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战争史研究》近期发表了阎京生先生的《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一文，本人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和其他很多战争史爱好者一样，一起欣赏了阎京生先生的高水平文章，对阎先生的才学表示钦佩。不过，本人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阎先生文章的某些观点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因此特草撰此陋文，期待与阎先生和感兴趣网友的共同交流探讨。
前南战争曾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影响欧洲稳定与安全的最重要的问题。作为欧洲自二战结束以后的第一场热战，前南战争应该说有着复杂的历史、宗教、民族以及大国利益角逐背景，正是这些因素共同的作用最终左右了这场战争的发生、进程与结果，简单将战争起因与责任归咎于某一方或某个“乱世枭雄”，无助于研究者和普通人客观得了解这段历史。
下面笔者将阎京生先生文章（下文简称阎文）中个人认为值得商榷之处罗列出来，并依据自己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力求不带情绪化的陈述自己的观点，供各位感兴趣的网友参考。
（一）大力抨击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有意无意的忽略铁托民族政
策的失误和错误。
阎京生先生的文章一改过去主流媒体对南联盟、塞尔维亚和米洛舍维奇的同
情，以较大篇幅和列举大量事实抨击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危害以及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暴行，提供了笔者以前未闻的资料，的确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却有意无意的回避了铁托和南共联盟在二战结束后，在处理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上的失误，而这样就给读者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是南斯拉夫解体和科索沃战争的元凶，克罗地亚、穆斯林、阿尔巴尼亚等族则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在阐述个人观点之前，笔者想先引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新华社记者采访塞尔维亚民主党主席布兰科维奇的一段话为笔者的观点做铺垫，布兰科维奇说：“不要强迫人民不爱铁托，但要把真相告诉人民，让人民自己来判断，让历史来说话。”
作为6岁就随父亲参加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从战火中走来的一名南共老党员，布兰科维奇1966年担任南共联盟泽蒙市委书记，后为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委员，布兰科维奇1966年以前一直崇拜铁托，视铁托为真正的英雄，如果有谁反对铁托，他甚至会杀死这样的人。可是1966年之后，他对铁托的看法却出现的根本改变，即便这样，在1991年4月，南共联盟已经彻底解体，南斯拉夫转而实行多党制之后，当塞尔维亚最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塞尔维亚激进党领导人法学博士沃依斯拉夫.舍舍利扬言要采取行动捣毁铁托陵墓时，他仍然反对这种过激的行为！（后来被克罗地亚作为战犯起诉的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阿季奇上将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武装力量代表团在5月4日，也就是铁托去世的11周年祭日，向铁托墓敬献了花束，并在留言簿上题词：“敬献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组织者和领袖、战后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和平与进步的杰出战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而此时距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开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仅有52天，铁托的故乡克罗地亚已经是民族主义政党“民主共同体”在执政了，并开始为二战中德意法西斯操纵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正名了。）
布兰科维奇的看法也许有失偏颇，但在当年的南斯拉夫却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和他持相同看法！
笔者的观点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的解体和前南战争的爆发，的确与大塞尔维亚主义有关系，但祸根在铁托时代就已经种下，铁托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与错误和南共联盟自己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南斯拉夫联邦最终解体的命运，而大塞尔维亚主义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铁托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同时，却又矫枉过正，在“弱塞强南”和“社会主义自治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体制”思想支配下，损害了塞尔维亚人的正当的权益和联邦政府整体利益；将权力下放，把联邦政府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民族）的松散的议事和协调机构，忽视了各共和国利益必须服从联邦大局的必要的中央集权原则。其后果，使得各共和国各自为政，为谋求自身利益置联邦大局于不顾，最后发展的互相排斥，互相封锁。
而在维系南斯拉夫统一的基础南共联盟党内，铁托同样推行了一种极端民主化政策，1969年南共9大之前，铁托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则，先以各共和国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各自的方针政策，然后举行南共联盟代表大会进行磋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再召开各共和国共盟代表大会加以贯彻;其次南共联盟领导机构成员不再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共和国按分配的名额在各自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再由南共联盟全国代表大会予以确认；如此一来，南共联盟中央的领导人不过是各共和国共盟选派到中央的代表，他们首先必须为本共和国的利益服务，否则就会被共和国罢免，这样实际上把南共联盟议会化了，变成了由共和国联盟组成的“松散联邦”，越来越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对于这种情况，在1988年担任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舒瓦尔曾经抱怨到：“我们在中央工作的人几乎甚麽都得征求各共和国与自治省领导机构的意见，但各共和国与自治省的领导机构却一点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南共联盟也逐步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危害，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共盟10中全会极力强调反民族主义，但由于上面所述的原因，成效甚微。
1974年宪法的出台，则赋予了各共和国脱离南斯拉夫独立的权利（后来取代米洛舍维奇担任南联盟总统的科斯图尼察当时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担任助教，因为支持法学教授朱里奇的观点而被解职，朱里奇认为1974年宪法的变动使得当时的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变成了国家，认为塞尔维亚的边界既不符合种族、历史标准，也不符合地理标准，因而被投入监狱）这一点成为后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解体的法理基础，同时似乎也反映出当时还在世，年届82岁高龄的铁托对这个他一手缔造的“理想国”在他身后能否平稳的继续存在下去缺乏信心！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南斯拉夫多党制的实行和南共联盟的解体，使得南斯拉夫失去了维系统一的基础，原本就泛滥的地方民族主义利用选举完全坐大，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成了当时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不少政党用于拉取选票的一张好牌，历史上的旧怨与现实中利益之争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流血冲突。
而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对铁托的怨恨也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克罗地亚人的铁托在1946年人为更改版图，将塞尔维亚部分领土划归克罗地亚，曾引起塞尔维亚人强烈不满（米洛舍维奇后来曾要求重新划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国的边界，而不承认南联邦范围内各共和国的行政区域界线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界，也不是毫无原因。）；1968年又在主管安全事务的塞尔维亚人兰科维奇倒台之后，将塞尔维亚境内的两个自治省地位抬高，变成正式的“联邦单位”，结果常常造成自治省做出任何决定无须得到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批准，而塞尔维亚想通过甚麽决议必须征得两个自治省的同意，这样直接导致在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占多数的科索沃，塞族人因为阿族人掌权和阿族民族主义分子的威胁而不得不被井离乡迁离科索沃，加剧了塞阿两族的矛盾。1971-1974年，作为南共联盟的头号人物铁托和二号人物斯洛文尼亚人卡德尔联手，清洗了4万多名塞族干部，让塞族人对铁托更加心怀不满。铁托还实行大小民族“轮流坐庄”，“机会均等”的原则，在南共联盟和联邦政府的领导机构中实行选派同等代表数量的做法。于是，于是仅有60万人口的黑山共和国与拥有近1000万人口的塞尔维亚进入国家领导层的代表完全相同，表面上实现了“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实际上成为对塞尔维亚人的歧视，严重损害了占总人口40%和土地34%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利益。
正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不少塞尔维亚人转变了他们对铁托的态度，二战中，很多原先支持“切特尼克”的塞族人为铁托所感召，转而投奔他，成为铁托游击队的主体，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像布兰科维奇这样的塞尔维亚老人却反而对新华社记者说出了“铁托早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就歧视塞尔维 亚干部，提拔和重用克罗地亚干部”。这样的怨言，或也可看作是爆出了铁托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
也许同样是因为这些原因，米洛舍维奇的政治主张才能被塞族人所广泛接受。在南斯拉夫1990年4月到12月举行的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举行的多党制选举中，在民族主义政党在大部分共和国的议会选举占据上风，原共盟组织均丧失执政党地位的情况下（当时的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科罗舍茨曾经乐观的估计共盟有可能在6个共和国的选举中全部获胜，因为“共产党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执掌政权的，战后执政45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即使实行多党选举，共产党也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稳操胜券，照样作江山。”可事实与他的估计恰恰相反，特别是在后来爆发内战的波黑，分别代表穆、克、塞三族的三个民族主义政党平分秋色，穆族获86席，塞族72席、克族44席，而原波黑共盟仅获19席，被三个民族主义政党排斥于政府之外，赶出了政治舞台！）他才能率领由原塞共盟改组的塞尔维亚社会党在有50多个政党参加的选举中突围而出，以65.34%的绝对多数票在议会250个席位中获得194席，从而当选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在非共产党上台执政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等4个共和国，不少在企业、机关和院校中担任要职的共盟成员被解除职务以致遭到解雇，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开始了他在塞尔维亚“后共产时代”长达十年的执政生涯。（阎文中引用的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穆罕默德.苏巴希奇控诉米洛舍维奇的公开信，或许的确反映了某种真实，但却为南斯拉夫当时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大环境所不容。）
（二）关于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的备忘录
在阎文当中曾经把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在1986年成立100周年纪念之际发表的备忘录当做大塞尔维亚主义死灰复燃的标志性事件，甚至用“臭名昭著”这样带有强烈情绪化的贬义语来形容它们。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觉得应该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把学术讨论和希特勒式的煽动性宣传分开，而不能盲目的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别人头上，而且这份报告所谈到的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的备忘录是在1986年由该院的一些院士所撰写的学术论文性质的研究报告，该备忘录当时并未得到塞尔维亚官方的授意，（1990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公开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南斯拉夫将在今后18个月内垮台。这一预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渲染大波，南斯拉夫当局当即提出了抗议和谴责。而国际社会普遍对预测的可信度予以质疑，大多数人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南斯拉夫国内形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应验了中央情报局的预测。）作为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领军人物的米洛舍维奇也与备忘录的出台没有甚麽联系。在当时南斯拉夫经济形势恶化，民族关系趋于紧张的大背景下，它所反映的意见显然是至少代表了一部分塞尔维亚人激愤情绪，造成这种情绪的，既有前文已经提到的历史上在铁托执政时代塞族人受压制的不满，也有在现实经济危机煎熬中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对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斯、克两国的反感与排斥心理。（从总体上看，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逐年拉大，若以南全国人均社会产值为100，从1947年到1989年，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已由163.2上升到200，最落后的科索沃由49.2下降到24；由于各共和国民族主义的泛滥，使得经济建设方面各自为政，只考虑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其后果严重损害了联邦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发达地区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不愿意履行联邦政府制定的对落后的波黑、黑山、科索沃、马其顿等共和国提供无偿经济援助的义务，反而对联邦政府制定的不发达地区优先使用外国贷款的政策不满，1969年斯洛文尼亚发生了争夺国际贷款的“公路事件”，当时仍然由共盟执政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公开指责联邦政府在分配筑路资金中对斯实行民族歧视，并发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联邦政府下台，引发了南联邦战后的第一次政府危机，也制造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而阎文中所提到的美国向塞尔维亚提供18亿美元的贷款导致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国抗议，被迫退还其中60%一事，似乎也是类似这种争夺的结果；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两国1989年对不发达地区无偿援助赠款任务分别只完成了29%和34.8%。）
虽然当时的前南其它共和国并未对这份备忘录产生甚麽强烈反映，但由于其中多多少少带有作者民族主义情绪流露，与当时联邦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官方的宣传口径不对路，因此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一些克罗地亚、科索沃等地的出版物开始将该备忘录视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民族纲领，成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复活的“有力罪证”，包括当时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也是米洛舍维奇的良师益友的斯坦鲍利奇也认为备忘录是“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灭亡前的悼词”，并要求该院院长辞职并与备忘录划清界限。这种态度与斯洛文尼亚公路事件中斯政府的态度相对照，在笔者这样的旁观者看来的确有很大差别。
而在一向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国家，在战前与战后，无论媒体和还是官方，据笔者所知，对这份报告却并不怎么感冒，在联合国专门设立的审理前南战争暴行的海牙国际法庭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中，也没有把这份备忘录拿来当做打击他的炮弹。（笔者认为这不足为奇，就在以“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为由一手主导北约轰炸南联盟的美国，合法且公开活动并持强烈种族主义观点的恐怖组织“三k党”就曾经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夕，向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国际奥运代表团发出恐吓信，扬言要杀害这些国家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理由是他们不是白种人与基督的信徒。后来由于在严密的安保情况下并未发生类似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那样的“民族仇杀”，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比较1971年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团体“马蒂察”策动克罗地亚人游行示威（作为铁托同乡，早年参加铁托游击队，铁托执政时期曾经是南人民军最年轻的少将，后来成为克罗地亚独立后首任总统的图季曼就因为此事被判刑两年，而到了1990年克罗地亚举行大选之前，他就声称由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二战中在萨格勒布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是“克罗地亚人民历史愿望的反映”，从而彻底与他早年的信仰与奋斗划清了界限，也背叛了他的老乡铁托。），批评“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成了主宰”，指责克罗地亚共盟背叛了本民族，甚至公然喊出“克罗地亚有足够的树木来吊死塞尔维亚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相比，这份在1986年9月24日由贝尔格莱德《晚报》披露内容的备忘录并未引起塞尔维亚社会公众关注，因为塞尔维亚官方的严厉批评，塞尔维亚科学及艺术研究院原定举行的成立100周年纪念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三）在科索沃问题上对塞尔维亚有失公平
阎文中尤其在科索沃问题上对塞尔维亚和米洛舍维奇持严厉批评态度，认为
科索沃的独立完全是由于塞尔维亚残酷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而导致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而笔者认为，科索沃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塞阿两族从历史上一直延续的矛盾冲突是其主因，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介入干预导致了科索沃问题的最终国际化，科索沃阿族寻求独立并非自米洛舍维奇上台执政才开始；科索沃独立总体上属于1990年代以来苏东巨变所导致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余波，即便没有米洛舍维奇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存在，科索沃同样会走独立道路，而塞尔维亚所推行的一些过激的政策则加剧了这一质变！
科索沃居民的民族构成情况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几度改变，作为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的中心，塞族人曾经是科索沃的主人，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和塞尔维亚王国的灭亡，塞族人大量迁移，改信伊斯兰教的阿族人占科索沃人口的多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8年第一南斯拉夫建立。
在塞尔维亚人主导的第一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族不被塞尔维亚人所承认，也没有甚麽平等权利可言，塞尔维亚人没收了在科索沃的土耳其大地主的庄园，大批在庄园种地的阿族人移居土耳其，这样到1929年，阿族人约为50万，占总人口的39%。
1941年，第一南斯拉夫灭亡后，科索沃并入墨索里尼拼凑的“大阿尔巴尼亚”，由于塞阿两族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在德意法西斯占领期间，阿族人并没有举行反抗，却对加入“大阿尔巴尼亚”感到格外兴奋。
当时并肩抗击法西斯的南共和阿共，也对科索沃的归属存在较大分歧，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的伦敦条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科索沃都属于南斯拉夫（原本属于匈牙利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也是这样由列强划给塞尔维亚的，可以说两个自治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塞尔维亚人的战利品）但1943年底1944年初，在阿尔巴尼亚举行的科索沃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这一决定被铁托所领导的南共所反对，1944年11月，铁托所领导的南人民军解放了科索沃，可到了1945年2月，阿族人在科索沃举行起义，成立的军政府，1945年3月16日，军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原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返回科索沃，称他们是大塞尔维亚专制政权的拥护者。接着，南人民军出兵科索沃，4万名南军与1万名阿族武装人员进行了激战，结果南军取胜，成千上万名阿族穆斯林被流放土耳其。1945年7月，科索沃人民议会决定将科索沃并入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在短暂的加入“大阿尔巴尼亚”之后又回到了当时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的版图。这样，科索沃问题除了原有的塞阿两族矛盾之外，又增加了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领土争端的因素。
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后，依据当时铁托和南共联盟所制定的母体在南斯拉夫境内的主体民族成立联邦下属的共和国，母体在南斯拉夫境外的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在隶属的共和国成立自治省的原则，在塞尔维亚境内建立了一个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省，但阿族人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为他们没有成为南斯拉夫的第七共和国，因此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到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长达47年的时间里，阿族人要求建立自己的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分家的呼声和闹事活动一直没有停息，始终是南联邦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在作为自治省存在于南斯拉夫联邦和南联盟版图的岁月里，科索沃阿族的人口出生率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最高的地方，1988年科索沃人口增长率为2.4%，而同年南斯拉夫人口出生率仅为0.62%，1948年科索沃人口仅相当于斯洛文尼亚的50%，南联邦另一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的44%，但到了1990年，科索沃的总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斯洛文尼亚和伏伊伏丁那。到1992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成立时，科索沃的阿族人口达到了170万！
与人口高出生率相对应的是，占南斯拉夫人口7.9%的科索沃社会生产总值仅占南斯拉夫社会生产总值2.2%，出口只占1.4%，劳动生产率在全国最低，人均社会产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1953年科索沃人口中文盲占40.4%，作为发达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文盲仅占人口总数的19.1%。在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版图内，科索沃阿族人的生活水平也大大低于塞尔维亚人，人口出生率却大大高于塞尔维亚人，人口过多又反过来加剧了贫困；由于境况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与发达地区差距越拉越大，使得阿族人觉得没有希望与前途可言。（
当然，南联邦政府为发展科索沃当地的经济，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也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加速不发达地区信贷资金，1966-1988年科索沃共获得贷款40亿美元，这对面积只有10887平方公里的科索沃来说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让科索沃经济部门的固定资产1988年与1952年相比较增加了18倍，但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加上地方民族主义的泛滥，科索沃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缓慢，而担任无偿援助任务的斯、克等国则认为支援科索沃的资金没有真正用来发展经济，先后拒绝再向加速不发达地区信贷基金缴纳资金，使得该信贷基金最终名存实亡，联邦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援难以为继！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南联邦经济危机的加剧和南联邦的解体，科索沃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从联邦得到大量的实惠，经济发展毫无希望，而战争的爆发，使得很多塞族难民来到科索沃，不可避免的在就业等诸多方面与阿族人发生矛盾冲突，使得塞阿两族矛盾进一步加剧！
在科索沃的阿族人看来，与其毫无希望的与塞尔维亚和黑山重组的南联盟捆在一起，到不如利用南联邦解体的有利形势独立建国，正好可以摆脱塞尔维亚这个压在自己身上多年的桎梏。
况且作为南联邦的领国阿尔巴尼亚多年一直未放弃对科索沃的领土要求，科索沃阿族的每次闹事都有阿尔巴尼亚在背后地里的策动，1981年阿共八大上，被西方媒体称为暴君和独裁者的阿共领导人的霍查就公开支持科索沃成立共和国，并说：“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用一切力量来保卫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兄弟的合法权利”。（作为共产党人的霍查在保卫本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一点不含糊啊！）
就塞尔维亚一方来说，科索沃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塞尔维亚王国的诞生地，谁放弃了他，谁就会成为塞尔维亚人心目中的千古罪人。
另外1974年宪法大大提高了科索沃的地位，导致前文所提到的塞尔维亚无法在科索沃正常行使自己的行政管理权，在科索沃民族矛盾加剧的情况下（由于塞阿两族矛盾外加经济基础差等原因导致科索沃塞族大量外迁，1991年科索沃塞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1%，而1961年这一比例尚为27.4%，占人口少数的塞族人日益感到孤立和受排斥。）一道难题就摆在塞族领导人面前，是采取息事宁人态度，调和塞阿两族矛盾呢？还是采取强硬措施，加强对科索沃这一塞族人心目中的圣地的管控呢？
在阎文中曾经提到，1981年开始，塞尔维亚领导人就开始对科索沃阿族人的高压政策（当时的米洛舍维奇还是贝尔格莱德联合银行的行长，无权参加决策。倒是1984年成为塞共盟主席的斯坦鲍利奇对此事的表态值得关注。）从1981到1995年科索沃战争爆发，科索沃几乎年年闹事，而塞尔维亚政府对科索沃阿族人的镇压几乎成了一种程序化的“流水作业”。
这样看来，科索沃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阿族人要求建立自己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分家的要求并未因科索沃自治省地位的提高而得到根本解决，而塞尔维亚共和国在1974年宪法的基础上进行妥协之后，也不大可能在现有的立场上（即坚决反对科索沃成为南联邦第七共和国）后退，所以采取强硬措施也就成了塞尔维亚政府唯一的选择。
并且，由于科索沃已经成为正式的“联邦单位”，在联邦主席团有一名常驻成员，因此，在科索沃无论采取任何强硬措施，都必须征得联邦主席团同意，塞尔维亚政府已经无权采取单方面行动！
作为1987年12月才成为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米洛舍维奇，恐怕对此是很清楚的，面对科索沃塞族吃亏的现实，作为塞尔维亚人的他选择了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类似的做法，采取了支持塞族人的立场，具体的表现就是1987年“科索沃波列”演说和1989年在纪念科索沃战役60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以及1989年修改宪法，明确作为塞尔维亚一部分的科索沃自治省，仍然直接参加联邦决策，但是在国防、内务、司法、计划等七个方面要通过塞尔维亚共和国。
而到1990年，米洛舍维奇还解散了科索沃自治政府、议会和警察机构，派塞族官员和军警接管了科索沃政权，强化了对科索沃的控制。
这些举措在不少人看来，正是大塞尔维亚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米洛舍维奇后来在政治上垮台，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如果我们参照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的经验与教训，用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却又能感觉到米洛舍维奇做法合理的一面。
俄罗斯在处理车臣问题上，也曾几度反复，加入我们认真观察其宣布独立初期叶利钦的怀柔政策，到后来发兵进剿，再到后来承认非法武装组织政治地位，从车臣撤军，再到后来普京忍无可忍再次发兵进剿，重新控制车臣这一连串基本事实，就可以感觉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不可确定性，简单的怀柔政策不见得就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好药，相反却有可能“养虎为患”！
作为政治家的米洛舍维奇的考虑当然与一般人的想法不同的。
对阿族来说，米洛舍维奇消减他们好不容易才争取过来的权利，解散由他们主导的政权机构，显然是激化矛盾的火上浇油之举，自然令他们感到愤怒，加剧他们的离心倾向。阿族人自行选举的科索沃共和国总统鲁戈瓦就认为科索沃独立是保持该地区稳定地唯一途径（这也是科索沃阿族人在南联邦时代就追求的目标）。
而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积极推动科索沃问题国际化，甚至公开站在科索沃阿族一边，如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就公然宣称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坚决站在科索沃一边的。”
而“科索沃解放军”能从最初的乌合之众发展到后来颇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西方的支持功不可没。虽然一开始美国称其为“恐怖组织”，但美国外交官在探访了科索沃解放军的营地后立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称其为“自由战士”。
阎文当中认为欧洲各国政府决定干预科索沃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维护欧洲的稳定，保持区域和平，而美国政府则是在当年反越战的知识界人士、左翼学者和自由主义者推动下去“制止对平民的屠杀”。同时认为米洛舍维奇是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末的人，并且认为其盲目沉浸于时代的理想而又不适应时代的变化。
而米洛舍维奇则科索沃战争期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则这样评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的目的：“美国的第一个目标是证明美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第二个目标是重建美国在冷战后时代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不幸的是，我们就像豚猪一样成了美国实现其目标的靶子，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弱小和我们面临的内部问题。”
米洛舍维奇的这段话可以说比较准确的道出了美国干预科索沃战争的真实目的，而法国等西欧国家在参加空袭之前曾经明确主张北约的行动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希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政治解决危机，并不是完全跟着美国跑；但美国很清楚，如果此事放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讨论，传统上亲塞尔维亚的俄罗斯很难说不会使用否决权，因此，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自己的传统影响力拉西欧一帮小兄弟单干。（在这个流行“森林法则”潜规则的现实世界里，强大的实力往往就代表了一切，而且西欧国家历史上亏欠美国甚多，二战时期是美国从大西洋那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从纳粹德国的铁蹄下“解放”了西欧。冷战时期西欧又得依靠美国这个大西洋彼岸的强权去对抗近在咫尺的铁幕那边的另一个强权，在相信“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西方国家眼里，相比之下，联合国这个由世界全体国家所组成的“联席会议”倒显得不那麽重要了。）
所以，虽然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塞尔维亚东正教大牧首帕夫洛强烈要求米洛舍维奇下台，认为“如果塞尔维亚能够通过犯罪来生存的话，那麽塞尔维亚根本就不应生存，如果建立大塞尔维亚的唯一方式是通过犯罪，那我不会接受，就让塞尔维亚消失”。但自认为信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笔者还是认为阎文在科索沃问题上对塞尔维亚有失公平。
后记
本来笔者还打算讨论克罗地亚和波黑战争的问题，但因为手头掌握资料不足，因此仅仅只能就以上三个小问题做一肤浅的分析，在此也就只能说句遗憾了。
冷战结束之后，苏东巨变引起了一股不小的东欧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在这个大背景下，短时间内前苏联解体了，前南斯拉夫彻底分裂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家了，而且直到现在前苏联旧有的疆域内仍然有一些地区分裂主义势力为谋求独立或与它国合并而在积极活动，比如俄罗斯的车臣、阿塞拜疆的纳-卡自治州，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阿布哈兹，摩尔多瓦讲俄语居民成立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等等，科索沃的独立不过是这股浪潮目前仍然在涌动的余波所激起的一朵浪花而已。
同时，巴尔干地区仍然存在着不少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的隐患，大民族主义的思想言论依然随处可见，北约虽然进驻了波黑和科索沃，依靠刺刀暂时维持了和平，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产生矛盾冲突的原因，也不可能在这块很早就被人称为“火药桶”地方永久的驻扎下去，他们一旦撤出，巴尔干究竟会不会再现当年的腥风血雨？仍然是世界各大媒体的观察家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被西方和克罗地亚人、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称为“巴尔干屠夫”的米洛舍维奇已然在海牙国际法庭的监狱中做古，在国际上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而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战争结束后也在反思：“为甚麽米洛舍维奇上台之后，曾经承诺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结果却是发生了4场战争，受到国际制裁，又遭北约轰炸，国家越来越小，人民越来越穷，敌人越来越多，爱国者越来越少？”
很多专家学者与媒体都力图回答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不过有一个看法还是比较一致，那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成是米洛舍维奇一个人的罪恶，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无助于历史学家们探讨历史的真相。
这个观点的一个佐证就是，在海牙国际法庭对米洛舍维奇长达将近五年的庭审过程中，始终没有出示甚麽强有力的证据，倒是学法律出身的米洛舍维奇以他不妥协的强硬姿态，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使他们认为“这样的审判，政治需求大于对事实的追求。”
而西方国家的不少人私下里也认同这一点，与米洛舍维奇打过交道的一位西方外交官就说过：“华盛顿的很多官员公开辱骂米洛舍维奇，说他是巴尔干地区的主要问题，但他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西方在解决科索沃问题时需要他。”
米洛舍维奇离去了，但大塞尔维亚思想决不会轻易被塞尔维亚人所放弃，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它仍然会卷土重来，就在1995年12月14日米洛舍维奇在代顿和平协议上写下那历史性的一笔的时刻，波黑塞族领导人仍然发出了“代顿协议是一个错误，塞族代表团不接受、也不会签署这一协议”的呼声。
1996年9月11日，波黑塞族女领导人普拉夫希奇在波黑的巴尼亚卢卡向各国记者表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巴尔干建立一个统一的塞族国家......时代在变，总有一天国际社会将认识到在塞族国家成立之前，巴尔干地区不会有和平。”
在面对北约的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克穆两族的联合进攻以及国际制裁的恶劣情况下，以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为首的100万塞族人所表现出的顽强，让人又依稀看到了塞尔维亚人在历史上与奥斯曼土耳其和德意法西斯占领军进行殊死搏斗的所传承下来的那种不屈不挠。（很多西方人指责塞族人犯下滔天罪行，并认为塞尔维亚人因为南联盟的援助而一直占有军事优势，而实际上波黑的穆斯林得到51个伊斯兰国国家的大力援助，单是武器一项就达数亿美元，还派出万余志愿人员开赴波黑参加“圣战”，其中不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这样的精兵强将！中国的网络军迷们至今还为巴基斯坦援助波黑穆族武装的中国红箭-8反坦克导弹击毁塞族仿T-72的M-84坦克的成功战例而津津乐道。美国更是自1993年11月就解除了对波黑的武器禁运，美国国内类似“黑水”这样的佣兵公司更是利用战争大发横财，克罗地亚1995年收复塞族控制的克拉伊纳地区正是他们幕后策划的结果，克族武装也是他们所一手培训的。而自身饱受制裁苦难的南联盟自1993年5月就中断对波黑塞族除人道主义援助之外的所有援助。波黑穆族武装迟迟突不破塞族对萨拉热窝的封锁，不知是穆族武装战斗力太差还是有意给西方提供一个人道主义危机干预的借口？）
二战中南斯拉夫王国的军队和铁托领导的以塞族人为主的游击队曾在波黑与德意法西斯所操纵的穆族和克族伪军进行了殊死拼杀，使得穆、克、塞三个民族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南斯拉夫各民族互相兼并、仇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占全国人口1/9的170万人，除了被德、意法西斯所杀，竟有相当一部分是民族之间互相残杀的结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情形又在波黑重演了一次，只不过这一次西方已经不在称塞尔维亚人为反法西斯的战士，而把“魔鬼撒旦”的黑帽子戴在他们头上，而自己则扮演的是“替天行道”的上帝角色。
北约依靠刺刀为波黑带来了和平，却无法阻止波黑的民族矛盾演变成类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的犹太人之间那种无法化解的死结。
若干年后，惨烈的战争与残酷的杀戮还会在巴尔干重现吗？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笔者想借用《东线》作者朱世巍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
本文的主题思想：“历史是一面多棱镜，如果仅仅看到它的一面，而忽视甚至否认其它面的存在，将无法看到真正的历史！历史的功与罪就是如此，两者既是不可抹杀的真实，也是不能拿来互相抵消的真实！”
2009年12月26日夜于乌鲁木齐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