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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山区的印度教僧侣 匆匆行走中的印度教化缘僧
“化缘”这个词来自于佛教传译中国之后，原本指释迦佛陀度化众生的因缘，后来流于俗化之后，几乎成了社会生活中一方向另一方无偿募化的特指名词。僧尼道士对信众的食物或财物募化叫“化缘”，平常人向朋友讨要物品也可以说是“化缘”。“化缘”虽是中国人熟知的一个名词，实际上我们并不轻易向别人“化缘”，也不太看得惯别人的“化缘”。但在印度则截然相反，这里“化”与“被化”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
印度对这个世界贡献最大的是文化，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信仰，各种信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形态各异的宗教。所以，在印度，最常见的是各种庙宇。修庙需要钱财，可僧与庙本身都不具备生产能力，于是就得向民众“化缘”。在稍微像样一点儿的庙宇，都会看到大量的功德芳名录，记载的都是修庙“化缘”时人们的捐赠数额。
印度寺庙的规模与穷奢以所在位置的不同而各有差别，一般来说，富人区的庙宇最奢华壮观，中产阶级聚居的地方次之，贫民窟的最简陋。但无论社区富裕或贫穷，庙宇都是一样地多。像中国一个村子或城市小区那样大的一片聚居区，至少有两三家寺院，多的可达四五家，这还只是指同一种宗教信仰的，若再加上不同信仰的宗教活动场所，那就更多了。僧多粥少要“化缘”，庙多人少也须“化缘”。相对而言，知名的大庙或以中产阶级以上阶层为主的聚居区的寺庙，“化缘”起来比较容易，不用任何人员外出操劳，只需把布告在庙内外一张贴，大把的钞票自然就来了。而那些处于贫民区的神庙，由于本区的资财有限，无论出世的僧侣还是处俗的庙祝，都要亲自出去“化缘”。
我所在的小区是一个中产阶级聚居的社区，邻近一个下层民众的贫民区，那里的庙十分简陋。路边搭一个小棚子，里面塑上几尊神像，摆上炉台供品，这就成了一个庙。庙虽不大，却还有一个庙祝在照看着。那个庙祝每周都要到我们小区来“化缘”几次，相当勤劳。而且每次“化缘”，不是清晨就是傍晚，为了让人知道他来“化缘”了，每走几步就要吆喝一嗓子，粗重的嗓音在安静的小区里非常具有穿透力，关着门都可以听到。一开始我以为是卖菜或收废品的吆喝声（这里民间市场很活跃），后来看到他一走过来，人们纷纷递钱过去，才发现是“化缘”的。看来，有钱人家不仅要供养本地的庙宇，还得照顾穷人的神灵。
印度人的“化缘”方式层出不穷，除了张榜贴告和走村串户，还有很多中国人想不到的方式。比如，有点上油灯端坐街头，旁边放一个盒子等着人们送钱的；有提着小筒四处流动，找人要银子的；有捧着神像，逢人便伸手乞讨的；有敲锣打鼓，挨家收费的；当然，印度教与耆那教那些手捉锡杖、浑身涂满颜色、或着装或裸体“化缘”的僧侣也随处可见，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化缘”者的世界。
所有的“化缘”类型中，要数拉着猴子或牵着牛“化缘”的人最有意思。他们要是上了门，不达到目的是不会轻易离开的，猴和牛都是印度的神物，你可以不看人的面子，总不能不给神的情面吧？再者来说，这些个“神灵”不讲人的规则，在门前呆的时间长了，弄不好又拉又尿，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这种情况下人们基本都会慷慨解囊，送神大吉。张讴在《行走在大神中间》中描述一个印度人牵着牛到他家“化缘”的故事，真实而又好笑，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这样的现象大多发生在偏远地区，城市比较少见。
最让人讨厌的“化缘”是那种死缠烂磨型，他（她）不管你有没有事，也不理你有没有零钱，一旦盯上目标，跟在屁股后穷追不舍，左挡右围，拉衣扯包，钱不上手誓不罢休。有次在街上就碰到这样一个妇女，提着个油灯向我“化缘”。想想历史上印度教对佛教的“斑斑劣迹”，真不想给她，可是她硬是挡了我好几分钟不让通过，任你如何突围，总能阻拦得住，真佩服那种执着劲儿。好在，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不然每次出门又得增多一种提防了。
在印度，“化缘”并不局限于宗教界人士，它已然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化者还是被化者，皆不以“化缘”为耻。僧侣虽然有“化缘”的悠久历史，俗人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化缘”；生活贫困的人固然会去“化缘”求生，一些不愿意工作操劳的人也人去乞讨“化缘”；成年人固然是“化缘”的主流，大量儿童也自愿或被加入“化缘”的队伍。所以，初到印度来的外国游客，第一感受就是印度的乞丐特别多（这几年已经少很多了）。其实，换个角度 ，应该说印度的“化缘”文化极其兴盛。
击鼓化缘者 主动要求照相之后要钱的两个小姑娘 提筒化缘者
当一部分人以微小代价取得生活的资源，就会有另一些人尝试跟进。有一次，我去一个小学参观，正当沉浸在林木蔽天，景色悠美的校园环境中时，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Excuseme!（打扰一下！）”睁开眼睛一看，是一个锡克儿童，十岁上下，推着一辆漂亮的儿童自行车，长相十分可爱。他一边走向我，一边伸出手来：“Giveme twenty Rupees,please!（请给我二十个卢比吧！）”估计这个孩子是趁父母不在身旁的机会，想“化”个买糖果的零钱。我知道锡克族是不允许本族人乞讨的，也不想养成他见人就伸手的习惯，于是明知故问地问他是不是锡克男孩，听出了话里玄机的男孩脸一红，迅速离开了。我想，下次他可能再不敢向人“化缘”了。锡克人向以勤劳勇敢著称于印度，他们轻易不“化缘”，所以他们的儿童没有那么胆大，其它民族就不一样了。那些孩子“化缘”时软硬兼施，先哀求几声，没有反应就触你的脚摩他的头，表示礼敬，若还不拿钱出来，有可能就会拉扯了，有些调皮的甚至会抢东西。十月份是印度新鲜菱角上市的时候，味道鲜美的水果对小孩子特别具有诱惑力，所以菱角小摊前总有成群的孩子围观，当他们“化缘”不得，就会趁摊主不注意抓几个就跑，惹得摊主不断朝他们大喊大叫。但追了这个来了那个，摊主也只能不了了之。在印度旅行，遇到那些捡废品的或闲坐路边的孩子、大人，不要轻易看他们，扫一眼可能就会立刻追过来朝你“化缘”。
其实，除了个别不正常的“化缘”会遭拒绝，大多数“化缘”都会被印度人接受。在印度人的眼里，没有勤劳与怠惰之别，任何一种生活模式都有人去实践，也都会为人们所接受。他们可能不会施舍给某个“化缘”者，但绝对不会歧视任何一个“化缘”人。而且，很多印度人即便不大施，也都会小舍一些给那些“化缘”人。某些有钱的人家还会选择不忙的时候或特别的日子，在门前搭一个台子或帐篷，布施食物给过往的僧侣与穷人，这种布施每年每地都可以见到，非常普遍。长久以来的文化与习惯所致，印度人逐渐形成并接受了“化缘”这一社会现象。
有人求有人予，当施与和接受被人们习以为常地承传的时候，“化缘”就成了一种社会传统。“化缘”风盛行，好处就是真正的穷人不至于完全陷入绝境，铤而走险，劫掠盗杀或聚寇山林。另外，真正的僧人常常在社会上活动，接触广大民众，使民众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僧人，从而遏制了假僧人的产生。而且，真正的僧人无论修行功夫有多深，道德素质总是比一般人要高一些，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僧人还能解决一般人不能做到的心灵安慰作用，对稳定社会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自古以来，印度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制止或限制“化缘”，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将僧人圈进山林或寺院封闭起来——因不喜欢某个宗教而对该宗教教徒的迫害是例外。施舍者若能以人法皆空的心态去布施，固然最好，可是接受者若认为得之应该，那就有点儿不对劲了。“化缘”的弊端在于当接受者失去了对给予者的感恩心，不以为然，就变成了纯粹的索取。在印度坐车给人让座，那些人往往一屁股坐下去，看都不看你一眼，极少听到对方说谢谢，有些人经历几次这种情况之后，就再不给人让座了。这是“化缘”泛滥透支了人们的同情心。当然，总的来说，“化缘”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什么致命的伤害，印度也没有因为“化缘”文化的兴盛而止步不前，多数人还是在努力追求现世的快乐生活。
文化的差异性真是奇妙得很，在对待“化缘”的态度上，中国与印度截然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带有强烈的鄙夷情绪，哪怕你从事的是高尚的出世修道大业。在国人的理念中，勤劳致富光荣高尚，化缘乞讨低三下四。早期的中国人甚至鄙视智力的教化，认为勤劳主要表现在生产劳动上，因此佛教传来中国之前，东土只有隐士而没有僧侣。即便辛勤如孔子者，在当时还是被人嘲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以，古代那些不愿混迹社会的人，宁愿自食其力，隐迹山林，也不愿乞讨在人间，这就是“化缘”一直在中土难以风行的原因。
当初，汉明帝刘庄先生大老远从西域请来了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这是佛教传播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人家是出家人，在西方是托体“化缘”的，连伟大的佛陀都是这样生活，但明帝连问也没问，就把二位大德给塞进了鸿胪寺——即便知道，估计他也不会同意“化缘”在中国延续，我堂堂皇帝的客人，怎么能向平民百姓乞讨呢？——鸿胪寺是什么地方？汉代皇家招待客人的地方，相当于今天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从此佛教就由印度的“散养”就成了中国的“圈养”（中国佛教道场的“寺”就由此而来）。也就是说，在文化差异性的背景下，佛教一到中国就被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
虽说初传中国的佛教已被“圈养”，但好在是皇家供养，多少还有点儿“化缘”的痕迹。到了唐代，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百丈清规》，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出家人也要自力更生搞创业，耕田犁地，春种秋收。后来这个清规被历代王朝定为天下禅林必须奉行的管理条例，于是中国佛教僧侣的生活彻底与印度模式决裂。
明代的朱元璋少年时曾在寺院做过几天小沙弥，深知佛教教化的威力，当了皇帝之后，便制定了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寺院管理制度，将天下僧人赶进山林封闭起来，与社会大众相隔绝，以维护他的万世皇统，这一下“圈养”进一步成了“笼养”。当代佛教虽然摆脱了“笼养”，可是依然在“圈养”之中。“圈养”与“笼养”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但是中国佛教衰落的原因之一，也形成了后代佛教封闭内敛的性格特征，至今难以完全改观。
给我卢比－－化缘僧伸出手说 这哥俩守株待兔等待人们送钱来！
在中国，上层社会不支持“化缘”，佛教徒也不认可“化缘”。有不少古代的祖师大德反感“化缘”的生活方式，个别甚至主张“饿死不化缘”，他们还因此而获得了极高的声望。民间更是看不起“化缘”，一个具有十分强烈贬义色彩的名词——“叫化子”，常常被用于“化缘”者身上，某些从内心深处厌恶“化缘”的人常常抵制甚至人身伤害“化缘”的人。当代社会，就连僧尼道士都很讨厌别人说他们“化缘”，因为真正的出家人的确不会在外面“化缘”（那是有失尊荣的行为）。几年前，有一个出家朋友出门坐火车，却因与人打架被带到了警察局。这是个十分优秀的出家人，平时腼腆到连句粗话都不会讲，怎么会与人打架呢？后来才知道，被打的那个人在车上一直戏问他是不是出来“化缘”的，他觉得这个人伤害了他的自尊，于是忍无可忍揍了他一顿。连说一说都敏感到这种程度，看来“化缘”在中国真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唐代以前中国几乎很少有假僧道，宋之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假冒僧道开始大量出现，特别是当代社会尤为严重，防不胜防，不少人曾经受骗上当。这是因为对“化缘”的强烈反感与抵制，加之“圈养”式的宗教管理政策，使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极少接触到真正的出家人，这才造成了假冒者的盛行。而且，在中国的宗教历史上，附佛外道以及打着道教旗号的地下组织层出不穷（以后更多情况下会打着西方某种宗教的旗号发展地下组织，现在已经初现规模），屡禁不止，这也与主政者对待“化缘”的不合理态度有很大关系。近几年，常有人批评中国社会富裕的人很多，肯捐助者却十分稀少，慈善事业一直不怎么兴盛，究其本源，也与我们“化缘”文化的缺失有一定关系。
开放“化缘”，未必人人都去“化缘”；封堵“化缘”，却“化缘”猖獗。看来，“化缘”所涉及的不仅只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了。
贫民区里的简陋神庙 相信吗？它也在化缘——饭店门口等人给食物的小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