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地处黄河之滨的菏泽，古称曹州，自古为黄河中下游的重镇，曾有“居天下之中”之说。此地处于华北平原的中心，东连齐鲁，西通周秦，北接燕赵，南控吴越，成为古代各种地域文化的交汇处，因此，这个地区虽谈不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却也以“风俗人民之阜饶，山川文物之灵异”称誉神州大地。千百年来，这块土地孕育了无数的风流人物：伊尹、魏相、卞壶之政略；吴起、孙膑、彭越、李劫之雄武；程咬金、黄巢、宋江之豪侠；庄子、刘晏之才智，皆为世人所称颂。到了近代，更是人才辈出，数不胜数。纵横山东几十年，声闻京华数千里的何思源就是其中的一个。
何思源字仙槎，乳名金鼎，1896年7月30日(古历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生于菏泽城里西当典街祖宅。其祖先为当地的官宦世家。先祖是闻名于时、遗绩于后的明代铁面御史何尔键。
何尔键字乾室，明万历己丑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奉命巡按宣大，“墨吏懦将望风解绶，一变因循积习”。后官至大理寺丞。何尔键虽任职在外，但多方惠及故乡父老，据记载：“捐学田，立义冢，周贫民，恤寒士，为德于乡甚多”。其子何应瑞，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李自成攻陷北京，何应瑞绝食而死。有子何觐、何远，何觐为康熙丁未进士，曾任内阁中书；何远不仕。兄弟二人皆工诗文。父子三代都被祀为乡贤。何觐子何永*，贡生，工诗善画，不求仕进。从此书香传家，绝少仕宦。后虽家道中落，但仍不失为菏泽的名门世家。
何思源的父亲何嵩山，字俊岭，号筱峰。母亲王氏。何嵩山承继先世家风，青年时代致力于读书仕进，光绪丙午(1906年)考中秀才，为优等廪生，曾为私塾先生，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世风影响，兼习医学。辛亥革命后曾在菏泽县署供事，因为人耿直，不善逢迎，遂辞职家居，以教书、行医为生。何思源山生时，家道进一步破落。何思源有两个姐姐，大姐早夭，二姐成人适曹县朱家，朱家原是大户，家道兴盛时有土地近千顷，可是二姐早年丧夫，守寡在家，经常回娘家居住，有一子名世禔，常随母居住。
何思源为何家独子。何思源的降生，给何家带来了欢喜与希望。因此，虽家道中落，其父仍极力供其读书，希其光大门庭，恢复旧业。何思源6岁入私塾，读五经四书，父亲课读在家。何思源资质聪慧，又深受家风熏染，勤奋好学，幼年除攻读经书外，喜爱在乡肆间听老人讲故事，尤爱听英雄侠义之事，如武松打虎、窦尔墩盗马等故事。7、8岁以后，识字渐多，开始阅读唱本小说，尤其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更是喜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民间小说文学可以说是我的‘基本功’。”何思源在幼年时还深受其祖母的影响。其祖母曾经历大家族破落的过程，把家道中兴的希望寄托在这位聪明好学的唯一的孙子身上，经常用督促孩子上进的儿歌和警语鼓励何思源，如“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万卷书，怎能伴君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何思源在祖母和父亲的督促与影响下，也确实刻苦攻读，勤奋向上，幼年时期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教育，打好了古文的根基。
菏泽地处平原，历经战乱之苦，人民群众长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地民众为了对付兵匪之患，常在春冬农闲季节组织起来，习武强身，久而久之，这个地区成为武术之乡，人们形成了尚武的风习。质朴、剽悍的民风深深感染着少年时代的何思源，他在私塾攻读诗书之余，常随乡人使枪弄棒，练武强身，渐渐养成了任侠尚义，正直豪迈的气质。他一生虽是文人秉赋，但也有强烈的侠义英发之气，不怕鬼，不信邪，重义尚节的品格经常有所显露。
何思源少年时期，全家主要靠房屋出租维持生活。据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回忆：仙槎哥家房子很宽阔。临街是四间大门面，可以开店铺。门面后面一个小院，有北房三间或四间。我的记忆里，这个前院是出租的，临街门面房开过绸缎店，开过中药铺。……四间门面房的东面，是仙槎哥家的大门。进大门也有一个小院，靠大门东边是一间南房，南房对面二门墙外还有一间东房，住着一位同族的哥哥，是个草市经纪(掌秤的)，门前街上就是草市。二门在前院北房后，二门里是仙槎家住的院子。五间大北房，东房三间，西房三间，东房南头一间是厨房。北房西头往后走，还有一个院，有棵大槐树，一间磨房。
从此段回忆文字来看，何思源祖宅院落齐整，房屋宽阔。但如果靠出租这些房屋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仍是入不敷出、十分拮据的。何思源就是在这种入不敷出的窘迫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何思源受父亲和祖母督促接受传统经学教育的时期，中国正经历着新旧变革的动荡，中国古老的封建文明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挑战。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中国这个所谓的天朝大国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挡不住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西方文化和中国维新思潮的夹击下，开始进行缓慢的变革，连封建势力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变革祖宗之法，废科举，设学堂，实行新式教育。此风迅速传布中华大地，何思源的家乡菏泽也开始创办新式学校，设立了中学堂和小学。
1910年，14岁的何思源正式考入新式的高级小学。由于何思源有家学渊源，又聪明好学，仅在高级小学学习半年，就考入了菏泽普通中学堂。传说何思源在入学考试时，因家里贫穷，衣服破旧，竟被主考误认为乞丐，然而在放榜时，何思源在数百名考生中，成绩名列第一。人一生的机遇，难得而易失，一个人的成才，除个人努力和家庭条件等诸因素外，在成长过程中得遇好的师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的师长不仅能传授知识，而且在关键时刻给予提挈，有时也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何思源一生的成就和品行就与他中学时期机遇有很大关系。何思源在中学时代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同时他也因此受到师长的器重和帮助，其中他中学期间的三位校长王鸿一、葛象一、丛禾生等都对他一生影响甚大。这三位校长的道德、品行、学识、风范都深深熏陶了何思源。
何思源考取的菏泽普通中学堂是老同盟会员、维新志士王鸿一先生创办的。王鸿一名朝俊，以字行世，今鄄城县刘楼村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回国。是同盟会北方活动的骨干分子。他回到家乡后认识到：要推翻满清政府，改革中国社会，必须推广新式教育，培养人才，开启民智。因此他在菏泽一方面宣传革命思想和科学知识，一方面兴建新式学校，先后创办了几所中小学，曾推动当时颇有新思想的曹州知府丁镗，于1903年7月筹办了鲁西南第一所新式中学——曹州官立中学堂。校址设在原曹州佩文书院(今菏泽地区第一轻工业局处)。1906年，大批留学生回国，在王鸿一的倡导和筹划下，又创办了曹州公立普通中学堂，由彭清岑任监督(校长)，留日学生朱增祺任坐办(总务)，校址设在江西会馆(现菏泽地区粮食局处)，该校也得到知府丁镗和曹州籍留日学生的广泛支持。开办之初，招收中学生和师范生各一个班，每班40名学生，何思源考取的是该校中学班。王鸿一后来曾亲自担任该校校长。为了使贫苦学生不因家贫失去读书的机会，王鸿一四处活动，募集了一笔钱，储存起来，利用利息设立了“助学贷金”，许多贫家子弟依靠这种资助得以完成学业，何思源就是其中的一个。
王鸿一一生品学兼修，政教双栖，志节高尚。何兹全先生曾这样评论王鸿一：我所听到的他是一个传奇式人物。菏泽人乃至鲁西人，一提到鸿一先生，没有人不称赞的。……谁人提到他，都是称“鸿一老师”。有雄才，有抱负，为人豪爽，侠士胸怀。打开鲁西落后蔽塞之门，使鲁西对外透透光，呼吸呼吸外面世界一点新鲜空气的，鸿一先生是第一人，他是我们那一带的圣人。辛亥革命前后，他创立并任普通中学堂校长，对学生进行新式教育，还把自己收集到的《民报》、《克复学报》、《邹容》等进步书刊散发给学生，供学生阅读，向学生传授新思想和爱国、救国的道理。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为开启民智，改变鲁西的贫穷落后积极奔走。何思源是他器重的学生，受他的指导和帮助最多。何思源从他那里初步接受了近代思想。同时王鸿一献身社会，追求进步，急公好义的风范也深刻影响了何思源。
1913年，官立中学堂和公立普通中学堂合并，统称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领导机构由监督制改为校长制，葛象一为校长，王鸿一改任校董，何思源又受到葛象一的关怀和帮助。葛象一名锡乾，与王鸿一关系在师友之间，品质高尚，知识渊博。在任校长期间，以忠诚负责自课，关心同学，对全校学生情况了如指掌。学生有过，宽严相济，设法让其改正。学生有疾，即延医治疗。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葛象一、王鸿一除向社会募集一部分钱设励学社外，又动员一些热心教育的老师从工资中捐献出来一部分，帮助同学。葛象一更是经常用自己的工资资助学生，而他本人有困难，对励学社毫不染指，他长子葛蕴芳考入北洋大学，自己供应有困难，多方设法，没有向学校借一分钱。
何思源在中学读书期间因家庭困难，无力继续上学，万不得已，中途停学，谋职业养家糊口，到济南当了新闻记者。葛象一得知后，认为何思源人才难得，多方设法把何思源找回，除了以励学社名义资助何思源外，又从自己薪金中拿出一部分钱帮助何思源，使何思源得以继续学习。何思源虽然耽误了几个月的学习时间，但由于他深知求学机会来之不易，更加勤奋，一个学期过后，学习又赶了上去，成绩仍然在全校名列前茅。何思源终生感念葛象一对自己的帮助和提携。1928年他就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特地把第一个月的全部工资800元寄给了葛象一先生，以报答先生早年对他的关怀，而葛象一分文未要，把800元钱全部捐给了学校，作为贫困学生的生活补助。此事在教育界广为流传，成为山东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1913年，官立中学堂和公立普通中学堂合并，但两校未移归一处，官立中学堂称为中学南部，公立普通中学堂称中学北部，各在原址。后曹州府署裁撤，北部迁入府署设校，1914年1月，才将中学南部移归北部，成为统一完整的学校，延续数十年，校址未变。同年7月又正式改为山东省立第六中学。葛象一辞去校长职务，自任学监，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南迁，葛象一才离校归家隐居。葛象一在校30多年，以校为家，视学生为子弟，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地位上下和酬劳多少。后来，校长和各处室主任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但他从不因此倨傲。他的’恬淡、谦和、任劳任怨的作风，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重，也深深影响了何思源。
菏泽六中正式定名后，德高望重的王鸿一再次出任校长，很快王鸿一调升山东省议会副议长，他临去推荐其留日同学丛禾生继任校长。丛禾生自1914年任六中校长，直到1926年担任山东大学高中部主任，共担任六中校长12年，是六中任期最长的校长。’丛禾生1914年7月担任六中校长，何思源则在这年冬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丛禾生与何思源师生关系仅半年，但由于这半年是何思源一生的重要转折时期，而丛禾生对他的提挈和帮助对他升入北京大学起了关键作用，因此，丛禾生的品质和作风也对何思源有深刻的影响。
丛禾生，山东文登人，出身教育世家，祖先八代连续从事教育。丛禾生1902年以廪生资格参加乡试未中，遂考入济南省立师范学堂，次年官费留日，曾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任省视学。辛亥革命爆发，丛禾生与在济同盟会员四处奔走，积极响应，与王鸿一成为知交。丛禾生一生放弃了许多做官从政的机会，投身于教育，1914年受王鸿一邀请出任六中校长。他既热心教育，又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接掌六中后，全部身心都投入在六中，殚思竭虑，苦心经营，使六中的规模、教育质量都得以迅速提高。丛禾生为帮助贫困学生，进一步改造和完善了励学社，扩大学生贷学金制度，对励学社的资金除积极向社会募捐外，还提倡学校教职员各尽所能地捐献，自己以身作则，将自己每月薪俸的四分之一存入励学社。而实际上他负担很重，父母、妻子儿女在济南租房居住，生活十分简陋，他为了节省路费，去济南探望父母，往返近千里，从不坐汽车，而是自带干粮步行。日常生活更是简朴，一年到头脚穿一双步鞋，身着一件布袍，单人吃教工灶。他的行为得到教育界同仁的广泛称赞，在鲁西南民众中有“丛圣人”的美誉，当时教育界人士赞颂说：“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见。”他自行俭约，但对学生困难却慷慨解囊，何思源中学毕业时，无力继续上学，丛禾生得知后给予无私帮助。何思源直到晚年还十分感念丛禾生对自己的帮助，他说：我于1914年冬中学毕业，家庭生活困难，本来不能升学，但是辛亥革命后，山东教育局规定了各县发放“助学贷金”的办法，我依靠每年贷金100元和校长丛禾生先生每年帮助100元，就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出类拔萃的学生，受师长爱护多，对师长的品行了解得也清楚，其感受也最深，他许多思想观念的形成以及在山东教育方面的建树都与他中学时期师长有密切关系。直到数十年后，何思源每谈起中学时期的师长，尤其是王鸿一、葛象一、丛禾生等人，仍辄称“恩师”而不名。丛禾生1926年调山东大学任高中部主任。1927年因不满张宗昌兼山东大学校长，愤而辞职，又回到了菏泽六中任教师多年，直到1937年底因日军入侵，六中南迁，丛禾生才离开学校。何思源任山东教育厅长期间，始终不忘丛禾生对自己的照顾和在六中的功绩。1937年5月，何思源特地倡议在六中校园为丛禾生等4人立碑纪念，碑文介绍了丛禾生生平和在六中的政绩，反映了何思源对师长的尊敬和怀念。
六中及其前身公立普通中学堂的师长很多是思想进步的学者，教育目的明确，他们公开声明其办学：“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兼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的预为宗旨。”规定的校训是“勤劳俭朴，信义忠诚”。这种教育宗旨很明显就是使学声，德，智，体全面发展。再加上这些人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在课程设置上坚持中西结合，洋为中用，实行了科学的分类：主课除中文等基础课外，又设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日语，英语等。并且特别注重聘请品学兼优，学有专长的教师，例如日语，英语，王鸿一特地聘请日籍同学丰田孤寒担任。因此何思源在这4年中学到了比较系统的各科基础知识。另外，为了便于学生学习，学校还尽力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建置必备的学习设施。在学校，每个同学都可以有四个学习的场所。一是四人一间的宿舍，中间放一张大桌子，四个凳子，学生可以在宿舍学习；二是六人一间的自修室，一张长桌六个抽屉，六个凳子，窗下放一张条桌，方便学生摆茶具，门旁一只书桌，让学生放个人藏书；三是教室，学生每人一个固定座位，对号入座：四是饭厅，八人一桌，方桌四边放四条黑漆板凳，每条可坐两人，也可以学习。另外还有音乐教室，理化实验室，生物解剖室，标本室等。学校有丰富的藏书，供学生借读，这种优越的学习环境为何思源及广大同学刻苦攻读创造了条件。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学校还经常举行各门学科的研讨会，组织了一些很少学校组织的心学会、励农会等，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初步的学术研究的能力，并且使学生能够劳逸结合，生活丰富多彩。学校领导为了促使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让学生组织自治团。团训是“忍苦耐劳，习勤养勇”，团内设篮球队、排球队、网球队、体操队、武术队，一周内有5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锻炼身体，有一天进行劳动。从农历十一月开始，全体学生每天早晨进行长跑锻炼。校长丛禾生为了鼓励学生志气，不但亲自坚持带队长跑，而且特地糊两个大红灯笼：一个上面写着“五十岁的青年”，自己挑着跑在队伍的前面；另一个上面写着“自强不息”’交给集合最快，跑得最整齐的一个队。何思源自幼喜爱使枪弄棒和体育活动，因而也是体育 锻炼中的积极分子。由于菏泽六中一贯重视学生素质的培养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坚持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成为北方有名的一所中学。
1935年菏泽六中编辑《山东省立六中一览》一书，身为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亲自为之作序，在序文中他骄傲而略为感慨地写道：“长江以北能与之相颉颃的学校，只有保定的育德中学，北京的师大附中。以学校为单位，每年每次升学人数与考取人数之比率，在长江以北各中学中，我们的学校占第一位。”考察六中毕业生升学比例，何思源此言并没有夸张，以1919年为例：六中两个班共56人，考入大学者33人，而考取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者就达18人，占整个升学人数的三分之一。被誉为江北第一，实在是当之无愧。
何思源在六中学习4年，正是他14岁到18岁这个年龄段，是他由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时期，也是他身心趋向成熟的时期，就他一生来说，菏泽六中求学的4年是他成长的摇篮，这期间他不仅获得了基础知识，身心也得到了培养，除了接受科学知识外，他受益还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系统接受了爱国的思想教育，初步形成了民族意识。创办普通中学堂的王鸿一、葛象一等人首先是革命者，反清志士，他们创办学校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学校办成民族复兴基地，把学生培养成兴国安邦之士。所聘请的老师多是革命志士，如日籍教师丰田孤寒，就是日本社会党幸德秋水派的革命者，他以不分国际界限传播革命思想为宗旨，在菏泽工作5年，帮助中国进行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又到菏泽教书。平时六中师长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的民族教育，尤其是王鸿一、丛禾生，曾亲自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聆听中山先生的教诲，以复兴国家为己任，把学生视为振兴国家的希望。丛禾生给学生讲历史，每讲国耻史实，常痛哭流涕，对学生感召至深，何思源亲眼目睹了这些人的革命活动，聆听了他们的教诲，逐步形成了忧国忧民、反帝爱国的思想意识，他一生追求进步，痛恨帝国主义侵略，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与他这个时期接受的教育有密切关系。
其二，受到初步的职业道德教育。菏泽六中及其前身的创立者和广大师长都是品学兼优的学者，他们都有献身教育、振兴国家的志向，对教学尽心尽责，任劳任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学生关心爱护，视若子弟，宽严相济，尤其是对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更是尽量提供方便，慷慨相助，许多贫家子弟都身受其惠。何思源便是由于得到师长的无私帮助才得以完成学业、继续深造的。这对何思源以后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有深刻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何思源视野的开扩，他认识到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民众的素质，使广大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把他早年受到师长的教诲提高到了理论认识。因此他任山东教育厅长期间，多方设法，扩大教育规模，提倡求生教育，支持梁漱溟等人从事政教合一的乡村建设，这种教育实践和教育方式与他在六中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其三，何思源在菏泽中学学习期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又通过六中的纽带联络了一批新秀，成为他以后主持山东教育时期的骨干力量，其中最主要的有王近信、张含英、杨展云、杜光埙、刘道元等人。在这里有必要略作表述。王近信字子愚，与何思源同乡，中学、大学皆为同学，1919年受王鸿一资助，私费与何思源赴美留学，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开封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何思源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王近信担任了秘书主任，对何思源多所赞助。张含英字华甫，与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前后届同学，北京大学同学，曾留学美国，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科硕士，归国后任青岛大学工科主任，教授，何思源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时，张含英任教育厅科长，后来成为黄河水利专家，解放后曾任水电部副部长。刘道元，山东曹县人，在菏泽六中读书时稍晚于何思源，毕业后考取北京大学经济系，何思源任教育厅长，刘道元任秘书，后升为秘书主任，是何思源的得力助手，1942年，何思源改任民政厅长，经何思源推荐，刘道元接任了教育厅长。何思源后来任山东省主席，刘道元一直为政务厅长。另外，杜光埙、杨展云也都是六中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大学，然后赴美国留学，何思源任教育厅长时，他们分别任科长。何思源主持山东教育，这些人都曾经协助他工作。由于他们都曾受过六中学风的熏陶，接受了高等教育，比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具有新思想。在何思源的领导下，他们积极开拓，勤奋工作，帮助何思源制定教育法规，整顿教育机构，扩大教育规模，实施新的教育方针，在山东形成了一个新的教育中心。20世纪20～30年代山东教育能迅速而健康地发展，这些人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虽然，何思源因此而受到各种势力的攻击，说他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但由于这些人有真才实学，又受菏泽中学时代师长影响，工作勤奋，为政清廉，他们这一派始终没有被政敌攻倒、整垮，何思源在晚年曾颇为骄傲地回忆此事说：他们以丁惟汾为后台，拉帮结伙，向南京教育部请愿，大骂我是“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系统的学阀。他们的大本营设在山东，招兵买马，各处搜集我的材料，但一无所得。有两位曾参加过反对我的人后来对我说：“你可以自慰了，他们发现你是个清白的人，不贪污，找不到证据，你是个硬干的，不怕斗。学历太高，目前无人能代替。”……无论他们怎样闹，山东的教育大权始终掌握在我手里。经过六任主席，最后还是以我为主。他们说我用人以六中，北大，哥伦比亚为准，这正说明山东教育班子硬，推不倒，只好骂骂出气而已。
何思源在菏泽六中的同学，成为他主持山东教育的基本力量，这固然与各种条件有关系，但六中的教育方式和对学生的正确培养应该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何思源在菏泽六中学习4年，受益甚多，但也给六中留下了许多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为六中树立了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的榜样。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六中师长教育学生都以何思源作为典范，勉励学生，因为何思源六中毕业随即考取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没有毕业又考取官费留美，曾在极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因此，“六中、北大、哥伦比亚”便成为以后六中学生追求的目标和教师勉励学生的警语。何思源在六中开了一代学风，树立了奋力进取，救世报国的典范，其遗风惠泽数代学子，这不能不说是何思源——生应该值得骄傲的一点。
1915年5月，何思源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于是他辞别了故乡，从偏僻落后的鲁西南进入了当时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古都北京。对何思源来说，从菏泽到北京，绝不仅仅是学习环境的转变．从某种意义说，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这种转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他虽然在菏泽六中学习4年，但只是接受了基础教育，而考入北京大学才真正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广泛接触各种思想学说，通过认真学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二，由于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他从此有机会开始广泛地了解社会，体验人生，接受社会的陶冶，而这一切为他以后的社会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何思源入学之际，正是北京大学校政腐败、暮气深沉的时期。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是中国最古老的一所大学堂。起初称京师大学堂，后改为北京大学，在民国初年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学校设文、理、法、工科和预科，但学校管理混乱，学生成份复杂。许多学生入学不是为学习知识，而是作为升官的阶梯，其中学生年龄差别相当大，有些是科举中了秀才举人的，这些人多数思想守旧，封建意识浓厚，有些是封建官僚子弟，生活奢侈腐化，挥金如土，他们一年要挥霍几千块银元，甚至入学携带侍候的仆人，平时不认真学习，热衷于吃花酒，打麻将，听京戏，捧名角，对学习知识，研究学问不感兴趣，对学有专长，专门研究学问的教师也不欢迎，而对在学校兼课的官员则极力奉承，希图在毕业后借助师生关系获得一官半职。因而许多教师也不认真教课。而何思源身处这样的环境，仍奋发向上，一入学就努力拼搏，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北大几年确实很用功，看了些原文哲学史、哲学通论和各国当代哲学著作。”
何思源学习勤奋与他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有密切关系。何思源考取的是北京大学预科，而预科与本科在当时课程并不衔接，有相对的独立性。预科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学馆”，特别注重外文，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能看外文原著，能听外语讲课，而何思源在中学期间外语学的少，基础较差，要在短期内精通外文，阅读外文原著，这对何思源来说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迫使他格外用功，补习外语。同时预科也分专业，功课紧，纪律严。何思源既要学外语，又要学习专业知识，学习环境逼迫他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新知识，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何思源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靠师长和亲友资助才有机会升入大学，不仅官僚子弟的纨绔习气与他无缘，就是一般学生的消极颓废、混文凭的思想也丝毫没有沾染。相反，中学时代师长的教诲和期望，自己的志向和对新知识的渴求使何思源在新的环境中进行奋力拼搏。
何思源为了摆脱北京大学当时沉暮气氛的干扰，一心扑在学习上，实现有所作为、成就一番事业的志向，他特地在自己宿舍的墙壁上用毛笔写了两个条幅，一是“大行，君子自强不息”，一是“必忠必信，有为有守”，用以警诫和激励自己。平时除认真学习专业课以外，其余时间全部用在攻读外语方面，在很短时间内外语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这期间，何思源在学习方面所表现的毅力和刻苦精神深为同学钦佩，再加上何思源作风朴实，乐于助人，有一副侠义心肠，赢得同学们的广泛尊重。到第三年级时他被选为班长，成为大家所信赖的人物。
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现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他决心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整顿，把这所暮气沉沉的旧式大学办成新式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为国家培养医国救民改革社会的有用人才，改变过去北京大学学生视就学为做官的封建意识。蔡元培到校的第一次演说中就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办学宗旨，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指明了学校以后培养人才的目标。为了贯彻新的教育方针，蔡元培对校领导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建立了一系列的新机构，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主要是：一、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从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举产生，校长是评议会的当然议长，负责召集评议会。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需评议会通过。二、设行政会议，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和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行政会议是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评议会决定的事项，一般交行政会议实施。三、设立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这种领导体制的改革，贯彻了教授治校和教学民主原则。这对于加强学校管理，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推动北京大学向近代新型大学的转变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引进人才，改革学风奠定了基础。在学校体制改革的同时，蔡元培先生又致力于学校风气的改革，培养学术研究空气，积极引用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到学校任教。为了打破学校传统的学风和师生浓厚的封建意识，制造学校的新风气，培养学生的新思想，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他强调：“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它们自由发展。”为了打破北京大学旧有的沉重的暮气，他积极罗致新型人才。他到校不到10天，便聘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并把当时开一代世风的《新青年》杂志也迁到了北京大学，又聘请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历史学教授，还聘请了鲁迅兄弟、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等到北大任教，同时又罗致了一批刚在国外学成归国的新型学者，如胡适、李四光等人到校任教，北京大学一时成为新式人才的荟聚之地。为了树立学术研究的风气，蔡元培也注意罗致了一些国学根底深厚的传统学者，著名的经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继续留在北大任教，研究和传授传统国学。这样，新旧学者集聚北大，迅速开创了北大互相激荡、共同发展的一代学风。北京大学新学风的开创，对何思源来说，简直是鱼儿进了大海，蜜蜂进了百花园，本来他这时已经是预科三年级的学生，外语和各科知识有了相当的根基，对各种思想学说有了大体了解，同时对学习和研究培养起来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就成了他广泛涉猎并向纵深发展的动力，他渴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指点，所以真正实践了蔡元培先生兼收并蓄的思想，再加上他此时担任学生班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师长，也为他学习各种新知识创造了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说：“预科第三年时我是学生班长，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文学院长）陈独秀、图书馆长李大钊等人接触较多。我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既听过刘师培、黄侃的‘国故’，也听过梁漱溟的佛学和孔学。但我既不主张共产，也不赞成复古，对佛学更无兴趣，我只是从爱国主义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
有比较才有选择，何思源到北大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重时期，国内是北洋政府统治，其腐朽性和反动性已充分暴露：对内严厉镇压人民，对外讨好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1915年，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与日本签定了出卖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帝国主义则利用北洋政府的腐败，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占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更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它利用与中国隔海相邻的有利条件，用各种手段侵略中国，妄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在袁世凯死后，加紧与段祺瑞勾结，以支持段棋瑞维持北洋政府为条件，控制了中国的东北和山东。日本试图占领中国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北洋军阀的腐败卖国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也激励一代知识青年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思想情操，何思源就是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小的代表，他的思想核心是寻求祖国富强的道路，而他所接触的各种思想学说中，他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正是祖国走向富强所应当学习和效法的。因此他的努力方向和社会活动的主旨迅速向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学说靠拢，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学说，并开始翻译和传播这种思想学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金钱之功用及罪恶》就是一例。《金钱之功用与罪恶》登载于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3卷2号上。此文目前看来，是何思源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虽是翻译英国斯迈尔斯的著作，但有强烈的针对性。这个时期正是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三个月，开始对学校进行全面整顿，整顿的内容之一是转变学生学风和思想观念。当时由于学生有些是官僚于弟和封建世家子弟，他们生活奢侈淫糜，作风腐败颓废，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而是吃喝玩乐。有些人甚至投机钻营，为非作歹，依仗家庭有钱有势，挥金如土。何思源的文章是针对这种学风提出的批评。文章一开始就强调：金钱是检验人思想优劣的法宝。他说：“欲观人之智慧，先察其金钱之操纵考其所得之源。与夫保存费用之道，皆所以验人经历知识之善法也。”为了警诫世人，不迷信金钱，不追求物质享受，何思源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有了知识就能处理个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他说，“当夫改革时期。愤发志趣为利人利己之谋者，唯能使人崇拜之，颂扬之，而所以得此正当之志趣，不至迷误者，因有学识，有学识然后有自尊之观念，良知之本能。凡坚忍保守之美德，皆由是成矣。智者深思明鉴，不限于目前，将远及乎未来，故能节私去欲，以宏大其能力。”这里很明显，何思源实际上是在劝人努力学习知识，提高自制能力，妥善处理利与欲的关系。他深切地警告那些贪图目前享受，不作长远打算的人说：“夫人惟目前日腹是谋，不计未来之需者，势必甘居下流、仰人鼻息，己不自尊而人亦不尊之。既无蓄积之能力，将来身家之冻饿，惟有嗟叹而已，当此生活竞争时代，彼辈固在淘汰之列也。……既不量力自谋，又复不顾及他人，迨身败名裂之时始知金钱之本用，盖已迟矣。天然趋势，纨绔子不能不流于下贱也。”从某个角度说，这是对那些无所事事，只知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的当头棒喝，促使他们猛醒，浪子回头。何思源在译文的最后一段则是揭示一种社会的规律：卑贱者最聪明，富贵者多愚蠢。他说：“金钱之势力，多为人所尊崇，而不知世界伟业巨工，多不成于富人，而出于寒士。耶稣教之布满全球，皆由贫民之力，文学家、技术家、发明家率出于中产。亲为操作，躬身劳动，故能此耳。而富贵则事业之阻碍，社会之蠹虫也。”可以看出，仰思源此文的目的十分明显，一是警诫那些追求金钱，贪图一时快乐。；迷恋奢侈淫糜生活方式的人，尤其是对北京大学学生误入歧途者的警诫。二是劝告人们要自重自强，艰苦奋斗。其结论既是劝人，也是自励。何思源此篇处女作正是他当时人生观的写照。何思源自己曾回忆说：“我居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有思想意义的英汉对照文章《金钱的崇拜》。”从文风上看，此文不可能是西方人的原著，很可能是何思源在原著缩写后又翻译出来的。
何思源在北大学习十分刻苦，功夫不负有心人，进步也十分显著。以外语为例，他入学两年，就能翻译英文原著，并且还学了法文。其专业成绩也名列前茅。但何思源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的书呆子，他不但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还积极投身首先在北大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其中积极参与“新潮”社的活动就是一例。由于蔡元培的提倡和推动，北京大学迅速成为各种思想学说传播的中心。各种思想学说的代表人物为了扩大影响，纷纷组织团体，并创办刊物。一时之间，各种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产生，除开风气之先的《新青年》外，宣扬新思想新理论的主要有《新潮》、《新文学》、《国民杂志》、《每周评论》等。此外，也有宣扬传统文化，宏扬国粹，坚持守旧的刊物，如《国故》、《论衡》等。各种刊物除宣扬各自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主张外，还彼此之间进行论辩和笔战。1919年3月，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对北京大学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攻击，在《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先生的公开信，攻击北京大学宣扬新文化“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污蔑写白话文乃“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咒骂新文化的宣传是“人头畜鸣”，狂妄地表示要拼其残年，维护传统的封建道德。蔡元培对林纾的攻击进行了反驳，鲜明地支持和维护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于3月18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并同时发表了林纾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蔡元培在复信中对林纾进行了批驳，进一步阐述了办学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指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只要所授课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听其“自由发展”。4月1日，此期日刊出版后，人们争相购买—o何思源买到后仔细阅读，大受震动。他自己回忆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可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和檄文，是新旧思想激烈斗争的表现，这种思想的解放，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以及‘六三’全国工学商大罢工等爱国运动的伟大开端卜…•蔡校长的办学方针和教育主张正符合我的思想要求，我从民间小说文学得来的‘基本功’正是‘行用土语’的文字。我的思想解放了，胆子也大了。”从此，何思源开始用白话文写作，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其思想和行动也迅速和宣扬新思想学说的团体结合在了一起。当时，最激进影响最大的学生团体是新潮社。它成立于1918年12月，为了扩大影响，宣扬自己的社会主张，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该杂志在当时被誉为是继《新青年》杂志之后第二个提倡新文化运动最富有号召力的刊物，也有人认为：“《新潮》比《新青年》更有内容。”无论怎样评说，《新潮》杂志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刊物。
新潮社的发起者是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人。而何思源是《新潮》最早的成员，也是《新潮》杂志最积极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何思源积极参加新潮社的活动，一方面是因为他与新潮社发起者的思想观点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傅斯年等人关系密切。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何思源与他是鲁西小同乡，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
傅斯年也出身书香世家，其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第一科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其家庭从此历代官宦不绝。傅斯年祖父是拔贡，父亲是举人，傅斯年自幼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14岁由于父亲的学生侯埏爽的帮助，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比何思源早两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由于功底深厚，才智过人，很得师长推重，是北京大学的活跃分子。何思源与傅斯年专业相近，又是同乡，并且年龄相同，此时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18年12月，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组织了《新潮社》，并创办了《新潮》杂志。他们公开宣称：《新潮》杂志的宗旨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这种宗旨符合何思源当时的思想倾向，于是他积极撰稿，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介绍新思想，评论各种思想学说。《新潮》杂志原计划每年发刊10期，每5期为一卷。实际上，该杂志共存在三年零二个月，出版12期；其中傅斯年撰稿最多，共发表44篇。罗家伦次之，发表36篇。何思源与俞平伯、康白情又次之，都在10篇左右，何思源共在上面发表9篇。《新潮》杂志于1916年1月创刊。何思源在这年的秋天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在这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在《新潮》上发表了2篇文章，一篇是《思想的真意》，发表在1卷4号上，一篇是《近世哲学的新方法》，发表在2卷l号上。其他7篇都是出国留学期间撰写寄给《新潮》杂志发表的。何思源除参加新潮社活动，为《新潮》杂志撰写文章外，还积极写文章投给其他宣扬新思想的刊物。何思源本人回忆说，他在国内这一段时间共发表9篇文章。其中除《金钱之功用及罪恶》发表在《新青年》杂志外，还撰写了《新唯实主义》，发表在《新文学》刊物上。这些文章清楚地表明了何思源这个时期的思想倾向。
何思源在北大预科时，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哲学名著，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有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新潮》杂志上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都是有关哲学方面的。他在《思想的真意》中对人思想的形成，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真理的标准等问题，对国外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介绍，并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认识。他认为思想有四项必要的条件；(一)思想是适应人生的。(二)思想是“行之始”，也是“行之终”。(三)思想是活动的，进化的，有创造性的。(四)思想的活动是承前启后的，不断的，有统续的。他对思想的四项必要条件分别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思想适应人生就是与客观世界相适应。他说：“人的思想是身体机能的一部，机能的动作都脱不了生物学的公例，就是我们的生活处处要适应于内外的境况，若是不然，一定归于天演淘汰。”他举例说：“思想的适应，和手足的适应一样，手足的就利避害和行为的去害就善也是一样的作用。手足的适应，在求机体的保存；思想的适应，在求人生目的实现。”在这里，何思源强调的是，人的思想是对外界的反映，不能脱离外界而凭空产生，并且反映要去伪存真，而这又是达到人生目的的前提。他在思想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在解释思想是“行之始”也是“行之终”时，对思想与真理的关系进行了这样的论证：“思想既是为的人生，他造出来的学问，如哲学科学等，又岂能抽象玄妙和人生绝无关系呢?世界是人住的，学问是求世界的真理的；世界比就道路，没有没人走的道路也没有不能实行的真理。……我们研究学问，寻求真理，不是拿着真理的自身当做最终的目的，得到了就完了事；乃是拿他当做处世的方法和行为的手段。……要知道真理的‘真’字是实事造成的，过去的事实才是他的证据。然而事实是行为的结果，所以行为就是真理的应用，也就是他可以为真的铁证。总而言之：是真理不是真理，全看他在实际上的效果如何而定。”在这里，何思源把思想与客观外界的关系说得相当明确了，就是人的思想就是对外界的反映，正确的反映就是真理，是否是真理，就看实践的结果。何思源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在(三)(四)两点中又阐述了思想的进一步辩证发展。他在“思想是活动的进化的有创造性的”一部分强调了“真理与事实相激相荡”的关系，他说：“真理出于事实，又入于事实，事实表现真理，又创造真理了。”在“思想的活动是承前启后的，是一系不断的，是有统续的”一部分中强调：“真理的发展是链锁式的，也承前，也启后。今天的真理，对于昨天的真理是子孙，对于明天的真理是父母。今天的真理由于以前真理的混合改定而生，他自己的混合改定又生出来以后的真理。总而言之，思想的变化是改换旧有的真理，而求其适应于现在的新境况。但这改换的程度以恰当为妙，而适应的功用越大越好。”总的来说，何思源对思想的解释与阐述基本上是继承了美国著名哲学家詹姆士的思想观点，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以上所说不是‘自我作古’，这文取材于詹姆士的实际主义，Wm．James—Pragmatism和马芬的现代思潮趋势W．丁．MarvinPresentPhilosophioalTendenc~s的地方最多，能直接看西文书的，还希望大家仔细研究，这文不过举其大义罢了。”但在具体表述上却更接近中国传统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况且在当时介绍西方比较先进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对于反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意识，开拓人们的思想和启迪人们对外来文化的兴趣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何思源在《近世哲学的新方法》一文中对世界的哲学发展与进步，哲学与各门科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和介绍。他认为：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哲学的发展，促使人们注重“亲知”，他说：“近世科学的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不只实验的‘外范’扩充，而且实验的‘内涵’也是加长。天文学、算学、力学、生物学发现于十七世纪，化学、地质学、植物学发现于十八世纪；……到了今日，物理学中又有电学，磁学，光学，热学；生物学中，又有种系学，形态学，解剖学等尸…•各种学问，愈趋愈妙，愈求愈精，这都是科学的内涵加多。今日欧美的学者，年年都有进步，天天都有发明，举这几个名字，不过表明实验学问的进步，作个例子罢了，说不上概括全体。各种学问，日趋实际上的讲求；哲学既是学问的一部，自然也是脱不了这个潮流的影响；所以近世哲学也有两大趋向：第一就是趋重科学的，及实验的；第二是归本常识，注重‘亲知’。”何思源对两大趋向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最后总结说：哲学的两种趋向“是今日哲学所有的趋向；必得循这两个趋向进行，才能是实效的哲学，才是立在确实根基，不受那云雾的遮蔽。然而这实效的哲学，不是凭空就可以做到；必得有他的所以做实效的方法，这方法是什么呢?这方法就是发生法，生物学法和社会学法——即历史法。”何思源对这几种方法也进行了详细解释。最后何思源用中国语言给哲学下一个新的定义：“哲学是思想的努力，以科学的方法，从根本上着想；综合各种学问的结果，想求一个世界的根本原理，发明人生的真正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