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进武测：坎坷大学路
刘经南是湖南长沙人，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一口地道的湘音未改。50年代他开始上小学，那时候的教育比较宽松，不是以硬性教育为主，对那一代人也包括刘经南在内影响比较大的一直是小学的"五爱"教育。可以很自由地参加社会上的实践，也使得刘经南养成了广泛的兴趣和爱好。
刘经南自小成绩优秀，在初中以后就一直是班上第一名了。考大学时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的生物工程专业，成绩理想的他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而未被录取。在填写志愿时他老老实实地填了台湾关系，当时有海外关系的还非常少，那些招生的人一看到海外关系就非常惊讶。如果把问题后移50年那就是化不利为有利了。
我家在湖南，解放前闹革命的时候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我祖父和外祖父是同乡，在同一个小学教书，属于乡村知识分子。我的祖父是黄埔军校八期的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后加入了国民党；外祖父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和林彪同班同学，是个中将，后来在台湾接手戴笠的工作，成子一个总的"情报头子"。
正是因为有了让当时许多人瞠目结舌的诸多海外关系，他的录取变得尤为艰难，他的录取档案中加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一类院校。假如不是当时他的成绩高出别人许多，他根本不能上大学。在一次武测新生大会上，当时的夏坚白校长说："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成绩很好，有一位同学的外语（俄语）是99分"，后来，刘经南从自己班主任口中得知，这位受到全校未点名表扬的人就是他自己。
人的一生中总是面临许多次选择，有时是自己选择未来，有时是未来选择自己。踌躇满志的刘经南因为"此生不宜录取一类院校"这一个存于尘封档案里的鲜红印记而与北大生物系擦肩而过，走向了测绘科学的殿堂。这是一种偶然，也可能是命运的安排，这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个似乎偏僻的学科里，走到了最前沿。
一进来的时候也有专业思想，我的数理化非常好，希望搞科学研究，一看搞测量、搞工程，好像是很简单的东西，也非常痛苦甚至想退学。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觉得它也是一门科学，也是很有深度，是值得去研究的。有未知的东西，有挑战的东西，我就喜欢，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1967年，刘经南大学毕业了，因为出身是全班最差的，所以在毕业时不让他分配，想考研，又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未能实现。
外业生涯：十一载青春年华
1968年，虽然有些迟，但还是接到了分配的通知，他和班上的几名同学一起被分到了湖南的煤田物探队，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在那一过就是十一年。十一年的外业生涯，使他经历了生死的锻炼，使他有了博大宽广的胸襟、坚定执着的信念。
在外业生涯中，他数次和死神握手，幸而都被拒绝了。翻车翻过三次，轻伤都没受过；从悬崖上掉下来，稳稳当当骑在树叉上；在湘西原始森林里迷了路，经过三四个小时，已经完全不知道方向了，看不到天，又走了好久，才恍恍惚惚地找到了来时的一些信号，勉强走出来。但对年轻的刘经南来讲，当时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浪漫，在艰苦岁月里有了一种探险的味道。
我的出身差，非常不受重视，在单位上跑了五年的尺，当我的同学都当了组长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作业员。最难的活、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也是由我来解决。我胆子比较大，就是在那种不受重视的情况下，我仍是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或者是新的思想。我不灰心，而是很乐观，随遇而安，同时也是在等待，在盼望。
当时遇到一个测量任务，国家在怀化地区做基础控制，根据国家测绘局计算中心的结论是原有的点能满足1/10000测图但不能满足1/5000以上的测图，所以要做二等网。我看书比较多，根据前苏联一位很著名的专家勃洛日诺夫的一本书中提到的连续三角网的精度理论，用简单的计算来研究连续三角网精度，提出了在这个地区不仅可以满足1/5000的测图，甚至可以满足1/2000的测图。
因此我建议只需在个别地方补充三等就够了。而当时我也怕别人不相信这些理论，就又运用了当时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思想：角度改正数不超过6″的话就应该能够满足1/5000的测图。
因为当时拿不到这些资料，我建议要到西安去查，领导真的同意了，派一位负责人和我一块到西安去。国家测绘局的人看到这份理论和资料，对我说没把握，但认同我的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已经有了既定的结论，是不能随便更改的。我从西安回来之后又经过反复测算，证明了我当初的提法是正确的。后来此项工程仅仅花了二三百万就完成了，整个集团也因此而我获得了"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的表扬。
如果不是当时仍在跑尺的刘经南提出这个建议，那么这个工程就要从一等、二等逐步做起，要花费上千万资金。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或许正是这种随时随地不忘对真知探索、对未来追求的本性使得刘经南逐步地走向成功。
二进武测：病塌上的研究生岁月
1978年，刘经南有了考研、继续深造的想法，但单位并没有同意。当年9月，刘经南的班导师崔希璋教授托他的同学给他写了一封信，叫他回校考研，这封承载着未来希望的佳书坎坎坷坷地走了四个多月，1979年3月才总算平安到达远在湘西小山村做外业的刘经南手上，那时候，刘经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研。
因为那封迟到的信，刘经南未能参加招考研究生的第一批考试，报纸上所登的给报考者二到三个星期复习时间的通知也未能传达给刘经南当时单位的领导，所以他只好用了几个晚上时间来大概翻了一下课本。尽管如此匆忙，刘经南还是因为扎实的基本功考上了研究生，当时他的数学成绩是全校第二名。
常年的外业工作使刘经南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他的研究生生涯一直在养病。利用这些时间，刘经南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同时成绩优秀的他也在辅导其他同学，别人都称他为"二导师"。
我上课精神非常集中，别人叫我都不知道，在听的时候沿着老师的思路往下想，老师没讲到我就想到了，而且我的笔记做得很好，下课除了做作业以外基本不用复习课堂内容。
我那时肠胃不好，是个药罐子。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有两年半每天拉肚子超过三次，身体相当不好，后来又得了一次心脏病，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住了四十多天院又稀里糊涂地好了。
刘经南的硕士毕业论文选题十分创新，他根据国外专家卫星定位所观测的数据通过坐标系转换三个不同模型，得出三个模型计算出的结果相同、但精度不同的结论，对三个转换模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当时很多老师不相信他的成果，刚好从国外回来的周忠谟教授也进行了同一论题博士论文的撰写，看到一位普通的硕士毕业生进行此类问题的研究并已得出结论，显得十分兴奋也感到很惊讶，并说："在国内这样的环境下能做出这样的结论，不简单！"刘经南的论文最后得了5分，而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他导师的努力下也被列入了国家六五期间重点项目。
当时的研究生制度非常严格，一定要人为定出1/3的学生不授学位，所以刘经南的5分也就显得尤为珍贵，而与周忠谟教授的一面之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刘经南未来的人生之路。
三进武测：院士校长铁肩担重任
1982年，刘经南被分配到湘潭矿业学院。四年后，武测新的领导集体走马上任，时任校长的周忠谟将刘经南这个未来的武测校长调回了武测。回到武测的刘经南一心扑在教学和研究上，他在大地测量坐标系理论、软件开发和重大工程应用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在GPS技术应用和工程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其中在处理多普勒卫星定位数据中，提出了削弱大地测量高程误差对转换参数影响的"武测模型"和大地坐标对转换参数确定误差影响率的概念和计算公式。
刘经南在1989年被破格评上副教授，此时的他已经开始GPS领域的深入研究了。
GPS是一件难做的事。对我来讲，力所能及的事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也不去做，偏偏应该去做那些力所难及的事。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十几年的时间里，刘经南一直致力于全球定位技术的研究，先后主持或负责了青藏高原地壳形变的GPS研究，GPS形变监测网系统误差与形变可区分性研究，中国GPS地壳运动监测网，中国广域差分GPS网建立及台站方案研究，中国高精度GPS网的建立、布测和数据处理方案研究等项目。
1992年，刘经南又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此时他也荣升为大地测量系的副主任。
医生劝我要多休息，并说右派帽子可以揭，心脏病的帽子是揭不得的。后来自己试一试去爬山，也没什么问题了，也就没把这病当回事了。
带着心脏病帽子的刘经南在出野外测GPS的时候，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最远的地方，都是他去，而且经常几个晚上不睡，等卫星信号出现，也正是他身先士卒的精神服了大家。
接下来，他的生活、工作也是愈加繁忙起来，先后成为武测地测院院长、副院长，其实也是一个学者到领导角色的转换。
三个月的党校学习，给了我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用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原来在做大地测量系副主任的时候，对于许多问题我只是提供一些参考意见，给一些策划，但到地测院院长的位置上，很多问题要拍板，要决策，可能也就是这段时间里迅速提高了决策能力。
研究上的锲而不舍、生活的随遇而安、待人上的随和平实使刘经南在学术领域、领导岗位上成为后辈学习的典范。
1999年，56岁的刘经南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57岁的刘经南肩负起更为重大的使命，成为新武汉大学的副校长。
未来武大：合奏新乐章
新武大成立之时，也就完成了刘经南对武测的"三进三出"，而最后这一出，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武测，因为武测这个校名将成为一段历史。
2000年8月2日，新武汉大学成立大典在武汉大学人文馆举行，而同一时刻，中国测绘界的摇篮、中国测绘教育之都----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成了新武汉大学中的一员。从1956年至2000年，四十四载的风雨历程永远地载入史册。这一天的上午9:00，教育部副部长宣布新武汉大的领导班子，这其中唯一的院士就是刘经南。
这么大的几个学校合在一起，有大量的思想工作和具体事务性工作要做，一方面要考虑大学校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考虑测绘学科群体的发展，怎么以最好的姿态进入大学校里面去，要与三个层面的人进行协调：一是院士们，不光是校内的院士，如王之卓、李德仁、宁津生院士们，也包括校外的像高俊院士、陈俊勇院士等，也包括一些准院士；二是高水平专家和教授；三是青年学者。我们这三个层次都进行了对话，召开高层专家、中青年学者的讨论会。
武测如何合并到武大，党委讨论了许多次，其实如何安排取决于我们自己。原来的武大并没有测绘这一学科，所以，一些高层人士甚至提议成立一个测绘学部，和理学院、工学院，按原来的方式运作。但我们自己考虑到测绘毕竟太小，不能独立成部，学部是大的学科群落。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方案，这个方案也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论证和讨论，一些人也经历了反对、不理解到理解、积极推动这个过程。作为测绘学科在整个社会环境里还是偏小的，但是我们比较冒尖，我们的基本战略就是不能把测绘学科作为一个测绘学院进去。很多人这样想：把3S、大地测量、测量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制图学和地理系统，也就是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到成图整个过程合到一起。但这样发展不是很有利，它限制了与其它学科的交叉，限制了测绘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合在一起可能"名正言顺"，但实际上不能更广泛地发展它。
武汉大学的学科重组和院系调整方案体现了优、新、特三个特点：优在突出优势学科，特别是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地球物理学、3S技术、农田水利工程、电化、高分子生物医用材料、国际法学、中国史学、发展经济学等一批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新是指充分体现信息科学、生物技术和物理工程、材料科学、资源科学和公共管理等具有良好发展势头和发展潜力的新兴学科；特是指学科特色，主要突出原武汉大学的文理特色，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水电特色，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3S特色，原湖北医科大学的口腔医学特色。测绘及相关专业大部分归属于信息科学学部，共设立了计算机学院、光电信息工程学院、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4个学院，此外还有归属于理学部的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归属于工学部的城市建设学院、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等。
测绘未来：共生才能发展
没有武测的测绘，究竟如何发展，究竟会不会发展，这是让所有测绘人牵挂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新武汉大学的领导集体中有几位是原武测的领导，知道结果以后，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刘经南身上。而在刘经南看来，测绘的发展或者任一学科的发展，不在于有多少人去努力推它，而在于社会的需要程度。
实际上武测合并的构架不光是武测人的意见，还有专家的意见、测绘局的意见，都是协商过的。既需要有利于未来武大的发展，又要有利于测绘学的发展，有的人担心在新的环境下会被削弱，其实原来我们是在测绘局下面发展，只能得到测绘局一个部门的支持，现在在一个大的学科群落里发展，共生与交流的条件好得多了，也可以更大程度地发展了。
任何一所大学的发展应该是均衡的，即所谓的整体最优而不是局部最优，或许武测进的领导多，可能对测绘有利，但对于整个武大来讲不见得最优，其实整体水平提高了，局部也相应地提高了！
从科技发展角度来讲，不见得这个学科有人就能得到发展，没人就不会发展，在一个非常理智、高层次的社会环境下，学科的发展取决于社会需求，社会需求大就会受到重视，社会需求小就会萎缩，这不是一个学校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学科结合发展的问题。
对于测绘，对于未来的武汉大学，我们对刘经南院士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希望他在新的工作环境下更为沉着地面对未来，迎接人生的又一次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