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4—2005年，日本讲谈社出版了一部通俗性的《中国历史》。现在，这部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汉译出版了。在日本，类似通俗读物很多，但在中国，达到这样水准的通俗读物却不多见。在汉译的过程中，出版社请各卷所涉及内容的相关中国专家学者写了“推荐序”，有的对该卷内容的作了提要式的交待，有的则特别强调了日本学者在相关问题上与我们所熟知的一般国内学界通常认识的不同之处，如《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和《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有助于我们的阅读。
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介绍甚至评价，非我学力所及；我只想围绕“怎么写”、“怎么读”以及“怎么看”来发几句议论。
首先，“怎么写”。
历史研究，需要有受过基本的训练、掌握基本的技能、遵守基本的规范。不作精深的研究，就谈不上普及。这部书是真正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编撰的。他们不是“民科”或业馀爱好者，也不是跨行越界的“客串”。学者的严谨，保证了内容的准确。他们受过现代史学的洗礼，接受了考古学的训练，不会把古书中记载的古史与古史本身混为一谈；不会炫耀自己研究后汉、三国史是根据了《后汉书》、《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更不会以儒者自居，本着儒家的理念来解读历史，或者凭着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气慨动辙作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式的“胡抡”论史。他们是在自己和学术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般不征引原始资料，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谈他们所认识、所理解的中国历史。
每卷都由前言、正文、附录构成，有的卷如《从城市到国家：殷周 春秋战国》、《海与帝国：明清时代》，第一章可作为该卷的总论看。附录包括主要人物传略、关键历史名词的解释、参考文献和年表四个部分。其中“参考文献”，是为告诉读者，书中的相关部分，作者主要参考了哪些学术研究论著。这个目录大多是分类编排的，有的还对其内容和价值作了简短而中肯的介绍或评介，如《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海与帝国：明清时代》；读者如果想进一步深入了解乃至于研究，大可以此作为入门的阶梯。
这部书是十年前在日本出版的。不少作者为此次的汉译本写了《自序》或《后记》，《三国志的世界：后汉 三国时代》、《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和《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还有“译注”，这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相关内容的准确地把握。
学者各有专长，所以“说什么、怎么说”，就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不必面面俱到。对自己所思考的、研究的、熟悉的内容，就讲得多、讲得透，反之，对一些也许是重要的史事，也会因自己不太熟悉或不太感兴趣而讲得少，甚至没有讲。这大概就是日本每隔几年就会有不同的学者或出版社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编纂出版这类通俗读物的原因吧。不同专长、不同眼光、不同特点的专家所编写的通俗读物之间，也正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他们强调的是撰著者“个人”对相关断代或问题的理解。编集委员会是组织者，不是我们的主编，不定调子、不定框架，执笔者不必贯彻主编意图，也不承担贯彻正确历史观、弘扬文化的重任。不同代际甚至不同圈子的学者，选题、角度、叙述都会有不同，反映着他们对历史认识的不同。
中国历史，在日本学者眼中是外国史，在他们的学科分际中，被划入“东洋史”。一方面，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史是他们眼中的世界史的一部分，他们至少会从东亚的范围来看中国。中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其实是中国中心论甚至是中原中心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们一来具有“旁观者”的角度，二来眼界比我们研究本国史要宽阔。因此，对不能直接、及时阅读日本学者论著的专业研究者，这部书也是很有用的。不少卷的推荐序中，都已指出了这一点。
其次，“怎么读”。
通俗读物的对象，我想，一般来说，应是中等文化程度以上吧。所谓中等文化程度，应该是在初中或高中系统学习过中国历史。他们对中国历史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完全没有念过历史，或者只听过传说、故事、评书、演义，那么读这样的通俗读物，就会显得生疏一些，不容易读进去。但一旦读进去了，收获一定会更大一些。
前些天我在微信看到朋友转发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读书不是为了要记住，而是为了有启发、能质疑。我们在学校念书，为应付考试，不得不反复学习，记住其中的知识点，在此基础上，还要归纳总结出答题的“得分要点”。现在，我们读这些书，可以而且应该完全放下对知识点的记忆、掌握这样的重担，放松地、像读小说一样读。没有人要求你读小说时，要记中其中的每一句对话、每一个情节；你也不会要求自己这么做。但是，你读过，就跟没有读过完全不同。这就是读书。我们完全可以抱着这样的态度，来读这样的书。
最后，“怎么看”，怎么看待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
从研究外国史的角度来看，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贡献，远过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水平和贡献。就世界范围来看，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当属日本学者。我们到日本集中出售学术著作的神保町的书店里，看看他们研究东洋史和日本史（他们称之为国史）的研究论著，即可明白。
看到外国学者孜孜研究中国史，并取得如此高水平的成绩，我从心底里有种亲切感，甚至有感激之情——我们的历史，他们设置专门的教职，投入那么多资金、花那么大精力、取得这么高的成就，我们不该感谢吗？我们在研究本国史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语言、比如对文化的理解等，但如果我们的研究水平远远高于外国同行以至于他们无法追赶，那外国同行是不是会不愿意再从事这样的研究呢？这就像乒乓球等体育比赛项目，我们一枝独秀，其他人都不愿参与了，这个项目是不是就会萎缩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典籍和文物的流散，如果能起到激发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的兴趣乃至热情，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吧。这是不是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呢？比如，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与敦煌文书的流散各地有一定的关联吧。况且，流散的方式、原因是一回事，流散所起到的文化交流的作用又是一回事，既不易混为一谈，也不能以彼代此。如果将文物追回，导致大家不再研究，那我觉得就还不如让文物天各一方，让大家能一起来共同研究。
据日本教东洋史的朋友说，现在许多学生因为语言等种种原因，不愿意学东洋史，似乎东洋史的教席也略有减少；学习既需花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毕业后又不易谋得教职，所以学习的人就少了。我听了，颇有些黯然。我是希望大家愿意读东洋史、研究东洋史的。
日本书籍的用纸、印刷、装订都非常精美。这当然是跟整体的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出版者很为读者考虑，比如通俗读物，一般都是“口袋装”，一来降低了成本，二来方便了大家出门随身携带、随时翻阅。现在他们似乎印制得也较前为大一些了，但仍比我们的小32开本要小一圈。广西师大这套书，印刷装订都颇为讲究，赏心悦目而又没有作成奢华的礼品书，这是应当鼓励的。
出版社应该对全书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该————书全十二卷，现只译出了前十卷。第十一卷是《巨龙的胎动：毛泽东VS邓小平》，谈到了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等问题，特别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专设一章作了讨论。该卷没有汉译，我们可以理解，但实在有些遗憾。即使是反驳，我们也先要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怎么说的。况且，不汉译出版，国内一般读者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说法，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说、没有人听到。实际是，除了我们，全世界都听到了。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的规避实在是“自愚自乐”。
日本学术界有编撰、出版这类通俗读物的传统，有名的像“岩波新书”、“中公新书”等，也有不少擅长撰写这类通俗读物的学者（他们是专业研究者，不是专事普及者）。就内容而言，既有像这部书这样的通史，也有各种专题史。在史学普及方面，二十世纪三、四十年顾颉刚等学者即已十分重视，五、十六年代我们也组织编写过“历史小丛书”等，但总体来看，我们做得很不够，不成气候，远不如日本学者的工作。近来借助电视传媒所作的普及工作，则大体还停留在给退休老人家解闷讲故事的阶段，即使名为档案、揭秘，也仍未脱八卦味道。我想，历史普及大概与“科普”不同，不大可能出现不作精深研究而专事普及的“科普作家”。“读书市场”当然是推动普及工作的动力之一，但史学专业研究者确实应当重视、摸索和学习普及读物的撰写。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像日本那样，出现普及读物的“百花齐放”，以满足甚至引领读者的需求。
将来如有可能，不妨将研究性的著作如“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和日本历史译介过来。特别是日本史，我们的研究水平很低；通过译介，有利于提高国内的日本史研究。译介日本学者的世界史著作，我们可以全面、准确、透彻地理解日本人对世界、对世界史的认识。这对国内知识界的知日，是很有帮助的。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
原刊《南方周末》2014-3-28，贴出时，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