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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 温 克 人
兴 安
笔者来到呼伦贝尔草原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岁，也就是说，还没到成人的法定年龄。笔者的家乡是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在那里，笔者度过了儿童和少年时代。之所以选择呼伦贝尔为自己成长、生活的地方，原因是在家乡饱受了被人歧视的煎熬，那蔑视的、侮辱的、认准你为异类的目光，每时每刻让心灵在耻辱与绝望中痉挛，时至今日笔者时常还在噩梦中如惊弓之鸟一样四处寻找一处逃避的地方，哪怕是一片暂时遮掩身体的小树林。笔者的祖辈或多或少参与过满州国、国共三年内战以及德王发起的内蒙古自治活动，笔者的母系几代人都出身于孛尔只斤氏，是科尔沁草原的世代贵族。这种家庭背景，在红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让笔者偿尽了人世间的冷暖，笔者刻骨铭心地感觉到人世间最痛苦的不是饥寒交迫，而是把你永远定格为异类，人格倍受无情的摧残和蹂躏。
命运决定了笔者只能离开自己的故乡。
一九七七年，笔者在海拉尔稀里糊涂念完了高中，就下乡到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合营牧场，成了一名搭上末班车的所谓知识青年。下乡后的第一个春天，生产队派笔者跟另一个叫郭钢的知青去离场部几十里外的敖特尔拉草，郭钢赶马车，他是个达斡尔人，大笔者两岁。我们每天上午出发，傍晚到达敖特尔装满一车草，第二天早晨才能往回赶，往返持续了二十多天。在二十多天里笔者和郭钢住进驻守敖特尔的一户鄂温克人家，这家人是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妻，那时他们还没有孩子。这是笔者第一次接触到鄂温克人，由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所带来的局促不安，在主人那象正在融化中的雪水一样柔和淡定，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目光中很快消失了。夫妻俩言语不多，却行动敏捷。夜晚，两人把宽大的双人床让给笔者和郭钢，他们自己在地上铺上毡子，钻进厚实的皮袍里安然入睡。初春的草原虽然不比三九严寒，但在夜里也是冰冷刺骨的。早晨，当我们刚睁开朦胧的睡眼，便立刻感觉到被热烘烘的暖流包围着。女主人一定是天亮前就起来了，蒙古包中央的铁炉子烧得里外通红，几碗热气腾腾的奶茶，盛在木碗里的奶油和列巴已经利索地摆到了案几上。就这样，我们四个人围坐在温暖如春的包里，香喷喷的奶茶在肚子里翻滚着，每个人的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男女主人只知道我们是为场部运草的知青，只知道以默然的操劳悉心照顾我们。除此之外，在二十多天里，他们的言谈中没有一句涉及到有关家庭出身、历史背景等——在科尔沁农耕地区的贫下中农们连梦里都不可能忽略的话题。笔者发现他们见到陌生人时，表情是那么从容而祥和，不象在农耕地区，所有的人会立刻瞪圆警惕的狼眼，仿佛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突然出现在面前。特别是他们那柔和淡定的目光，给了笔者从未有过的体验，温暖、信任、关爱。这对于打小在别人那阴森冷酷的目光中瑟缩的笔者，是从来没有享受过的自由与平等。这永生难忘的目光，伴随笔者到今天，在漫长的岁月里，给了笔者太多的勇气和信心，当然，它也会伴随笔者今后的人生。前两年，有一位朋友出书要笔者帮忙采访牧区的一个女干部，认识之后，才知道她是个鄂温克人。她叫孟根托娅，年过三十的她面容清秀，身材匀称，言谈举止和所有的草原姑娘一样朴实无华。让笔者震惊的是，她那双棕色的眼睛里透出的目光似曾相识，可能来自于长生天的安排，面前的这双眼睛里闪动着的不就是三十年前笔者在蒙古包里第一次相遇的目光吗？难道眼前的这位姑娘跟三十年前那对年轻夫妻有什么渊源吗？笔者马上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因为这是草原上的鄂温克人共同的目光，象洁白的雪原，象清澈的流水，柔和淡定，从容祥和，给人以温暖、信任、关爱。这就是我们的兄弟民族——鄂温克人。
鄂温克族是北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与同为游猎民族的蒙古人一样，如今也是一个跨界民族，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在中国生活着三万多鄂温克人，另有五万多人生活在今俄罗斯联邦境--内。苍茫辽阔，万年不朽的森林绿野，从来都是鄂温克人自由驰骋的家园。今天，你偶尔走进大兴安岭森林里去用心体会，一定能感觉到鄂温克萨满灵接天地的歌声在起伏激荡。萨满文化塑造了鄂温克人崇尚自然，与天地为一体的勇敢，正直而善良的民族性格。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鄂温克人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狩猎文化，在北亚乃至世界狩猎文化圈中，迸发出夺目的光彩。历史上，许多游猎民族走出大山进入草原，继而入主中原，如鲜卑、契丹、女真等；然而，当他们由盛转衰时却不能只身而退，其历史文化，甚至整个民族的血液都溶入到农耕社会的良田沃野之中，消失在历史幽暗的隧道里。值得关注和庆幸的是，直到二十一世纪初，鄂温克人仍然是北亚狩猎文化理所当然的继承者，肩负坚持和发扬狩猎文化的历史使命，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敖鲁古雅乡的“使鹿部落”。2009年8月，应朋友之邀，笔者和几个同事驱车前往敖鲁古雅乡，我们这些人都是第一次走进这片曾经令许多北亚游猎民族梦牵魂绕的神圣土地。遗憾的是，真正的“使鹿部”人群在政府的关心和安排下，已经进入了定居状态，猎民们放弃了世代居住的山林，统统搬进了政府提供的非常漂亮的木式楼房。一排排风格独特的楼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楼房前后的园区里，树木花草鲜艳夺目，博物馆、医院、学校、健身场馆等设施一应俱全。今天，曾经为这个国家的统一与稳定献出无数优秀儿女，最早孕育了森林狩猎文化的民族之一的——鄂温克人，当然有权力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可这样的结果又进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驯鹿——作为一个古老的生产方式，一旦离开了森林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由这样的生产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历经数千年的积淀而形成的历史文化，其形态、其规定性的本质特征将如何存续？我们当然欢迎对一个民族的特殊群体给予帮助，但非要采取这种外科手术式的解构性策略吗？党的恩情说是比天还要大，笔者无话可说。据说个别年长的猎民对下山定居的生活不是十分的情愿也是事实，这不能由“汉儒”们的一句“落后、愚昧”就能概括得了吧？在旅游高峰季节，节日庆典期间，定居的猎民也会在住宅区的广场点燃篝火，纵情歌舞，穿上民族服装坐在驯鹿拉动的雪橇上供游人欣赏，可这还是那充满阳刚之美，山野雄风夺人心魄的狩猎文化吗？这令人不得不产生一种强烈的隐忧，如此情景，可别又象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一样，人为地移植到特定的场合，成为宣示“太平盛世，皇恩浩荡”的道具。许多人往往一厢情愿地或依仗着“话权霸语”，以某种意志注解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殖民”行为还少吗？鄂温克人的历史文化，一定存在着由鄂温克人自己领悟自己独创的根植于民族血液中的传承方式。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出于功利采取包办代替的方式要去突出什么“主旋律“、“时代精神”，这不是发展文化而是在蹂躏文化。
也许是得益于萨满的启示，也许是呼应上天的召唤，鄂温克人顽强地守护了游猎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家园——生灵茁壮的森林绿野。国外有位学者在谈到鄂温克族人口分布时慨叹：“一个人口如此之少的民族却有活动在如此广大的土地，实属罕见”（大意是这样）。那么，也可以进一步明确一个人口如此之少的民族对这个国家的巩固与统一贡献如此之大，亦实属罕见。历史上，鄂温克人出现过许多本民族杰出的领袖，将军和勇士，他们前仆后继，忠贞不渝地捍卫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捍卫孕育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生命的家园。就象人们所熟知的海兰察、博尔本察等人，都是满清时期的一代名将。海兰察的索伦铁骑踏江河、跃高山，横扫大小金川、新疆、西藏、云南、台湾乃至尼泊尔，平定无数次大小战乱，为大清帝国的统一，边疆的巩固与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海兰察本人为清朝一等公，数次图像紫光阁，去逝后入祀昭忠祠，被赐“武壮”称号。海兰察首先是鄂温克人的民族英雄。北亚游猎民族一旦认准对方是命运共同体，则忠贞不二，义无返顾，即使民族蒙受怎样的牺牲也在所不辞。海兰察如此，僧格仁沁等蒙古王公也是如此，和那朝秦暮楚的吴三桂、傅作义之流是截然不同的。海兰察备受鄂温克人的崇敬，其实所有的人，只要心里保存着些许的良知和公正，也应该对这样的一个民族英雄怀有一分敬重。同时，在人们称颂海兰察的功德的时候，更不应该忘记塑造他的千万个鄂温克人，是这个民族宽广的胸怀，无私的奉献，铸就了一代名将辉煌壮丽的人生。当海兰察的索伦铁骑，在萨满来自苍天般的鼓声中如汹涌的洪流一样疾驰的时候，有多少母亲、妻子、幼小的儿女在望眼欲穿，当一个个勇士横卧疆场，噩耗从遥远的天边传来时，又有多少母亲、妻子、儿女悲痛欲绝，万箭穿心。鄂温克人为这个国家献出的岂止是一支劲旅，而是投入了整个民族的的力量。中华偌大的版图，鄂温克人曾经以忠诚、勇敢和全民族的血泪浇灌过它。多少年来，本人每次和鄂温克兄弟姐妹相聚，并在欢歌笑语中陶醉时，面对那一张张朴实无华、激情奔放的面孔，内心却情不自禁地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悲壮感，北亚许多游猎民族的命运是何其相似啊！
鄂温克博物馆大院的中心，矗立着一座海兰察乘战马一身戎装的塑像。笔者每次上下班都会路过博物馆的大门，一次，其时正值仲夏旅游高峰季节，笔者看见一堆人围在海兰察的塑像前嘁嘁喳喳，几个二十来岁的俊男靓女居然踏上塑像的台基（紧挨着台基便是刻在大理石上的有关海兰察生平的文字）轮流拍照。从语言、举止，神态断定，这是一帮南方人。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男人可能是他们中的核心人物，看来他是个饱学之士，那隆起的肚子里一定填满了“汉儒”们磨砺千年的墨水。“噢，海兰察，少数民族！”这句话不知为什么十分清晰地传进笔者的耳朵里，而且从语气里分明能感觉到含有特别强调的意味。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谁也没说海兰察是个汉人或者是俄罗斯人。过后，从笔者的经验中得到了解释，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游猎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一旦被那些以“正统”自居的人们冠上“少数民族”四个字，其作用、其贡献、其意义就有了随意加减的可能。可惜，兄弟民族中的有些人，直到现在仍然不能认清这种“语言帝国主义”的本质。笔者历来对“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怀有疑惑，且认为这一概念对民族客体没有科学的界定。既然有“少数民族”，那么一定还存在“多数民族”，那么，“多数民族”之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确定？是几个或几十个民族之于单个民族还是仅以人口规模来相对的？一个民族就是在诸多方面有别于其他种群的人们共同体，这和人口规模有必然的联系吗？与其历史文化有必然的联系吗？笔者不是人类学家，一时还消解不了心中的诸多问号，静侯独膺“语言权贵”的“大家”们能给个令人茅塞顿开的答案。
笔者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生活、工作已有三十多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生命的河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流淌，虽然没翻腾过令人耀眼的浪花，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接受了笔者，为一个曾经迷茫徘徊的灵魂开凿了一条能够展开梦想的河床。笔者有许多一往情深的鄂温克朋友、达斡尔朋友、布里亚特朋友，当然还有许多汉族朋友。对于个体生命来说，这是最可宝贵的情感与精神的资源。鄂温克族的索伦部定居呼伦贝尔草原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令人感慨深思的是，不管索伦部迁居草原的最初动因是什么（清庭于1732年调遣索伦、巴尔虎、达斡尔民族到呼伦贝尔镇守边疆），结果依旧是沿续了北亚古老的游猎民族走出森林，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发展、壮大这一千年不改的迁徙线路。这是上天的安排，还是命运的巧合，古老沧桑的北亚游猎民族，深远的历史背景，真是让人读也读不尽。草原已成为鄂温克人继续书写其民族历史的舞台，今天，在自治旗境内还居住着蒙古、达斡尔、汉等许多民族，鄂温克人同兄弟民族一道辛勤地建设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的语言、信仰、习俗、服饰、行为方式，总之，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仍然保留下来，并在草原这块沃土上生生不息。鄂温克古老的狩猎文化，今天仍能闪烁其独有的光辉，不是靠外在的什么恩赐和拯救，而是凭借了自己受惠于大自然的内在的生命力。黑龙江作家迟子健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已经改编成了电影，据说主要角色全由鄂温克人及其他具有胡人血统的演员来担任，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文化选择。但愿这部影片真实地反映了鄂温克人的历史，鄂温克人的精神气质，鄂温克人的梦想与追求，可别又成为时下大行其道的影片那样仅以服饰、动作和道具的铺排来满足猎奇者的野外快餐。
自治旗所在地巴彦托海镇，是一个现代气息很浓的美丽小城。重要建筑的布局、风格也尽力突出着狩猎文化的特征。近年来，旗政府、民间团体也越来越重视在中小学生中鄂温克语言的学习与运用，内蒙古鄂温克研究会的常设机构就设在巴彦托海镇。2008年，自治旗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鄂温克文化之乡”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基地”，自治旗文化界人士、文艺团体，多次到俄罗斯联邦访问，打开了同生活在那里的鄂温克同胞进行友好交往的通道。
走在巴彦托海镇的大街上，会时常遇见穿着入时、新潮时尚、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的鄂温克族年轻一代。除了肤色和特有的气质，看不出他们和城市里的人们有什么区别。追求时尚和潮流，是每个年轻人的天性，本无可非议。只是衷心希望这些年轻人充分领略现代文明的同时，还记得草原上的蒙古包，记得烈日下默守羊群的父辈，记得湖面上天鹅那高贵美丽的身影，记得祖辈代代相传的森林圣歌……草原是博大的，游猎民族的历史文化如高耸的群山，厚重而辽远，谁说这些年轻人找不到既能驾驭现代生活而又能归属生命源流的切入点？笔者相信，所有来自森林草原的生命都应该相信这一点，难道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