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国（湖北随州市）
随国（湖北随州市）是周同姓诸侯国，后为楚附庸国，亡于楚国
历史传说
相传早在女娲开天辟地时，就有一个名为随的人，他的后代就以随为姓。至周代，王族中有一支被分封于随（今湖北随州），建随国，侯爵，为周诸侯国之一。周末，并于楚，原随国贵族有人以随为姓。另外，春秋战国时，原陶唐氏之后杜伯的玄孙士会在晋国担任士大夫职务，以随为食邑，史称随会。他受封的地方在今山西介休东，子孙留居于此，也姓随。至隋朝初年，上述三支随姓人大都随例改为隋姓，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今隋姓主体。
早期历史
自从牧野之战武王灭商，西周王朝为了镇守辽阔的疆土，控制殷商后裔，便把兄弟叔侄和立有战功的异姓贵族派往各地担任诸侯，以世袭的形式统治这些地区。这种分封制对发展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到西周中叶，周昭王、穆王不断向淮夷、于越、荆楚用兵，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夺取战略物资“铜”和保护南征通道，又把一些姬姓兄弟叔侄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建立起随(曾)、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它们互为犄角之势，负责监视并阻断荆楚和淮夷、于越结盟，为安定南方起了重要作用。
姬姓随（曾）国封邑宽广，大致以随枣走廊为中心，北抵新野，东邻应山，南及京山，西近襄樊。这一带经过夏商先期开发，生产发达，文化先进。遍布随州境内的古文化遗址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它们都是临河高地，据险而守，由村寨、贵族坞垒、都城组成梯次社会布局。这种布局，与我们今天的村、镇、市(县)何其相似。已发现发掘的春秋时期随（曾)国贵族墓分布于新野、信阳、安陆、京山、枣阳等地区，在随州发现发掘的则分布在均川、安居、淅河、东城等地。这说明随（曾）国在春秋时期处于高度文明阶段，综合国力相对强盛。加之随（曾）国世代沿袭“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内政外交方略，所以它在春秋早期敢于屡抗楚锋，成为抵御楚国东进北伐、问鼎中原的前沿堡垒。
随楚之结
随国自从西周早期登上历史舞台始,便同楚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随国史,就是一部随楚关系史。
周武王克商立国后,曾先后分封七十一国,其中武王兄弟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而作为“汉阳诸姬”之首的随国,其任务是监控南方蛮夷之国,以拱卫周疆。随国封于何时,史无明载,但据“安州六器”,不会晚于周昭王之世。学术界大都认为,“安州六器”所载,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事,而据“安州六器”所载昭王南伐荆楚经过唐、厉、随等国并于唐国整治军队分析,昭王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无疑得到了以随国为首的汉东诸国的积极配合,这说明当时的随国同楚国已存在着矛盾。
周室东迁以后,诸夏大一统、小分裂的局面已改变为小统一、大分裂。周王丧失了军事盟主的实力,周公东征、昭王南征之类赫赫扬扬的壮举已没有重演的可能,楚人再也用不着为来自中原的威胁而担忧了。然而,生产发达、文化先进、军事实力雄厚的随国则依然是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于是,楚武王末年,楚对随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左传·桓公六年》随国始而修政备战,继而拒不参加楚人主持的沈鹿之会,更加引起了楚人的不满,楚武王再度伐随。尽管随人奋力抗楚,充分显示出其抵御外敌的“汉东大国”的气魄与胆识,但由于楚国势力强大,最终还是同楚人订立盟约。《左传·桓公八年》到春秋中期,楚势更为强盛,随人公元前640年“以汉东诸侯叛楚”，《左传·僖公二十年》但终被楚令尹子文击败,境土日月削,国势衰落。此后,随国“世服于楚,不通中国”，《左传·哀公元年》杜注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庸之国。公元前506年,吴、蔡、唐联军攻入楚国的郢都,楚昭王奔随，《左传·定公四年》吴人尾追而至,随人拒不交出昭王,“楚人德之”。春秋末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唯随独存。个中奥秘,随人已有揣测:“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而未灭,“楚实存之”。这段话虽然是吴师入郢前随、楚关系的写照,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进入战国后汉东唯随国独存的缘由。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姓姬名乙。战国时期南方小国曾的国君，生于公元前约475年，卒于公元前约433年，其人其事，史籍无载。他不仅是一位熟谙车战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艺术家。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周朝在随国、曾国都封有同姓诸侯。1979年，在随州市郊义地岗季氏梁一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出土两件铭文铜戈，器主季怡为曾国公族，曾穆侯之子西宫的后人。根据铭文，季怡自称“周王孙”，证明曾侯本是周王的宗支。
谭维四据此推断，曾国为姬姓封国，作为其国君的曾侯乙与周天子同姓毋庸置疑。
据他介绍，曾侯乙墓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杆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说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长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
曾侯乙墓随葬数量庞多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精品，并且大量文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关于古代乐器，在曾侯乙墓中有着惊人的发掘。墓的东室有琴（十弦）、筝（？）、五弦（？）各一件，瑟五件，笙两件和悬鼓一具。沿北墙放有编磬，靠东南角放着巨大的建鼓。此外，还有篪两件，排萧两管，瑟七件和枹鼓等等。其中最为辉煌，堪称“国之瑰宝”的，要数庞大的乐器组合——编钟。编钟共有六十五枚，全部为青铜铸造，制作精美。钟架呈曲尺形，铜木结构。钟列在钟架上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钟十九枚，中、下层钟是编钟的主体部份，分为三组，这三组钟形制各异。一套称为“琥钟”，由十一枚长乳甬钟组成；第二套称为“赢司（音sì）钟”，由十二枚短乳甬钟组成；第三套称为“揭钟”，由二十三枚长乳甬钟组成。每件钟体上都镌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的钲间部位均刻“曾侯乙乍时”（曾侯乙作）。琴它体的铭文，基本是关于五声音阶名与八个变化音名；曾国其他五均调高铭文，曾国与晋、楚等国律名的对应文字等等。这些铭文是研究我国古代乐律极其宝贵的材料。
曾侯乙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略次于现代的钢琴。中声部约占三个八度，由于有音列结构大致相同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几乎能奏出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作品。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推想，这套编钟演奏时应由三位乐工，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组编钟奏出乐曲的主旋律，另有两名乐工，执大木棒撞击下层的低音甬钟，作为和声。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因为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曾侯乙墓编钟的铸成，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它是我国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