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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泽天悼白介夫：黄钟大吕浩然正气》
编者按：曾任北京市政协第七届政府主席白介夫于今年四月四日于北京逝世。次日我为他写就140字的浓缩人生：“出生绥德、参加抗战，太行山上与赵树理同一房间办报；七十年代末任北京副市长，面对万千学生上学难，召集人北清师校长书记开创‘自考制度’；创民办燕京华侨大学解决侨眷子女上学难，并各省“化缘”建成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些早已融入北京市民生活。”作为陕北老乡，更自以为这道出了这位革命老人的革命历程与风骨。没有想到的是，看罢老首长龙泽天所写的悼念文章《黄钟大吕，浩然正气》，方知媒体、官场、社会对白老了解得太少太少，白介夫的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慨，不愧张闻天称道绥德革命青年乃“黄钟大吕英雄汉”；方知白老在东北革命根据地肇始危难之际相当“了不起，救了几千名革命干部”（时任东北局书记彭真语），长白根据地土改与镇反中的实事求是、勇于拔乱反正的智慧与风骨，确如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刘少奇所言白介夫“不但没有犯错误，而且立了功，不但不应免职，而且要重用”；从建国后任东北第一大港口城市营口市长到改革开放时出任北京市主管教育和副市长，白介夫治理乱局的经验，至今读来仍受教益与启迪......
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细节是，针对殡葬难题，在面殡葬改革之八十层八宝山骨灰大楼与殡葬革命之“长城计划”时，白介夫毅然摒弃了高楼方案而是支持“长城计划”，更赞此计划比北京建骨灰大楼更好，不但可行，而且做好了，可以功在千秋。白老激动地对当时在场的儿子白若冰说：“到时候，我也要葬到长城上去”。斯人虽然已逝，但面对种种中国殡葬改革当下种种乱局，“长城计划”可以说仍是宏愿犹在，正如文章中所言：“中央政府可以在清明节于八达岭长城代表全中国人民举行国祭，上告祖先，祈禳天下太平——肯定比各地搞的土不土、洋不洋的祭黄、祭炎、祭孔、祭孙子更得民心、更有效果。”重启步更当时！
当重启步的何止是“长城计划”，更有人民在历史关头再次发出的黄钟大吕的浩然正音！
以下是龙泽天悼念白介夫所写的文章《黄钟大吕、浩然正气》，6500字，当4月8日午夜时候一字一字读罢即被深深震撼，这标题的八个字此乃“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精气神所在，更有“岂有官僚倾社稷，从来人民覆乾坤”坐言起行的英雄慨叹，且看、且听、且吟在这个变居不居的时代：《人民心中有首歌》再一次唱起！（注：编者按为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凯雷所加）
一九四〇年，时任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同志在陕北绥德地区考察农村工作时，曾称赞绥德革命青年“黄钟大吕英雄汉”——谨借此悼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土，原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同志。
一
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主要是认为：组织与媒体，对白老的生平事迹了解和宣传的不够。由于我的父辈与白老从陕北、山西、华北、东北一起战斗、工作过，所以对白老的事迹还是了解的。因此觉得，不说几句良心话，对不起逝去的老人。
首先要澄清的是，白老参加革命的时间。
对我们这些后代，白老在谈起自己参加革命时，总是开玩笑地说：“我是为了反抗包办婚姻才逃出来干革命的”。这其实也是事实。白老在绥德上师范时，家里给他迎娶了一位从未谋过面的媳妇。这对于已经接触了反封建思想，学习了新文化的白老而言，完全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选择了离家出走，去投奔刘志丹的红军。那是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为了巩固陕北根据————地，命刘志丹部东渡黄河，结果白老扑了个空。但他却第一次多方面地接触了共产党与红军，并参加了革命工作。对此，许多陕北的老同志都清楚。原军委工程兵副参谋长白炳勋是1935年参加红军的老同志，他曾亲口对我说过这些，并取笑说：白介夫太清高，不愿争名誉，结果把红军待遇变成了八路待遇，亏大了。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也曾劝白老改下参加革命的时间，而且愿做证明人，但都被白老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一直把入党的时间认定为参加革命的时间，是“对得起良心的”。他看不起那些为了摆资历，争待遇找组织麻烦的人。认为他们忘记了革命的初衷，对不起牺牲的战友们。现在白老已经走了，世间这些腌渍事已影响不到他了，在此为老人的高风亮节说句话，只为讨个公平而已。
另外，白老出身的绥德白家，是陕北的名门望族。
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浪潮，已经参加过革命工作的白老，立即在师范成立了抗日青年组织，并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支援抗日，白老带领学校一些家境富裕的同学组成工作队，自己“闹”自己家的革命。给父母讲革命道理，分析抗日大形势，促使家里率先减租减息，捐财捐物，仅白家就捐出了上百亩良田给政府，既解决了部队的军粮，也救助了许多贫苦农民。
对当今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年轻人来说，老一辈的这种牺牲与奉献可能有点“傻”，但正是因为有白老这样的千万革命者，毁了小家，才救了国家。而我们的老一辈之所以能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所谓：无私而无畏也。这也是张闻天赞绥德革命青年“黄钟大吕英雄汉”的原故。
二
对白老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的革命经历已有很多回忆文章，我主要补充几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为了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根据与苏共中央的秘密协定，挑选了一批精明强干的干部，在林彪、罗荣桓、彭真、陈云、张闻天等率领下分别从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陕西各地秘密分赴东北地区。
白老当时所在的晋察冀干部大队潜入苏联红军占领的沈阳后，秘密接管了沈阳的警察厅，为下一步正式接收沈阳政府做准备。本来一切工作进展的都很顺利,突然接到苏军驻沈阳司令部的命令：所有中共干部，必须限期离境。原来，斯大林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在未通知中共中央的情况下，私下决定将东三省的所有城市交与蒋介石政府接管。由于事发紧急，许多地方的派遣干部都没有准备，甚至有的来不及收拾行李，就被苏军逮捕，武装押送出城。当时在沈阳郊外，到处是逃散的干部，仨一群俩一伙，乱成了麻。大家相互不认识，又无法联系组织，更失去上级领导。此时白老挺身而出，首先组织了几个搜寻小组，沿沈阳市郊寻找失散的同志，继而又将三百多名干部编成一个大队，向抚顺进发。想不到的是，抚顺的情况和沈阳一样，共产党被驱逐了，只好再奔清原，结果情况相同。此时队伍已庞大到上千人，当地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连吃喝都成了问题。再加上闹土匪，人心惶惶，前程未卜。据老同志们的回忆：白老当时被推选为临时支部书记兼大队长，他果断地提出：与其这样四处乱窜，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盲目地寻找组织，倒不如公开亮出身份，打着红旗干起工作来。入屯入户宣传党的政策，组建成立新政权。这样做，吃喝解决了，民心也有了，消息传出去，组织肯定会来联系的。结果，他们凭着从猎户借来的十几条老套筒，扯了两块花被面当旗子，真的干了起来。后来，这支奇怪的队伍，居然一路胜利，走通化、进长白，队伍越来越庞大，名声越来越响，最终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到达了中朝边界的安东。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曾这样夸白老：“你个白大队长了不起，救了几千名革命干部”。而这批干部成了我党在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长白根据地的主要革命力量。
后来，白老被东北局任命为长白县第一任县长。彭真曾这样评价：“当时在长白的干部很多，比白介夫资历老的、功劳大的，大有人在，选他当县长，是因为他政策水平高，眼光看得远，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老同志们讲过两件事很说明问题，一是东北土改与陕北也不一样，首先是标准不同，几十亩、上百亩在关内算得上地主，而在东北地区，却只算普通农户。另外东北匪患很严重，但成因非常复杂，许多村、屯整个就是个土匪窝子，怎样区分，如何做工作就成了我党开辟根据地的要点。而白老带领的工作队由于率先深入了情况，所以没有教条地执行错误的土改政策。白老当时的日记，已有部分内容发表过，有兴趣的人可阅读一下，一定会受益匪浅的。
当时白老提出一句口号：“老百姓要靠我们的政策生活，而我们要根据老百姓的生活来确定政策，否则再好的政策也是错误”。这句话，直到今天还具有指导意义。他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套与中央不同的土改政策：（一）交公粮不分田，稳定了民心；（二）不按土地多少，而按雇工多少划成分，团结了大多数；（三）除罪大恶极的土匪与恶霸地主外，基本不抓、绝对不杀。感化了许多土匪，自动放下武器下了山，有的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当时，也有人认为白老太右倾，但从后来的实践结果看，长白根据地之所以在国民党的大围剿中屹立不动，就是因为土改政策落实得最好，人民支持。在解放战争时期，长白参军的青年最多、提供的军粮最多。运粮队也曾被土匪截过，但听说是长白来的，基本是秋毫不犯、立即放行。
另一件事是镇压反革命。那时，在长白到清源一带的山区隐匿着许多所谓的反革命，其中一部分是日本战败后的遗留家属和驻屯民，中国老百姓恨日本鬼子，抓住男人就杀，抓住女人和孩子就拿麻袋装着到市场上去卖。许多日本人不得不藏匿于深山老林之中，有时为了生活，也不得不出来偷窃、抢劫。白老当时在长白主持工作时，反对简单的围山抓人办法，特意组织了一批已经参加我们部队的日本同志去山上喊话，并张贴告示：严禁欺侮、买卖日本妇女和儿童。还专门调来了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发放给下山的日本人，帮助他们安家立业。因此，解救了一大批这样的日本难民。我家的奶妈就是其中一位，她的哥哥、丈夫都是日本军官，一个战死，另一个日本战败后剖腹自杀了，当工作队解救她的时候，她已掐死自己的孩子，正准备剖腹。几十年过去了，她已回了日本，但仍常向中国的方向焚香祷告，祈禳中日和平。
当时山上还有一批另类的土匪，他们专门截掠当地驻扎的苏联红军。因此被我们新政府通缉。白老经过调查后发现，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因为苏军入关后，放纵士兵抢劫、污辱妇女，才被逼上山的。当时的有些领导，不愿管这类事，认为从小处讲：苏军是来帮中国的，管多了伤感情。大处说：苏共是中共的老大哥，社会主义国家，反苏就等于反共。对此，白老是坚决反对的。他明确表态：不管谁，帮我们可以，欺负我们不行。共产党保护不了老百姓，就不是共产党。第二天，他就亲自带队到驻地苏军去进行谈判，最终取消了对这些人的通缉，使很多人放下包袱，下山回了家。许多年后，白老回忆这一经历时，还深有感慨地说：“当时苏军的司令是个将军，人高马大，脾气暴躁，没说两句话就拍桌子瞪眼。我也跟他拍桌子瞪眼，怎么谈也谈不拢。后来我专门组织被苏军欺负过的老百姓去他们驻地指认罪犯，几百人把军营围了好几天。当地百姓也支持，不给苏军供水、供电，最后，他们终于屈服了，把犯罪的士兵抓了，并保证今后再不违犯”。
这本是件值得扬眉吐气的事。但有人却悄悄向上级打小报告，诬蔑白老是“亲日反苏”。结果，上面一个电话，他被带到抚顺交代问题，后来又被送到沈阳去接受调查，一直闹到东北局常委会上。那时，刘少奇已接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听完情况汇报后，笑着对其他常委说：“我看这个干部不但没有犯错误，而且立了功，不但不应免职，而且要重用”。白老这才免了一大难，并被任命为长白的县委书记。
三
全国解放后，白老调任营口市市长。营口属旅顺地区，当时是东北最大的港口城市，历史上被沙俄统治、日伪统治，后来又成了蒋介石政府的“模范市”。敌情严重、情况复杂。那时，中国刚开始抗美援朝，大批部队、物资都经此北上，美蒋特务、日本特务四处搞破坏。时任旅顺警备区司令的赵国泰将军是我父母的老战友，他后来说：当时，整个旅顺乱得很。敌特大白天就敢出来杀人放火。尤其是营口，海滩大，岸线长，经常有美蒋特务武装偷渡。禁海，渔民出不了船，没法活，不禁吧，眼看成了贼窝子。因此，他希望上级能尽快派个得力干部来，最好是位有丰富反特经验的老白区同志。所以，对上级调白介夫这样的年轻干部到营口当市长很有看法，认为“上级犯糊涂，弄个小白脸，公子哥来，顶球用！”
想不到，正是这位年轻的白市长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取得了大成绩。
赵国泰将军介绍：白老到任后，首先提请在整个旅顺、大连地区取消宵禁，并撤销一切非军事区的戒严设施。他的理由是“水活了，大鱼才能跳出来”。另外，他坚信，城市繁荣了，人民群众生活好了，才会发自真心地支持新政府，才能更自觉、更积极地抓特、反特。白老说：这也是一场人民战争。另外，白老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推行了新户籍登记。期间，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号召和鼓励敌特人员投诚。另一方面，从部队调动人员，补充了城区各街道的派出所警力，便衣暗访，对敌特及坏分子反守为攻，主动出击。并把查证的主要方向，集中在饭店、酒家、舞厅和银行上，结果很快就揪出一大批敌特分子。白老的思维是：这些坏分子大多数贪图享乐，盯住了酒店、舞厅，就能抓他们现行。看住银行，查清海外汇款，就断了他们组织的经费来源。再顺藤摸瓜，一抓一大串。事实证明，这套办法确实行之有效。当时有位在美国受训的国民党高级特务，不但混入了我们的政府，还居然当上了模范，就因为改不了他每天要去咖啡厅喝杯咖啡的小毛病，结果暴露了。
对海防的加强，也是白老的功绩之一。他认为：海防的关键不在增加多少部队，而在广大渔民是否理解与支持。当时，由于受朝鲜战争的影响，鸭绿江和近海渔业遭到极大破坏。渔民无鱼可捕，自然也无钱养家。敌特趁机用小恩小惠拉拢，许多人上当受骗，充当了帮凶。因此，白老以新政府的名义，为渔民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有船出海的，政府组织成船队，安排赴山东沿海捕鱼。捕不到鱼的，就搞贸易运输。没船的和岸上家属们，政府引进优良稻种，帮助他们转渔为农，并鼓励兴办滩涂养殖。渔民们的生活很快得到了改善。民心稳定了，敌特也无隙可钻了。至今，许多老同志在吃香喷喷的营口大米和大连对虾时，仍满怀感情地说：不能忘了白介夫啊。
营口的经验受到公安部的表彰。在向全国推广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蒋介石安插在大陆的二百多万潜伏特务，之所以能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被全面清肃，也包含了白老和在旅顺工作的同志们的一份功劳。
四
上世纪六十年代，白老调到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后来又相继出任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党委书记等职，其间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挨过批斗、下过农场，身心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出任了北京市副市长，率先在北京推行了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制度，为广大青年学子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成才之路。由白老创建的自考体系，为众多青年深造提供另一条渠道。现已成我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白老还亲自主建了北京120急救系统，挽救了许多宝贵生命。其实，白老还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迹，值得赞誉。而这一切，正是我在这些老前辈身上看到的，并愿一生追求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所思、所想、所为，永远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绝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
以下介绍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土葬风大盛，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大量占用农业用地及山林的现象，我国每年因此损失多达四十万公顷的良田，而殡葬费也水涨船高，许多群众都反映：死不起了。
针对这一问题，我当时走访了几个省，发现问题确实很严重。但中国崇礼重孝，找块好地方、挑个好风水，安葬自己的祖先，已成了中华民族的习俗，是中国“根”文化之一。因此不能简单地用破除迷信去反对，也不能教条地用法律法规去约束。但长此以往下去，一代又一代，死人会占用越来越多的土地，中国怎么办？必须要有个好对策才行。
经过近一年的调研，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把长城的维修工程与殡葬结合起来搞！众所周知，长城墙体内是实土，完全可以用来安葬亡者的骨灰。具体计划是：由国家正式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提倡和鼓励广大民众将逝者的骨灰盒葬入长城内，可先从长城周边的七个省市就近搞起来。如效果不错，再通过广泛宣传，号召全国参与。这样做，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殡葬用地的问题，又可以用收来的殡葬费维护长城。还可以给整个的中华民族找到一个千秋万代魂归的地方。这也符合中国人好风水、占龙脉的心理。正像我们的国歌唱的那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届时，中央政府可以在清明节于八达岭长城代表全中国人民举行国祭，上告祖先，祈禳天下太平——肯定比各地搞的土不土、洋不洋的祭黄、祭炎、祭孔、祭孙子更得民心、更有效果。此提议，受到许多老同志的支持，都认为是对中国殡葬业的一个大改革。搞得好，不但可以每年为国家节省几百万亩的土地，而且由于葬入长城的费用很低，肯定会大幅度地降低人民的殡葬费用与国家在这方面的沉重负担，更主要的是，能够使中华民族天下同心，形成一个新的民族精神凝聚点。大家还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如：在长城马道砖上按编号篆刻安葬者的名字、建立“网上长城”，收集安葬者的生平，永久纪念、如何分化安葬区段与旅游、文物保护区段等等。原内蒙古第一书记周惠、河北省委书记邢祟智、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曲格平都参加了计划讨论，并先后与我考察了北京、河北等地的长城。
正在这时，北京市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为了解决北京的殡葬问题，拟规划在八宝山修建一座八十层高的放置骨灰的大楼。国务院相关部门已表态支持这一方案。当然，这个方案有它的优点，也可行，但是，我个人认为与长城计划相比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动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我反映到总理那儿，他认为还是直接找北京市商谈更好。于是我登门拜访了白老，他当时不但是在北京分管这方面的市长，而且还是保护长城委员会主任，更是我的前辈，所以想先听听他的意见。白老看完长城计划后大加赞赏，认为此计划比北京建骨灰大楼更好，不但可行，而且做好了，可以功在千秋。白老激动地对当时在场的儿子白若冰说：“到时候，我也要葬到长城上去”。后来，北京市的骨灰大楼计划被撤消了。二十多年过去了，白老当时爽朗的笑声和鼓励，仍历历在目，萦绕于胸。
去年，当我决定发表“龙泽天问答”系列时，也曾转呈给白老过目，他非常认真地读了数遍，尽管眼神不好，还一定要坚持自己看。对我文中提出的“党不为官、人民民主”等观点，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时，白老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共产党革命，就必须要革自己的命，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正是有白老这样的革命前辈的支持，我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之整个官僚阶级斗争，成与否、胜与败，无所谓。白老这样的革命前辈就是我的榜样：为了人民，可以在硝烟中生死相搏。还是为了人民，不论高官厚禄，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北京方庄芳城园小区的一座非常普通的居民楼前，工人、学生、市民点燃了蜡烛，献上了鲜花，因为这里曾住着一位老共产党员。他虽然已逝去，却仍在人民心中活着……
嗟夫于天地，
白介夫同志永垂不朽！（龙泽天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