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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主体是隐士。自古以来，不仅隐士人员众多，而且对于隐士的称谓也纷纭复杂。按照蒋星煜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的统计，自尧舜时代一直到民国期间，各种文献中有记载的隐士不下万余人，而其中事迹历历可考者也数以千计，其名称则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之多。以上这些名称中，最能代表其特征的仍然是隐士，所以隐士的称呼也最为流行。
隐居与隐士
隐士据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晋皇甫谧著《高士传》记载了九十多位高士的故事，便是从帝尧时期的被衣开始讲起的，但他提到的前十几位隐士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最早的有确切记载的隐士是春秋时期的老子。与此相一致，最早关于“隐居”的说法也出现于春秋时期。《论语·季氏》引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中“隐居”一词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差不多。因此，就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来说，最早提出“隐居”一词的是孔子，他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这一说法。
“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不仕的人”。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隐”，即隐居，隐士一定是隐居的人；二是“士”，即士人，隐士一定是士人。“隐士”的意思是指“隐居的士人”。隐居在这里是和出仕做官相对而言的，“隐居的士人”，就是隐藏起来不出来做官的士人。根据上面的两层意思，并不是所有隐居的人都是隐士，隐士必须是士人；也不是所有不做官的士人都是隐士，想做官做不上的士人就不是隐士；“隐士”是指那些有才能、有德行、能做官，但又因某种原因而不出来做官的人。
最早提到“隐士”这一术语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他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荀子·正论》中说：“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荀子在称赞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时提到了“隐士”一词，“天下无隐士”的意思，就是说做到了“人尽其才”、“人尽其能”，天下没有了怀才不遇的人。按照荀子的说法，在一个社会中，若隐士多了，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隐士多，则怀才不遇的人就多，这说明贤能的人没有得到重用。当然，其原因很复杂，但无非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伯乐之才“、“识贤之能”，或者是因为统治者昏庸无道，识贤而不能用贤。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这都是社会有了问题。
“隐士”这一术语出现于春秋时期，但隐士出现的可能更早一些。因为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往往是先有了这么一类人，然后才有对这类人的称呼，这叫做“取实予名”。孔子时候就已经有了隐士，《论语》中提到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门、荷蒉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从《论语》记载来看，他们都不是一般人，都具有很高的人生与政治智慧，但他们不出来做官，也不想拯救社会，而是选择了与孔子完全不同的隐修道路。他们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孔子也认为自己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若用《论语》中的话加以区分的话，孔子是“辟人之士”，而他们则是“辟世之士”。
虽然孔子与这些隐士在人生态度与政治观点上很不同，但孔子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文化、很有修养、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对他们很尊重，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请教，且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儒家经典中有不少的语句，明显是受到了隐士思想的影响，比如，《论语》中就有：“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等等，以上都是孔子的话，可以用“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句来代表，这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与政治智慧，其中“无道则隐”一点显然是来自于隐士思想。后来，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之类的话。
《论语》中提到的这些隐士，与孔子都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但思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因为他们与孔子属于不同的学派。我们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是他在战国时期最主要的继承者之一，他们都是儒家人物。而这些隐士则是早期的道家人物，他们跟老子一样，崇尚自然无为 的人生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方式。隐士一般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代表人物也往往是隐士，比如，老子、庄子、列子、河上丈人等等，都是一些有著作传世的隐士。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留下著作，并不被我们所知道的道家隐士，他们隐的更深、更纯，以致于我们无法了解他们。
隐士是怎样的人物呢？《庄子·缮性》中对古代的隐士有过介绍，说的比较经典，也比较详细，可以供我们参考。它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意思是说，古人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自己要有意识地躲起来不让别人找到，也不是有意识的不发表言论，更不是有意识的隐藏自己的智慧与才能，而是因为世道不顺，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只好选择了隐居的生活方式。若到了有道之世，他们自然会出来大显身手。这与孔子所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无二致。中国的士人，当他们处于顺境、治世时，就出来做官，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这时他们就是儒家人物，是“显士”；若处于逆境、乱世时，为了自保，他们就隐居避世，成为“隐士”。因此，隐居是古人保存自身的一种方式。
隐士文化的兴起
按照《庄子·缮性》中的看法，隐居实际上是古代士人的一种在逆境、乱世中保存自身、洁身自好的“存身之道”，它并不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而是一种人生的“权态”。从个人的角度讲，当某个人的人生出现了问题，即身处逆境时，或者是为了韬光养晦，或者是为了避乱全身，或者是真的对世事心灰意冷，然后就产生隐居避世的想法；从社会的角度讲，当社会出现了问题，为了自保，士人才选择避世隐居，所以乱世中往往产生大量的隐士，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盛行即是如此。
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隐士文化最为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像嵇康、阮籍、陶渊明等各种类型的隐士。正如上面所说，隐士文化在魏晋时期的兴起，既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当时隐士的自身遭遇以及生命气质有关。具体讲来，原因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司马氏所操控的曹魏政权，以下犯上，篡位夺权，大逆不道，为士人所不齿。有气节的士人都不愿意跟他们合作，但司马氏集团为了控制士人，实行了高压政策，给士人们提出了两条路，要么跟我合作，要么被杀。面对受辱与被杀的两难抉择，嵇康、阮籍等聪明的士人自己创造了第三条路，即逃避之路，通过隐居以躲避司马氏的迫害。嵇康等人最后之所以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一惯地坚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嵇康等并不是真正的隐士，“隐”只是他们用来逃避司马氏迫害的手段，所以他们的隐居是不彻底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看透了世事，才选择了隐居的道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当他们走上隐居之路的同时，又不甘心于就此沉沦，处处以怪异之举以明志，被杀自然难以避免。
其二，与当时的学术气氛有关。魏晋时期，玄风大阐，《老子》、《庄子》、《周易》（被称之为“三玄”）盛行，老庄思想成为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而隐士文化的理论基础即是老庄道家思想。众所周知，老子崇尚“自然”，把一切后天教化的结果都视为对人性的一种束缚，庄子崇尚逍遥之游，把一切执着与依赖都视为对人性的戗害。信仰老庄哲学的魏晋玄学家们，尤其是嵇康、阮籍之流，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和“自由”，反对“名教”与“束缚”。但是，在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下，其崇尚的“自然”与“自由”难以得到伸展，出于无奈，他们只好以避世的方式创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
其三，与当时的战乱环境有关。魏晋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士人要保持节操，极为困难。不仅如此，稍有不慎，还极有可能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生活于当时的士人们，从身边不断发生的活生生的事例，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生存的困境。许多隐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为洒脱的道家人物，但实际上他们骨子里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名节极为看重，视名节为生命，不愿意屈己以殉名。在这种状况下，在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隐居以求其志”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名节与身躯都得以保存。
其四，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任何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除了上面提到一些外在因素外，也与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生命气质天生是有差别的，有的人随和，有的人执拗，有的人暴躁，有的人温和，有的人刚烈，有的人绵软等等，而且气质的因素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有时候会产生重要作用。比如，“竹林七贤”当时所处环境相同，处境一致，但后来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不能用道德品质的高低去简单地衡量和评判，恐怕生命气质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陶渊明并不是不想出来做官，只是他天性淡泊，崇尚自然，不善官场之道，不得已才退而结庐，悠然南山，以清贫的代价换来心灵的自适。
真隐与假隐
以上提到，古代的隐士之所以选择隐居，是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与节操，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隐居是一种“存身之道”。但魏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其实严格说起来，自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隐士并不是为了“存身”而隐居。正如《庄子·缮性》中所说，古之隐士选择隐居这种生活方式是迫不得已的，并不是他们想这样，是外在环境使他们不得不这样，所以他们是被动地选择了隐居，魏晋早期情况也是如此。从魏晋中期开始，隐居、隐士慢慢变味了，这时兴起了一种隐士文化的自觉意识，即隐居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自觉的。隐居的目的也不再是“存身”，而是代之以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获取名利、官位等等。
这种风气发展到隋唐，愈演愈烈，于是就产生了“终南捷径”这样的说法。“终南捷径”的主人公卢藏用，并不是真的想隐居，也不是不得不隐居，他之所以自觉地隐居终南山，目的是想借隐居这一形式来提高自己的名声，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更高的官位。假若说古人为了“存身”而隐居是“真隐”，那么，卢藏用的隐居则是“假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秀”。因此，“真隐”与“假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隐”的目的不同。“真隐”是“以隐为隐”，即隐居本身就是目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假隐”则是“以隐为饵”，隐居只是工具和手段，是获取其他外在目的的诱饵。对于“真隐”来说，“隐”就是他的存在方式或生命取向本身，不管他是因外在环境的影响为求存身而隐，还是因为对自身生命气质的顺应，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正因为“隐”是“真隐”真实生命的展现方式，是其生命的本质追求，所以这种“隐”能够得以长久。对于“假隐”来说，“隐”是外在于其生命的，其生命的追求不在于生命本身，而在于外在的功名利禄，所以这种“隐”就是一种“待价而沽”的方式，它是不能长久的，只要达到要求，隐者就会放弃隐居。
古人隐居的目的，具体讲起来虽然有很多，但总起来讲，也无非以上所说的“真隐”与“假隐”两种。“真隐”是为“存身”或“适性”而隐。比如，古人犯了罪，逃进深山躲藏起来，这就是真隐，但这样的人不是隐士。又如，每逢改朝换代之时，总有一些前朝遗老、遗民，为了躲避迫害而藏进深山老林，或者，即使不躲起来，也终生不仕，这就是真隐，黄宗羲、王夫之等就是这样的隐士。而“假隐”却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凡是为了某种外在目的而自觉隐居的皆为“假隐”，因为这样的人可以隐，也可以不隐，他们之所以隐，是为了将来不隐。有时候，我们也通泛地称假隐者为隐士，因为里面有很多是士人，但他们与古代的隐士比较起来，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大隐与小隐
对于这种说法具体出现于什么时候，很难确定。据文献记载，最早提出“大隐”、“小隐”区分的是晋代的王康琚，他有一首诗，名字叫《反招隐诗》，诗中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后来，唐代白居易又在一首诗中提出了“中隐”的说法，他的《中隐》诗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这样，“大隐”、“小隐”、“中隐”的说法就齐全了。
根据我们的研究，“大隐”、“小隐”这种观念应该产生于魏晋时期，而且与魏晋玄学有关。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玄风盛行，儒道互补，玄学家们流行以儒释道之风，即用儒家的观念去诠释道家的经典。当时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孔老高低的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与道家创始人老子，两个人都是圣人，但他们的境界到底谁高呢？魏晋时期，老庄思想盛行，老子地位大大提高，按说玄学家们作为道家人物，应该更推崇老子。但自汉武帝以来，孔子作为至高无上的圣人的地位已经确立，老子若是超过了孔子，那么，孔子的地位就会受损。所以，这是一个两难。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玄学们最终认为还是孔子的境界更高一些，原因是老子“有为”，而孔子“无为”，“有为”就不完善，只有“无为”才是真完善。老子一方面说“道可道，非常道”，但却说了五千言，这是自相矛盾；孔子则不同，他不仅“述而不作”，而且还“极高明而道中庸”，真正做了“无为而无不为”。
孔子周游列国，汲汲于事功，怎么能说是“无为”呢？魏晋玄学家所说的这个“无为”，并不是指身体或行为而言，而是指心灵而言。在他们看来，刻意地追求无为，实际上就是一种有为，无论是无为，还是有为，都是不圆满的。只有既能做到无为，又能做到有为，即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才是最高的境界。他们把有为归于身体或行为，把无为归于心灵，孔子这样的圣人，是外有为而内无为，真正达到了“无为无不为”，当然境界比老子高。西晋时期有一位玄学家叫郭象，他在注解《庄子》时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以上说法的一种最经典的表述。他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在他看来，圣人虽然日理万机，但内心永远清静，任何外在的琐事，都无法干扰其内心的清静。这样以来，从外在行为来看，圣人就是一位积极入世的儒家人物，而从内心来看，他又是一位永远保持清静的道家隐士，从而把儒道两家的圣人合而为一，创造出了一个更伟大、更圆满的圣人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儒、释、道三家都是这样，这就是重心而轻身。身、心两者比较起来，心永远比身重要，当然修心也重于修身。按照这样的一种理论，“隐”就可以分为“身隐”与“心隐”两种。所谓“身隐”，是指身体虽然躲进了人迹罕至、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但心里却不一定能获得清静，对于这样的隐士，我们可以称他为“身隐者”。所谓“心隐”，是指身体并没有躲藏起来，仍然在市朝，但心灵却达了清静的状态，世间的任何琐事都不足以打乱其心中的清静，对于这样的隐士，我们可以称他为“心隐者”。藉于心重于身的传统，所以人们认为，心隐者高于身隐者，心隐才是隐的最高境界，所以称之为“大隐”，相比之下，身隐就低于心隐，可以称之为“小隐”。这就是“大隐”、“小隐”这种说法的来历。
古隐与今隐
最近有消息说，陕西终南山兴起了隐居之风，有2000或5000人隐居在终南山。网上炒的很热闹，在此推动之下，隐士文化悄然成为了一种风尚。但我对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所怀疑。终南山是一个道教圣地，自古就有很多道士隐居于此，我也去过终南山，但并没有发现有那么多的隐士，只有一些佛、道教出家人住在山里。所以，我觉得这条新闻很可能是一种炒作，是为了发展旅游，或者为了推广养生文化，而刻意制造出来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终南山中真有那么多的隐者，他们也不可能是隐士，因为不符合中国传统隐士的标准。前面提到，隐士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士人，二是必须是隐者。以这两个条件来衡量，终南山中的隐居者，恐怕很难说他们是隐士。首先，他们大多不是士人。古代的士人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完全是，但差不多。今天我们可以扩大这个范围，不只是知识分子，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的人都可以算作是士人。那么，在终南山的隐居者中，有多少人受过高等教育，可以算得上是有文化的士人呢？可能有，但我想并不多。其次，隐士一般是终生隐居，并不是暂时的隐居。古代的“真隐”是一些终生隐居不仕的人，并不是在山上住几天、几个月就可以称隐士，若这样的话，全天下人都可以称隐士了。
除此之外，终南山中居住的佛、道教出家人或修行者算不算隐士呢？按古代隐士的意义，他们恐怕不能算。刚才提到，隐士是一些有才能、有智慧、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他们一般都是士人。而僧人与道士是出家人，是宗教信仰者，他们之所以隐居于终南山中，是教义的需要，是修行的需要，跟古代的隐士还是很不同的。他们只能被称为“隐修者”或“修行者”，而不能称为隐士，因为他们不是士，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古代很少有人称出家人为隐士，而是称他们为“隐者”。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隐士文化，不赞成隐居生活。相反，对于隐士生活，我个人非常向往，可能是因为研究道教的缘故，我总想脱离尘世的喧嚣，到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隐居，过一种真正的隐士生活。而且，我相信，有这种向往和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毕竟崇尚自然是人的天性。同样，我可以断言，不久的将来，隐士文化将兴起，成为一种真正的时尚。为什么这么说呢？
前面提到，隐士文化盛行的时代，往往是一个有问题的时代，可能是一个政治专制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士人的生存才会受到威胁，才会选择隐居，成为隐士。但我们当前的时代是一个盛世，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生活富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时代就没有问题，不仅有，而且问题还很严重。与以往不同的是，古人的问题往往是小范围的问题，小到一个区域，一个政权，乃至一个邦国，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全球性的问题。
表面看起来，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但实际上因为科技异化，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片面的社会，我们也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我们只充分享受到了物质的满足，但我们没有享受到精神的真正充实，而且我们在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享受着因此所带来的各种富贵疾病的拆磨，更严重的是还受到科技异化所带来的人类灾难的威胁。残留农药，转基因食品，制假造假，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空气污染，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核武器威胁；精神空虚，道德失控，理想缺失，生活压力等等，不仅使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急剧下降，而且地球时刻都有被彻底毁灭的危险。我们曾经试图，或许现在还一直在努力，通过科技发展与经济飞跃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最终带来的却是更大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疲倦了，绝望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会像古代的隐士们一样，选择逃避，隐居深山，返朴归真，过起最简单的生活。
因此，古代隐士与现代隐士最大的不同在于隐居的目的不同。假若说古代隐士隐居的目的在于“存身”和“适性”的话，现代隐士隐居的目的也有“存身”的层面，但意义不同，他们不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或战争灾害，而是为了躲避现代文明。除此之外，隐士文化在现代的兴起，还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人们对现行生活方式的深层思考，对一种更简单、更健康、更自然的存在境界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