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1946年创办杂志《观察》。
《观察》聚集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星光灿烂”的一群人：曹禺、胡适、卞之琳、周子亚、宗白华、吴晗、季羡林、柳无忌、马寅初、梁实秋、冯友兰、傅雷、费孝通、张东荪、傅斯年、朱自清、钱钟书等。朱宣咸1940年代以亲身经历创作的美术文献
《观察》是当时中国进步民主运动的一面重要旗帜，影响极大。
1957年4月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于是，储安平响应号召行动了起来，积极鼓动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他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亲自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有关鸣放的通讯，文章的措辞极为辛辣激烈，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还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所提的意见，如针尖对麦芒，与会人士震惊万分，可储安平言犹未尽，又说：“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且非常不恭地把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称为“老和尚”。确实惊世骇俗!
储安平要“请教”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非常坦率地直说：“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储安平的此番言论，当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许不已，但更多的人是极为愤慨地进行了批驳。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像是在全国范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驳斥。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在这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别看储安平在座谈会上雄赳赳、气昂昂，勇气十足地提出了最尖锐的意见，其实他的精神和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信件，他不敢去门口拿，怕人家要同他当面辩论；到医院看病不敢说姓储，因为姓储的人实在太少了，怕被人认出他就是储安平；更不敢去《光明日报》社上班，怕被群众围住批判。
储安平审时度势，自知地位已保不住，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
据报纸上刊登的揭发材料，章伯钧在接受储安平的辞呈后问：“你的负担重不重?”储安平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重。”章伯钧说：“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非出来做事不可。”储安平说：“我没有。”章伯钧又说：“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50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储安平辞职以后，对 他的批判并没有降温，而是进一步升级。6月10日，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批判大会；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召开座谈会批判；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职工开会声讨；6月14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召开在京委员和北京市分社委员座谈会批判；6月21日，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和“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天天都有，连储安平的儿子也在6月2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反动言论的一封信》。
储安平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形影相吊。7月7日，他在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上，开始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7月1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向人民投降》的谈话，并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储安平在《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中说：“我6月1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接着，他列数并批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最后表示，“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在6亿人民的一边来”。“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储安平虽然这样表态，但对他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直到反右派斗争胜利结束，储安平因此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取消储安平第一届人大代表的资格。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
从此，储安平从中国的政坛和新闻界、知识界销声匿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