届知青重聚一中校园，此时我们已届知天命之年，心有所触，留下一诗：“同窗揖别走他乡，空锁书斋务稻粱，天命初知重聚首，长相执手话儿郎。”
——吴某荣，1949年生，1969年下乡，1980年修读广播电视大学汉语专业，当过公社社员、文宣队员、图书发行员，而后在市文明办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