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标题）包惠僧：第13人
文｜刘耿
（目录导读）他说，张国焘在“胡扯”。
（标题导读）他写的回忆录是最多的，是一大代表中的第一写手。
（文章导读）28年前，他的一次选择，被时间演算出这么尴尬的一个答数。
（内文导读）这个不在编的新闻民工恪守着新闻工作者的普世守则，不媚俗、不畏难、不做假。稿件因为过于敏感被毙，他就变换笔名再投，在铁板一块的新闻体制中寻求韧性突破。
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但其代表资格问题一直是党史界争论的焦点。他确实围坐在了那张书写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长餐桌前，但他永远是第13人。
他的一生就像他的身份一样尴尬。在“一大”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同起同坐，当开国大典的声音通过电波传播到全世界时，流亡澳门的包惠僧打开收音机听到了那熟悉的湘音，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28年前和他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当上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司令……
凭包惠僧的资历和才能，他原本是可以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扶栏检阅三军的，此刻的他，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台北他不想去，北京他不敢去。28年前，他的一次选择，被时间演算出这么尴尬的一个答数。
5月10日，我们来到黄冈，包惠僧的故乡，这座用高考卷武装了全中国的地级市，而关于包惠僧，它给我们的是一张有标准答案的考卷吗？
（小标题）他是共产党，不是僧
惠僧这个名字，听起来像和尚法号，实为“悔生”音误。草创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时，董必武写信给他，把“悔生”误为“惠僧”，他便将错就错，沿用一生。
那么，“悔生”又是何解？怨恨自己托生为人。
在包惠僧故乡，流传着关于他小时候的一些传说。母亲临盆，公爹托梦，好好培植；别的孩子只有两个瞳仁，惠僧生来两对瞳仁，舜目重瞳，项羽重瞳，黄巢左目重瞳，因此这个婴孩被母亲视为望族后裔。
但是，包父仕途受挫，弃官回乡，屡遭人欺，便把这一切不幸归根到读书上，竭力反对儿子读书，父子由此结仇，父子见面，如遇路人，一次，父亲恼羞成怒，把包惠僧拖下河来，朝水中按，幸得五叔解救。从此，改名悔生。
毕业即是失业。包惠僧决定干新闻。从特约撰稿人做到了几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
包惠僧是一名有社会理想的记者，他以“雷”、“鸣”为笔名发表政论和报道，其意就是要震撼一下死气沉沉的社会，想用新闻力量，撞出一个缺口，逐渐扩大，以便展现出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在11岁时经历了科举制与新式教育换轨的知识分子对新闻事业的理解。
这个不在编的新闻民工恪守着新闻工作者的普世守则，不媚俗、不畏难、不做假。稿件因为过于敏感被毙，他就变换笔名再投，在铁板一块的新闻体制中寻求韧性突破。“五四”之后，披露社会阴暗面的稿约越来越难以刊发，靠稿费生活的包惠僧日感拮据，在武汉已难以立足，只得暂返黄冈老家。
记者，这个身份开始被他用来从事革命活动，亦因两次以记者身份采访陈独秀，从而结识了更多革命者，进入这个圈子。
1920年秋，包惠僧和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被推选为临时支部书记。1921年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汉俊请包惠僧任共产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莫斯科留学的工作。刘少奇、萧劲光就是由包惠僧亲自挑选的，30年后，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萧劲光任海军司令员。
（小标题）他是参事，不是局长
在“一大”上，包惠僧和毛泽东地位相同，表现各异。27岁的包惠僧发言活跃，28岁的毛泽东沉默寡言。“一大”结束之后，包惠僧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湖南共产党的工作，共轭两湖，两人常有书信来往。毛泽东在武昌避难期间，包惠僧请他下馆子，给穷教书匠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30年后，毛泽东对武昌鱼和豆皮仍念念不忘，“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在黄埔军校，包惠僧与周恩来旗鼓相当。政治部以周恩来为前方主任，以包惠僧为后方主任。中共十大元帅中四位：叶剑英、徐向前、林彪和聂荣臻，在黄埔军校都工作和学习过，当时他们都是包惠僧的部下和学生。
1927年，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他看不到共产党在中国前途，不久就脱离了共产党。借助他与蒋中正在黄埔军校时共事过的关系，官至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人口局局长，掌握四万万人口的花名册，抓计生、严盘查、上报表、防漏报，他做梦也想不到人口工作在新中国发展中的地位，既带来了人口红利，也带来了资源压力，或许他当时做梦也想不到有新中国。
1948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澳门柯高马路88号二楼租给了一家从中国大陆来的住户，男主人年过半百，满口湖北话，举止谈吐不像商人，不像官僚，这就是仓皇出逃的包惠僧一家。包惠僧一不做生意，二不打工，每天早上到附近的“三盏灯”买一叠报纸就回家，偶尔还去赌场小赌怡情，且用帽檐遮住眉眼，不露真容，楼下的人只听到他在楼上来回的踱步声……
在从收音机里听到开国大典的声音的那一夜，百感交集，彻夜难眠。为了生计，他鼓足勇气给周恩来发了一份电报，称之以“兄”。一个月后，包惠僧一家被从大陆来的船接走了。
抵京翌日，董必武就请他吃饭，并告诉他：“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还埋怨他：“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原来，周恩来在重庆曾去国民党政府的内务部，碰到了包惠僧，向他表示过欢迎他归来之意，包惠僧胆小，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
12月25日，周恩来也在中南海宴请了他，安排他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在该校政治研究院第二期第四班修业期满，获得“研字第〇〇四二号”的毕业证书后，这名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局长转为共产党政府内务部参事，之后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享受八级干部的政治和生活待遇。
（小标题）他是代表，不是记者
回大陆后，周恩来、董必武看在是老朋友面上，还请他吃饭叙旧，可包惠僧一直有自卑感，这支记者出身的“笔杆子”甚至不敢提笔写作，如履薄冰。
1957年，北京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署名“栖梧老人”的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直都在追踪包惠僧去向的海外专家经过分析、判断和考证，确认“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包惠僧动笔的第一推动力是毛泽东给的。1953年，“毛主席要我去看看上海革命纪念馆的模型，并要我写点有关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包惠僧遵旨于20天后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前后的回忆》。
从他用心良苦的用词看，交织着对毛泽东的敬畏和尊重史实的张力。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不过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毛泽东在“一大”讲过的话没有一句留在包惠僧的记忆中。于是，他在文末的“几点回忆和感想”进行了找补，称毛泽东有“突出的天才，卓越的智慧，山岳一般不可动摇的毅力”，并将毛泽东的名字列为13人之首。
他在《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回忆》中，记叙了两个馆。第一馆是“一大会址”，“在会议席上，毛主席的座次，这一点我记不清楚，最好问毛主席自己……”当时担任记录员的毛泽东不坐在显要位置上，这与现代展馆中毛泽东在首席站立发言，其他代表坐着聆听的布展方式有出入。
第二馆是老渔阳里二号，中共临时中央办公地点，这说明“约在同年（一九二○年）夏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在第三国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1920年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筹备和组织了1921年7月中共“一大”。包惠僧没有因毛泽东参加了“一大”，而将1921年作为共产党成立的起点，他在文字上也做了巧妙的处理，把“回忆一大”改写成“一大前后”。
包惠僧还解释了自己在“一大”中的身份，“陈独秀……决定陈公博和我作为广州支部的代表，陈独秀还要我去上海开会后，仍回武汉负责该支部的工作。”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曾审查代表资格，何叔衡不合格，让毛泽东劝何回去。这是胡扯，大会根本没有这样的程式。”对“一大”代表资格存疑的两个人，第一是包惠僧，第二是何叔衡。包惠僧为何叔衡辩解，也是在为自己辩解，而且他对张国焘的用词就不那么客气了，用上“胡扯”二字。
1969年，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他未将“第13人”包惠僧计算在内；1971年董必武说：“他（包惠僧）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李达1957年说：“包也随代表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刘仁静1979年说：“他是串门参加会的。”
可以肯定的是，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一大”，由于他属武汉小组，代表广州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但是会议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区分谁是正式代表，谁是列席代表。包惠僧在一大会上先后就党的纲领、职工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内容发表了意见，并参加了最后的选举，不能说是列席代表。
这个被董必武视为旁听记者的包惠僧，若干年后，确实操持着记者的职业操守，记录下了“一大”。
（小标题）他是先生，不是同志
文革冲击了包惠僧，也给党史造成重大损失。他将珍藏了40年的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信连夜塞进火炉中焚毁。
澳门学者徐新还记述了在北京街头与包惠僧的偶遇，可以窥见这位“一大”老人晚年落魄。“大约是1978年的夏天，我和学生时代的挚友在北京新街口大街散步，看到一位年迈的男人穿越马路时因为动作缓慢差一点被汽车撞死，汽车司机急刹车后，探出脑袋大声咒骂那位老人“老不死的，你瞎了眼……你找死啊，你活腻了趁早去八宝山……”
老人默不作声，承受着年轻司机刻毒的污言秽语，头也不回，仿佛没有听到。
好友告诉徐新，“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两人目送一个抖抖索索的背影，消失在芸芸众生的一片灰蓝色尘埃之中。
巧合的是，另一位“一大”代表刘仁静正是遭遇车祸身亡。如果说陈公博、周佛海有相似的人生轨迹，那么，另两个可合并同类项的就是刘仁静、包惠僧了。他们二人人生曲线皆是高开低走，迷途知返，写书投诚，都担任国务院参事，当然，还有一次与北京城彪悍司机的遭遇战。
1979年7月2日早晨，85岁高龄的包惠僧起床后说自己腰痛。晚饭后看电视，那天播映的是电视剧《伽利略传》。他觉得很枯燥，看不下去。于是，邀老邻居三人，在客厅打扑克。九点多钟，他忽然把扑克牌一甩，说腹部不舒服。他朝卧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这样去世了。时间是晚上10点40 分。医生的诊断是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死。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于1983年出版，全书32万字，他写的回忆录是最多的，是一大代表中的第一写手。
2009年4月1日，包惠僧的骨灰从八宝山移灵至故里。
我们来到团风县但店镇拱桥铺村这座风景秀丽的小山村拜谒，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从故居里快步走出来，接待我们，他就是包惠僧弟弟的儿子包楚豪，黄冈市建委退休干部。
今年77岁的包楚豪正在包惠僧故居里布置陈列展柜，并为展出的物件写说明。“趁着自己的身体还好，赶紧为包家做点事情，整理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
故居一进两重，进大门是上下堂屋，中间一口天井，左右两边分别是厢房。“包惠僧就是在右边厢房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出生的。”
故居原来是土砖结构，现在全部用青砖砌成，是四年前由包楚豪出面筹资修建的。他向自己三个儿子要了三万，包楚豪的侄子包精一出资一万，三房的堂兄和儿子、女儿共出资两万元。
我们在屋里看到有名人铜佛、书籍、照片、衣物，还有当年仅留下的牌匾，字迹已经模糊不可辨认。新立的墓碑上写着“包惠僧先生之墓”，不是“同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