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间：2010年9月1日
摘要：单一的资助模式、捉襟见肘的经费以及薪金待遇过低，让大部分优秀人才在博士毕业后首选到国外做博士后。
悬殊的待遇差距，模糊的身份定位，博士后在放弃与执著中较量
徐治国
单一的资助模式、捉襟见肘的经费以及薪金待遇过低，让大部分优秀人才在博士毕业后首选到国外做博士后
经过深思熟虑，苏琳（化名）还是放弃了北京大学博士后的机会，转而投向了日本东京农工大学做博士后。“除掉日常生活开销，大概一年能到手10万人民币。”苏琳告诉《科学新闻》。“尽管很难想象两年后回国时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但去日本至少能挣些钱，走一步看一步吧。”
同样，2009年毕业于中科院某研究所的张丽（化名）博士，由于很难留在北京，同样选择了去美国做博士后，“中国的博士后就是苦力中的苦力，而且工资也少得可怜。去国外不仅挣得多，关键是可以见见世面，长长知识。”
6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出台新政规定：博士后的年薪不低于6万元，最高不超过12万元，这一费用原则上由合作导师的科研经费全额支付。尽管这一标准高于国家资助标准——两年10万元人民币，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博士后待遇仍相距甚远。
中外博士后的礼遇差距背后，也许正是许多博士毕业后出国深造的缘由所在，但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博士后制度的深度考量。
悬殊的待遇差距
目前，国内招收博士后主要有国家资助招收和自筹经费招收两种，这两种模式占据了中国博士后招收类型的85%。国家资助标准每人两年10万元人民币，至于自筹经费模式，一般而言是单位根据研究工作需要，灵活掌握。
上海交大此举也许能改善博士后的待遇生境，有望将更多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上海，留在国内。然而有人在网络上发帖指出，这一举措“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博士后年薪新标准，已不低于这所大学的讲师甚至副教授的平均收入。所以有年轻教师戏言改做博士后。对普通教授来说，招聘一名博士后，按新规意味着每年至少要为其支付3万元左右的工资和社保。若博士后不专心从事科研工作，则这种经费支出便会毫无意义。因此，新政后在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教授中有多少人乐意接收博士后，还值得观察。”
图1
再来看看美国，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为例（见图1），目前是每年最少3.77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6万）。就是如此之高的待遇，美国还有很多博士后并不买账。
8月12日，美国加州大学校方与美国工会（UAW）联合宣布，经过一周的投票，美国加州大学十所分校的博士后组成的联盟（PRO/UAW）与校方达成一份协议。这份为期五年的协议将让博士后获得更高薪水以及更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协议主要包括：在NIH薪资标准基础上，对博士后的薪水实行依经验定酬和年度常规上浮。总体来说，就是博士后最低工资按照NIH标准，每年最少37740美元，第二年有可能涨到最低40004美元。低于4.7万美元的今后每年最少上涨3%，高于4.7万美元的每年上涨1.5%；博士后休假期间可获得一些补助；完善加强博士后的健康和安全标准机制；须有“正当理由”才可处罚或解聘人员；加强对博士后进行专业指导。
“不仅仅是因为加州大学的博士后将获得的补偿是全美最好的，而且加州大学的博士后们争取到了从未有过的权利和保障，使他们可以从事重要的研究工作，正是这些研究工作让加州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术机构。”联盟谈判委员会成员之一、加州大学癌症研究人员XiaoqingCao说。
《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版）2010年第7期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博士后的尴尬现状及原因分析》指出，博士后研究人员是科研工作人员，而不是学生。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博士后仍然被当作学生来对待，来“培养”，而非有效的“使用、计算工龄、享受正式教职工的待遇”。博士后作为一种工作经历，是博士毕业生进入独立科研工作的过渡。然而目前，由于对博士后定位及其身份缺乏清晰的认识，导致一系列相关问题发生错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中国的博士后仍然是学生，中国的博士后拿到的薪金并未能真正体现其自身价值。反观国外，博士后被作为工作人员来对待，他们拿到的薪水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博士后。
不仅如此，“有的流动站并不会按照国家规定每年5万元的标准贴补博士后，而是将流动站拿到的国家资助博士后经费用来‘给养’流动站招收的所有博士后，这其中就包括流动站自筹经费所招的博士后。这样平摊到每个人身上的钱就寥寥无几了。这对国家资助博士后很不公平。”一位在高校从事博士后管理的工作人员告诉《科学新闻》。他同时指出，“更为糟糕的是，有的流动站甚至连这部分‘国家皇粮’也不给，而是让合作导师自筹经费给予博士后。对于这种情况，国家甚至不知道，而且也无从查验。博士后一般也不知情，即便知道，也由于寄人篱下，怎么反映？”
中国从执行博士后制度以来，截至2009年，已累积招收7.01万博士后研究人员。
图2
1990年5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成立，用以鼓励和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有科研潜力和杰出才能的年轻优秀人才，使他们顺利开展科研工作，迅速成长为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截至目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已累计资助了47批，资助金额累计5.29亿元人民币（图2）。
目前，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比例稳定在33％左右，博士后基金的面上资助划分为3万元和5万元两档，对基础性、原创性和公益性的研究给予适当倾斜。在面上资助的同时，增加特别资助的方式，对在站期间取得了重大自主创新研究成果和在研究能力方面表现突出的博士后，给予一次性10万元的特别资助经费。有些博士后确实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成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很多人成为学科带头人，成为博士生导师，有17位博士后已成为两院院士，也有一些人走上领导岗位。
但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站博士后告诉记者，这些成绩根本不是这区区几万元就能做出来的成果，而都是在承担合作导师的项目和课题时做出来的，“这点钱也就只能当作生活补助，其他的什么也干不了。”
反观美国，对博士后的经费资助途径多样，主要有博士后奖学金、联邦政府的培训拨款、研究拨款或合同。灵活多样的模式为博士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历史来看，美国博士后教育是一种手段。它能使一组精英青年，大多是追求大学教师工作的人员，增加研究训练的深度和广度。经过一至两年的博士后工作，这些精英就能够得到适合的大学长期教师职位。对于在企业的博士后来讲，博士后项目保持了一种科研绿卡——允许博士后以客座身份在企业科研部门停留一些年，而不改变他们的学术身份。对于企业博士后来说，另一个主要吸引力是工资。到企业做博士后，许多博士后每月能挣到5000~10000美元，比在学术机构做博士后还要多。
日本执行的是特别研究员制度，做法类似于中国的博士后制度。除了每月的20万~37万日元的研究奖励金外，日本学术振兴会给予特别研究员申请“科学研究补助金”“特别研究员奖励费”的资格，特别研究员的科学研究补助金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每年可从日本学术振兴会得到150万日元的科研经费。
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是通过各种渠道和项目支出来吸引本国和世界各国的青年科学家，加大投入力度，目的是在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
博士后的身份定位
最近几年，中国对科技的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点从经费上就能看得出来。
2008年中国科技投入达3710亿元，占GDP的1.49%。表面上看，科技投入有了大量增长后人才并不稀缺，但是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科技道路上却面临资金、科研训练和官僚主义的重重束缚。
不仅如此，其实有限的政府支持和过剩的年轻“科学家”还是使得这一前景更加暗淡。随着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归，人才市场也越发变得拥挤不堪。虽然政府在过去几年加大了博士和博士后的培养力度，但是想找份全职的研究岗位并非易事。单一的资助模式、经费的捉襟见肘以及薪金待遇过低，还是让大部分优秀的博士后首选国外。
“如果你对学术感兴趣，可以一试。否则，趁早滚蛋。”一位在读博士这样评价目前的学术环境。
长期从事劳动力研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员曹聪早在2008年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指出，中国大约有31%的博士后从事基础科研，而69%从事应用科学。他认为，2003~2006年，虽然进入产业、政府、军队或继续第二个博士后流动站研究的博士后人数变化很小，但是从事科研的人数比例却在急速下降，转行的比例在增加。“一方面有可能是受到非传统职业道路的不断扩展的影响，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海内外学术职位的饱和所致，也有可能是二者同时存在。”
科技部给出的数据显示，顶级的人才仍然稳居国外，仅有11%的中国博士继续在中国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
“无论是薪水还是所得到的科学训练，如果他们还想继续深造的话，中国的博士后制度都无法与海外的相提并论，不具有任何吸引力。”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裴刚此前对《自然》表示。
一边强调要自己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一边却更青睐于海外人才，“千人计划”“百人计划”“长江学者”等各种计划都倾向于有海外经验的。
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看来，这对没有在海外学习和工作过的年轻科学家将会带来很大的打击。他认为，目前中国的许多机构都缺少一种智育文化，大部分实验室都强调要发表大量的论文，而不是强调与其他实验室进行合作交流。久而久之，他们的学生将失去对科学的兴趣。
博士后的去向问题全球存在。是继续坚守学术界，还是投身产业干些别的？很多时候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要追求些什么。
“有些博士后根本不清楚自己的价值，而有些要求得离谱。”NIH博士后服务部主任Lori Conlan说。
6月24日，《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通过调查发现，影响研究人员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一是来自同行的帮助和指导，二就是薪水。这两个因素排在他们对工作满意度的前两位。
图3
世界各国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年工资水平就反映了“人往高处走”这一老话（见图3）。学术界（大学）给予的工资要远远落后于产业界。相对于日本和英国，北美的差异巨大。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喜欢离开大学去创业。
图4
不仅如此，从年薪酬来看，学术界不同阶段的差异也非常显著，亚洲远远落后于欧美（见图4）。
“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在中国的机会很渺茫，而且竞争很激烈。”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说。他已拿到前往美国做博士后的签证。
博士后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还想继续搞科研，博士后的深造还是必须的，因为博士毕业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
事实上，博士后并非学位，只是一种经历、一种工作之前的过渡而已，但是在中国却演变成一种无形的“学位”，成为众多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博士临时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这也许正是中国目前博士后的生存现状。有人调侃：博士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一位出站博士后这样告诉《科学新闻》：博士后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还想继续搞科研，博士后的深造还是必须的，因为博士毕业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在选择合作导师和课题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和导师沟通，对自己的未来科研有一个初步的规划。
放弃
小梅（化名）的想法很简单，因为对科研的执著和兴趣，于是就想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断耕耘下去。
因为老公在北京工作，“没的选择，为了不两地分居，我只能随他而来。”2006年，从“985”重点高校博士毕业的小梅，本可以去天津大学从事科研工作。
由于外地生源进京直接工作的难度逐渐升级，小梅一时半会在北京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所以攻读博士后成为了必然之选。
小梅在读博期间参与了众多国家科研项目，而且发表的论文档次较高，在国内同领域做得还算小有名气。“因为自己做的工作不是简单地模仿前人，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和发展方向。不仅如此，自己参与的若干国际国内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宣讲完毕后，还得到了同行的一致好评、认可和鼓励。”小梅回忆说。
自然地，小梅很顺利地被北京某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导师相中，开始了自己的博士后生涯。
这也是小梅来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初衷，“既然走了这条路，我还是想在学术上有所成绩，所以在选择合作导师时也不是盲目的。”小梅将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告诉记者，“而且我对自己的学术未来很看好。因为，觉得自己基础还不错，加上名师指导，应该有很好的发展。”
选题时，结合合作导师的主持项目，在合作导师要求的突破点上，小梅开始了刻苦研究。“两年来，几乎都是在实验室和图书馆中度过，作为一名女生，做到这一点很难，也确实很累，几乎没有什么周末。”小梅坦言。
但是，已有家室的小梅，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个都不能少。
刚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工资每月2400多块钱，“这点钱在北京生活，少得可怜。”小梅承认，“虽然工资不高，好在博士后流动站给我提供了一套单身公寓，我自己只负责水电费。在北京这个大城市，房子问题解决了，工资少点就少点吧。这套公寓所处的地段和面积，按照市场价大概每月的租金在2500元左右。这样的话，我的工资相当于每月在5000元左右。如果没有这套公寓，2400元，在北京生活就非常困难了。”
两年来，虽然辛苦但还是有了收获，小梅发了3篇SCI文章。
博士后最后半年，流动站统一涨工资，“我的工资涨到了每月3500元，当时拿到工资单的时候，心里蛮是欢喜，毕竟钱又多了嘛。”
“虽然是在导师要求的方向和突破点上发了文章，但是由于研究方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非自己当初博士的专业所长，学习新知识感觉力不从心，做的东西也是在跟踪国外，没有太大创新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小梅当初继续科研的想法有了变化。
“当初选择读博后，觉得委屈，为老公做出了牺牲，但是后来想想，读博后可以让自己的基础夯得更加坚实，总觉得可以继续科研之路，也挺好的，觉得自己在学术上也许还能有所造诣。然而现在看来，自己的研究方向总是在跟踪国外的研究中度过，很难有所突破。这对于真正想搞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马上就要出站了，此时的小梅不得不开始考虑人生路途中的又一次重大抉择：是继续还是放弃。对这个问题，她自己也是很茫然。
“还是放弃吧，你一个女孩子，搞了这么多年科研，搞出点什么来了？不就几篇烂文章吗。而且每天做实验，仪器还有辐射，将来准备要孩子这么办？”小梅复述她老公的原话。
老公的话不无道理，越是临近出站，小梅的这种纠结就越是明显。
痛定思痛，小梅做出了大胆的选择：放弃。
博士后出站的时候，在合作导师的引荐下，小梅找了份可以说和这8年从研究生到博士后学习几乎无关的工作——“坐机关，搞管理了。”小梅说。
“这书白读了。”小梅说，“自己的学术生命从此结束，博士后似乎成了找工作的一个跳板，其实并非本意。每个人未来的发展，就连他自己也无法预测。”
执著
军哥（化名），某研究所博士毕业之后选择了在北京一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想继续自己的科研道路。当初选择这个实验室也是看重它在国内有着很好的基础和未来，但直接进入实验室工作很难，只能做出如此选择。”军哥说。
然而，军哥来了以后的实际工作并非他想象的那样，而是帮着合作导师写“973”“863”等各种项目的申请本子，“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被申请项目所占用，很难有时间静下来做点自己想做的工作。导师催得紧时，还得几天几夜通宵达旦，生物钟彻底颠覆，毫无精神。”
尽管如此，军哥还是咬牙坚持着，依托合作导师的项目和课题，只要一有空，就钻进实验室做点自己的东西。“别以为帮导师写了本子就可以省心了，将来出站没有文章，怎么留下啊！”军哥道出了如此拼搏的原委。
不仅如此，完成写本子的同时，还得完成合作导师在研项目的要求，一方面这些数据可以为项目交差做准备，另一方面，一些数据也可以直接拿来发表文章。
几年前，要想留在该实验室，不成文的规定是要有2篇高质量SCI文章。为了完成这一要求，“就是拼了，我也要完成。”军哥说，“这两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实验、数据、写本子；再实验、再数据、再写本子……就是这样重复着。”
“有时想想这样的生活简直索然无味，我成了廉价劳动力。两年来，科研上就没有一个自己的idea，更别提什么创新了。”军哥说。
作为国家统招博士后，军哥每月的工资也只有2600元，享受着学校提供的一居室单身公寓和公费医疗。虽然房子解决了，但是2600元对于一位男生来讲，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生活也紧紧巴巴的。
“没办法，要想生活，还得想点办法弄点钱啊。”进站半年后，军哥申请到了博士后国家科学基金，两年共计5万元。军哥说：“某种程度上，这个钱其实就是生活费补贴。除了这点作用外，什么也干不了。”
于此同时，军哥参与了合作导师的很多项目，每月也有1000块钱的补贴，“这样每月下来能到5000多元。”军哥说。
眼瞅着就要出站了，在同期进入实验室的二十几个博士后中，军哥做得是比较好的，按照以往的要求，留在实验室不成问题。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军哥一时难以接受。
“实验室答复我说，今年进人指标很少，都给海归了，你要想留下只能等明年的机会了。”
“算上研究生，我已在我的学科方向摸爬滚打了整整8年，而且自己对科研也比较感兴趣，觉得自己的特长就在这里。”没办法，军哥只能隐忍，接受博士后延期1年出站，希望明年能留下来继续从事科研。
为了这一个目标，军哥更加努力了。这1年又发表了1篇SCI，还申请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30多万元。这个基金项目又为军哥能留在实验室增添了砝码。
1年的“折磨”期很快就到了，有了前期这些的努力成果，军哥留在了实验室。“终于转正了，也许这就是我该走的路吧。”
“海归”博后亦不易
Offer会有的，money也会有的！
于平
一件件行李打包，回国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在美国做了3年的博士后，终于挥手与这个国家作别。3年的时间不长，但我已经习惯了在路上能够碰到松鼠，习惯了实验室里活跃的科研氛围；3年的时间不短，在这里，我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的母亲，习惯了在网上给宝宝买比国内实惠得多的生活用品，习惯了有空的时候一家人驱车郊游。
海投简历
在离博士毕业还有半年时间的2006年年底，我就开始“海投”简历，虽然发出去的求职邮件没有几百封，但七八十封总是有的，基本上大部分和我专业相近的教授都被我“骚扰”过。那时候的我可以用“不是在发邮件，就是在等邮件回复”的状态来形容。午饭和晚饭也经常在实验室解决：通常是右手拿着筷子，左手点着鼠标，心情随着邮箱里的“新邮件”数目起起落落。
等待的过程很漫长，也很煎熬。虽然也有同学安慰我说，“人家发了几百封邮件才捞到一个offer呢，你发的还不够啊，继续努力！offer会有的，money也会有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几十封邮件石沉大海，几十封邮件被婉拒后，机会来了！一位美国的教授A给我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这个位置很需要人，但是现在在申请经费的过程中，还需要等一个月。
聊胜于无。虽然每个找博士后位置的人都希望找个“牛”的学校“牛”的老板，因为这样的起点比较高，文章也更容易发在影响力高的杂志上，但“牛”的学校“牛”的老板，他们并不缺人。记得有一次，有个老板说，“我是需要人，如果你能申请到自己的经费post-docfellowship，可以过来。”这种奖学金就连美国本土毕业的学生也很少能拿到，更别提外国人了！
紧接着又来了一个offer，而给我这个offer的人正是我日后在美国的老板B。这个offer没有说要等，而是直接要推荐信，跟我的博士生导师交流后直接拍板要我。和这个offer相比，前面那个可能的offer显然更让我动心：教授A虽然不是大牛，但是给的待遇要比这个offer好得多。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再次给教授A发了一封邮件，询问他什么时候可以确定我是否有机会。然而造化弄人，发出去的信再一次杳无音信，当我放弃了这个职位，开始办理B教授给的offer申请手续时，那个期待的offer也来了。没有办法，只好放弃！
美国博士后
随后的一切按部就班。2007年5月份答辩，6月底签证，7月从北京飞到美国，10月底老公辞掉国内的工作来支持我的“伟业”，同时也在外面的世界寻找新的机会。
虽然美国的博士后也是临时的职业，却不像中国的博士后有“进站”“出站”之说，没有规定年数之限，在美国做5年10年博士后的大有人在，甚至有人一辈子都在做博士后，被戏称为“千老”。美国的博士后虽然也能够申请到自己的科研经费，但成功比例很低，而且对于外国人（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没有绿卡）来说，受限很多，申请到经费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挂靠自己的博士后老板，非常努力地工作，争取出几篇好文章，为自己以后的科研之路奠定基础。况且我博士后所在的学校算不上是牛校，我的新老板也算不上是大牛，个人的付出就显得越发关键。
进入实验室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手前任博士后遗留的工作，而且交接时间只有一个星期。顾不上倒时差，也顾不上慢慢练口语，马上进入紧张工作的状态。万幸的是，所做实验的原理我非常熟悉，只是仪器和制备样品步骤不同，因此上手也快。
接下来的一年我的工作很顺利，有两篇文章很快被接受。
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还算宽松的工作环境以及美国中部如此优美的自然环境，我们打算生一个“美国公民”，这个愿望在我们到达美国18个月的时候成功实现。
虽然在国内从事IT业的老公在美国没有能够继续干本行，但也在朋友的介绍下，凭借自己本科时的分析化学背景和勤奋踏实的态度谋到了一份实验室工程师的工作。
我的眼中生活一切向好。虽然我们两个人挣的都不算太多，每个月加起来的5000美元过得也还滋润。1500美元足够打点好全家人的日常开支，就算是每个月零花500美元，也能略有盈余。
然而在我的第一个项目结束，开始新的项目课题时，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新的项目课题体系非常复杂，难度很大。尽管我一如继往地努力，按照老板的意思去做，但实验总是很难有进展，而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老板又不同意。随着时间流逝，我的心情也由最初的满怀希望慢慢滑落到郁闷的低谷。
与我相反，老公开始深得他所在实验室老板的器重，非常希望他从2010年秋季开始在实验室念博士。就是在这个时候，老公郑重告诉我：回国，离开美利坚。
他其实早有此意，之前是因为我的工作顺利不忍心让我放弃，但是用他的话来说，“在美国生活，就像自己被阉掉一样。”美国的大部分中国人没有融入主流社会，习惯了晚上约三五好友“把酒夜话”的他在美国只能圈在家里，看看电视，上上网。
“即使我在美国念个博士，等毕业都快四十了，那时候找工作岂不是更受局限？”老公这样解释他拒绝的理由，“而且国内公司的老板一直跟我保持联系，非常希望我回去，而且回到武汉也有很多高校，你找工作也应该不会很难的，现在不回，更待何时？”
虽然我舍不得这个美国中部农业州的干净，舍不得每个月只要五六百美元租金、但热水暖气一应俱全的小家，舍不得在美国可能存在的机会，可是我没有办法再次拿整个家庭的幸福做赌注。或许是因为我已经成为一位妈妈的缘故。
武汉求职
2010年7月底，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到武汉。找工作成为我生活中的关键词。
虽然之前有人给我打过“预防针”：现在国内博士就业环境严峻。以我现在的经历来看，果不其然。
回来的前三天，我开始修改简历，一遍，两遍，三遍。第四天，我开始投递简历，武汉的重点高校一所不漏。在邮件没人搭理之后，我开始尝试打电话。W大学的招聘办公室主任在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简短回复：“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计划。”另一所全国排得上号的学校领导则直接说：“对不起，我们只要文章影响因子在10以上的。”
接下来的仍然是打击。第三所学校的老师告诉我：学校2010年的招聘计划已经用完了，得等2011年的计划。第四所学校的答案同样令人心灰意冷：您的专业是很好，我们学校目前没有这个专业，也希望把它发展起来，可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引进比如“千人计划”这样的领军人物后，再招聘您这样的人才。
H大学的一名教授悄悄劝我：“要不你先找个学校做两年博士后，然后再想办法留下来，这样相对容易一些！”听君一句话，我心里的泪已流千行。
国外的3年博士后换来的竟然是国内的不屑和拒绝，心里仅存的一点自信差点灰飞烟灭。唯一能自我安慰一下的，是现在不是招聘的季节，而且武汉这个城市学术水平不咋地。
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大学招聘门槛的发展快得超出了我的想象，3年的时间似乎已经换了人间。
从明天起，我要满怀信心，怀揣简历，穿梭于各个高校研究所继续推销自己。Offer会有的，money也会有的！
能熬才会赢
“如果未来还是这样的评价机制，我可能也会像现在我的导师那样对待我的学生。”
王玲
2010年6月，李周（化名）揣着十几篇SCI最终换来了头上的博士帽。20年的寒窗苦读后，他的父母似乎看到了儿子的锦绣前程。
然而，现实却把老两口推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李周到毕业时并没有找到工作单位，心急如焚的父母凭借对儿子专业极其有限的了解，开始在网上给他寻找职位。
“儿子，你怎么就选了这么个烂专业啊，什么环境学科，在网上就没有几个地方能去的。我们看有一个石油学院还招你的专业，你快去试试啊！”李周的父母坚决反对他再去念博士后，希望他尽快安稳下来。
不久以后，他们的愿望彻底落空。
“被喜欢”的代价
李周很自信，这种自信源于他的优秀。从中国西部的一个城市考到北京一所全国top2的学校确实很拉风。在高手云集的大学里，他的优秀并没有褪色，李周喜欢科研，大学四年，学习是他的主旋律。
本科毕业的时候，李周选择了北京的另一所高校。理由也很简单：要继续做科研，就要找自己本专业的“大牛”，这样才有利于将来的发展。
没有意外，他还是导师喜欢的学生。肯干，出活，还懂得和周围的人处理好关系。每天的作息时间是：凌晨4点睡觉，上午10点起床，周六周日也基本如此。“基本没有什么爱好，也不爱打游戏，写程序累了，就在网上看一会儿搞笑的视频调节调节”。
李周的“大老板”半年难得见一次面，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项目，拿钱。指导李周学业的任务就落在了“二老板”身上。从开题，到中期考核，再到毕业论文的撰写，李周的“大老板”都很难有时间与他交流。
但这并不妨碍李周得到“老板”的重视，每年都能发表几篇SCI，导师几乎都会喜欢这样的学生。
也正是因为“喜欢”，在2009年10月，离毕业还有半年多的时候，导师把李周派到美国去学习4个月。李周心里很清楚，等4个月回到国内，又该写毕业论文了，也过了找工作的时机，导师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美国的4个月，李周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每个月800美元的留学基金一半用来租房、交通费、日常生活用品费，杂七杂八下来，每个月只有不到200美元吃饭。“每天只好自己动手做意大利面果腹。”住在李周隔壁的墨西哥留学生每个月有一千八九百美元的补助，时常可以去尝尝异国风味，这让李周羡慕不已。
和他一起出去到美国学习的一个女同学，回到国内后态度决绝地向“老板”表示不再读博士后，他也有点动心了。
好景不长，在临近毕业的一次组会上，导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要以为发了十几篇SCI就了不起，没有完成工作照样不能毕业。”那个同样优秀的女生痛哭流涕，而且向导师发誓自己今后再不会做科研。庆幸的是，导师大发慈悲，让那个女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学位证书后，她去做了行政工作。
李周喜欢科研，他还要在这个圈子里混，他的命运还捏在导师手中，与其做无谓的抗争，不如更好地适应这个圈子。
选择做“土鳖”
毕业前的一段时间，李周也曾考虑要不要到国外去做博士后，也曾经给一些国外的“大牛”发过自己的CV。不幸的是，愿意要他的让他干的是“劳动力密集”的活，根本就不给发挥的空间；倒是有些很合适的位置，被对方告知：谢谢你的关注，你很优秀，但是这个方向我们还是倾向于找本土的学生。
李周苦笑着说，他认识的一个师兄，在国外做博士后期间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十几盆花花草草浇水。导师看他实在无聊，给了一本拉丁文的植物学专著，让他背诵。两年下来，背了半本，回国后没几个月就丢光光了。
“欧美国家让亚非拉学生做的大多是一些他们本土学生不太感兴趣的生物、化学等领域，一些涉及到核心理论和受本土学生欢迎的专业，我们这样的学生是很难有机会的。”李周看得很透彻：“我的专业属于后者，以前中国学生选择去欧美国家做博士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挣比国内多得多的钱，但是和现在北京的房价比起来，这也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了。”
李周也明白在国内做博士后同样不简单。唯一占的优势是自己还比较受重视，在今后的两年可以继续挣点“人情分”，和“海归”竞争还有点心理优势。
然而，从上到下，非“海归”不要的政策也让李周有些忧心。“老板”虽然想留下自己，但是政策卡着，“老板”也会比较吃力。李周说，他们组里有一个很优秀的博士后，在两年内发了漂亮的文章，也满以为会按照预期发展的那样留下来，但是最后还是“黯然离去”。
博士后，后博士？
刚刚博士后进站的李周并没有休暑假，而是一如既往地待在实验室，即使是“老板”正在千里之外的海南。他依旧是凌晨4点睡觉，上午10点起床，与念博士时并没有差别。
“虽然国家对博士后没有明确的文章要求，但是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规定。我希望出站后能够留下来，不发一定数量上档次的文章，想留下根本就是做梦。”李周丝毫不敢松懈。
对于自己的生活条件，李周显得很淡然：“博士后比博士要好多了，能拿到三千块钱，还有房子可以住。”
知道儿子住进了博士后公寓，李周的父母特意从老家赶到北京。虽然房子不是很大，也仅仅是暂时住所，也还够一家三口容身。母亲看到儿子的辛苦，心疼自不必说。
李周很清楚，像自己一样没有背景、没有钱势的“80后”，注定要靠透支自己的青春去争取一个还算满意的未来。“说白了，学生和导师之间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导师要用学生的文章去拿项目，学生要靠导师的项目去拿文凭。”
“但是，我不怨恨我的导师，他们也只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产物。”李周继续说，“如果未来还是这样的评价机制，我可能也会像现在我的导师那样对待我的学生。”
作为博士后的李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拿到与劳动成果相配的报酬”。建立合理的博士后工作体系、监督体系也是他的美好心愿。
博士后生活对于李周来说，更像是博士生活的延续，他依然还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努力跋涉着，“发表文章”依旧会是他今后两年的关键词。
我的辛酸求职路
博士后，在这光鲜的名衔背后，依然少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依然要走艰辛的求职路
王大可
或许是博士毕业时找工作过于顺利，让我大大低估了博士后的求职难度。很多人眼中的优秀学生在经历两年的博士后生涯后，竟然变得尴尬起来。
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我一路“985”高校。由于我的专业是基础学科而且是理论研究，所以一早就打定了做研究的主意。2007年博士毕业时，虽然仅发表了3篇文章，影响因子加起来有11左右，也算差强人意。
就这样，博士毕业后我顺利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科研所，开始了短短一年的工作。每天的事情单调重复。要命的是，我仅有的一点想法也被现实击得粉碎：这个研究所一二十万的仪器都少见，更不要提那些上百万的大型仪器了。基础研究离不开仪器的支撑，想着当年读博士的时候，什么仪器设备，只要是和自己研究相关的，都能在所里找到。当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带着对科研的向往和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我毅然决定辞职。在走之前，所领导反复劝说：“小王啊，你好好考虑下再做决定吧，因为你这一走，也许再就回不来了！”在辗转反侧几个夜晚后，我还是辞职了。
2008年夏天，我成了中科院某所的一名博士后，换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对于我来说这相当于是一次转行，我唯一有的就是在博士阶段学到的理论基础。变通一下，还能用得上。
博士后的中期考核后，在合作导师的指点下，进站的第一篇论文得以发表。事情似乎一切向好，第二篇论文也在整理。然而，现实却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在博士后最后的半年里，我居然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找工作上，原工作单位领导的话一语成谶。
最贵的一杯水
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在博士后出站找工作的过程中，喝到恐怕是我这辈子最贵的一杯水，而且是在我很穷的时候，自费喝到的。
原以为自己的专业偏基础，而且国内从事这个专业研究的人并不多，找工作应该比较容易。所以在找工作的前期，我兴致勃勃地打了不少电话。结果令人沮丧：对方不是说“没有这个专业”，就是说“我们的招人计划还没有出来”。
正在我苦恼的时候，一所省属高校的网站上，挂出了招聘计划，而且专业的对口性几乎是100%。我心想，这回机会应该来了！
联系了相关学院的院长，得到肯定答复后，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寻寻觅觅的工作终于来啦！为了不错失良机，我当机立断买了火车票连夜赶往这所高校。
出了火车站，天色微明。为了省钱，我拖着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公交车。到了学校，沿路打听该学院的位置，找到了院长办公室。
接下来的事情有点戏剧化。学院的院长看到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个一大早就出现在他面前的人和昨天电话里的是同一个。看着我满怀希望的样子，院长有点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因为连年招人，现在报计划省里都不给批了。网上挂出来的名额实际上已经有人了，而且这个人已经在院里两年了。你知道的，现在招人是要走个流程……”
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初在电话中询问招人具体内容的时候院长说在开会，实际上是拒绝我的一种托词。
在离开院长办公室之前，又渴又饿的我跟他要了一杯水。这杯水成了我长这么大喝的最贵的一杯水。
如果我有十万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我有些心灰意冷。今年春节过后的某一天，在我从宿舍到实验室的路上，碰到了所里的刘老师。他关心地说：“小王，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有什么意向没有？”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你上次不是去了某个学校面试吗？那个学院的副院长还算是你的同门师兄啊！”刘老师笑着说。
我努力地搜索已经打过的无数电话和跑过的很多学校，终于回忆起了那个场景：那是两个月以前，满怀希望的我受到了该院主管招聘的副院长的热情接待。之后，副院长又郑重其事地把院长找来，仔细向我介绍了学院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杳无音讯。刘老师如果不说，我早就忘了。看着我迷惑的样子，刘老师递给我一张名片：“小伙子，现在办事都讲究个人情往来，要是对你师兄表示个十万八万的，这事情不就好办了吗？这是他的名片，上面有他的手机号码，和他联系联系！”
看着那张印制精美的名片，我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