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要说钱学森和蒋英的缘分，那还得从钱、蒋两家的父辈们讲起。原来，钱、蒋两家本是故交。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与蒋英的父亲蒋百里，都是前清秀才；他们早年都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学堂（即后来的浙江大学前身）；然后又同往日本留学；归国后又同赴北京，在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下做事，钱均夫在教育部，蒋百里在总统府军事处。
从小青梅竹马
蒋百里共有5个女儿，分别是蒋昭、蒋雍、蒋英、蒋华、蒋和。而钱均夫只有1个儿子，那就是钱学森。钱、蒋两家过往甚密，经常在一起聚会。1924年的一天，两家又聚会。钱均夫的夫人对蒋百里夫妇说：“你们有5个女儿，非常热闹。我们家太冷清，干脆把你们的女儿分一个给我们吧。”蒋百里夫妇回答道：“可以啊，那你就挑一个吧。”于是，钱家便挑选了1919年出生的老三，就是蒋英。于是，蒋英就来到了钱家，名字也改为钱学英。
当时蒋英年纪非常小，只有两、三岁，还不能独立生活。于是，从小一直照顾她的奶妈也跟着她搬到了钱家。钱学森和蒋英以兄妹相称，钱学森的父母对蒋英这个“女儿”也疼爱有加。有一次，小蒋英见钱学森会吹口琴，也闹着要吹。可当时钱学森已经十来岁了，与蒋英玩不到一块，就没让她吹。蒋英便哭闹了起来。钱均夫过来问究竟怎么回事，蒋英就说：“大哥哥欺负我。”钱均夫就笑着哄她说：“别哭了，爸爸明天就给你买一个新的口琴。”果然，第二天，钱均夫真的买了一个新的口琴给小蒋英。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蒋百里夫妇感到，把女儿送给钱家，心里非常舍不得。于是，蒋百里夫妇就来到钱家，想要回女儿。钱学森的母亲答应让蒋英回去，但提出：“你们这个老三将来得给我们当儿媳妇，也是我们的干女儿。”蒋百里夫妇满口答应：“好啊，门当户对，我们赞成！”于是从那以后，蒋英就称钱学森的父母为干爹干妈，叫钱学森干哥。就这样，蒋英又回到了父母身边。
1935年，时年24岁的钱学森，从清华毕业去美国前夕，蒋英随父母到钱家去看望他。这时蒋英十七、八岁，长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比她大7岁的钱学森已是成熟的男子汉，他很喜欢这个爱说爱笑的小妹妹，曾经亲昵地对蒋英说：“你的笑声特美，你能保持下来吗？即使若干年后，依然如故，可以做到吗？”蒋英调皮地反问道：“为什么？”钱学森坦诚地说：“因为，没有什么比快活和清纯更可贵的了。”这天，蒋英特别高兴，为钱学森弹奏了莫扎特的D大调奏鸣曲，钱学森听得如痴如醉。她还送给钱学森一本唐诗，钱学森把它当作珍贵的礼物放在藤条提箱里，带到了美国。
蒋英从小就喜欢歌唱，颇有音乐天赋。蒋英进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期间，继续努力学习音乐。当时音乐组有4个老师。蒋英报名参加了钢琴班，每天上课前半小时练钢琴，长进飞快。见女儿有志于向钢琴演奏方面发展，蒋百里还给蒋英买了一架钢琴。
1936年，蒋百里去德国考察，带着蒋英随行。那里的老师认为蒋英的形象姣美，更适合做歌唱家，于是让她试唱。听过蒋英的嗓音后，外国专家更是大加赞赏，说：“你的嗓子很好，非常难得，今后你应该走歌唱家的道路，不要学钢琴了。”于是在1937年，蒋英进入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深造，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音乐之旅。
就这样，钱学森、蒋英这两位年轻人，为了各自的梦想，远走异国他乡求学。留学期间，他们并无联系。谁也不知道，当他们再度重逢时，正是一段美好姻缘的开始。
钱学森青年时代风华正茂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46年，28岁的蒋英结束了在德国的学习，回到了上海。1947年，36岁的钱学森也带着在美国获得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到上海探亲。就这样，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又一次地交汇了。
1947年5月31日，学成归国的蒋英，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了自己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那是上海欧洲式的最老的剧院。整场演出轰动了整个上海，也令蒋英声名鹊起。当时钱学森就坐在台下，被蒋英那优美动听的歌声所吸引。音乐会后，钱学森便开始了对蒋英的默默追求，他经常找机会去蒋英家里玩。
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并不知道钱学森的心意，还让蒋家姐妹帮着钱学森介绍女朋友。蒋英和妹妹还真的给他介绍了一个，可是被钱学森婉拒了。他还是继续往蒋英家里跑。渐渐地，周围的人明白了，原来钱学森的眼里只有蒋英，只是他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心中的爱慕之意罢了。
时间快速流逝。转眼间，钱学森回国探亲的时限快到了，他也要重返美国了。这天，钱学森终于鼓起了勇气对蒋英说：“你跟我去美国吧！”
聪明的蒋英，当然明白钱学森的心意。但是，作为女孩的矜持，总不能让她马上就一口答应下来吧。于是，她故意问钱学森：“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再相互了解一下吧！”钱学森急了：“不行！现在就走！”反反复复就是这一句话。
蒋英知道，学习理工科出身的钱学森，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最后，蒋英在爱情面前没了辙，放下了矜持，终于答应了钱学森的请求。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国际饭店结为伉俪。在全场亲友、宾客的见证下，新浪和新娘庄严地宣读了誓词。
钱学森宣读的是：
“钱学森，真诚地爱慕蒋英女士的品格及其才华，我愿娶她为妻。我将尊重蒋英女士的独立人格，并平等地对待她。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与蒋英女士同甘共苦。这就是我对蒋英女士发出的神圣誓言。”
蒋英宣读的是：
“蒋英，愿意选择钱学森先生做我的丈夫。今天在家长及众位亲友面前，我庄严承诺——不管将来我们的生活遇到什么样的曲折，我对钱学森先生的爱情将永无改变。我永远是他的好妻子。”
钱学森送给新娘的第一件礼物，是一架黑色的德制三角钢琴。这家三角钢琴至今还摆放在钱学森的家中。它跟随着他们夫妇辗转美国、中国，伴随他们60余载，记录了这对科学家与艺术家伉俪的真挚情感和至诚的追求。
蒋英是个大美人
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
1947年9月26日，新婚后不久的钱学森、蒋英夫妇，就赶赴美国波士顿。钱学森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谋得了一份教职工作。接下来，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又把家安顿了下来。他们家的陈设非常简朴。钱学森的书房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在起居室里，那架黑色的德制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艺术气氛。他们特意将这架爱情的见证从中国带到了美国。
由于蒋英长期在德国学习音乐，她的英语还太流畅。于是，钱学森就抽时间教她学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咯咯地笑。蒋英为了尽快地掌握英语，便把几首德语歌曲翻译成英语，经常哼唱。因此，从这座小楼里时常传出笑语歌声。钱学森经常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时，钱学森总是自豪地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
钱学森夫妇二人除了经常交流音乐外，他们还经常一同下厨烹制美味的菜肴。钱学森烧得一手好菜。蒋英对上门拜访的朋友说：“我们家钱学森是大师傅，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钱学森则开玩笑说：“蒋英是我家的童养媳。”
钱学森和蒋英的美满婚姻，当时在美国成了他的朋友们的佳话。连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在谈到他们的婚姻时，也异常兴奋地说道：“钱现在变了一个人，英真是个可爱的姑娘，钱完全被她迷住了。”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也写了一篇题目为《钱博士的苦茶》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
“钱和蒋是愉快的一对儿。作为父亲，钱参加家长、教员联合会的会议，为托儿所修理破玩具，他很乐于尽这些责任。钱的一家，在他们的大房子里过得非常有乐趣。钱的许多老同事，对于那些夜晚都有亲切的回忆。钱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国菜，而蒋虽也忙了一天来准备这些饭菜，却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边。但蒋并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总是讥笑他自以为是的脾性。与钱不一样，她喜欢与这个碰一杯，与那个干一杯。”
蒋英来到美国的头几年，钱学森去美国各地讲学或参观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外出，他总忘不了买一些妻子喜欢的礼品，特别是各种新的音乐唱片。在他们家中，各种豪华版经典的钢琴独奏曲、协奏曲，应有尽有。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
“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了两年之后，钱学森举家迁往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戈达德讲座教授，兼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古根海姆基金会主席哈雷·古根海姆于1949年创立的新机构，以鼓励研究崭新的推进技术为目的。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现代航空科学和火箭技术先驱，以及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他在1949年已经写出了第一篇论述核动力火箭的杰出论文。时至今日，这篇文章仍被认为是这领域中的一篇经典名著。
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期间，除了在事业上获得极大成功外，钱学森夫妇的两个孩子——钱永刚和钱永真先后降生了。有了一双儿女，他们家里更加充满了欢乐。
钱学森和蒋英的结婚照
归国之梦难实现
10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世界，也传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钱学森夫妇的耳朵中。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共度中秋佳节。他们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一齐决定早日回国，为新中国的崛起而效力。
1950年夏末，钱学森开始为回国做起了准备。他首先将行李和重达800公斤重的藏书、剪报、手稿与笔记打包装箱，然后运上从美国开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海轮。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新中国发展科研所急需的宝贵资料。然后，钱学森和家人又预订了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航班，准备即刻乘飞机返回中国。
但是，1950年的美国，正值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狂潮泛滥。美国政府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中国这个新生的国家产生了仇视，因此钱学森也被无端地怀疑为共产党。当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消息被美国方面得知后，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担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的丹尼尔·金贝尔非常仇视新中国，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于是，在美国国防部的指示下，美国海关首先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紧接着美国移民局又下发了一纸限制钱学森出境的公文，禁止他离开美国。随后，美国政府又派人逮捕了钱学森。
1950年9月7日傍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包围了钱学森在洛杉矶帕萨迪纳的住宅。探员朱尔和洛杉矶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带着手枪和手铐进入住宅，向钱学森出示了逮捕证，将他带走了。随后，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特米诺监狱四面环海，与外界隔绝。此地距离墨西哥边境不远，这座监狱关押的大多是来自墨西哥的偷渡者。
好在联邦调查局考虑到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没有把他和那些犯人直接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了一间单人牢房，有单独的卫浴设备，生活条件还可以。而且，夫人蒋英获准每天都可以前来探望。然而，在这里，钱学森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警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他没法好好休息。这种身心上的双重打击，让他在短短的时间内瘦了30磅。
钱学森被逮捕的消息传出以后，引起了有正义感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抗议。迫于巨大的压力，美国有关方面在收取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将拘押了15天的钱学森释放了。9月23日，蒋英开车来到特米诺岛接钱学森回家。当钱学森从监狱中走出来时，他一言不发。无论问他什么，他都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仿佛暂时地丧失了说话的能力。15天的牢狱之灾，让这个科学家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虽然牢狱之灾解除了，但钱学森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受到美国移民局的监控。移民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必须去登记一次，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另外，还规定他只能在洛杉矶市内生活，不得擅自离开洛杉矶。此外，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还经常在他住宅附近出现，暗中监视他。钱学森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也受到拆检。甚至特工们还闯入钱学森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检查。总之，虽然钱学森走出了监狱，但无处不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视，却好像一座无形的牢狱，仍然将他围困住，令他插翅难飞。
在这段时间，为了不使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蒋英不敢雇佣保姆。因此，她不惜荒废了自己的歌唱事业，承担起了买菜、做饭、操持家务、照料丈夫、照顾孩子的责任。为了支持钱学森的科学研究，蒋英在四周无窗的浴室里，放上一张小桌和沙发，让钱学森躲开特务的监视，坐在那里专心阅读和研究。
美国当局的蛮横阻挡和软禁的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他和夫人蒋英继续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争。软禁期间，钱学森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但他已无法从事原先与军事相关的喷气推进研究工作了。于是，钱学森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目光投向“工程控制论”这样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其实，钱学森研究工程控制论，是为了转移美国当局的注意力，让他们看到，自己已经改变了原来从事的喷气推进的研究方向，使他们放松警惕。
钱学森和蒋英
夫妇俩的共同努力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钱学森夫妇仍然丝毫没有放弃回国的希望。当初被美国海关扣留的装满800公斤书籍、资料的大木箱被归还之后，钱学森始终没有将木箱打开。因为他认为，只要一有机会离开美国，这些箱子还可以再度交付托运。此外，夫人蒋英也在家里准备好了3只装着随身用品的箱子，以便一旦获准回国，可以随时动身。
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他们工作之余，常常用音乐来排遣心中的寂寞与烦闷。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弹一把吉他。虽然说竹笛和吉他的声音并不那么和谐，但这声音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它是一种力量，代表了这对不屈的夫妇的一种意志，一种品格。他们从这音乐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信心和动力。在钱学森夫妇这段共患难的岁月里，蒋英经常对丈夫说：“你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永远伴随在你的身边！”
1955年5月，钱学森偶然在一张废弃了的中文画报上，看到一则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在报道中，钱学森竟然还看到了一个令他非常熟悉的名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原来，陈叔通先生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好友。于是，钱学森决定给陈叔通先生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出面斡旋。
此年6月，钱学森躲过联邦调查局的耳目，终于将写给陈叔通先生的信寄出。这封信先是邮寄给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手里，然后蒋华又将这封信从比利时转寄回国到上海，寄给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钱均夫再将这封信交给了老朋友陈叔通先生。最终，这封信辗转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
此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具体的商谈。中国代表王炳南，一上来就再次提出关于钱学森归国的问题。美国代表也是老调重弹，回应说钱学森并没有回国的意愿。王炳南当即亮出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使得美国代表措手不及，场面十分狼狈。最后，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钱学森回国。
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55年9月，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一双儿女——7岁的儿子钱永刚、5岁的女儿钱永真，踏上了归乡之路。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抵达广州。钱学森对前来迎接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说了一句万分感慨的话：“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回国之后的工作与生活
1956年 1月，刚刚回国3个月的钱学森，便接受国家主管军事尖端科技的陈赓大将的邀请，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同时，蒋英也得到重返舞台的机会，被安排到中央歌剧院工作。她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她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音乐事业重新拾起来了。不过，蒋英长期生活在国外，她的普通话总是带有一点外国腔。为了纠正自己的发音，蒋英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走访老艺术家，跟他们学四声，学说唱，学京剧，学昆曲。最后，蒋英终于把普通话练习好了，可以唱更多歌颂祖国的歌曲了。后来，领导安排她参加独唱小组，到处去巡回演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在蒋英的音乐事业开始步入正轨时，中央歌剧院的领导找到蒋英谈话，对她说：“钱学森经常忙于工作，家里有3个老人，又有小孩，都需要人照顾。你总在外面参加巡演不太方便，我们建议你到音乐学院去教书。”开始的时候，蒋英有些想不通，她对领导说：“我在美国最困难的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回到新中国去，回到新中国的舞台去，在新中国舞台上唱新中国歌，这才算报国。怎么现在却让我去音乐学院？”后来，领导向蒋英解释说，这是周总理布置的，希望蒋英能去音乐学院工作，这样也可以更好地照顾钱学森和全家。
蒋英这才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于是她就按时到音乐学院去报到，到教学一线去工作，这一干就是40年。
就在蒋英从舞台转向音乐教学的那几年，钱学森的工作非常忙碌。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关怀下，钱学森立刻投入到研制中国“两弹一星”的工作之中。那时，我国的航天事业刚刚起步，一切从零开始，工作的繁忙可想而知。在那段时间里，我国每次发射导弹、核导弹和人造卫星等，钱学森都要亲临第一线，前往发射基地，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有时候甚至一去就是好几个月。
这天，钱学森告诉妻子蒋英，自己又要出差了。
“又要出差？去哪儿？”蒋英忍不住问。
“很远的地方。”钱学森心里清楚，他的工作性质非常特殊，很多事情甚至连自己的至亲也不能透露。
“你总是说去很远的地方。可总该有个地方呀！”蒋英有些不高兴了。
“蒋英，你知道我工作的性质。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钱学森耐心地对蒋英解释说。
“难道连自己的妻子也要保密吗？”蒋英虽然也知道丈夫的单位有这样的政策，但她还是有些不快。
“是的，这些事关系着我国重大的军事机密。周总理说，他是连邓颖超同志也不告诉的。”
“真的吗？周总理连邓颖超同志也不告诉？”蒋英睁大眼睛问。
“是的，”钱学森认真地点点头，“周总理确实是这么说的。”
蒋英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因为她平生最尊敬周总理和邓大姐了，有些事情周总理连邓大姐都不告诉，那么钱学森不告诉自己也就可以理解了。
“什么时候回来？”蒋英于是关切地问丈夫。
“不知道，一切都听组织的安排。”
“那我去给你准备衣物吧！”
“不用了！”钱学森连连摆手，“到了那边，一切生活用品都会给我们发的。”
就这样，钱学森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
蒋英面对着回到空旷的客厅，心里顿时感到空荡荡的……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好几个星期过去了，钱学森杳无音信，不但没有一封来信，连个电话也没有。蒋英实在忍不住了，不得不找到国防部五院的一位领导同志询问：“钱学森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渺无声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
五院的同志和颜悦色地告诉她：“钱院长在外地出差，他平安无恙，只是工作太忙，暂时还回不来，请您放心。”蒋英听了心里有数了，具体事情也不再多问了。
几个月后，蒋英在家里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打开屋门，蒋英愣了几秒，才认出来门外站的正是她朝思暮想的丈夫。只见钱学森身体瘦了一圈，脸庞晒得黝黑，两只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你呀！”蒋英眼圈一下子红了，“为了你那个‘事业’连命都不要了？”
钱学森嘿嘿地一笑：“命是为事业服务的嘛！”
“别忘了，你的命，还有一半是你妻子的呀！”
“好呀！我的命是十五的月亮，事业一半，妻子一半！”
“你呀！”蒋英咯咯一笑，“叫我怎么说你呢！让我摊上你这么个丈夫。”
钱学森夫妇为了科研事业的付出终于没有白费。1960年6月10日，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
1960年11月15日，在聂荣臻元帅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西北的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实验，获得圆满成功。
好消息相继传来。想到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蒋英不禁百感交集。
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的结合
由于对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巨大贡献，1991年，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蒋英陪同丈夫钱学森出席了颁奖仪式。在授奖仪式临近结束时，钱学森发表了讲话。
在表达了对中央的感谢之后，钱学森话锋一转，指着蒋英向大家介绍说：
“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这44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但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5年间，蒋英同志管家，她是做出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决不能忘。我还要向今天在座的领导和同志们介绍的，就是蒋英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钱学森的话，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堪称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天作之合。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文学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甚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他们爱弹钢琴、拉小提琴，热爱欧洲古典音乐，有很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情趣。
多年之后，有一位媒体记者对钱学森夫妇进行采访。记者让钱学森评价自己的爱情生活。钱学森想了想，笑着说，“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最完美的结合。”“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该有艺术，因为科学里有美学。”
在一旁的蒋英听完，也笑着说：
“这确实是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最完美的结合，而且应当加上一句是‘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最纯洁的结合。’”
的确，钱学森和蒋英，他们用最真挚的情感和最至诚的追求，承诺了他们对对方的爱。
（本文收入本人所著《细说清华学者们的爱情往事》一书，东方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