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两位妇人各抱着一个婴儿来见所罗门王,其中一个婴儿已经死亡。两位妇人都声称那个活着的婴儿是她生的,为此争吵不休。她们要所罗门王主持公道,究竟这个婴儿是属于谁的。所罗门王想了想,就叫部下拿一把大刀,要将活着的婴儿劈成两半,一人给一半。
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时,有一位妇人立即哭着恳求不要动手,她愿意把孩子让给对方。但另一位则认为很公平,因为这样谁都不能拥有孩子。所罗门王于是下令将孩子交还给哭着恳求的妇人,并说:
“那个不愿意看到婴儿被杀的母亲,孩子是她的。”
众人都被所罗门王的智慧折服。后来“所罗门王的智慧”就成为一个对事理辨析清楚,充满智慧的象征。
贫道始终觉得这个故事对于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任何智慧的影子,尤其是看不到一点我们东方人所折服的大智慧,更谈不上现代风行的主流说法,是最值得效仿的顶级智慧思维。而且按照毛主席指示:“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也应该把《圣经》的故事当作历史来看。
《旧约圣经·列王记》记载所罗门当以色列王时,只有二十岁。他向神求赐智慧,好让他能辨别是非,判断讼案,治理国家。
评按:据说所罗门登基时,大约在公元前960-930年,在位40年,使以色列王国富有天下,富的流油,恐怕接近“酒池肉林”的奢华程度。按照这个年代计算,相当于中国西周(公元前1029年-公元前771年)中的武王、成王和康王年代。贫道对此段相当敏感:如果祈求神获得大智慧,使生命得到终极的升华和超越,那么与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境界则有一拼!但是,所罗门没有那样的念头,他祈求神赐予的智慧是:辨别是非,判断讼案,治理国家。从这一点来看,说明这个大卫王国很成问题,这些诉讼问题,在古代的中国属于普通父母官,七品县官的职责,最多也不过是三公所偶尔询问管辖的事情,诸侯王者们起码都要在道德上做文章,可见非但这个大卫国政府机构很简陋,政府官员素质很低下,连所宣称的极端富有之状态情景都很值得质疑!假如你们看看《史记》或《资治通鉴》相当时期的记载,都会发现这种低级的祈求在中国古代绝对不是一个诸侯以上级别的事情。当然周代的道德规范已经相当完备,读读当时的常规书籍《周易》就会发现,国人的精神意识水平很高,智慧已经远远超出这些鸡毛蒜皮小问题。
贫道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周朝的天子们的大智慧,居然没有人开发,并阐述为大智慧。反而类似的,相对低级的东西被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炒得热火朝天。更不可思议的是,周朝治理国家堪为一绝,实乃以“礼治”,一个小小的周,用礼制就能一统天下,可以说是迄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明状态,居然被简单的当作“封建王朝”而一笔勾销了。当然还不仅仅是一笔勾销,其实是打进人类文明的垃圾里面!贫道其实最想质疑的还不是这些宣传者的智力水平,而是想知道他们居心何在?
有一天,两位妇人各抱着一个婴儿来见所罗门王,其中一个婴儿已经死亡。两位妇人都声称那个活着的婴儿是她生的,为此争吵不休。她们要所罗门王主持公道,究竟这个婴儿是属于谁的。
评按:天哪!这样奸诈的民俗在“画地为牢”的周朝就不可想象!居然还要到王宫里,请求一个帝君裁决一件微不足道的民事案件!这就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小case呀!是大臣都死光了,还是村委会都没有活人了?这个关于妇女请所罗门判定婴儿属谁的问题,更加说明这个国家治理中问题百出:在古代中国这样小儿科问题,就是普通百姓都可以摆平的,居然要到王室里调停!如果不是全民愚昧到极点,那就是所罗门的全体官员脑子灌水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犹太人从妇孺就开始奸诈无比的诉讼,这不是简单的民风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问题,是一个文明背景极端低级的表现,更说明这个国家人民崇尚的是卑鄙无耻光天化日之下的欺诈巧言!这让我们联想到那些有待开化的野蛮部落里的极端小人和近乎神经质的刁民,可以断定,所罗门即位时刻,大卫王国最多还处于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一个奸诈妇女,来到“皇宫”考察国王的智力,这说明太多问题了。当然,间接说明当时医学很不发达,把孩子搞活,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应该说,这个婴孩可能决定了那些妇女的地位,所以她们才会挖空心思来争夺。哈哈!这就是根据《圣经》把历史复原的结果。
作为宗教家,贫道发现中国古代圣人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越了上帝的时期,那时我们远古时代就有“圣人以神设教”使民淳朴归真。再假设,如果是一个中国周代的普通百姓恰好穿越到一片荒凉的大卫王国,当上大卫王国的国王,并且告诉他可以向全能的上帝祈求的话,他会祈求什么呢?贫道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
所罗门王想了想,就叫部下拿一把大刀,要将活着的婴儿劈成两半,一人给一半。
评按:一个王,用大刀来解决民事,而且是面对妇人,给人感觉有点绿林草莽山大王的味道,如过这个记录属实的话,大卫国的国王充其量就是梁山好汉中李逵之流的水平,辖区范围可能就是一个较大规模的山村寨子,富庶程度最多接近周朝时代孟尝君的手下。但是,无论如何多么令人感到不相称,于一个王者,采用这样恐吓粗鲁的手法,都居然被人当作智慧对待,这是那些圣经的作者们对世界人民智力的一大蔑视!要是在中国,至少在下级官员那里,就可以用占卜决定;或者老百姓土法子,妇婴各刺一滴血,放在盆中;如果有个道士在旁边,观气就可以确定。当然相对拿一把大刀砍下去,都是极端高级文明的手法。而且贫道相信,古代中国的普通官员的断案水平绝对比这个智慧高出数十倍,他们都未曾冠以王者大慧,这样低级吹嘘的手法,令人联想到当今犹太人和西方人商业运作的模式。就这一点而言,上帝抛弃了所罗门是肯定的,更不要说赐给他什么智慧。
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时,有一位妇人立即哭着恳求不要动手,她愿意把孩子让给对方。但另一位则认为很公平,因为这样谁都不能拥有孩子。所罗门王于是下令将孩子交还给哭着恳求的妇人,并说:
“那个不愿意看到婴儿被杀的母亲,孩子是她的。”
评按:这个结果,其实在现代都属于断案心理学范畴,在古代中国的文人官员几乎都会,而且运用的如有神助。譬如能断疑案的西晋文学家陆云,据《晋书》载:他做浚仪县令时,一人被杀,找不出凶手,陆云就把死者的妻子抓进县衙扣了十多天才放出去,然后派人秘密跟踪,说:“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果然将奸夫淫妇一并抓获。人问其故,说:“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要候。”“于是一县称其神明。”要注意,称其神明这个说法不是几个人提出来的,而是一县呀!那时相当好几万人的父母官之县令,可能已经比大卫王国领土还要广袤的地域!但是这个智慧不是求来的,而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家,当然最可能是因为人家祖父陆逊的遗传基因好,而且断案时的年龄绝对不比所罗门王大多少,因为他42岁就仙游而去,总之智慧超常是肯定的。非但陆云智慧超常发挥,远胜所罗门,贫道下面列出的几位个个都是神明人物:
北宋陈襄任蒲城县令时,发生盗窃案,抓住几个嫌疑人,谁都不承认。陈襄说某寺里有座钟能辨别盗贼,没有偷东西的人摸它不会发出响声,而偷了东西的人摸它就会发出响声。陈 襄亲自率县衙的官员对钟祈祷。祭祀完毕,用帷幕将钟遮好,暗中派人在钟上涂墨。过了很久,让疑犯们逐个去摸钟,摸完再把他们集中查验,只有一人手上没有墨,正是此人。
与之相似,南宋刘宰作泰兴县令时,有一富户丢失了金钗,在场只有两个女仆,于是将她们送到官府,二人都喊冤枉。刘宰令两人各拿一根芦苇,说没偷金钗的明天芦苇还是这样子,偷金钗的明天芦苇将长长二寸。可想而知,第二天,偷金钗的那个人的芦苇被去掉二寸。
清朝的杨文乾任曹州知州时,有五个人同住,其中一人丢失了金子,向官府控告其他四个人。杨文乾让他们坐在大堂上,看了很久,说:“吾已得盗金者,非盗听去。”一人马上站起要走,左右当即将他捉住,果然就是那个偷金的人。
唯一不合理的是,他们没有广泛为人所知。
众人都被所罗门王的智慧折服。后来“所罗门王的智慧”就成为一个对事理辨析清楚,充满智慧的象征。
评按: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卫国的众人是被刚才那种相对中国的普通名士而言,相当拙笨粗鲁无礼的断案心理法则所折服,可以想象这些人的智慧水平。但是虽然说,所罗门王的智慧并不能算很高,最多就是逻辑比较清楚的小慧小伎俩小招法而已。这些当然不是贫道注目之处,真正贫道关注的而是关于“所罗门的智慧”在世界上流传度远比陆云要广!中国人知道陆云的估计屈指可数,如果说三国大将陆逊可能不少人知道,但是这种中下等智慧的“所罗门智慧”却受到世界范围的瞩目!可见东西方之间的差异绝对不是仅仅是智慧的差异,而是自我认知和自信的差异,当然还有那种炒作能力之间巨大的差异。贫道可以说这种自知自信的差异,的确使国人落后世界多年。纵观其他方面,我们也的确存在同样的问题。贫道还没有提到,西方的许多神话般的高深事物,几乎都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的同时,却无一例外被当作无法超越的事情。以前留学的华人“言必称希腊”,现在希腊是假的无法继续称下去了,那么其他的神话呢?贫道相信,许多西方的神话,很快都会轰然倒地。
贫道知道有一点,按照佛教的说法,一切神话也是人类的共业。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容易产生许多神话,这并不是因为信息系统太发达,而是因为我们无明无知而表现的太愚昧!
贫道再说最后一遍,所罗门王的智慧是高的,人格也是足够美的,这些绝对不是贫道要嘲讽的地方。贫道仅仅是觉得这样的正常偏低些的智力和中等程度的慈爱,应当在人类智慧的阶梯中得到一个合理的位置,而不是被无限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