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钮永建(1870～1965)，字惕生，又字孝直，号天心。上海县马桥镇俞塘人。
徐乐同(1888。8～1970)，又名桂八，字仰高。金山县松隐乡浩光村人。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9月，钮永建因组织拒俄义勇队遭清廷通缉，难以继续在日本留学，便潜回家乡马桥俞塘，以“紫冈学舍”的名义，招收本地有志青年学生，训练新式兵操，灌输革命思想，在家乡子弟中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松江、金山、奉贤县及浙江平湖等地的青年人也赶来参加，15岁的徐乐同与14岁的陆丕谟（字佑人，金山县钱圩人）等一起前去参加紫冈学舍学习，至次年初结束。
清廷通缉的风声越来越紧，连家乡也不是安身之地，钮永建只得远赴他乡。1904年初，赴武昌湖北武备学堂工作，无所展布。后又应邀担任广西龙州边防大营总文案兼边防教导团总理，以新军军官身份为掩护，与孙中山、黄兴等保持着密切联系。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10日后，徐乐同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读书，期间参加“乙巳（1905）同盟”。
此时，钮永建正借助广西这块地盘，竭尽全力培养军事人才。他四处召唤昔日好友、学生前来广西。徐乐同、陆丕谟等不远千里赶到龙州投奔钮永建，旋毕业于教导团及广西省陆军讲武堂，委充学兵营排长。
宣统三年(1911)10月，响应武昌起义，在钮永建组织下，徐乐同等50多人以两个火药包夺取了上海兵工厂。11月，钮永建主持松江军政分府，徐乐同、陆丕谟等协助举办干部养成所，任教官，徐乐同兼任弁目队队长。来自吴县的钱大钧（字慕尹）此时报考了松军干部学校，毕业后即担任弁目营班长。
民国2年(1913)7月18日，钮永建被任命为苏沪讨袁联军总司令，带领部队归附上海。徐乐同、陆丕谟等参加讨袁之役，皆身临战阵，义不返顾。倒袁失败后，徐乐同与钱大钧等于1914年初潜往日本，经钮永建介绍晋见孙中山先生，进入革命党在东京郊外创办的大森浩然庐学校，参加军政训练，亲聆孙中山教诲，并加入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
民国5年（1916），徐乐同回国，在江浙边境组织游击队开展讨袁斗争。袁世凯死后，徐乐同先后任浙江省保安队队长、警察厅督察等职。
民国6年（1917）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师。随后，孙中山电召钮永建南下襄助。钮永建便带领一批得力学生，奔赴广州革命大本营。
民国7年(1918)夏，钮永建任广东石井工厂督办，委陆丕谟为卫队总教练官并第一连连长。次年，徐乐同任广东大本营海军陆战队第一联队长，陆丕谟调充广东海军陆战队第一联队少校联副，旋任陆战队司令部参议。当年秋，陆丕谟奉命赴湖南跟随桂军团长刘梅乡，任该团弁目养成所所长，后转战广东，任旅参谋长、前敌总指挥。
徐乐同在珠江南岸作战受伤后，调任大元帅府副官。
民国10年（1921），陆丕谟在战斗中牺牲，时年仅31岁。
民国13年（1924）6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上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钮永建即在上海主持秘密招生，保荐了冷欣（1900～1987，字容庵，江苏兴化人）等一批苏浙沪地区的有志青年前去学习。徐乐同与钱大钧等奉派去军校筹备处工作。徐乐同任军校第一期特别官佐兼区队长，钱大钧为教官。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钮永建担任北伐军总参议，徐乐同任总司令部参事。
民国16年（1927）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钮永建出任国民政府首任秘书长，任命徐乐同为国民政府总务局交际科科长（掌政府普通交际及觐见首脑的来宾登记事项）。11月，钮永建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调徐乐同任宜兴县警察局长。次年，江苏省政府迁到镇江后，徐乐同为江苏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1930年9月，钮永建奉命接任行政院内政部长兼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徐乐同为立法院军委会军事专员。期间，徐乐同结婚生子。
不久，已60岁出头的钮永建辞去江苏省政府主席之职，把主要精力放在家乡创立俞塘民众教育馆。
民国22年（1933）11月，在全 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锴联合李济深等反蒋派势力，公开举起抗日反蒋旗帜。生性耿直的徐乐同与王绍鳌（字却尘，江苏吴江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黄介民（原名时至，时任司法院简任秘书）、刘文涛等组织“兄弟会”，召开“浦口会议”表示支持，结果获罪被开除党籍，遭拘禁50多天。后经陈铭枢和国民党中央监委邵力子等保释，才获自由。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钮永建于民国26年(1937)11月到达重庆，又兼任铨叙部部长。不久，徐乐同听说曾同在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的季方（江苏海门人）正在组织江苏地方抗日武装，忙四处寻找。可惜未能找到季方，他便携妻儿到重庆避难，投靠钮永建。钮永建及时安顿了他们全家的生活，让徐乐同暂留考试院担任文职官员。
民国27年(1938)，钮永建与徐乐同、钱大钧（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冷欣（时任陆军52师师长）等10名老部下在重庆上清寺陶园相聚，并合影留念，称他们为“十只老虎”。
徐乐同一心奔赴抗日前线。当年10月，他奉派只身返回家乡，组建金山县抗日政府，出任县长兼淞沪游击队第九支队长。历时三年，在钱圩、廊下、新庙、新仓等城镇一带开创南乡游击区，还流动于浙江平湖新庙等地（所部仅沈俊生大队，民国29年秋被日伪军击溃）。徐乐同对国民党江南办事处“除不了共产党，谈不到抗日”的指令采取消极抵制态度，因此“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官阮清源（化名阮亚承）以“抗战不力”为名，逼他交出县印和部队。此时，他又偏遇妻子不幸因患病去世之痛。他深受刺激，一度到平湖新仓道院出家。
抗战胜利后，年近60岁的徐乐同拒绝了时任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供其养老的复兴公园官邸别墅，隐居家乡。
民国36年(1947)4月7日，徐乐同当选为金山县第一届参议会会长。同年7月，参议会召开第二次大会后，他因体弱多病函需疗养而恳求辞职，拖至9月获准。为纪念抗日，他变卖族田和捐募资金，主持在松隐镇筹建“金山县抗日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纪念塔”（钮永建题），并自题“热血堆成纪念塔，忠魂化作自由花”一联。
新中国成立后，徐乐同在松隐镇工商联工作。他坚决支持子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土改工作队及赴大西北建设，并动员海外亲属回归祖国，曾在给子女的书信中，以“一生戎马，两袖清风，无愧于百姓，无愧于平生”总结自己的人生。1962年3月，徐乐同被作为反革命分子监督劳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遭到迫害，于1970年3月24日去世，享年82岁。1987年2月，经复查给予彻底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