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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士杰（穿西装者）在1988年海南建省联欢晚会上戴苏春摄影
（1999年3月）
士杰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他的一生，他的业绩，他的道德文章，值得怀念的很多很多。这里，只说点个人的感受。
第一次接触士杰同志，是在1965年。那时候，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工作，为讨论修改一份文件，在一起开过一次小会。有人向我介绍说，士杰同志是个笔杆子，当过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后来去了别人都不愿去的海南，一干就是好些年。我听了之后，油然而生敬意。
真正接触较多，是在那十年之后。1975年，士杰同志在广东省肇庆地区工作，任地委书记。那一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为了把农业抓上去，从省级机关和省直单位抽调了几百名干部，组织三个农村工作团，下去帮助工作，并且进行调查研究，帮助省里决策。我是其中一个工作团的党委书记兼代理团长，去的地方正好是肇庆地区，肇庆地委的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都请我去参加。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接触较多。
士杰同志那种勤奋而又谦虚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开会，他都很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认真地作笔记。他作报告，都是拿着自己的笔记本，按自己写的提纲讲，很少见他拿着别人写的稿子念。那时候，正是“四人帮”横行之时，很多会议和报告都是下级抄上级，一级抄一级，“小报抄大报，全国抄梁效”（梁效是“四人帮”控制的一个写作组）。士杰同志的每次讲话和报告，都是从实际出发，按自己的思路和观点讲，从不抄袭，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正因为这样，参加他主持的会议或活动，都能使我得到收益和启发。我那时住在高要县的一个山区公社，每次到地委，来回要走好几个钟头。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乐意参加他所主持的会议和活动。
又过了十年，到1985年，有一件事情使我难以忘怀。那时候，士杰同志主政广州，任市委书记。我在北京，在林业部办公厅任主任。因为部的领导班子不协调，我感到工作难做。有次一位广州的同志来，我们私下聊天，我就流露了“不如归去”的想法。可能是那位同志回去后同士杰同志谈了，不久，士杰同志就捎口信来，十分欢迎我回广州市工作。他不仅这样说，还付诸了行动。听别人告诉我，为我调动的事，士杰同志专门在市委领导层中进行了酝酿，并且向广东省委作了请示汇报，内定了职务，任市委常委兼秘书长或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然后，又由当时任广州市长的叶选平同志来北京，专门找林业部的领导进行联系协商。后来事情虽没办成，但这种知遇之恩，我是怎么也忘不了的。
1988年2月，我奉调海南，在士杰、梁湘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建省和办大特区的筹备工作。记得士杰同志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还是有缘份，终于能到一块来工作了。
士杰同志当“班长”有个特点，就是注意并且善于抓大事。对于各项具体工作，他都是既放心又放手地让分管同志去做。每次到他那里去，发现他不是看书读报，就是同人谈话，讨论问题。有一次，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有“王任重之风”。他问怎么讲，我就解释说，当年王任重同志当湖北省一把手时，几次在中南局的会议上介绍他的体会和经验，说当一把手就是要超脱一点，“读书、聊天、想问题”。士杰同志接着说，王任重同志还有一点，就是写文章，他文章写得不错。我想，把这十个字，即“读书、聊天、想问题、写文章”，用到士杰身上，也是很合适的。
在建省初期，工作纷繁，千头万绪。士杰同志很注意抓指导思想。在指导思想上，他有几点是抓得很紧，也是抓得很好的。
一是大力引进人才思想，士杰同志常说，海南建设所以落后，一缺资金，二缺人才，更重要是缺人才。由于海南地处边远，条件较差，人们不愿意来，即使来了也留不住。这种情况，在宣布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时，有了很大变化。士杰同志很高兴，一再说要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大力引进各种人才。他还强调，不要搞两“全”，即一个是不要求全责备，再一个是不要求转户口、全家搬。在引进人才上，态度要坚决，方式要灵活。长期来欢迎，短期来也欢迎；转户口可以，不转户口也可以；家搬来可以，单独一个人来也可以。他那样强调是有针对性的。过去在引进人才时，往往求全责备，往往要求转户口，全家搬，好像只有这样才是全心全意地来。有次我向他反映，想引进一位有专长的辞书专家，但听说这个人有点个性，士杰同志立即表态，有点个性不怕，把他引进来。他还说，往往越有本事的人，越有点个性，我们要用其所长。在士杰同志这个指导思想下，我省在建省初期引进了大量人才，尤其是在党政机关和文教战线这两个方面，引进了很多人才，使这两方面的队伍，迅速得到充实和提高。
二是大胆培养和使用本地干部的思想。士杰同志说过，引进人才是必要的，但要解决海南的人才问题，归根到底是要把本地人才培养起来。对于本地干部，他不主张解释得过于狭隘，土生土长的 当然是，还有一种干部很早就来了，在海南干了很多年，早已本地化了，也应该包括进去。
1988年2月，党中央任命了海南工委的常委班子，九个人，三三制，即从北京中央机关调来刘剑锋、鲍克明同志和我等三人，从广东调来许士杰、梁湘、缪恩禄同志等三人，从海南选拔了姚文绪、王越丰、刘桂楠同志等三人。过了一段时间，香港有报纸写文章说“海南建省，大陆承包”，意思是本地干部只有王越丰一个，太少了。士杰同志在看报后很重视，几次同我们交谈，说香港报纸那种说法不能苟同，但意见值得注意。为此想向中央建议，增加一位本地干部进常委班子，可是省委常委的名额又只有九个，限制住了，不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向士杰同志建议，把我这个常委名额让出来，省委的宣传工作和省政府的文教工作还是由我继续做着。后来报到中央得到了同意，不久就增补了一位海南的同志进了常委班子。事后士杰同志在不同的场合讲了这件事，同我谈了话，鼓励了我一番。他还在好几次会上，表扬了我这种让位的精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士杰同志对培养使用本地干部是多么重视。
三是“百舸争流”发展经济的思想。海南建省并办经济特区，是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转折。在大转折中，暴露出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就拿兴办一个企业来说，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先得定性，看它是国营经济还是集体经济或者个体经济。如果是国营经济，就高兴，就支持；如果是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就诸多考虑，诸多限制。在统计报表上，也很注重各种经济成份所占的比例。士杰同志不主张这样，对兴办一个企业不要先给定性，贴标签，只要是社会需要而又有人愿意办的，就鼓励他们去办，也不要老去抠哪种经济成份占多大的比例。他说即使我们海南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再多些，在全国的大盘子中，所占比例也是很小的。因此在谈到发展经济时，他有句口头禅，就是“让大江东去，百舸争流”。这一点在现在已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在当时，在十多年前，他有这种认识和勇气，是很不容易的。
四是海南起飞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并办经济特区以后，群情振奋，但开头有一阵子，农业不被重视，有放松的倾向。士杰同志到下面看了一些地方，做了调查研究之后，有次在省委的会议上，很认真又很严肃地提出要抓农业的问题。他说，海南经济特区与别的经济特区不同，有大片的农村，有广大的农民。海南要起飞，一定要以农业为基础。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他对有的地方对农业喊得少了，抓得虚了的状况，甚感忧虑。为此，省里在1988年7月，开了一次全省农业工作会议。根据士杰和梁湘同志的意见，我去会上讲了一次话，讲话的题目就是《海南起飞要以农业为基础》。讲话虽由我出面，但讲的那些内容，基本上都是他们俩的想法，其中主要的又是士杰同志的考虑。在县委书记会上，士杰同志一再强调县的工作要抓农业，切不能抓别的而放松了农业。在抓农业问题上，士杰同志还有两个想法我认为是很好的。这两个想法，一个是要大搞多种经营，切不要重复以前“以粮为纲”的那一套；再一个是要重视农垦这支力量。号称百万的海南农垦大军，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开头主要是种植橡胶，以抵御帝国主义的封锁。全岛有百来个农场，是海南农业也是海南经济的重要支柱。士杰同志常说，这是有别于兄弟省区的海南省情，也是海南的特点。因此他对农垦这一块是很重视的。经常听取汇报，也常到下面的农场去检查工作。农垦总局开会，他也常去参加。
五是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社会风气方面的工作，士杰同志一向是重视的。这些，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在宣传部工作期间，他告诉我要注意抓思想苗头和思想倾向。他认为既要反右防右，但更主要的是反“左”防“左”，要培植良好的社会风气。1988年秋，省里召开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他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人大常委会制定头两个法规，一个是禁止赌博的，一个是禁止嫖娼的。有人认为，我省是个新建省，一开头就制定这两个法规，不利于新建省份的形象。可是士杰同志不这样看，他认为禁赌禁娼是个社会风气问题，要坚定不移的抓。士杰同志很注意学习，因为条件的限制，他学历不高，但他很有学问。他既有长者之风，又有学者之风。知识界的人，都很崇敬他，喜欢同他来往，同他交朋友。人们称道他，说他是海南的才子。他的旧体诗写得不错，出过两本诗集。对他的去世，海南人民，特别是知识界，一直是惋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