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余汝信
一、原叶办工作人员的声明
2012年8月31日下午，得知原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发表了一个声明，全文如下：
关于贺捷生同志《以女儿的名义》一文的郑重声明
201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贺捷生同志题为《以女儿的名义》一文。该文第5段描绘了徐、叶两位老帅在徐帅家中会面并交换了有关长征途中张国焘那封“密电”的意见。作为长期在叶帅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经过认真回忆，仔细核查，证实“文化大革命”后直至叶帅逝世，叶帅从未到过徐帅家。徐、叶两位老帅“相约当面交换意见”并在徐帅家中达成所谓的“协议”纯属虚构。
原叶剑英办公室工作人员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1]
声明指向的，是官方人民网登载的贺捷生《以女儿的名义》一文的这段话：
——记忆最深的那次是在他家里。当时我和老伴李振军在军事科学院负责《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确定选题后，被告知徐叶两位老帅对长征途中张国焘的那封密电有不同看法。他们相约当面交换了一次意见，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幸运的是，这次交换意见的整个过程，我们作为项目负责人和实际操作者，始终在现场，不禁为两位 元勋的赤诚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折服。叶帅离开后，徐帅留下我，拉住我的手说：“闺女啊，我们的话你都记住了吗？”我说，我都记住了。他又说：“我和叶帅都是经历过的人，这些历史我们在世的时候要搞不清楚，后人就更搞不清楚了。我们搞清历史，不是为了去追究哪些人的责任，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警醒后人。”[2]
贺捷生的文章，发表于今年一月。叶办工作人员的声明，值得研究者重视。
从现有资料来看，贺捷生所谓两位元帅对密电“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的说法，确实令人产生严重怀疑。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不能不介绍一下贺捷生文中的“老伴”，据贺称两帅交换意见时“始终在现场”的李振军。
众所周知，1967年2月后被视为“二月逆流”干将的叶剑英，1969年10月至翌年7月在中苏关系紧张时，在中央统一安排下被疏散至湖南长沙、湘潭等地。时任驻湘陆军第47军排名第一的副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李振军，与其他同志一道，对叶剑英的生活尽其所能给予照顾，使其得以克服生活和疾病等方面的一些困难。李振军雪中送炭，使叶深有感触。
47军北调后，李振军留湘先后担任过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副政委。1978年，丧妻后的李振军经邓颖超、帅孟奇介绍，与曾经两度离异的贺捷生结合。
我们不知道李振军后来如何评价他与贺捷生的这一段婚姻。据贺捷生后来对人说，李振军“他大我十多岁，但是当时瞒着岁数，他说比我大八岁，我也相信了。”[3]贺的说法，外人听起来怎么都有点不太厚道。李振军出生于1920年，1937年入党，1965年45岁时任陆军第47军副政委。按此算来，李十七岁入党，如再隐瞒几岁年龄，李入党时岂不是儿童？如果李以减少党龄以求年龄造假，他如何向贺解释，在论资排辈的军队里怎么能担任当时省军级的职位？贺非农村妇女，李振军的资历职务，她不会掉以轻心，怎能骗得过去？
二、两帅协议一事，真的没有
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并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他渡过一段困难岁月的李振军。1979年12月，李调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随后，担任叶剑英传记编写组组长。
李振军在军事科学院任职，也就三年半的时间。1983年3月，他调至重新组建的武警部队，历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这是后话。因贺捷生称事情是发生在李振军在军科负责《叶剑英传》编写工作时期，可以推断，她指的只有是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此一时间段。惟李振军在军科期间，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记载他参加过什么两帅相约当面交换关于“密电”的意见一事（另据了解，李振军在军科任职期间，贺捷生尚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及《基建工程兵报》工作，此期间，她既非与李一同负责《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更非该项目的负责人）。今天，原叶办工作人员更坚称所谓两帅“相约当面交换意见”并在徐帅家中达成所谓的“协议”纯属虚构！
恰恰相反，历史资料所记载的是，在李振军负责叶剑英传记组工作期间，叶剑英曾经同军科有关负责人和传记组人员多次谈话，详细地回顾了长征，更重点地、详细地谈及了获取“密电”的经过：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 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 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4]
以上写入军科所编《叶剑英传》及《叶剑英年谱》的叶在1981年至82年间的谈话，是我们否定当年有所谓两帅协议的有力旁证，此其一。
1995年出版、由军科《叶剑英传》编写组编写的《叶剑英传》，更对“密电”前后详情作了交代，此为没有所谓两帅协议的有力旁证二：
1935年9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人开会，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却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并作出了部署。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潘州镇汉官衙门）以后，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给带领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刘志坚发报，要他见电立即返回红三军驻地。
就在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9月9日24时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更好，提出“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第一、第三军出发北上。[5]
1991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作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正式出版的《徐向前传》，从另一角度详细叙述了此一“公案”尤其是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
与此同时，即8日22时，张国焘以朱、张的名义电令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接电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由陈昌浩将他们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党中央当天再电“国焘同志并致徐、陈：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日，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党中央，仍坚持南下。声言：“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无效，命令也无效，9月10日，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
这时，一军团已在俄界，党中央连夜率三军团开拔，向俄界集中。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才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6]
《徐向前传》及徐向前本人的有关叙述，可视为没有所谓两帅协议的有力旁证三。
本文原不准备评述“密电”问题，但为了批驳贺捷生有关两帅“协议”的谬言，不得不详加引述以上叙述。由此可见，关于这段“公案”，叶、徐两人在1980年代以后都是各自详细表述的，并没有什么“宜粗不宜细”。
此外，更重要的是，《叶剑英传》后记中提及：“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百科研究部）领导莫阳、郭树元、贺捷生等先后分管传记编写工作，尤其是贺捷生重视组织领导，帮助解决困难，作了大量工作。”《叶剑英年谱》后记中称：“原军事百科研究部的贺捷生……，对本书的编写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面对两书中大量关于“密电”的文字，据了解，贺捷生当年并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可见，所谓“宜粗不宜细”的两帅协议，是贺捷生在李振军去世后，今年初才杜撰出来的谎言。
贺捷生杜撰这段谎言的目的，外人不好猜度。但她自称是徐向前的“女儿”甚至是除林彪之外九位元帅的“女儿”，“以女儿的名义”杜撰此事，至少是对叶帅的不敬！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叶帅外出不可能孤身一人，此为常识。对贺文所说的两帅“交换意见”的整个过程，叶帅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更没有一个人随叶去现场。贺捷生却对根本没有的事说成自己“始终在现场”，甚至说两位元帅“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绘声绘色地、无中生有地把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帅说成仿佛在做一笔政治交易，这种丧失中共党性原则之事，两位老帅断不会为。贺以“元帅女儿”身份，将此不实之词强加于两位元帅身上，到底意欲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