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波伏娃与萨特：终生情侣成于自由
——当我们说爱的时候，我们在说些什么（之6）
2012年的2月15日，我写完“说爱”系列的第5篇之后，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接下来写第6篇，甚至不确定是否还有第6篇可写。我思忖，对于爱情这个话题的探讨，也许我已经走到了力所能及的尽头。
接下来的一年多，断断续续看和重看了一些女性的传记，波伏娃、莎乐美、邓肯、乔治桑，对这些一直吸引我的女性的人生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与此同时，这一年多我的个人经历也被添加了浓墨重彩的几笔，有惨烈的考验，也有蓦然的惊喜，而回头想来，一切都仿佛是为了继续催醒我，让我一步步与世俗执念的拖曳拉开距离。
我一直在用自己的身心直接去经历和体验，同时也一直在做自己的观察者。我写下的所有感悟与认识，都不是空穴来风的梦呓，也不是人云亦云的模拟，更不是改头换面的包装，而是来自我的切身经历、体验、观察与思考。
这几天重看波伏娃传记，思绪的电流忽然就接通了：“说爱”的第6篇，我要借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人生与爱情，来做一个更具体的探讨，而这一对爱情话题的探讨，正好又可与女性独立的话题对接到一起。
（一）你是谁？倾听内在的声音
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生于1908年。“波伏娃”是家族的姓氏，“德”是贵族的标志，所以其实“西蒙娜”才是她的名字。
波伏娃的外祖父曾是凡尔登银行家，后来遭遇破产和监禁，家道衰落。波伏娃的母亲受过良好教育，但没有实现个人的发展。
波伏娃的祖父是巴黎的官宦之家，父亲乔治天性细腻、优雅，有公子哥的潇洒和落拓不羁，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乔治在法学院注册，大学毕业后进入律师事务所，但是他对工作不用心，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泡在沙龙、咖啡馆、赛马场和剧院，后来成为狂热的业余演员。
波伏娃从小受父亲影响，对戏剧、文学感兴趣，父亲也创作戏剧，她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一起上台参演，并学着父亲的样子，写诗献给妹妹，显示出惊人的天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乔治一家人热衷于戏剧，没少被周围的人说三道四，也逐渐滑向社会边缘。“波伏娃家的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波伏娃最好朋友的母亲这样说。
波伏娃个性强烈且情感丰富。贫穷与困苦伴随着她的成长，但从未毁坏过她的自信。她精力充沛且高度自律，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充满激情。波伏娃自称童年很幸福。父母间的争吵、离婚，也并没有影响到她对幸福的执着寻求，“她在自己的心中筑起了一座城堡，将所有妨碍她幸福的东西都拒之门外”。
波伏娃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在学习中可以不断超越自我，她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说，“坐在我学习用的扶手椅上，我感受到了地球的和谐”。
通过阅读和学习，她发现自己可以达到某种绝对状态。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揭示世界奥秘的使命。
这种“绝对状态”，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的“真我”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可以体验到纯粹的喜悦、幸福感与安全感。
这种状态带给波伏娃的感受，对她的自我觉醒十分重要。当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女性，还将自己的人生完全寄托于婚姻家庭的时候，还是少女的波伏娃就确立了与之完全不同的追求——成为自己。具体而言，就是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可以主宰自己人生与命运的女性。她为此赋予了一个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的理想——成为作家。这种“坚定的信念给她的内心以极大的安全感”。
15岁的时候，波伏娃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叛逆，在父母的极力反对中她孤独地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开始了真正的写作。她在日记中说：“我就是风景和目光；我只通过自己存在，也只为自己而存在”。
与此同时，波伏娃也开始对天主教教义产生反叛，对善恶两元论开始质疑，并指出，人们对佛学的了解还不够。总之，她着迷的是探索真理的过程，而不是任何人任何高师给她的现成结论。
19岁，就读于索邦大学的波伏娃成绩优异，但内心孤独，渴望来自另一个性别的情感与思想的共鸣。对此她比较悲观，认为自己激烈的天性与众不同，“我确信，那个既像我的兄弟又和我平等的人并不存在”。
可以看出，波伏娃对于爱情的渴望，从来就不是一份止于性欲情欲的世俗爱情，而是与探索真理的精神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她深更半夜在巴黎游荡，攀上圣心教堂的台阶，看着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失声痛哭。
这时候，她还没有预感，一份惊世骇俗的伴随她终生的爱情正在向她靠近。
（二）真正的爱情敢于挑战世俗
关于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波伏娃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概括：“这对情侣穷其一生都在反抗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宗教伦理、道德戒律和骑士守则，他们用爱情来挑战整个世俗社会。”
1929年6月，大中学校教师资格会考，波伏娃和萨特、马厄、尼赞一起备考。上一年，就读于巴黎高师的萨特没有通过会考。这一年，准备口试的时候，萨特邀请几个人去他的住处一起准备，最终两人都被录取。
自此，萨特与波伏娃在精神上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他们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停不下来，“即使谈话进行到世界末日，她可能还是会觉得时间太短了”。萨特正是波伏娃从少女时代就幻想的那种伙伴，她说：“萨特完全满足了我十五岁时的愿望，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而萨特说：“西蒙娜的优点，使她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
让-保罗·萨特为人豪爽，穿着马虎，家境好，一生从未缺钱，而且一直得到母亲的支持。萨特身材矮，貌不扬，但有一种坚定的自信和能够深刻影响他人的魅力，且有一副极为优美的歌喉。
萨特与波伏娃的个性看起来并不相似。萨特极为崇尚理性与自我控制，对任何事物都善于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即使对于两性关系，他也是理性多于感性。他一生喜好“猎艳”，陷入多段“偶然爱情”中，在世俗的眼光中，他就是朝三暮四的典型。但另一方面，萨特迷恋的主要是那种爱情的吸引与征服的感觉，而对肉欲却保持谨慎的态度。波伏娃则不同，她有着典型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她有极为强大的理性洞见能力，另一方面又充满激情，感情极为丰富，萨特经常看到波伏娃激动得泪流满面呜咽不已，这时候，他深刻地意识到他的这位爱人是多么的女人，为此又惊讶又感叹。在两性关系中，波伏娃也更为突出得表现出缠绵多情的一面。少女时代的她，完全没有感受到性的需求与困扰，对萨特的爱使她的肉欲觉醒，并藉此发现与认识自己，此后她终生对性抱持愉悦与开放的态度。而这并没有影响她与萨特牢不可破的精神联结。
波伏娃与萨特本质上都是不赞同传统婚姻制度的。萨特不赞同一夫一妻制，但也并不鼓吹一夫多妻，他认为男人应有多个女人，女人也应该有多个男人。波伏娃同样抵制婚姻这一传统，认为婚姻必然伴随着谎言与欺骗，她更愿意与萨特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关系并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独立地过完一生。
1929年的夏天，通过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的波伏娃和萨特结伴出行之后，开始每天通信。
某日夜幕降临的时刻，二人在巴黎卡鲁塞尔公园的长椅上，做出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坦诚又最有伤风化的誓言：他们之间不需要忠诚，但他们将永远不欺骗对方，不隐瞒对方任何事情，他们要分享人生中的一切，事业、生活，以及情感经历。
萨特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而波伏娃则在外祖母家租了一个房间，后来多年租住公寓和旅馆，并没有自己的房产，直到《达官贵人》获龚古尔文学奖，46岁那年，波伏娃才有了自己的房子。
这对情侣，一生中既没有结婚，也没有正式同居过。
与萨特这种特殊情侣关系的缔结，激发了波伏娃更旺盛的生命力。她充沛的精力，不耗费在琐屑的家庭事务中，而是用于充分地体验生活感受人生奋发创作。波伏娃身材消瘦，面容清秀端庄，有一种古典的美丽与优雅。她迷恋大自然，喜欢一个人步行远足，经常挎着篮子装点吃食，穿着长裙和平底鞋，一个人翻山越岭。她一天可以走40公里，有时候累得躺在地上就睡着了，有时候晚上就睡在农人的谷仓里。
她旺盛的生命力和对世界的好奇之心，除了投给大自然之外，也用于体验城市生活的各个阴暗而真实的角落，她深入最贫困的街区，深入码头、酒吧，甚至深入红灯区，观察妓女的生活。
波伏娃有人生抱负，坚信可以通过创作对社会的转变产生影响，但她坚持自由的生活方式，与任何政党及组织保持距离。
在学校里，作为老师的波伏娃也是特立独行。她的授课方式与个人魅力，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她与自己喜欢的学生平等相处，并“建议学生像她一样解放自我，结交一些情人”。
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誓言中，排除了忠诚、忠贞的传统道德规范。他们一生中各自有多段别的爱情，并且相互不隐瞒不欺骗，而是真正履行了分享共同经历的诺言。
更为奇特的是，他们二人还有几段“三人行”的关系。第一段“三人行”的“第三者”是波伏娃的学生——俄国小姑娘奥尔加。奥尔加非常喜欢和依恋波伏娃，波伏娃也对其格外关爱，而同时萨特又爱上了奥尔加。
这段“三人行”的经历，对他们三方都是一个特殊的考验，最后，奥尔加受不了情感上的折磨与分裂，退出了这个关系。但波伏娃与萨特多年对奥尔加一直给予照拂。后来，萨特认识了奥尔加的妹妹万达，又爱上了万达，并鼓励和引导万达走上了戏剧道路。萨特对万达倾注了很多真情和关爱，并持续多年，临终时还给万达留了一份遗产。
“爱情对于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来说根本就不是同一种含义，很多导致恋人分手的重大误会都源于此……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不过是一种消遣，但是对于女人来说，爱情就是生活本身。”
这种男女有别的爱情论调，我们太熟悉了。这一论调，确实也是对千百年来两性在情爱关系中的不对等现实的真实概括。但，波伏娃个人从未认同与屈服于这一点。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其中不掺杂虚幻的东西，他们各自的经历都可以丰富对方的生活。
而那些偶然插进他们中间的男女，某种意义上说，却都成了“牺牲品”。当然，他们也各有所得，波伏娃与萨特对他们各自另外的情人，用一句通俗的话说，都算够意思的。
萨特称波伏娃是自己的“良心”。波伏娃维系着圈子内的平衡，甚至关注着他们的经济状况。在萨特应征入伍之后，波伏娃领取萨特的薪酬，分给他的女友们。
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境界？我想，根源在于，他们并不执着于爱情本身，而是以“求真”为终极的目标。其实他们的爱情始终有“第三者”的存在——那就是“求真”的共同目标。既如此，又何惧几个男男女女插进来呢，不过都是过程都是体验而已。
他们分享各自的情感经历，借此认识人性与人生，再融汇到创作中。萨特在一封信中说道：“我迷人的海狸，我把这封掐头去尾，甚至是没有任何内心冲动的信寄给您，只为了让您先睹为快。因为我认为您更想了解我的经历，而不只是听到我爱的誓言。但是，您要知道，我对您的爱一直满满的，始终萦绕在我心田。”
波伏娃说：“我确信自己和他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他生活中的任何插曲都不能使我消沉。”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始终相互浸透：萨特所有的作品，都渗透了波伏娃的心血，他们常常针对问题与观点激烈争吵，而最后总能听取对方的意见。所以，对萨特的全部思想波伏娃有深刻的理解，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化用。
不管是在威尼斯的大街上、比利牛斯山的石子路上，还是在咖啡馆或是火车站，萨特都会突然冒出奇思异想：“海狸，我有了一个新理论。”于是两人围绕着这个新理论精雕细琢，揉捏成形，彼此都为对方的体系添砖加瓦。
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完全承担。萨特说“我们从来没有借口”。而波伏娃完全赞同。波伏娃选择了萨特，不是只满足自己私欲的那部分萨特，而是一个完整的萨特。为此她完全承担自己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
他们尊重自己的情爱欲求，但并不沉溺情爱本身，而是可以跳出来，作为观察者而存在。他们是热爱红尘的天真顽童，他们又是出世间的清醒觉者。“活在世间，但不属于它”，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基本妥当。
在这些情感纠葛中，萨特也表现出急躁幼稚和难以超越的困扰，波伏娃也将其作为思考的素材，化入《第二性》的写作中。
（三）成为你自己，这比爱情更重要
我对波伏娃的喜爱难以言喻。
波伏娃性格的双重性非常突出，也可以说她兼具两性之优美。她情感丰富，面对美好的事物常常激动得泪流满面，但同时她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一种潇洒的担当能力，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她都能够勇敢地有尊严地生活。
二战期间，物质贫乏，生活条件极度恶劣。波伏娃用千方百计搞到的布票，买布自己做裙子和大衣，用木底鞋代替皮鞋。家中没有暖气，她就每天一大早到咖啡厅外等候，一开门就进去，在排烟管附近坐下，一坐就是一整天，看书学习写作。很多人受她影响，使这家咖啡厅的二楼变成了二战时期的“自习室”。
二战之后，波伏娃和萨特作为存在主义作家，受邀到世界各地巡回演讲。她与萨特常常被同时邀请，同时接受访问，签名售书，参加晚宴。这对情侣已被全世界当做惊世骇俗的楷模。人们对他们充满好奇，羡慕，但敌视与毁谤也同样不少，尤其是对波伏娃，《第二性》给她带来了高度的荣誉，但曾有一段时期，多个媒体都在用各种表达形式讽刺侮辱咒骂她，出门也会撞到无数女性的敌视目光与辱骂声音。当然波伏娃没有被吓倒，她确信自己是谁，为了成为她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她一往无前。
1947年，波伏娃受邀到美国，媒体称她为“女版让-保罗·萨特”，她的演讲让听众入迷，她的气质与风度更令他们赞叹不已，而美国的生机勃勃也同样深深吸引着波伏娃。
在芝加哥，波伏娃遭遇了她一生中最难以释怀的一次爱情，美国作家尼尔森·奥尔格林。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尤其是奥尔格林，为波伏娃深深打动。这个独立的、聪明能干的女人，可以在精神上与他如此默契，给他生生不息的共鸣与启迪，与他建立一种独特的关系，这是其他任何女人都无法做到的。而这位出色的精神伴侣，同时又是那么美丽、多情、快乐。他要她永远留下来。
波伏娃并非不心动。奥尔格林高大健美，个性正直、阳刚，情感充沛，“就像从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
但波伏娃不想放弃与萨特的约定，不想放弃与萨特共同的事业。
此后多年，波伏娃与奥尔格林跨越大洋彼岸，几次见面，同居同行，十分契合。十几年通信，一千六百多页的信件，后来也被波伏娃付诸出版。
波伏娃称奥尔格林为“丈夫”，并自称是他的“妻子”。“只要您爱着我，我就永远不会衰老，也不会死去”。
波伏娃因为这份爱情而彻底脆弱了，曾经整夜哭泣。她与奥尔格林情意缠绵的书信往来，令读者窥见了一个情感丰富的女作家的另一面。
对于奥尔格林来说，他只能二选一：或者分享她分给他的爱情，或者完全失去她。他爱着这个跟男子一样自由的女作家，却苦于无法驾驭这个光彩夺目的女人。波伏娃不能为了这份爱情而放弃巴黎、放弃与萨特的共同事业，奥尔格林也不能为了这份爱情而远离芝加哥，远离自己写作的泉源。
令人唏嘘的爱情，令人心有不甘的选择。也有人就此对波伏娃提出质疑：一个为了事业牺牲爱情的女人，是不是野心太盛，太冷酷太可怕。
奥尔格林对波伏娃的期待，更多是世俗层面，婚姻家庭孩子，庸常的幸福。波伏娃对此也很明白，他需要的是有一个女人与他同枕共眠。
这世俗愿望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可惜奥尔格林面对的是波伏娃。对于波伏娃来说，这世俗愿望并非她真正向往的，或者更准确点说，她不会为了这个世俗层面的庸常幸福而放弃她更重要的追求。
波伏娃拒绝了奥尔格林的世俗情爱，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她更爱萨特，而是因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进入婚姻，不是成为妻子和母亲，而是成为她自己。而回到法国，回到萨特身边，她才是真正的她自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波伏娃只好忍痛割爱。
44岁那一年，波伏娃创作小说《达官贵人》，将她与奥尔格林的爱情经历融化于书中，使这一段不愿意自我消亡的爱情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化为文学。波伏娃也由此终于得到了解脱。这本书就是题献给尼尔森·奥尔格林的。
波伏娃手上一直戴着奥尔格林送她的银戒，直到去世，她戴着这枚银戒与萨特合葬。
而奥尔格林却一直对波伏娃的选择心怀怨恨之情，终其一生都没有从这份爱情中超脱出来。他始终将波伏娃的信带在身边，就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因为她出版了他们的通信而大发雷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惦念的依旧是那些信——它们好好地摆放在桌子上，还有两枝干枯的花，那是这对情人在法国的某个角落采下的风铃草。
44岁的波伏娃遇到了新的恋情，比她小17岁的《现代》杂志的新编辑克洛德·朗兹曼爱上了她。年龄差距如此之大的爱情，给波伏娃的心田吹进了绿色的风。而这本来似乎是只有这个年纪的男人才有的特权。
她与朗兹曼穿越法国和整个欧洲，每天步行七八个小时。这一次，波伏娃毫不犹豫地与情人过上了同居生活。1954年，波伏娃46岁的时候，《达官贵人》获龚古尔文学奖，13万册短时间内售罄。波伏娃用这笔钱在舒勒榭尔街买了一套艺术家工作室，与朗兹曼从租住的公寓搬进了新居。波伏娃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
这一段相差17岁的爱情持续了6年，在波伏娃50岁的时候宣告结束。而这中间，波伏娃与萨特的交流也从未中断过，甚至有时候他们三人同行出游。
不管多么火热的爱情，波伏娃与萨特这对儿知己与精神伴侣的关系，从未被毁坏。
朗兹曼的离去，使波伏娃黯然神伤了一段时间，甚至可说是痛苦万分。但波伏娃从不会被爱情彻底打败，因为她永远知道，她这一生除了爱情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
（四）超越情执，让真爱深植心中
半个多世纪以来，波伏娃与萨特这对情侣，在被误解、质疑和诋毁的同时，也被很多人暗暗羡慕，并被很多时尚男女不断模仿，但他们的模仿很快就以失败告终。盖因为他们可以模仿其形，却很难复制其本质。
波伏娃与萨特这对情侣之间，要的不是忠诚而是完全的坦诚，要的不是占有而是完全的分享，接受的不是对方满足自己私欲的一部分而是对方的整体。他们给予这份关系以完全的自由，并在自由中实现了“永恒”。
这种soulmate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牢固的现实存在，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就是他们都是有灵魂追求的人，而且有共同的灵魂追求——求真。这种灵魂的追求，外化为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创作。
没有这些支撑，单单建立在情欲吸引之上的世俗爱情，短时间内即显露衰落和褪色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那些本没有坚定的精神追求、灵魂追求的人，只是目眩于这对伴侣自由开放的两性关系和眼花缭乱的情感经历，徒然模仿其形，又怎能避免在世俗的嫉妒和争风吃醋中翻船？
性欲情欲，是无常世界中最普通的无常。这无常，也叫“变”。而世间人的情执，总希望找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以求得彻底的安全感。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变”。
给爱情自由而不是捆绑，允许它变不怕它变，并在此基础上超越性欲情欲，而将这种关系的联结上升为求真的灵魂追求，它方有可能在自由中沉淀下“永恒”。
当然，严格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这里说的“永恒”，如果从时间概念而言，只是“持久”（顶多是持续终生）的一个夸张说法。但如果换个角度，倒可以说它具有“永恒”的价值——真爱长存。
总之，爱情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是载体；爱人不是向你提供安全感的工具，而只是求真之路上遇到的同行者。相互抱慰，减少一点孤独；相互映照，对世界有更真实的认识；相互激励相互参照，求真路上走得更快更好。
有的人会说，你说的似乎有道理，但太曲高和寡了，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不可能成为波伏娃那样的名女人，所以你说的这些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虽然我是以波伏娃这样一个名女人作为载体，来阐发我对爱情和女性独立的认识，但我所说的，在根本上却是具有普适性的话题：对无常世界的认识，对性欲情欲之无常的认识，对人应该弄明白“我是谁”的认识，对人应该走向独立自由之境界的认识，对人应该有灵魂追求以求真为 终极目标的认识，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我们当不了作家，创作不出文艺作品，但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小事业，也可以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过得富有创造性，并在其中认识世界之本质，感悟生命之真谛，活得更接近喜悦、充实、宁静、安全的真我之境界。
而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大多数人，莫不受制于各种世俗条框的束缚，受制于性欲情欲的折磨，受制于忠诚忠贞等道德规范的绑架和被绑架，受制于对一个男人或女人赐予的一份外在安全感的渴求与恐惧。
千万年来，我们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假我、假爱之中沉溺和挣扎，身心备受凌辱。我们宝贵的生命力被耗费被浪费在种种的无明和我执中，何等可惜。
波伏娃从小经历了家道中落、生活困苦，后来又面对了父母的争吵与离婚，直到青年时代，她依然常常为贫苦所扰。她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建立家庭，也没有生育过孩子，并多年生活在各种诋毁谩骂声中，在萨特生命最后的10年，她悉心照料他的一切，包括将他的思想整理成文、发表出版。如果仅从这样一些世俗层面来看，波伏娃并非幸运儿，甚至按照传统世俗价值观衡量，她是个不幸的女人。
而在硬币的另一面，波伏娃一生都在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并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她拥有丰富的情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她流过那么多眼泪也收获过那么多快乐，而且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与萨特之间保持了终生的惊世骇俗的情侣关系。这又是多么不平凡的幸福。在自传《盛年》中，波伏娃称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人。
我们这位女性主义思想的祖母，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用自己不妥协的、不恐惧的精彩的一生，为我们做出了回答——作为女性，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勇气，超越社会习俗与文化遗毒强加给我们的“第二性”的定位，活出我们的真我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