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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中马前卒
一一纪念陈天华
１９０６年５月２３日，湖南长沙各校的学生愤然罢课了。他们不顾官府的威胁阻挠，身着素服，手执白旗，排着整齐的行列，唱着悲壮的挽歌，簇拥着灵柩，分从朱张渡、小西门横渡湘江，向风景秀丽的岳麓山进发。经理丧事的革命党人，一路上不断向群众演说革命道理，参加送葬的各界人士越来越多。面对这支首尾十里，人数逾万的送葬队伍，“沿途军警，为之震慑，呆若木鸡，莫敢谁何”（《湘江评论》第四号）。人们“自长沙城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同上），肃穆悲壮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长沙城。人群中有人发问：“这是给谁送葬？”旁边有人回答：“陈天华！”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号过庭，又号思黄，孙中山称其为革命军中马前卒，１８７５年生于湖南新化县下乐村，距我的出生地仅一河之隔。陈的父亲陈善是个落第秀才，母亲在他约十岁时去世。幼年时代的陈天华，因家境穷困，不得不为别人放牛，或提着小篮到处叫卖，直到十五岁才开始进私塾读书。陈天华自幼勤奋好学，入学前跟着父亲识了不少字，九岁便熟读《左传》，被誉为“神童”。他特别喜爱当时在民间流传的弹词、小说，常读《西游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书。在街上叫卖糖果时，他经常捧书贪读，以致糖果被孩子们拿去吃掉他还不知道。他有时还摹仿 编写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这些为他后来成为通俗宣传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１８９６年，陈天华随父亲来硝新化县城居住谋生，仍以做小贩维持生活，后经人帮助得以进资江书院读书。戊戌变法期间，又考入新化实业中学堂。当时正值维新运动在湖南迅速开展，加之新学广为流传，使他受到很大的启迪。维新运动的潮流，促使他对祖国的历史发生浓厚的兴趣。为读《资治通鉴》，他几乎废寝忘食，数月之间，就通读了这部卷佚浩繁的史书。在当时进步教师指导下，他努力“研究历史兴衰之故，方舆夷险之道，与典章制度之原”，往往多有所感，“下笔便数千万言”，（《近代史资料》１９８１年第一期，１９９页）在同学中显露出超群的才华。他入学后的第一次作文《述志》，以“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布衣终老，名山著述”（《湖南历史资料》１９５９年第一期，１３１页）的报国志向，博得了老师的赞赏，被评为一等第一名。在校期间，经常“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徐福初：《对陈烈士蹈海之感叹》，见《新民丛报》１９０６年第２号）。这时，陈天华已立志投身于挽救祖国危亡的革新实践。
１９０３年初，天华由实业中学堂以官费资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四月，沙俄帝国主义无理违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不实行第二期撤兵，制造借口，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并向清政府提出了新要求，企图实现其永远霸占东北三省的野心。在祖国危亡的险恶形势下，在日本留学生中，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陈天华积极投入了这场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他满怀悲愤，挥笔写下了《敬告湖南人》一文，号召同胞“万众一心，舍死向前”。文章邮回湖南各学校，其爱国感情之炽烈，催人泪下。五月二日，他与黄兴等参加了留日爱国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被推举为义勇队本部办事员。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后，他又自告奋勇愿为归国革命作动员，准备回到湖南组织武装起义。但由于斗争的需要，经同志劝阻，他只好留在日本与黄兴、杨笃生等主持军国民教育会本部工作。并与杨笃生发起、创办了《游学译编》和《新湖南》两种杂志，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积极鼓吹革命。是年初冬，听到日俄协商瓜分中国的消息，他“如醉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妣”，“涕泣交横”，于是咬破手指，写血书数封，备述古今亡国惨痛情景，邮回祖国。读了血书的人，无不动容，连当时的湖南巡抚赵尔巽也为之感动，亲临各学堂宣布陈天华的血书，并揭之官报，令各地开设武备练习所，给一些学堂发放枪支，以加习武备。赵氏此举，，当然并非出于赞助革命者，而是为了“保大清”，但在客观上有利于湖南爱国抗敌活动的开展。
为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日俄矛盾激化，在战云密布，东北危急的情况下，陈天华于十一月毅然只身回国，勇敢地投身国内的革命洪流。
１９０４年２月，陈天华同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了华兴会，积极参加谋划反清起义。他化名前往江西游说巡防营统领响应起义，还参加了联络会党，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活动。当年８月，湖南浏阳普集市举办牛马交易大会，哥老会也趁此人物会萃之机举行拜盟仪式。陈天华、刘揆一等受华兴会会长黄兴的委派，前往参加，并同时举行授衔仪式，向哥老会首领马福益授以少将头衔，赠送了枪支和马匹。与会者同声宣誓，情绪高昂，观者如堵。此举在哥老会中影响很大，不久便有十余万哥老会员相继加入华兴会的外围组织同仇会。
革命党人原定于这年旧历十月十日在长沙、岳州（岳阳）、衡州（衡阳）、宝庆（邵阳）、常德同时起义。因为这一天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官员们要集会“祝寿”，正是个大好时机。可惜走漏了风声，被清政府的爪牙探听到了消息，没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就遭到镇压，陈天华和黄兴等华兴会骨干只好避居上海租界。清政府又勾结帝国主义在租界内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人只好避居日本。但陈天华坚决不肯走，他说，起义失败，就要亡国灭种，我还有什么脸面再活着！经友人的一再劝告，他才再次到日本去。在那里，同宋教仁等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继续宣传革命思想。但失败的痛苦，给陈天华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１９０５年７月，孙中山先生来到日本东京，提出了联合革命力量，建立全国性革命团体的主张。处于苦闷中的陈天华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便怀着极大的热情，积极响应。他耐心地说服了在东京的华兴会主要成员，力主联合。东京留学生盛会欢迎中山先生之后，他又著文报导，称赞孙中山“实为世界之大人物”，是中国“四万万人之代表”，“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八月正式成立了同盟会。陈天华不仅是主要发起人之一，而且是重要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他被推举参加起草会章，同时还参与了著名的《革命方略》的拟定工作。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他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直接参加编辑工作，并兼任报社经理。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的发展一日千里，日本成为革命党人在海外的重要活动中心。清政府极为惶恐，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生对此非常愤慨，八千人群起抗议。日本部分报刊对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为进行冷嘲热讽，《朝日新闻》甚至以“放纵卑劣”的语言进行攻击。对此，陈天华义愤填膺。他主张全体留学生立即回国，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鉴于留学生中意见不一，会馆领导人不肯负责，为使大家“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陈天华决心以自己的生命来激励大家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决心，他写了一篇长达三千多字的“绝命书”和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的短信后，于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８日凌晨，投日本东京大森海湾壮烈殉国。时年三十一岁。
陈天华短暂的一生，是为宣传同胞反帝爱国而奔走呼号的一生。他以笔为武器，经常闭门急书，撰写革命救亡宣传品，被同志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一生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通俗的小册子和政论文章。其中尤以《猛回头》最为著名，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是辛亥革命宣传战线上的奠基作之一。
《猛回头》的锋芒所向，首先在于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狂妄野心和罪行。书中以说唱的形式道出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形势：“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视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还有我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又满怀悲愤，历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累累罪行，痛陈祖国同胞所受“民穷财尽”，“莫保糟糠”，“时受凌践”，“人命如草”的深重灾难。
为振奋民族精神，书中批驳了恐洋媚外思想，对“专习几句洋话’到那洋人处去当一个二毛子”的“汉种的败类”进行了抨击。书中满怀信心地指出：“其实洋人也不过是个人，非有三头六臂，怎么说就不能敌他？”同时，对中国历史上卑躬屈膝的民族败类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对大义凛然、为国死节的民族英雄作了热情的称颂，显示出一派民族正气。
《猛回头》在揭露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恐洋媚外、盘剥民脂民膏、挥霍无度的腐败情形后指出：朝廷只不过是“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如果“事事依了朝廷”，大家就要“做洋人的百姓”。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满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的著名论断。
既然国难当头，如何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现实社会呢？书中衡古今中外之利弊，借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十条革命主张。从除党见、讲公德、重武备、务实业、兴学堂、立演说、兴女学、禁缠足、不吃洋烟（鸦片），一直到改良社会，提出了一套初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方案，并极力主张全体同胞“要用生命赴诸实施”。
《猛回头》通篇以血泪文字唤起同胞“共结同盟”。只要“四万万齐心决死”，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如同睡狮猛醒，冲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就一定能够“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拒外族，复我衣裳”；就一定能够“吐气扬眉，齐呼中华万岁！”
《猛回头》受历史的、阶级的局限，虽然对帝国主义还缺乏本质的认识，对人民群众的力量也缺乏足够的估计，但是，它以动人的说唱形式，通俗深刻的论说，对祖国的满腔挚诚，在辛亥革命时期众多的宣传品中是出类拔萃的。书中所表达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浓厚的民族感情，成为当时人们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精神支柱。它一经问世，就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切欢迎，很快在农村、工矿、军营、学堂传播开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革命党人，都把《猛回头》视为极好的革命宣传品，借以传播革命火种。辛亥革命著名领袖黄兴，１９０３年５月归国发动起义，带回《猛回头》等书数千册，在军学界广为散发；湖北日知会科用《猛回头》在新军中传播革命，发展会员；熊成基等发动安庆起义前，也曾用《猛回头》教育新军，促成军中一些官兵响应革命。而反动的清政府却将《猛回头》视为洪水猛兽，列为“逆书”，下令严禁，加意搜查，动辄便没收焚毁，对读者也大加迫害。但《猛回头》等革命宣传品毕竟是禁止不住的，它们早已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因为陈天华早已为人民所熟知，所以，这位“革命党之大文豪”的自杀殉国，在今天看来，虽然不足为训，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他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留日学生组织了敢死队，在向日本政府、清驻日公使提出强烈抗议后，有二千多人中断学业，愤然回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全文刊登了陈天华的《绝命书》和悼念文章。１９０６年，陈天华的灵柩运回湖南，革命党人禹之谟发动学生，要求将天华遗骸安葬在岳麓山，官府不允。于是，长沙的学生便罢课送葬，虽然经理丧事的禹之漠事后被清朝官府杀害，但群众斗争毕竟胜利了。岳麓山上的陈天华墓终于成为纪念民主革命烈士业绩的一座丰碑。直到今天，凡到墓地凭吊的人们，无不为陈天华那火一样的爱国热情所深深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