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把面子看得特别重，连阿Q被人欺负后也知道说一句“儿子打老子”。为了面子有人吃尽了苦头，更有甚者不惜性命也要挽回面子。古往今来中国的政府也都看重面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是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装裱面子，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小的会劳民伤财，弄的天怒人怨。大的很有可能危及国家存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前车之鉴太多了。
春秋时期，在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欲图谋称霸，公元前638年伐郑，与救郑的楚兵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面对强大的楚军，宋襄公为了显示自己是“仁义之师”，要待楚军渡过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负伤，次年伤重而死。其结果是即丢了面子又丢了里子。
还有，在鸦片战争时期，大清王朝的官员们通过“玩虚的”、搞“形象工程”，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耻辱。1841年8月，英军攻陷厦门后，接着又北上浙江，宁波失守。清道光皇帝任命皇侄奕经为“杨威将军”南下浙江，抗击英军。可这位“杨威将军”只会对老百姓“扬威”，根本不懂行军打仗，在兵临城下，炮声隆隆，前线将士大量阵亡的情况下，作为全军的统帅此时的奕经不是在筹划如何与英军作战，收复失地。而是忙着搞“形象工程”。清军全部打着鲜明的三角旗，穿着绣花的战袍，手持金光闪耀的兵器。谁都明白战场上战机稍纵即逝，可这位却在这危急关头还兴致勃勃的举办茶会、筵宴和诗社文会。甚至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忙了好几天就为选出哪一篇作为即将来临的有可能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将领怎样传令嘉奖等。更让人气愤的是，1842年3月10日，奕经突然心血来潮，命令清军从绍兴分三路冒雨夜袭宁波、镇海、定海，寄希望于侥幸取胜，结果大败而归，狼狈逃往杭州，不敢再战。有一首打油诗讽刺道：月落乌啼炮满天，将军参赞对丑眠。姑苏城外王家巷，夜班姑娘上战船。
大清朝并没有因注重面子而摆脱灭亡的命运，相反加速了帝国的崩溃。“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当今中国的“面子工程”更是遍地开花，早就为老百姓所诟病。记得在四川宜宾有一个休闲广场建造的非常漂亮，假山喷泉，大理石铺地，汉白玉的栏杆，花草树木应有尽有。整个景致令人心旷神怡。奇怪的是每当一个新的市长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这个休闲广场。把好好的东西全部拆掉，换上更加高档的材料，是这里的景致更美。
中国人都知道，四川还有很多贫困地区，那里的人民生活还非常艰难，有的地方吃饭都很成问题，学校的教室破败不堪，很多孩子还上不起学，连民生问题都还没解决，宜宾政府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形象工程”上，这与奕经有什么两样，“形象工程”除了给官员脸上贴金、为他们个人升官发财有利外，好像对社会没有太多的积极意义，中国现在还没有富到可以大肆挥霍的程度。一说支援贫困地区经济建设、支援边远地区教育总是拿不出钱来，可这“形象工程”一拨就是多少个亿连眉头也不皱一下。边远地区最破败的房屋肯定使学校，最漂亮豪华的建筑绝对是政府办公大楼。所以“再苦不能苦孩子，最穷不能穷教育”纯属放屁。
在《一周立波秀》节目现场，周立波讲了一件真实的事，他在一次唱歌比赛上当评委，见一个参赛的小伙子水平非常差劲，就问他“你这样的水平怎么会想到来参加比赛呢？”小伙子告诉他：“我想碰碰运气，说不定运气好能获得一点奖金，那就能给我们学校的孩子们买点肉吃了。我们学校的孩子一个月都难吃到一次肉。”周立波不相信中国有这么穷的地方，问那小伙子：“你们学校在哪？”小伙子说：“我们学校在云南丽江的大山里，我是援教老师。”后来周立波让一个朋友悄悄跟踪着到了那个学校，朋友打来电话说，情况要比小伙子说的还要惨得多。
节目现场放了一段录像，录像里的学校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土坯茅舍，教室里的桌椅板凳都是老师们修修补补勉强着用，学生宿舍里的床铺也是老师们做的（老师都成木匠了）。已经是冬天了，孩子们的衣服没有一件完整的，穿的鞋不是露脚趾头就是露脚后跟（幸亏是在南方）。午饭（正好学校开饭了）吃的基本上是土豆（当地的主要农作物就是土豆）。看到录像的观众都留下了眼泪，当场有人骂道：“还高唱什么小康社会，就他妈会撒谎。”
以前，笔者在报上也看到过一篇报道，讲的是一个山里的年轻人，为给孩子凑齐学费，他夜间到村里的小卖铺偷钱时被抓住，在看守所里一直掉眼泪，记者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老婆有病，母亲去世，父亲60岁了瘫痪在床，我的身体也不好，腿得了关节炎，一走路就疼，不能外出挣钱。现在进来了，不知家里变成什么样了。”问他：“要为孩子交多少学费？”说：“150元。”问：“150元你都拿不出来？”说：“我在村里也算贫困户，县里说要来扶贫，给了800快钱启动费，教我们种蘑菇，我觉得这事不错，便又向亲戚借了1000快钱买原材料，那时电视台，报纸宣传说这是县里的扶贫工程，谁知道，那阵风一过，我买的料也瞎了，加上自己文化不高，就没弄成。这下好，不仅没能脱贫，还欠了一屁股债。”他还说：“现在我谁也不恨，就恨自己心不狠，没狠下心让儿子停学。还记得最深的一次，有次开学我实在拿不出200快钱的学费，就对儿子说：‘别上学了。’儿子一听就哭成泪人，我的心也像刀割，就外出借钱。等我借钱回来，儿子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他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赶到学校时看到儿子正求老师，不到10岁的孩子说得让人心酸：‘老师，先让我上学吧，我爹去借钱了，一会就拿来。’要是不让儿子上学，我也不会到这来呀！”
那些搞“扶贫工程”的干部们也许不知道，一个家庭尽管贫困，但也是一个好好的家呀！可就这样给 “扶”毁了。也许，那些有的“扶贫”干部从中尝到了甜头，也许有的还借此高升了，高升了的人也许正酝酿着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这项“扶贫工程”。
这种“扶贫工程”其实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形象工程”。这种工程有百害而无一利。谈到亡党亡国时，前苏联许多官员认为最大的教训之一是：官员说一套、做一套。正是官员欺诈成风，导致百姓丧失了对国家、对党的信任和爱戴。如果说还有什么让他们相信的，那就是金钱、暴力和欺诈。其实早在多少年前这一结局就被列宁言中了，列宁在《绝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一文中警告：“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每年国家用于扶贫的资金不可谓不多，可真正用到实处的却大打折扣，效果自然就不理想，很多时候地方政府总喜欢把声势造得很大。本来扶贫的目的是让贫困地区的人们摆脱贫困，而地方政府官员们却把这当成个人晋升的阶梯和捞取经济利益的大好时机。连目的都搞错了，能有好结果吗？一个开始走向没落的社会，官场腐败加上好面子，必须为他们的卑鄙无耻、贪婪无能装饰上漂亮华丽的外表，“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可避免，只是所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清代唐甄在《潜书》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