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面对宣传的一边倒，当我们耐下性子，仔细研读当年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地方值得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判断。
肇始于1933年春的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过去七十多年了。长期以来，对这场斗争的起因、经过、实质、目的、教训的研究，定位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的论断；罗明撰写的《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一文（见《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一书），则成了这项研究的权威依据。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与宣传，便出现了一边倒且毋容置疑的局面。然而，只要我们我们耐下性子，仔细研读当年的相关文献，就不难发现这桩公案其实有不少地方值得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判断，进而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和教训。
斗争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被视为事情的始作俑者的博古，是1931年9月下旬，由其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和周恩来提议，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后，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人的。这个时年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怀着一腔热血、满腹经纶，临危受命，首先要思谋和部署的是，如何在全党贯彻落实中央的“八月决议”。
所谓“八月决议”是博古上台的前一个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决议从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出发，提出了中共现阶段“三位一体”的中心任务，简言之便是：创立有工作能力、得到群众拥护的苏维埃政府；创立强有力的红军及巩固红军的根据地；加强对反帝运动和工农运动的领导。决议强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在两条战线的争斗上克服一切离开党的总路线倾向，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依然是“党内主要危险”。(1)这个决议的精神，是临时中央处理各省、市党部请示报告的主要依据。决议也给临时中央此后开展工作，套上了一个“紧箍圈”，以至成了临时中央的“胎记”。
其次博古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集中火力反右倾”，推进苏区的创建、巩固和扩展，推进红军的壮大与正规化，以及加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因为在中共中央眼里，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也跟不上“国际路线”即“进攻路线”的要求。其根子就在于苏区党组织、领导者政治思想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策略指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等。由中央代表团主持的赣南会议，集中火力批了一下；第一次宁都会议又集中火力批了一下，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宁都会议的攻防两方，甚至各自告“御状”，更让博古忧心忡忡。其间反映出来的中央苏区的领导体制欠顺当，往往各自为政；个人凌架于组织之上，无视组织纪律的问题，也使博古如骨鲠在喉。
博古还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筹集足够的经费，以维持中央机关的正常运转，保障各地、特别是白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需要。
中共成立之初，没有党产，没有政府财政拨款，党费收入微乎其微，大笔款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经费主要用于东北，中共临时中央的用度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税收和战争缴获。然而，由于苏区税收往往被截留挤占挪用，各项公款常常被不肖之徒贪污浪费，中央提款员又一再遭遇土匪打劫，中共中央不免时时陷入无钱可用的窘境。这种情形甚至到1933年春，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的一段时间，也未改变。是年2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格伯特，从上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发去急电称：“[中国][共产]党和工会根本没有经费，这是很危险的。请尽快以最迅速的方式寄一大笔钱来。”(2)就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形。当然，随着苏区疆域的扩大，各项建设的开展，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旷日持久，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现象一直未有根本好转。
面对上述任务与问题，博古和临时中央必然要在苏区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突出表现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以保证“国际路线”即“进攻路线”的顺利贯彻执行；必然要通过组织手段，以改变苏区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核心领导层，因而各自为政的局面；必然要整顿财政、统一财政，建立收支两条线制度，以确保中央财政的实力和活力。这意味着在中央苏区发动反“罗明路线”一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在于如果不是博古、陈云在进入赤都瑞金的前夜，偶然碰上罗明，偏偏又眼见罗明目中只有领袖毛泽东，而没有临时中央；如果不是博古他们了解到闽西群众对罗明式的游击战的怨恨，罗明跟傅柏翠的紧张对立等情况；如果不是罗明关于杭永岩边缘地区的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宜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有地方的机动费用的主张，恰恰与1933年1月24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13号），其中的“国库建立后，各地财政分文归库，各级开支都受预算限制”——收支两条线，以及“消灭贪污打埋伏的现象”之规定相冲突，(3)那这场斗争就无由从反“罗明路线”开始，也不可能以“反对罗明路线斗争”为名。以此看来，罗明生前在《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一文中所说的，所谓“罗明路线”的由来，也就不尽然。
斗争有剑指毛泽东的味道，但并非要全面肃清毛在苏区的影响。
之所以说反“罗明路线”有剑指毛泽东的味道，是因为虽然整个斗争过程都没有公开点毛泽东的名，没有将他树为靶子，但他的所言所行，多有“右倾”色彩，而罗明又自觉把毛泽东和自己绑在一起，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不然，为什么罗明认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4)有的研究者说得更彻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其目的就是要在党、政、军各系统中完全消除毛泽东同志的影响”。(5)换一种说法，就是全面肃请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
诚然，毛泽东本人曾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 (6)博古在中共七大发言也承认：“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7)然而这场斗争对毛泽东的反对、打击，毕竟还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博古和临时中央基于对毛泽东创建红军和苏区功绩的肯定，对他在红军和苏区人民中的崇高威望的承认，以及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及作用的维护，所采取的一贯立场与态度：通过思想斗争，克服他的“右倾”毛病，使之更好地为党的事业奋斗。193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其时毛泽东正受到苏区中央局内大多数人的批评，并提议让他离开前方战事，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中共中央却在电报中明确指出:
“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 (8)
请注意“我们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它表明临时中央的这个态度不是轻率的、随机的，而是慎重的、一贯的。可惜这封电报到达宁都会议会场时，毛泽东已无奈选择了回后方休养（再去主持政府工作）这条路。
事实上，无论此前，还是此后，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肯定、支持、维护，都不乏其例。(9)二苏大后，当毛泽东的政府工作报告传到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后，很快就被冠以《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的书名，在莫斯科出版了中文版的书。“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10)与此同时，还出版了中共代表团搜集到的，由毛泽东三篇文章组成的，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的一个“小小的文集”。这个“小小的文集”，其“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在王明他们看来，“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进而希望远在祖国的中共中央“务必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及第二次苏大会的一切文件，报告，决议，记事，报纸，照片，小册子，书籍，杂志统统迅速送给我们，这里一切的同志，如得到这些文件，如获至宝……希望你们无论如何给我们”。(11)毫无疑问，王明他们所索要的各种材料，是包括毛泽东及与之相关的东西的。鉴于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报告，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报告，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常常被论者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又鉴于博古常常被讥为王明的传声筒，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那王明博古他们的上述举措，就实在无法跟“全面肃清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或“在党、政、军各系统中完全消除毛泽东同志的影响”）联系在一起。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反“罗明路线”的原由，是在分析“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的错误时提到的：“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12)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13)这个论断是有分寸的，得体的，因为：第一，它符合当时持“进攻路线”论者，对“罗明路线”进行批判的实质所在；第二，它没有否认“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在领导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等问题上，和毛泽东没有原则的分歧。事实上，博古在关于民族解放道路、革命战争之伟力所在、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即策略）、经济建设与经济政策，以及改善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密切党和苏维埃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一切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反腐倡廉、艰苦奋斗等反映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问题上，和毛泽东的观点也是一致的。(14)
有人说，博古等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一味要红军和地方武装主动出击或死守硬拼，作出无谓牺牲，也是他们反对“罗明路线”的用心所在。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博古不但不反对游击战，还主张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1933年7月24日，博古在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的报告。在谈到第四次反“围剿”的弱点时，他指出：
“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目的的配合红军作战，尤其没有在敌人的后方侧面发动新的游击区域，使敌人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中。譬如说，在北方战线上东黄陂战役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丰城东乡一带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那我们的胜利，不定更要比现在大得多。不管白区农民斗争的高涨，我们还没有组织许多新的游击区与苏维埃根据地。”(15)
在谈到目前苏区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时，博古强调说：
“我们要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不但要在苏区周围组织挺进队深入白区游击，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侧翼去发动游击战争，创立游击区域使敌人腹背受敌。要记得游击队伍的积极活动，是主力红军在决战中获得胜利的要素之一。”(16)
在这些言词中，博古对游击战，对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对游击区的认识和态度，还不够一目了然吗？其实，博古反对的，仅仅是打一处、抢一处、丢一处的流寇式的“游击战”。
以上史实，足以否定所谓当年反对“罗明路线”，是为了全面肃清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的论断。也不难看到，一些论者在引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论述时，陷入了一种盲目状态，对决议的论述作了不适当的放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显然跟罗明的回顾，跟延安整风以来长时期打造毛泽东的独尊地位，有密切关系。
斗争其实比较复杂，甚至有些吊诡，绝非一个“左”字了得。
表面看来，反“罗明路线”斗争，就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马克思主义路线），就是为王明“左”倾路线全面统治苏区扫除障碍。正是界线分明，用心昭然。然而细察起来，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是对进攻路线的理解，双方有很大不同。临时中央推行的共产国际版本的“总的进攻路线”，“包括着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间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准备他们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统治而斗争，为着全中国的苏维埃形势之下的革命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17)这条路线从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形势的过于乐观估计出发，提出了一些不太切合实际的任务及策略，无疑是错误的。不过，它所倡扬的革命热情、进取精神，以及重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运用紧密联系群众的新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及命令主义，以调动群众革命积极性，去战胜困难、战胜敌人，完成革命任务的思路（这在中共中央局于1933年2月8日发布的《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文件中，说得十分清楚：“中央局必须着重的指出的这些紧急任务的能否完成，要依靠于我们是否能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以一切奉献给革命战争，以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热情与兴奋而决定。只有群众动员的深入，只有彻底的实行土地法与劳动法等，以改善民众的生活，来发展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性，才能保障这些任务的完全实现。”“同时集中火力向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开火，也是完成这些紧急任务的主要条件，一切决定的执行，必须面向群众，依靠群众，经过群众。”(18)）还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而这些也正是进攻路线的精义所在。不然的的话，我们党何以会在此后的革命、建设、乃至改革时期，不断地沿袭这一思路，而使之成为一种革命传统、一种政治优势？
然而，当年“还很普遍的情形，就是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以为地方武装出去了，就是完满的执行了进攻路线”。(19)这显然是对进攻路线的误解。另一方面，被视为“罗明路线”主要表现的单纯防御路线，其“主要的不是表现于分兵把口，布置后方，而是表现于对于群众力量与党的力量，以及敌人力量一贯的机会主义的估计，表现于这一估计为根据的整个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具体布置。所以反对单纯的防御路线，主要的不是在促使地方武装出击就算了事，而是在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改造我们一切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所提出的战斗任务”。(20)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长张闻天的这番论述，也可以看作对误解进攻路线的一种反正。
问题还不止于此。临时中央在反对与进攻路线对立的“罗明路线”时，并不是一味反右倾，而是也反“左”倾。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迈（李维汉），是反对“罗明路线”斗争的主要操盘手，他在《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一文中就强调，在彻底肃清“罗明路线”的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必须同时反对党内一切‘左’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如经济斗争中“左”的高调。如土地斗争中侵犯中农的利益等）。‘左’的机会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滋养料，不同时反对‘左’倾，是不能彻底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和罗明路线的。”(21)这个看法，完全符合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各级党组织及党的干部的反复告诫：要在思想上和实际上进行真正的两条战线斗争，使之变成党的指导和行动的基础。当然，“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着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为着党在争取群众方面的策略、口号、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布尔什维克化……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要成为这一斗争的目的”。(22)李维汉的这个表述，无疑可视为对反“罗明路线”斗争目的的阐释，因为他本来就是针对江西的反“罗明路线”斗争而说的。
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斗争，除了由党和各种群众组织及军队系统开会批判外，还有许多个人在各种报刊进行笔伐。颇具意味的是，这许多人中，固然有“左”倾错误路线代表者，也有“左”、右色彩并不鲜明的人，甚至还有一度被列入“毛派”、或建国后自动位列“毛派”的人。二十年前，中共龙岩地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一书所收的署名文章，为我们见识这一有趣现象提供了方便。该书既收录了王盛荣的《反对罗明路线，为党的进攻路线而斗争！》，洛甫的《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顾作霖的《三月冲锋计划两个半月完成——这必须为党的进攻路线坚决斗争！》，博古的《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罗迈的《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等文章。也收录了杨尚昆的《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冯文彬的《在团内开展与深入反罗明路线斗争，坚决为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到底！》，陈寿昌的《如何为进攻路线斗争》，阮山的《无耻的退却逃跑分子，什么是“臭肉诱乌龟”？！》，刘晓的《寻乌安远二县活动分子会议总结》等文章。还收录了李富春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总结》，吴亮平的《反对向困难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动员而斗争》、《在新的形势下彻底转变福建省苏的工作》，谢觉哉的《官僚主义与政治动摇》等文章。周恩来的《反对红军中以肖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刘少奇的《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也赫然在书中出现。此外，未收入该书的，还有王稼祥发表在红一方面军政治刊物《铁拳》上的《反对肖劲光本位主义》一文。这些文章的内容尽管不一样，却大抵都是围绕这几个观点而写的：①揭批“罗明路线”的表现、实质、危害及其历史、社会根源；②拥护党的进攻路线，并积极捍卫之；③肯定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反“罗明路线”的结果，要争取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还要深入反“罗明路线”；④苏区、特别是福建各地工作局面打不开的原因，主要是反“罗明路线”不够深入，或者根本没有开展，为此要坚决反“罗明路线”。
还有件事值得提及，那就是时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的方志敏，在1934年2月18日该省省一级积极分子会上，作了关于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报告；在他被捕后撰写的长篇回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还专辟《为国际路线而斗争》和《右倾保守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两节，也间接透露了他对反“罗明路线”斗争的认识与态度。
最有意思的，还是饱受反“罗明路线”打击的毛泽东，竟然也在《红色中华》报发表署名文章《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肯定基本击破敌人的四次“围剿”，是靠了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而且文章也认为：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革命形势的前面，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关键。为争取反“围剿”的胜利，首先应该保障红军数量的继续增加，在今年（1933年）八九十三个月中要达到扩大五万红军。最后还要“反对一切对于目前新的革命形势估计的不足，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战争动员中的最凶恶的敌人，是实际的帮助了阶级敌人！”(23)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作为《红色中华》报“八一特刊”的重点文章，和洛甫、邓颖超、凯丰等人的文章，一起列为特刊要目，被报纸头版醒目标明。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隐去毛泽东的名字，或是换上“左”倾者流的名字，恐怕它就会被当作批“罗明路线”的檄文，从而成为研究反“罗明路线”问题的反面教材。
以上史实无不表明，当年的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确有它固有的内涵、复杂的形态，远不是如后来的（以至当年的）一些人的描述、评说的那么简单、那么绝对、那么漫画化了的样子。
评判斗争造成的后果，不能只看一面，也要看到另一面。
对于反“罗明路线”斗争造成的后果，后来的人一律用“恶果”一词以蔽之。其实，通过对上文罗列的一些史实的了解和分析，就不难 感到这场斗争造成的后果，也不那般简单、绝对，而应当给以全面、尤其是从事实出发的考察。
其一，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确打击、伤害了一些干部，发生了不好的作用与影响。但在提振、激扬广大军民、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克服畏难情绪，创造性地做好各项工作方面，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正面作用与影响。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党史学界普遍认可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至1933年夏、秋间，中央苏区疆域迅速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的论断。无法理解中央苏区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以及反官僚主义斗争、反腐倡廉斗争，正是从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渐次展开，并取得辉煌成就和经验；而党和党的外围群众组织、红军队伍，也在此期间得到空前发展壮大的事实。除了上文提到的，当年党的中高级干部（还有未提到的中高级组织）的署名文章中，不乏对这些史实的肯定外；中央苏区的许多基础干部也用大量的具体事例，对各地反“罗明路线”斗争开展后的积极变化，作了生动报道（参见《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一书）。像这些既往的客观存在，就不是什么“假使”、“如果”之类的主观臆断稀释、清除得了的。
其二，对一些苏区干部的批判、处置，并不都是因为他们同情、追随罗明，赞同“罗明路线”。对他们的组织处理，也不是“宗派主义”的“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例如，对原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作撤职处理，是因为他在领导福建省委时，对扩大红军十二月突击月运动“完全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消极与标本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24)以至于福建省成了扩红落后区域，远远落在了超额完成任务的兴国、瑞金、西江三县等地后面。而就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公布对陈潭秋的处理后，紧接着他便在二苏大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耐人寻味的还有，在中央的上述决定中，“江西罗明路线”干将毛泽覃，因为在担任扩红突击队领导时成绩突出，和罗荣桓、金维映、罗迈等人一起，受到表扬，要将他们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板，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工作的经验，教育全党同志”。(25)
又如对原福建省苏主席张鼎丞作撤职处理，是因为他在职时，没有充分利用从1933年8月至1934年1月的半年间优越的政治环境，去卓有成效地扩大红军和游击队，解决闽西部分边区县的土地问题。“对于群众生活也是极不注意的，对于童坊因疫致死八百余人的事件，对于古城很多工人要求分发粮食的事件，对于关系广大工农群众的纸业生产，省苏负责人在长时间内置若罔闻、毫无办法”。“至于收集粮食，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合作社等等问题，则省苏从没有加以切实的注意和指示”。“省苏组织的散漫也是到了极点”。(26)然而即便如此，张鼎丞还是在二苏大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了中央政府粮食部副部长。
再如对邓子恢严重警告的处理，也是事出有因。1934年3月17日，由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邓子恢刘炳奎两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邓子恢同志在这次粮食突击运动前不久，擅自写信给宁都县苏，说如果群众不愿依照规定价格交纳谷子时，则以十元一担作价交钱。这实际上是以自动提高谷价的办法来帮助奸商富农的投机。在突击运动中他在杨殷、兴国二县，一方面同意那里规定谷价的错误作法，另方面，在规定市场谷价致使上市粮食绝迹后，又异想天开决定动员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采卖处，以至强迫党团员代表等，用谷子倾销的政策，来调剂粮食”。“同时邓子恢在杨殷县工作时，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非常浓厚，常常以惩办主义代替真正的思想斗争。因此，人民委员会决定给邓子恢同志以严重警告”。(27)而此时，邓子恢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显而易见，当年对上述三人的处理，即使有反“罗明路线”的影子，但也不能否认有对实际工作失误的追责。
被当作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撤换干部“最突出”的典例，“是在扩红突击运动中，宁化开展的反机会主义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的斗争，全县撤销了33个突击队长，23个突击队员，‘改造’了8个乡苏主席，14个乡苏代表，3个支部”。(28)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只要看看罗迈写于1934年3月10日的，《把突击运动期间党内斗争上表现出来的缺点和错误纠正过来》这篇文章，就会明白：这样的惩办主义做法，其实不是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代表者的初衷，也不是他们支持鼓励的东西。岂只如此，他们还反对这样做。罗迈接到宁化中心县委和突击队长巫子元的报告后认为，在22天突击时间内，撤销32个（按：后又加上1个）乡队长，“实在是一件惊人的事”，因为他绝不相信宁化的区、乡二级有78个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3个支部还在外）。他也不认同安远、万太县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等地（单位）的党组织大批撤换干部。他指出：“对于新的经验少的干部，如果不耐心帮助他，而动辄撤职，不仅不能培养干部，而且断送党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消极，害怕担任工作。这是极有害的惩办主义，应该坚决纠正过来。”他还指出，应把机会主义和个别错误区别对待，因为“只要一做错误，就是戴上了‘机会主义的头衔’，毫无疑义的，就要放松反对标本的机会主义的斗争，降低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意义”。“当我们说要把党内斗争提到原则的高度的时候，绝不是说要把同志间非原则性的缺点与过失，都看作原则上的错误去斗争。”(29)总之，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党的整体政策水平和党内教育不够，这几乎是个普遍问题，在当时是很难解决好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望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当然也是为了正确吸取这场党内斗争应有的教训，而不是再来褒贬、责难前人。倘若能由此而引出建国后，我们党在一批再批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王明（博古）路线之后，又一而再、再而三、愈演愈烈地“左”倾的应有教训，那就更有意义了。
二0一二年三月四日 初稿
注：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22页。
(2)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318、213-214页。
(3)江西省税务局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75页。
(4)（28）中共福建省龙岩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鹭江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73、10页。
(5)黄少群：《反“罗明路线”是怎么回事？》《新时期》1981年第10期。转引自《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一书第550页。
(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98页。
(7)《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06页。
(9)(14)参见拙文《毛泽东在瑞金时期的真实处境》，《党史博览》2011年第11期。
(10)(1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9页。
(12)(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78、981页。
(15)(16)《红色中华》报第99期，1933年8月4日。
(17)博古：《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斗争》第3期，1933年2月23日。
(18)《斗争》第2期，1933年2月14日。
(19)任弼时：《什么是进攻路线？》，《斗争》第3期，1933年2月23日。
(20)洛甫：《罗明路线在江西》，《斗争》第8期，19933年4月15日。
(21) (22)《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20日。
(23)《红色中华》报第97期，1933年7月29日。
(24)罗迈：《火力向着在党的紧急任务前面表示机会主义动摇的分子》，《斗争》第43期，1934年1月19日。
(25)《中央关于突击月总结的决定》，《斗争》第43期，1934年1月19日。
(26)吴亮平：《在新的形势下彻底转变福建省苏的工作》，《红色中华》第157、158期，1934年3月3日、6日。
(27)《红色中华》第167期，1934年3月27日。
(29)《斗争》第51期，1934年3月17日。
作者系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