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音容虽无精神留 白发已逝文字在
——怀念恩师孙景尧教授
陈义海
先生去世到今天整一年，谨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怀念。（2013年）
2012年7月10日凌晨2时18分，恩师孙景尧教授在上海455医院停止了思辨。也可以说，先生经历了最后一周的炼狱煎熬，告别了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我，还有我们，不能为先生分担他那最后时刻的痛苦，只希望炼狱之后是天堂。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一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少了一位副会长；在这一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所坐的那张凳子，虚空，虚空；在这一刻，我还有我的师弟、师妹们，作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硕士，成了没有导师的博士、硕士。淮海路上的狂风吹刮着路边的大树，发出撕裂的声响，可他们再也听不见，只让我们在清晨雨后的风中被迎面而来的噩耗击中；番禹街头的暴雨打击着道旁的小草，传来呻吟的音调，但她们从此感觉到，惟有后生于闪电劈裂的雨后让随风而去的师心感动。我歌颂过所有的日出，但2012年7月10日的日出是灰色的；我歌颂所有的早晨，但在2012年7月10日的早晨，我只有一颗伤痛的心。
先生走了，在我们的心里留下无边的空白。一方面是“空白”，但另一方面，无数的往日的瞬间，又毫无逻辑的在眼前晃动；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细节，那么真实，想起来又是那么伤感。
相 见
第一次见到孙先生是在重庆，应该是1989年，好像是在四川外国语学院召开的比较文学年会上，不过，那只是隔着距离的见面：他坐在台上，我是个坐在台下的小硕士生。那时我是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研究生，当时并没有想到会走上比较文学这条路，更没有想到会做他的弟子，读他的博士。工作后，我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比较文学这条路。第一次“正面”接触孙先生是在1998年，当时决心要考他的博士生。在苏州大学的“东吴大学”旧校园里，见到先生课后骑着旧车远远地来了。先生从贵州到广西，从广西到苏州，后来再到上海，一路上撒下比较文学的种子。而今，在苏州大学我终于成为比较文学这个队伍里的新兵。
先生似乎就是为学生而生的，学术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这样讲，似乎很夸张，但又不夸张，因为，即使跟他聊天，所聊的总是学术；就是他讲的故事，也是学术的故事、比较文学的故事。正是在这些故事中，我们终于觉得，比较文学是有血有肉的。他给我们讲他与贾植芳先生的故事，他与钱钟书的故事，他与杨周翰的故事，他与韦斯坦因的故事；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故事，他在斯坦福的故事，他起先开设比较文学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们渐渐“长大”了。
搬 家
孙先生的一生是在动荡当中度过的，虽然有的动荡应该看做是人生轨迹的上升。从上海被“发配”到贵州，从贵州辗转到广西，从广西再戏剧性地调到苏州，再从苏州偶然又不偶然地回到“上海滩”。先生在不短不长的七十年中，比一般人有了更多的经纬度的切换，但不管在哪里，他的人生从来没有平淡过。
先生一生弟子很多。觉得很幸运的是，先生在苏州大学开点招收博士生时，我和冯文坤师兄一起成了他的大弟子。不过，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之间，总是很谦虚的，因为有的在博士阶段序为师兄，但连着硕士阶段，做师弟的则又是师兄。到后来，情况可能更复杂，因为先生的弟子的弟子又成了先生的弟子。
时间再倒回到苏州。苏州是先生事业的倒数第二站。从广西到苏州后，先生正是处于事业的黄金期。他从来不是一个只做书斋学问不管学术组织、学术策划的学者。有的学者一生只忙于经营自己的园地，他的杰出也就只限于他本人的杰出；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总要比那些一辈子都未曾有自己的学术根据地的学人要好上千倍。但是，孙先生在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同时，时刻不忘带着周围的学者，带着自己的学生，努力打下一片“天下”，把学科建设好，把平台搭建好，让更多的人受益。在他的努力下，1998年，苏州大学成为当时国内为数极少的比较文学博士点。而冯文坤和我也就成了这位“开点博导”的第一届博士生，并于1999年的9月10日这天到苏州大学研究生部报到。
就在我们5月份参加1999年博士书面考试及面试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孙先生已经在办调动手续。我们9月份去苏大报到时才知道先生已经不是苏大的人。
先生离开苏大，大概是有一些原因的。据说，1999年上半年，先生决意离开苏大已经是板上钉钉，但是，究竟去哪所大学还是有些变数的；据说，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都希望他去加盟，但最终他还是去了上海师大。大概是两个解释吧，一是苏大不愿意孙老师去南京，毕竟苏大和南师大之间属于彼此竞争的大学；至于去上海，孙先生自然能接受，毕竟上海是他的故乡。这样，先生终于回到了衣胞之地上海，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似乎圆满地完成了人生和事业的起承转合。
我和冯文坤应该是在1999年9月9日这天到苏州的。到了苏州，我们就去了先生家里。家里已经是一片狼藉了。师母已经去上海师大财务处上班，屋子里满地都是书。我们到了之后便开始干活，把书籍、资料捆扎起来。傍晚时分，师徒几个去河边的一家小饭店吃了饭，回来再继续干，一直干到深夜，总算收拾得差不多了。夜里，我们就在书籍和行李中间睡了一夜。
第二天午后，来了一辆大卡车。书籍和行李全搬上了车，我们便离开苏州去上海。车上除了司机之外是四个人：孙先生、冯文坤、我，还有孙先生正带着的、读研三的罗璇。离开苏州时，骄阳似火，到上海郊外时，风云突变，电闪雷鸣，一场雷暴雨倾盆而下。先生带着我们三个弟子，还有他大半辈子中收集的书籍资料，穿行在暴风雨中。那天的雷电非常吓人，我们真担心会出事，但先生很淡定，并不断地安慰我们，毕竟他经历的人生风浪太多，太多。
大卡车进了上海市，天空放晴了，雨后的阳光把徐汇区的西南篇照得格外亮丽。孙老师调到上海后，房子买在紫薇园。他的家好像是在15层。把东西全部运上楼后，先生送我们三个去上海师大。费了一些周折后，我们总算住了下来。要知道，我们三个虽然跟着先生到了上海，但我们的学籍全在苏大；所以，一开始遇到点困难也算正常。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上海师大，作为苏大的博士，我喝了三年上师大的水，用了三年上师大的电，利用了三年上师大的资源，而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交。
安顿好了之后，先生和师母带我们去吃晚饭。晚饭后，冯文坤、罗璇和我回到校园，虽然是三个人，但觉得非常孤单。我们顺着漕河泾散步，每个人的孤单都不一样。比如我，三十几岁的人，在高校工作八年后，抛家离口，重做学生，还是觉得非常不适应。走在河边，眼中有泪。
学 业
上海师范大学在桂林路100号，一条桂林路、桂林路边的漕河泾把校园天然地隔成了“东部”和“西部”。人文学院是在东部，我们住的地方也在东部，在东部9舍。孙先生最终决定加盟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固然是因为叶落归根，还有一个原因恐怕也在于人文学院厚重的人文积淀，其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面，更有渊源，前有朱文、方平等著名学者，现有法国文学学者郑克鲁；如今又有孙景尧教授加盟。
1999年9月10日入住上师大后，经过一天的调整，我们的情绪基本稳定下来了，三年的沪上求学生活正式开始了。
读博的生活一般说来，大同小异，不过，跟随孙先生求学，显然不一样，而且跟后来进门的师弟、师妹们相比，我们头三届的几个博士也很不一样。这主要是，刚到上师大时，孙老师只“管”我们三个人，两个博士，一个硕士。很多博导带博士的最大特点是“放羊”，所谓“放羊”就是导师放手让博士们自己去做，或布置书目让他们自己去读，或分课题让他们自己去完成。孙先生带博士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放羊”，三年当中，特别是头两年，他把我们“抓”得紧紧的。严是爱，松是害。人性就是这样的，爱得太多了，有时会把爱看做累赘。先生的严首先表现的授课上，一节课都不肯落下，我们像读本科似的几乎天天要去上课。其次，表现在课后对我们的要求上。起初，我们没有手机，只是用宿舍里的电话。第一学年，我和冯文坤住一间宿舍，每到电话响起，两个人都不敢去接，害怕先生查点我们阅读的情况。读书自然不敢偷懒，但是，学生怕老师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尽管我们两个读博士的时候，都已经是副教授了。
所设课程大多数都是孙先生自己开的，《比较文学批评史》、《西方文论》、《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等；涉及到基督教和佛教的内容，也是由孙先生自己讲。郑克鲁教授给我们两个单独开法语课。加上公共课，我们第一学年几乎天天有课，第二学年课依然不少。
现在很多读博士的，一进门差不多就考试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或者说，导师希望他们尽早把选题确定下来；博士生们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论文选题进行阅读，很少有机会往“博”的方面努力。孙先生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带博士上，颇有点浪漫主义，就是说，严格按照博士培养的规范循序渐进。第一学年下来了，根本不提论文选题的事，第三学期过去了，还是不提论文，还是一味地给我们讲课、督促我们读书；大概是到了第四学期结束和第五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现在想起来，这很有道理。如今的博士其实已经不“博”了，只是“专”，是“专士”。一进门就确定选题，三年、四年就围绕那一点去做。受到过美国博士培养模式影响的孙先生却坚持认为，博士，特别是比较文学的博士，一定要有中外文化深厚的积淀；博士论文固然重要，培养的过程也非常关键。
三年当中，我们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白天上课、读书，傍晚去散步，顺便买几本书回来。就这样，三年下来我离开上海时，装了半卡车的书回去。
孙老师的第一届的博士是我和冯文坤，世界文学方向也招了一名，那就是跟郑克鲁教授的朱振武。朱振武也经常到孙老师这边来听课。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三个人是同龄，又都是副教授。
听先生讲课精神负担很大，因为听课的一共才三个人；如果朱振武不来（他当时还在上大上课），就我们两个人，提出了问题，我们没法躲避。先生讲课的内容又极其广博，忽中忽西，忽古忽今，如果课前没有足够的阅读和准备，课上就活受罪。课堂上的瞬间至今难忘：先生微低着头、严厉的目光从老光眼镜的上沿射出来、嘴角挂着一丝半拷问的微笑：“义海，这个问题你来回答！”
三年的学习算是顺利。其实，获得一个博士头衔恐怕不是我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改变了我对学术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格局。
生 活
所谓“业师”就是教过自己的老师。孙先生是我的业师、严师，更是良师，更是恩师。弟子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学问与治学的方法，还有他的为人，他的宽容，他的风范。孙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他对我们的教诲必将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他，包括师母，在生活上对我们的关怀，更让我们在情感深处对他的离去难以接受。
孙先生对我们第一届花的时间恐怕最多，上的课最多，生活上的关怀也最多。作为第一批被先生从苏州用卡车“运”到上海的三个人，冯文坤、罗璇和我，大有“‘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感觉。特别是第一年，我们很难有连续两天不跟先生在一起。我们的很多课都是孙先生的家里上的，上课总是连着吃饭。师母对我们的关爱同样令我们难忘。先生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师母在厨房里忙着。在神经高度紧张三个小时后，我们总能美餐一顿。
孙先生并不是那种被学问“异化”而变得迂腐的学者。在生活上，先生处处有情趣。他在苏州时，我到他家去过几次。房子虽然不太大，客厅虽然不很宽敞，但他还是在客厅里做了一个很大的壁炉，把客厅装点得颇有法国沙龙的情调。他的身上既有中国文人的特性，又有西方文化的影子。在学问上，有时他特别“中国”，在西化倾向非常明显的比较文学学科中，先生似乎显得特别“中国化”；但是，在视野方面，在学术的中外关联的敏感度上，他在当代学人中又是非常国际化的。
跟先生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们几乎尝遍了沪上美食。先生和师母是地地道道的美食家。由于他们的贵州经历，他们在生活上经常表现出贵州情结。有时，在上课之前，先生会宣布，他又发现一家贵州餐馆了。于是，课后我们便打车前往，享受一番。正是在跟随先生后，我才第一次知道了贵州的野菜“鱼腥草”。先生和师母每次带我们吃贵州餐馆时都要点一份鱼腥草。有一次，先生听说有家贵州馆子的鱼腥草做得好，他和师母晚上便打的去了。一份鱼腥草是7块钱，打的费是70块钱。我们最欣赏先生欣赏美食时的表情与神态。一口菜入口，他会发出“Mm……”的一声赞叹，一下子把我们的胃口也调了起来。
先生是美食家，师母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厨，现在，又有了我们这批“食客”，师母的烧菜的劲头也就特别足了。下午上半天课，晚上一顿美餐。有时我们担心晚上吃得太多，但师母有句“名言”：吃了再说。那些日子，我们的学术生活是那样的有滋有味。
我发现，一个人在生活上的情趣跟他的学问之间似乎着内在的联系。不管是在课上还是在旅途上，或是在别的场合，先生谈起学术就像他欣赏美食那样，总是有滋有味的样子。他似乎能随时随地进入学术话题。他讲话的声音不高，中音中略带点沙哑，普通话中夹杂了点上海话，这使得他的话平添了一些韵味。我们总是坐在桌子的对面听他讲课，听他一板一眼、抑扬顿挫地讲着，或记着笔记，有时难免昏昏欲睡，最害怕他的目光从从眼镜的上沿射过来，冷不丁地问一句：“义海，你认为唐代景教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如今，先生目光中的严厉已经依稀了，但他目光中的慈爱、笑意、温和倒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风 度
孙先生不仅不是那种迂腐的学者，他在生活上是一位有情趣的智者，在人际交往上是一位很有风度的学者。他的一头白发就是他的“招牌”，大家总能从主席台上一眼把他找出来。是的，大多数年轻学子总是将先生和他的银丝联系在一起；他的满头白发也因此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2012年4月29日为孙先生举办的70寿辰“同门聚谈会”上，我们第一次见到了“黑发孙先生”。那天，约60名孙门弟子相聚沪上，为先生祝寿。谢天振教授夫妇是“特邀嘉宾”。会上，谢老师问大家，“有没有见过黑头发的孙景尧”，没有人作声。于是，谢老师很得意地用PPT给我们展示了80年代初的孙先生。后来我仔细想，我大概是见过的，但不是“真人”，是在他的著作《沟通》的勒口处，那张照片上的先生，头发的基调基本上是黑的，或许夹杂着银丝，只是从照片上我们看不出来。
孙先生走来时，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出来：他总是迈着不紧不慢的方步，提着个公文包，更多的时候，他会像年轻人那样，背一个双肩包。大家一致公认，先生穿的每一件衣服都非常得体，只是，我们现在还很难说清，究竟是先生会穿衣服，还是师母太了解先生，还是先生本身的气质好，不管什么衣裳到了他的身上就像找到了最好的主人。先生最爱穿的是格子的或条子的衬衫，每件衬衫到了他的身上总是那么合身，那么彰显气质，既稳重，又新潮。这衬衫跟他爱穿的黑色的或棕色的休闲裤总是那么和谐。他还特别喜欢穿灯芯绒质料的衣服，这使得他在服装上既显得有线条，但又不过于棱角分明，这有如他的为人，有如他那秋日午后娓娓道来的说话的语气。
我很幸运，今天我还收藏着先生的一件“时装”。1999年9月入学之后，天渐渐地凉了。先生见我晚上瑟瑟的，就送给我一件马甲外套（布料很厚，上面有好几个口袋，有点像摄影背心）。这件衣服我始终珍藏着，每年春秋各穿一次，但总共不会超过五天；逢人我会很得意地说：这是我导师送给我的衣服。当然，每次穿过了，我会认真洗干净，收藏好；因为，穿着他，我似乎能感受到先生的体温，老师的关怀。
情 趣
跟导师学习，既在课堂上，也在生活中；事实上，孙先生是一个学术与生活合二为一的学者：他的学术活动中充满了情趣，他的生活中渗透着学术。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生活中，孙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在生活上要有情趣，要做一个有趣的人，不要做干瘪苍白的人；在学术上要讲究理趣，不要把学问视为负担，要在思辨中获得快乐。
在大学读书，有“社会实践”一说。一个周末，先生忽然对我们说，今天要带我们去“社会实践”。我们心里都发笑，都是两个“老学生”了，还参加什么社会实践。所谓社会实践，就是先生带我们去他在嘉定南翔镇他的老家。社会实践的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参观南翔的科举博物馆，二是吃著名的南翔小笼包子。我们先去了他的老家，看望了他的母亲，并在他老家吃了午饭。下午去参观博物馆，最后他请我们品尝了南翔小笼包。那是一个仲春的下午，阳光静静地洒在小镇上，师徒几个吃着小笼包，谈论着跟这个小镇没有多少关系的学术话题。这是我第一次到南翔，第一次吃南翔小笼；其实，跟在先生后面，我经历了许多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后来，在许多年当中，每次汽车经过南翔，我都会想起那个“香喷喷”的下午。
先生有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往往跟他自己的老师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是，他的那些老师——郭绍虞、刘大杰、钱钟书、杨周翰、维斯坦因——我们都无法见到了。一天傍晚，他忽然提出要带我们去他的母校复旦大学，要我们跟他一起再游往日的校园，重温旧日的时光；更主要的是，他要让我们感受感受老复旦的氛围。这次去复旦，他也是要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恩师贾植芳先生。在复旦老校区，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贾老，还有躺在床上、已经成为植物人的贾师母。在回徐汇区的路上，先生给我们讲贾老的坎坷人生，讲两位老人的恩爱婚姻。先生告诉我们，虽然贾师母已经是植物人了，但贾老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问候太太。日复一日，贾老的执着居然在贾师母的身上发生了奇迹。虽然她再也没有醒过来，但是，后来当贾老早上去问候时，她的眼神里已经有所反应。
1999年我正式跟随先生时，他已经56岁。但是，先生一向喜欢新鲜的事物，这恐怕也是他在学术上永葆活力的一个原因吧。在上海安家后，他很快买了时尚的健身器材。一天，北师大刘象愚教授来，玩得乐不可支，边玩还边说：“景尧，你怎么总是这么新潮啊？”的确，先生跟年轻人一样，在很多方面总是保持着某种活力。比如，他的电脑上总是要用最高级别的系统，他总能弄到很有价值的电子书。这方面我似乎远不如他，他送给我一大堆系统光盘，我到今天都没有动过；如今，这些只能作为纪念品了。
先生大概是六十岁的时候，忽然又玩起了新玩意——汽车。我毕业工作后，一天，他忽然打电话来说：“义海，我和师母明天去看你！”第二天，我问他什么时候到车站，我好去接他。他说，不用接。没过多久，他突然出现我们的校园里：开着辆福特车。我真的傻眼了，心想，先生好酷啊！其实，虽然先生的一只手有残疾，但他是个驾车高手，他的驾照是在美国时申请到的。他经常跟我讲他在美国开车带师母的故事。他说，师母坐别人的车从不睡觉，但一坐他开的车，马上就呼呼大睡。究其原因，师母说，就是相信他开车稳。可能是受到了先生“酷劲”的刺激，不久之后我也买了汽车，并经常开着车带着太太兜风回老家。开着车，我便给我太太讲孙先生开车带师母的故事，她呢，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问她，你这么那么快就睡着了？她说，就像师母相信孙老师开的车很安全那样，我也相信你开得很稳啊。后来，每当我开着车，太太在我旁边睡得香甜的时候，我便想起孙先生开车带师母时的情形，心想，一定要像孙先生那样把车开稳，让太太在副驾驶座位睡得安稳，像睡在稳实的大地上那样。
孩子总爱模仿成年人，学生其实也喜欢模仿自己的老师，当然，后一种模仿更叫学习。跟随先生的三年，我的生活是那样丰富；我毕业之后，依然有很多机会跟先生在一起，而他的身上，似乎有我学不完的东西。不过，随着我“渐渐长大”，他似乎不再把我当小学生看，而是把我看作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凡是有活动，他总爱把我“招”过去；凡是要远行，他总希望我跟他一起上路。我也发现，在学术圈子里，他有时还把我当作他的一个得意之作来介绍；这时，我依稀觉得，先生不再把我当作小学生，我们在精神层面上已经有更多的欣赏。一般说来，学生总要“孝敬”老师，可我想不起来我对他“孝敬”过什么，倒是我每次从上海回来，他都要让我带一堆东西给我女儿。
漫游
与先生游，亦是学习。在跟随先生做博士期间，他经常把我当做旅行的一件随身“物品”带着。第一次远游是在2000年的春天。先生与郑克鲁教授访问武汉和广州，朱振武和我随行。在武汉，我们见到了后来英年早逝的龙泉明教授，在广州和深圳见到了饶芃子、蒋述卓、胡经之等教授。我们一路上坐的是火车，但我们的旅程因为孙先生的故事而变得不再漫长。他给我们讲老复旦的故事，讲他在贵州和广西的经历。窗外的风景不断变化，而他的故事却把我们带到不同时期的历史场景。
2003年的春天，他得知徐州有一些文物上有疑似基督教的痕迹，于是，他把身边的学生拉到了徐州，并通知已经毕业的我到徐州跟他们会合。除了考察文物，期间我们还策划了一个出版计划。先生总是别出心裁，住在宾馆的时候，他不跟我们讨论选题问题；当大家都到了山上，他却叫我们在草地上坐下，开始就选题展开讨论。那天的阳光很艳丽，和风吹轻轻地吹着，我们谈论着跟风景没有任何关联的话题。具体都谈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我永远记得那个山上的上午。
后来，我们又在钱塘江边相聚，在王国维的故居叙谈，在雁荡山中论学。
孙先生总是乐于把不同时期的学生聚拢在一起。有一年夏天，他把在广西时期的学生张宁从法国叫回来，大家一起编写教材。2009年，为了跟上海教育出版社合作，他又把不同时期的学生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了2003级博士李新德那里，在温州大学相聚。跟一些导师不一样，弟子不管毕业了多少年，他总要继续关心，并用学术这根红线把大家联系在一起。
最难忘的是2008年的敦煌之旅。那次旅行正好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等在敦煌敦煌召集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华东这一片，我和先生收到邀请。于是，我们从上海浦东出发，一路向西飞去。
虽然自己也早已为人父，但每次跟先生在一起，特别是每次跟他一起出行，依然觉得，他是只大鸟，我是只羽毛未丰的小鸟，所以，跟着先生远行总有一种安全感。飞机从浦东机场起飞，经停西安，中间有三个多钟头的转机等待时间。于是，师徒俩便到餐厅吃每客68元的自助餐。先生不大喝酒，我呢，也不善饮，但他这次似乎来了兴致，叫我拿来啤酒，两个人经过努力，终于把一瓶啤酒喝完。坐在玻璃墙边，看着飞机起飞降落，谈着比较文学界的那些事儿，竟忘了这是人在旅途。
到敦煌后，我们一起住进了莫高窟大酒店。所谓大酒店，也“大”不到哪里去，酒店的窗外就是沙丘，从窗口伸出手去，可以抓一把沙子进来。先生像个孩子似的，很兴奋。吃了晚饭就跟我一起去戈壁上散步。
我的数学不太好，出门有时不知道要带多少钱。在酒店把住宿费和押金交了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没有什么钱了。出门在外，兜中没钱心慌，而在敦煌我又没有熟人。无奈，我跟先生说，我没钱了。先生从箱子里拿了一把钱塞到我的手上，说，你先用吧。
第三天，会议结束后，我们决定再往西行。于是，我们租了一辆出租车，谈好价钱，从敦煌出发，经阳关、嘉峪关到魔鬼城。我们也真是胆大，被别人用车拉着开进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手机的信号早就没有了。傍晚时分，师徒俩走在戈壁上，风呼呼地刮着。准备抽烟的时候，风太大，点不着。他就把外套的一角掀起，叫我躲在里面点烟。这个动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最后一天，我们离开敦煌时，沙尘已经开始。据说，这天循着我们的路线出行的澳门大学朱寿铜教授在路上遇上了沙尘暴。
事 业
孙先生的一生也是事业成功的一生。他的一生、他的成功，却又是跟“比较文学”四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具有一定学科意识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曾一度繁荣，50至60年代已经萧条，70年代时已经“沉寂”；先生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萧条”和“沉寂”的“断层”上“呼啸而来”；他身体力行，他上下求索，他奔走呼号，赢得了国内学界的支持，并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他的努力，为80年代初期中国比较文学春天的到来起到了耕耘、催生的作用。
先生虽然波折但他又是幸运的，是时代耽误了他的青春，是比较文学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1966年，“成分”不好的先生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发配”到了贵州，先后在贵州铜仁地区文工团、铜仁地委宣传部、柳州铁路局等单位工作；1981年至1998年间，他先后在广西大学中文系、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99年1月调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工作。我1999年9月在苏州大学博士生入学时才知道，先生已经不是苏大的人。不过，从先生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他走到哪里，就把比较文学带到哪里；他到哪里工作，哪里的比较文学学科就繁荣。孙先生一辈子都未曾有机会在国内“超一流”大学工作过，但是，他每到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便成为中国比较文学“重镇”之一。没有很高的平台，他便自己创造一个平台。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他先后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俄亥俄大学、印第安那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知名高校访学或担任客座教授。一个来自中国普通高校的教师能被邀请到这些名校访问、研究，在今天看来，颇有点不可思议。
用当下的学术标准去考察，孙先生的成果相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可能不算“数量巨大”，然而，他的成果，要么发风气之先，要么首先关注学科内的相关核心问题，要么对学科的发展提出前瞻性的、敏锐的洞察。可以说，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是不可替代性的，是独特的。
纵观先生的学术生涯，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学术上的浪漫主义者。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是指，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上，他不是那种满足于能写出文章、能有成果出版的学者；说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也是指他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学术组织上，他总能别出心裁，总是满脑子的新念头、新策划。的确，他总是不断有新的想法，新的思路，不断发现新的线索，提出新的建设目标，并敏锐地发现新的学术动态。特别令学界惊叹的是，他总能在似乎没有“比较文学”的地方发现“比较文学”。
我知道，很多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先生有一个梦想，或者说，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彻底清理中外文化关系史，特别是基于中西间宗教传播史的“中西交通史”；换言之，在他看来，对于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的探究，如果丢开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其研究必然是肤浅的。他坚信，佛教之东来，基督教之入华，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资源、案例、范式，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找到中外文化之间有效的“沟通之道”。于是，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在华基督教传播与中国文化关系成为他多年来钟情的研究领域，明清间耶稣会在华传教、传播策略成为他十分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景教“模糊不清的”十字印痕令他流连忘返。二十多年中，他搜集、复印了大量的关于唐代景教、明清间在华天主教方面的珍贵资料，希望把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真正深入地做下去。
在先生的影响下，我后来就一直朝这个方向做，虽然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可是，先生走得太快，在这条路上，我感到一种直透灵魂深处的孤单。
“第 一”
孙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之所以巨大，是跟他坚持独立思想，追求独立人格的学者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用很多“第一”为学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国内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著作，国内第一本比较文学英文杂志《文贝》（Cowrie），举办国内第一次比较文学讲习班，开创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专业学术网——文贝网……孙先生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留下了一个个清晰的脚印。
在这很多第一当中，我不得不提及他为中国比较文学贡献出的当代中国第一本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导论》。
一个学科能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学科，一些要素是不可缺少的：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有一定数量的专著和论文发表，在大学里设置教习、开设相关课程、有相应的教材出版。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被接受，大致上都是在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之后。不必否认，中国的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发展直接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最终得到认可并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科目录，同样是在具备了上面所提及的那些要素之后。
20世纪80年代初，是建国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初春”，一系列论文、学术活动以及部分文集、译文集不断面世。一些高校相继开设比较文学的讲座或选修课程，但最大的缺憾就是，教师们没有一部完整的、适合于课堂教学的教材。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其时在广西大学的孙先生、在黑龙江大学的卢康华先生担当起了这个历史使命。他们一个在西南，一个在东北，但空间并不能阻隔他们对比较文学事业的热情。于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导论》便在一系列不寻常的“两地书”的基础之上编写完成。
孙先生与卢康华教授合作编写的《比较文学导论》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第一本自成体系、适合于中国高校课堂教学的教材。第一本教材虽然未必是最好的教材，但是，它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第一”，且成为后来数十本比较文学教材最原初的起点，甚至为后来的很多教材提供了一个“模板”。《比较文学导论》的结构和编写体例，以及其中所涉及到的诸多概念、命题、范畴，后来的教材都没有真正超越过。在上世纪80年代初，学科还处于摸索、初创的阶段，编写一本教材，其难度可以想象。从《比较文学导论》的“主要参考书目”看，教材编写之时，国内能见到的比较文学方面的文献只有《比较文学译文集》（张隆溪选编，1982年），《比较文学原理》（陈秋峰等译，1983年）等少数几本；至于傅东华1930年翻译出版的《比较文学史》（洛里哀著）、戴望舒1937年翻译出版的《比较文学论》（梵·第根著），大多数图书馆没有收藏，一般读者已经很难见到。孙景尧教授和卢康华教授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在边讲边写中完成了教材的编写。所以，贾植芳教授认为，这是一本“拓荒性的著作”，“一部良好的开山之作”，正是它，“为我们打开了‘门窗’”，“为以我为主地和更好地开展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以至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作出了值得赞许的努力和贡献”。
《比较文学导论》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性的教材，其价值和意义还在于它所勾画的比较文学教学“图景”影响了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整整三十年；虽然后来的学者不断完善，不断提升，据不完全统计，仅到2008年，国内就已出版相关教材81部，但《比较文学导论》所探索出的一条路径，所形成的一种体系，在后来的著作、教材中，始终清晰可见。比如，《导论》中关于比较文学的概念、定义、学派、学科特性、研究内容与范围、研究方法等，以及对中外比较文学历史的溯源，一直为后来的学人借鉴。几乎可以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比较文学导论》为中国的比较文学教学起到了“定位”的作用。
因为他，上海师大有了国家级重点学科，有了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而他自己也成为国家级教学名师。的确，他也为上海师大争得了很多的“第一”。
孙 门
孙先生绝不是那种只顾自己著书立说而忽视教书育人的学者。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课堂上，给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上课，上得大家甚至都觉得有点“烦”了。现在想起来，才知道那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其实，我忽然觉得，先生似乎随时都在给我们上课：在教室里，在他的书房里，在车上，在机场，在餐厅里。他一坐下来，一开口，很快就切入学问。
一位学者在学术界地位高了，弟子多了，往往都要立所谓的门派。作为弟子，我们有时也半开玩笑地对先生说，我们都是“孙门”弟子；对此，先生从未认可过。他从未急于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从未忙于树立门派。2011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上海举行，这是先生的学生比较大规模集中的一次。耘华、新德、振宁、曾新、孙琪等几个聚在一起，想在2012年，先生七十寿辰时为他举办一个“孙景尧教授七十寿辰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一个纪念文集。先生和师母对这件事却比较低调，认为生日party之类可以搞，但未必一定是“xxx学术研讨会”。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不幸的原因，这个“策划”终于没有按我们想象的那样进行。
的确，门派之类的东西未必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有一群学子曾经跟随过一个先生，愉快也好，不愉快也罢，就注定彼此是一种缘分。逢到同学间聚会时，大家都尊耘华、文坤和我为师兄，我们因此感到一种幸福感；但仔细一想，这幸福的源泉，归根结蒂是在先生那里。是先生让我有缘跟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才俊相知、相识。
我博士毕业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之后，也努力像先生那样，培养自己的学生。由于我所在的高校还不能独立培养研究生，于是我就把有志向的学生向先生那里输送。
博士毕业后，我第一次在给本科生上比较文学课。课间，一个叫周波的学生很兴奋地来到我的面前，她对我说：陈老师，在过去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都是浑浑噩噩地度日，今天，听了你的比较文学课，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我一定要考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后来，经过努力，她真的考上了，考到了上海师大，考到了孙先生那里。当然，孙先生和周波之间后来有些误会：周波硕士毕业后，在上海一家中学工作了，可是，工作了还不到三个月就失踪了。那所中学打电话给先生和师母，说你们推荐的是个什么学生，才工作了几天，人就没了。先生很生气，周波呢，也不敢到先生那里去解释。原来，周波是到了一家期货公司，而且干得很得心应手，很快就被提拔到了领导层。后来，周波跟我讲起这件事，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先生。不过，她告诉我，她之所以在事业上很成功，是因为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给了她开阔的视野与复合的思维方式。她告诉我，在分析市场时，她会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的学理应用起来，而且“屡试不爽”（这是她的原话）。我笑了，并把周波的事情讲给先生听，先生也笑了。他笑了，大概是觉得，比较文学除了有学理性，也有实用价值。
再后来，我又把朱燕、刘帅文等同学推荐到先生那里。恐怕是因为我在上海师大就读过的原因，有一年，我的学生（包括间接的学生），一次有11名考取了上海师大的硕士研究生。这大概也叫“薪火相传”吧。
非常遗憾的是，刘帅文同学考取上海师大后，还没有入学，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附：“孙门”弟子：
博士后：
饶静
王宏超
博士：
1999级
冯文坤
陈义海
2000级
张春丽
2001级
李平
郎晓玲
2002级
刘振宁
李新德
汪涛
田鹰
2003级
赵怀峻
庞希云
陈可培
谢志超
胡燕春
边西岩
刘小葵
2004级
邓艳艳
曾新
李滟波
罗璇
刘洪一
2005级
吕超
李志峰
陆辛
2006级
武新玉
孙彩霞
张俊萍
2007级
孙琪
李琪
刘略昌
2008
汪太伟
段静
2009级
姚连兵
段周薇
周圣来
2010
王红玫
陈婷婷
Nicolas Theffo
2011级
李咏春
黄冠乔
Fanny Fontaine
Julie Starr
硕士：
1988
刘耘华
吴立华
1990级
李界元
刘阳
1993级
傅存良
1994级
罗安斌
宋小虎
2001级
刘英南
舒茵
2002级
郭佳
夏洁
2003级
沈轶伦
何谊萍
李秀春
李银子
2004级
王婕
周丹
周波
张小懿
严晓翚
2005级
朱燕
李群梅
李竟
2006
马衡
王晶
陈广媛
延经萍
纪建勋
赵昕雅
2007级
许心
程培英
葛玉根
贾君卿
杨旻
袁尚伟
罗霞
王苑苑
2008级
陈希颖
2009级
张书圣
2010级
邵文苑
王自亮
杨虹帆
赵菡
陆辰叶
2011级
易霞
姜福安
看着上面这个名单，我忽然伤感起来。他招收博士、硕士，到2011年便戛然而止。
重病当中的先生，2012年没有再招学生。
2012年5月学校给先生办了退休，7月份时他却走了。
这个名单再也不能增加了。
为 父
亚里士多德说过：吾爱吾师柏拉图，然吾更爱真理，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中国人却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我是幸运的，因为不管是在大学阶段、硕士阶段、博士阶段、博士后阶段，每个阶段我都遇到名师、良师、恩师。他们对我的关怀，让我深刻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教书育人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优秀的导师不仅仅是要“教”学生，他往往还要与学生“分享”，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分享”，我才对他的世界有了稍多一点的了解。跟随先生攻读了三年，但那三年只是一个开端。在我毕业后的十年多的时间中，先生对我的“教导”和“分享”从来没有停止过。渐渐地，每次去看先生，似乎不是去看老师，而是看望慈父。每次从省外、国外回来在上海下车、下飞机，总有一种到家的感觉，因为我敬重的先生就在这个城市居住。
我依稀觉得先生对我这个弟子也有点“宠爱”。大凡学者都有点“偏见”，这种“偏见”是学术品格的一种体现。比如，他一向反对学生在求学之间谈恋爱，特别是没有“学术水平的恋爱”。师妹罗璇谈的对象是学财经的，先生很不高兴，理由很简单：他认为财经没有多少学术性。我在系里担任管理工作，他一开始似乎也不赞成，可是后来他渐渐地接受了，并说，没想到义海管理也能做得这么好。渐渐地，先生十分喜欢到我这里来。第一次是我用车去接他，后来他就自己开车来；有一次，他让别人开车，带了很多我的师弟、师妹们来。我忽然发现，先生希望我到他身边工作；可是，由于我的种种原因，我终究未能如他所愿。
2009年深秋，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我们学校举行。先生带着十多人（教师和研究生）的庞大代表团来参会。我知道，先生这是支持我的工作。会议第二天下午，与会人员去海边游览，先生没有去，一个人呆在酒店房间里。他喊我去聊天。酒店里很安静，先生脸上有倦容，但是很平静——所有这一切，跟那个宁静的下午十分和谐，也因此令人十分难忘。当时他已经不怎么抽烟了，但谈着谈着，他跟我要了一支烟。到这时，我忽然觉得我几乎不需要再读先生的书了，因为只要坐在他的旁边，我便能用精神去感受他的境界了。这大概就是一种师徒之间的默契吧。
先生去世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很消极，因为先生成了我学术生活的一个部分。他走了，我的世界里留下了一片巨大的空白。
不 幸
2011年9月上旬，在温州大学工作的师弟告诉我，先生生病了，而且是很严重的病，正在接受治疗。近几年来，先生每年夏天都要带师生到贵州支教；正是在2011年8月下旬在贵州支教期间，先生忽然发现身体严重不适，腰疼得很厉害。回到上海后才发现，已经是“晚期”。
我忽然想起，先生的病是有些症候的。
先生本没有多少爱好，他的“爱好”之一就是抽烟。最近两年来，先生忽然不抽烟了，他只说，不想抽了。有时，我们发现他经常感到疲劳；有时，他会主动跟我们“要”一支烟。总之，觉得先生的身上在发生着某种变化。
就在他查出病情之前的8月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行走”中的孙先生。2011年8月9日至11日，中国比较文学第十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两家合办：开幕式及会议的前半部分在复旦大学进行，会议的最后一个单元及闭幕式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开幕式上，我又见到先生熟悉的身影，听到了他那不紧不慢略带沙哑但很坚定的声音。他还像往常那样，背了个双肩包出现在会场上。
9日下午晚饭前，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酒店复兴宾馆的大堂里又碰上了孙先生，背着双肩包，大概是开了一天会的缘故，他显得有点疲倦，总之，看上去很“安静”。他对我说，今天就不在会上吃晚饭，就几个人点几个菜小聚一下。
于是，我们在复兴宾馆的一个包厢里坐了下来，除了先生，还有华东师大的朱志荣教授、
香港岭南大学的丁尔苏教授夫妇。
跟先生一起吃过太多的饭，所以，那天究竟吃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先生喝了半杯啤酒，只记得晚餐的气氛很好，只记得先生有点疲劳；跟先生一起吃过很多次饭，但怎么也我没有想到：2011年8月9日，是我最后一次与先生共进晚餐！
8月11日下午，中国比较文学第十届年会的闭幕式在上海师范大学东部礼堂举行。闭幕词是孙先生致的，但有一个环节（大会发言），先生没有坐主席台。他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我正好坐在他旁边。听着，听着，我们走到礼堂的外间休息，说了一会儿话。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8月11日下午，是先生最后一次跟我说话（虽然在2012年4月29日他的生日会上我们再次相聚，但由于人很多，他身体又单薄，并没有说什么话）。到后来，2012年7月上旬我在医院去看他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用痛苦的眼神看着我。
年会结束后，我匆匆地回了家；再后来，便接到先生病倒的消息。
回想与先生的交往，虽然我觉得自己在大多数的时候尽到了一个弟子应该尽到的一切，可是，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得知先生病重后，我多次要去看望先生，但每次都因为“工作太忙”而未能成行。就这样，我是在自责当中度过了几个月。这期间，听说先生病情好转，能站起来了，那种自责似乎减轻了一点；同时，我也暗暗为他祈祷，希望他能站起来。到2012年春节时，好消息不断传来，说先生站起来了，还能到户外活动，说他还要坚持回到讲台。
当时，我还真的相信了世间有奇迹。
生 日
2011年8月10日（参加中国比较文学第十届年会期间）晚，同门的几个聚在桂林路上的一个宾馆里，讨论在2012年的“五一”期间为先生庆祝七十寿辰的具体安排。然而，由于先生9月份时突然病倒，虽然祝寿活动肯定要搞，但活动的形式、大家的心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2年春节过后，在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学科点的师弟师妹们便紧锣密鼓地张罗孙先生的生日活动。大家的心都很齐，都为先生“劫后余生”而庆幸。但是，考虑到先生刚刚大病一场，这次活动不请官方参加，完全是“民间”性的：只邀请同门弟子参加。
时间定在2012年的4月29日上午10点，地点定在桂林路维纳斯大酒店。
日期确定后，我天天都日历上倒计时，期盼着见到先生，期盼着见到挣脱了病魔缠绕的先生。同时，心里的自责似乎也比在春节前后时少了一些：先生毕竟挺过来了，我总算没有因为“工作太忙”而未能见上先生一面而留下终身遗憾。
可是，4月28日，就在我准备去上海的时候，单位里通知我做本单位职称评审的评委。耽搁了差不多8个月没有去见先生，我怎能再因为“工作太忙”而错过呢？一方面是责任，一方面是情感，我就像《煕德》中的罗德利克一样面临着两难选择。不过，为了确保这次能去上海，我只好这样做了安排：单位的职称评审会下午1:30开始，我请朋友准备好了车，在楼下等我。评审会一结束，我就上车往上海赶。评审会傍晚6:30结束，我匆忙下楼，一身疲惫地上了开往上海的车。这时，我的心里反而踏实了，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所做的是真实的，不是在梦中，我这回真的是走在通往上海的路上，并在心里悄悄地说：先生，义海来看你了！
到上海的住地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负责接待的师妹们还在等着。在厦门开会的师弟李新德正从浦东机场赶来，在贵州大学工作的师弟刘振宁早就来了。大家住在一起，心里都非常激动，都在期盼着第二天与先生相见。
2012年4月29日上午约10点钟，孙先生来了。这是2011年8月11日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先生。经历了一场劫难，他显得有点苍老，本来就已经白了头发，现在则更白了。和往常一样，他里面还是穿着件格子衬衫。虽然已经是4月底的天气，他在衬衫上加了一件羽绒衫，外面还罩着一件皮夹克。先生虽然饱受重病的折磨，但还是那样有风度；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是被大家从车里扶出来的。先生可以自己走路，但需要拐杖。
活动在桂林路上的维纳斯大酒店进行，上海的同门最多，一早都赶来了，外地的同门前一天夜里来了不少。我们没有请官方代表参加，除了他们之外，我们只请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夫妇；孙先生在法国领事馆的一个朋友也前来参加。活动的会标是：祝孙景尧教授荣开八秩。
考虑到先生的身体状况，整个活动很简朴，主要是师生叙谈。活动由耘华兄主持，首先请孙先生讲话。先生的声音虽然不响亮，但他思维依然非常清楚。他感叹老天爷让他生了这么重的病，他感谢所有的人在他生病期间对他的关爱。不少同门也都叙谈了师生情。其实，这场生日会不同于一般的生日会，先生虽然经受住了疾病的考验，虽然大家都希望他从此能站起来，甚至还能重新回到学术岗位上，可是，所有的人心里都怀着一种担忧，而这种担忧谁也不愿说出口。既然是生日会，大家都想说点开心一点的、愉快一点的话题，可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轮到我讲的时候，我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便泣不成声了。这是一种极其发杂的感情，对于我，还包含着深深的歉疚、自责：先生生病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来看望！
叙谈大约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大家下楼合影。虽然很多同门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前来，他们有的路远，有的在国外，但这次是同门规模最大的一次聚会，有将近60人参加。合影之后，大家再到师大的花园酒家用餐。先生不知请我们吃了多少饭，这次虽是我们请他吃饭，但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跟先生一起吃饭。午餐期间，播放了在国外的吕超、贾玉卿等师弟、师妹发来的视频。他们从英国、法国、美国等地向先生祝寿，祝他早日康复。由于先生身体还很虚弱，午餐进行到大半的时候，我们先送他回去了。
午餐结束后，我又因可恶的“工作太忙”匆匆地回去了。
弥 留
4月29日先生的七十寿辰生日会之后，大家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绷紧的神经似乎一度放松下来：觉得先生终于挺过了这一劫，甚至觉得先生真是一个钢铁汉子，就是肿瘤也奈何不了他，而我在4月29日之前八个月当中的愧疚也因为先生之重新站起来而稍稍减轻了一点。心想，好好工作也是慰藉先生的一种方式吧。6月份的时候，我研究唐代景教的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心想，这是回报先生的最好方式。总之，4月29日之后，我真的觉得一切都已太平。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到7月上旬的时候，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在华东政法大学的师妹曾新，在温州大学的师弟新德突然发来消息，说先生又倒下了，而且，这次病情来势凶猛，他已经住进上海455医院。新德是6号给我发来短信的，我们约定7日上午去看望先生。
6日夜里，长江下游地区普降雷暴雨。7日一早，我赶往上海，大约11点的时候，在淮海西路上的解放军455医院门口与新德会合。
先生病重期间，新德对先生非常关心。下面这段文字选自新德的《悼念孙老师》，从这段文字中，大家对先生病情发展的情况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自从去年9月入院确诊为肺癌晚期，孙老师遭受病痛折磨近一年的时间。去年9月我去上海胸外科医院看他的时候，孙老师当时显得非常豁达、乐观，一旦话匣子打开，孙老师就会跟我们滔滔不绝地聊起学术方面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向他隐瞒了病情，我曾陪师母拿着化验单咨询过医生，为什么肝胆等部位显示为情况未明？医生解释说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进一步检查已没有必要。当时孙老师只住了一个礼拜的院，之后定期到医院化疗、复检。一度孙老师病情恶化，但后来通过口服一种法国进口的药物，奇迹出现了：孙老师的病情大大好转，后来竟能下地行走，许多转移病灶的阴影已经消失。今年3月底我带着爱人孩子去上海看他时，他已不需要轮椅，和我一起在他小区花园散步，看我调皮的女儿在假山上攀爬，跟我聊起他正思考的新疆地区的民族宗教、基督教入华与中国道统之关系等问题。今年4月，师门同仁还特地为孙老师举办了七十寿辰庆典，当时经过一场劫难后的孙老师感慨万千，我们师门看到孙老师身体恢复了也都非常高兴。后来听师母说，5月份的时候，孙老师还筹划着给身边的博士生与研究生开课的事情，他曾自责说，生病大半年，担心把研究生的学业给耽搁了。孙老师这次发病非常突然。在住院前，孙老师只是咳嗽不止，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好。可6月30日住院之后，孙老师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医生确诊为左肺癌4期，癌细胞全身扩散。
——李新德《悼念孙老师》，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b3d71501017921.html
新德和我大概在11点45分的时候找到了先生的病房：肿瘤病区的1号病房。病房里安静，师母陪着先生，旁边还有几位来探望的亲戚和朋友。孙先生躺在床上，眼睛紧闭着，张着嘴，在喘息，也是在呻吟；身上插着各种管子，输着各种液体；他的嘴唇发白，但隐约有血丝，大概是疼痛是（时）咬的；靠着脚的床头插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肿瘤IV期。先生已经不能看见我们了，但他似乎还有听觉 。师母对他说：义海和新德来看你啦！先生似乎有点反应。
生命之火在先生的身上已经非常黯淡。能证明生命存在的似乎只有那一阵又一阵的剧痛。每过几分钟，剧痛就发作一下，我们便抓住他的手，希望能给他一点帮助。但我们真的无能为力，看着他经受着炼狱之火。
我们安慰师母，师母似乎变得很“平静”了，叫我们不要为她担心。师母最后送我们到电梯时只是说，孙先生这大半辈子只知道工作，从没有认真享受过；他这一生对得起他工作过的单位，对得起同仁，对得起学生，唯一亏欠的是他自己。她告诉我们，学校在5、6月份给先生办了退休手续，给了他最好的退休待遇，可是，他却不能享受了。
离开455医院，新德回温州，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单位，留着先生在病房里与死神作最后的搏斗。其实，他已经没有力气搏斗了，他只是无助地被死神折磨着。
永 别
7月7日回到家中的心情跟4月29日回来后的心情完全不一样。4月底那次见到先生，我们内心深处多少心存希望，觉得先生是挺过来了；可是，这一次，情况太不一样了。虽然我在向上苍祈祷，让我们敬爱的先生再回到我们当中来，但我明白，先生的生命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刻。
在那之后的几天中，先生痛苦的形象总是在眼前晃动。我知道，不幸的一刻恐怕会不可避免地到来。
7月10早上我刚开手机，就收到新德发来的短信，接着曾新也发来了短信——孙先生真的走了，走在7月10日的凌晨2点，那个电闪雷鸣的深夜。
告别仪式安排在7月14日上午。我和太太7月13日一早赶往上海。下午，我们跟其他同门一起去了先生家。低缓的哀乐在曾经是我们交流（我们曾经交流）的客厅里荡漾，可是，此刻先生已经不在，与我们同在的只有他的遗像。
遗体告别仪式于7月14日上午9:30到11:30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从上海各处、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同行学者、先生的生前友好有几百人都赶到了龙华，来送别这位杰出的学者，可亲的长者，可敬的老师。
我们给先生的挽联是：
名冠杏坛恩师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为学为人上师一景，盛德广泽如舜如尧
声闻文苑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勤耕勤育后世之范，嘉誉光披徒子徒孙
……当先生的遗体从一扇门（一扇门后被）推出来时，大家的悲痛到了极点。先生穿着蓝色的西服，戴着帽子和眼镜，再没有没有疼痛来折磨他了，现在，他的面容已经归于永远的安宁。当他的女儿致答谢辞时，我再也忍不住泪水：先生，您身前对我们那么好，那就让我们用心中的泪水洗去您前路上的灰尘吧！……当工作人员要将灵柩盖上时，大家纷纷涌向前去，把鲜花撒在他的身上。……当工作人员抡起铁锤，那么坚定地把钉子钉进棺椁时，似乎也将它们钉进了我们的心里。那沉重的叮当声，将先生和我们阻隔在两个世界。
最后，孙先生消失在那道门里，把我们留在身后。
怀 念
孙先生就这样走了。
2012年8月26日，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在河南开封举行。前一天晚上，在研究会的理事会上，跟我一同去参会的薛家宝教授跟我一起建议在开幕式上为孙先生举行一个纪念活动：默哀一分钟。所有理事一致赞同。第二天上午，在会长陈惇教授的主持下，全体与会人员起立，为杰出的比较文学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孙景尧教授默哀。
孙先生就这样走了。
我忽然想起3年前。2009年，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我所供职的学校举行。我想起先生带着自己的那么多学生参会，我想起他和我叙谈的那个宁静的、深秋的下午，我想起他那疲倦但又宁静的面容。可是，如今在同一个研究会的年会上，我们却只能用默哀的方式与他“交流”。
孙先生就这样走了。
作为一个学生，我第一次经受失去恩师的痛苦。当别的博士津津乐道地谈起自己的导师的时候，我却只能说，我的导师在2012年7月的一个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孙先生就这样走了。
他真的走了吗？不！他音容虽不在，白发虽消逝，但他的精神，他的文字，他的人格，他的贡献，却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时的那一个个瞬间，永远定格在我们灵魂的深处。
2012年7月—2013年7月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