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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几本书，知道了一些人或事，作文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字句中表现出来。这种做派，往好里说是知识渊博，引经据典，自嘲或者被嘲的说法，就是知识堆积、獭祭鱼、掉书袋了。
何谓獭祭鱼？獭祭鱼又称獭祭，最早出现于《礼记·月令》：“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獭是一种喜欢吃鱼的动物，在惊蛰时节，经常将所捕到的鱼摆在岸上，古人觉得这情形很象是陈列祭祀的供品，所以就称为獭祭鱼或獭祭。后来，有人用獭祭鱼来比喻写作上的喜欢翻书用典。宋人吴炯《五总志》、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都记载，李商隐作诗文时，常常把许多书本摊开，就象獭摆放鱼的样子，因此人称“獭祭鱼”。按照今人陆宗达、王宁《古汉语词义答问·说“祭”字》，“祭”的本义应是“残杀”。獭性残酷，吃鱼时往往只吃一两口就扔掉，捕鱼能力又强，所以每次扔掉许多吃剩的鱼。这样，獭祭实指截取故实、堆积残余的意思。
掉书袋又如何理解？掉书袋，也称调文袋，掉是摇动、摆弄的意思，掉书袋是指说话或作文好引经据典、卖弄学问。凡说话、文章中引用表示过去之等方面的史实或语言文字，即称用典。据《南唐书·彭利用传》载：南唐士人彭利用对家人稚子，下逮奴隶，言必据书史，断言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二
掉书袋不仅是学识的一种标志，也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现象。中国那么悠久的历史和广大的地域，那么丰富多样的人和事、山和水、草木和鸟兽，中国的文字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原则构成，这以往的一切怎能不在象形、指事的汉字中传承和展示？在思考和写作中，汉语言实际上处处渲染着旧时的花香月色，遗传着旧时的言谈举止，包含着丰富多样的文化信息。所以，摆出的鱼，搬弄的书，大致都是为了寻章摘句，引经据典。汉语想截断历史，开辟新天，很难。由此，说新不如述旧，掉书袋就具有了许多的语言上的便利和功用。
可引前人之言或事，使论之有据，言之有理。在继承与革新上，尽管王安石坦承“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但保守或主流的还是司马光的意见：“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既然如此，掉书袋可以替代思考和创新，减轻自己的负担。似乎古人说了做了，后人就理直气壮，就不必再费心耗神了。何况，就算想说想做，往往也做不好。取巧的，还可以救济思想的浅陋，掩饰才气的不足。既然如此，何不多囤积前人的陈货，需用时再一件件拿出来？
其实，宋人的许多著作，如《涑水纪事》、《闻见后录》、《都城纪胜》、《夷坚志》、《武林旧事》、《浩然斋雅谈》、《醉翁谈录》等书，大都是用笔抄下来的，名副其实的“笔记”。现代的周作人之辈，也往往以读书笔记的形式，通篇摘引古书洋文，但加上自己的开头、引文间的连缀点染和结尾，就成为自己的东西。与其说一种巧妙的创造，毋宁说是一种高级的搬运。
可借古喻今，借题发挥。言语或诗文中有不便直接述说者，可通过引用比况，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如此曲折婉转，似乎就出了心中之郁闷或恶气。这方面，唐之王维、杜甫、韩愈、李商隐、温庭筠，宋之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等一大批诗人词家都是用典高手。黄庭坚说杜甫诗无一字无出处，他于此道更是亦步亦趋。有清以来，文网密而不漏，高压之下，读书人有话偷着、反着、换着说，这或许也是清朝词之体裁再度兴起、考据之学大兴其道的重要原因。
可含蓄精练，委屈微妙，减少词语的繁冗累赘。典故是长期沿用、众所周知的材料，读者容易联想，用典就可做到以少见多，含蓄有味，生动形象，以较少的字词传达丰富的信息。同时，用典可收到文辞典丽，文体优美，声调和谐，对仗工整等功效。
周邦彦《满江红》上片：“昼日移阴，揽衣起，香帷睡足。临宝鉴、绿云撩乱，未忺妆束。蝶粉蜂黄都褪了，枕痕一线红生肉。背画栏、脉脉悄无言，寻棋局。”作者写女子别后思念，宛转缠绵，情见乎辞。此前宋子京《蝶恋花》亦有“远梦无端欢又散，泪落胭脂，界破蜂黄浅”等语。蝶粉蜂黄一般指女子体貌、妆容，如李商隐《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有“何处拂胸资蝶粉，几时涂额藉蜂黄”。而罗大经《鹤林玉露》引杨万里之子杨东山（长孺）言，《道藏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周邦彦正用此典。如此，蝶粉蜂黄亦为生物现象，用之未免亵谑。
三
书读多了，并不一定掉书袋。但只有读了书，积攒了一些陈货，甚至成为两脚书橱，才能够、也忍不住引经据典，掉掉书袋。
掉书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用“典”，典是典册、书籍之意，使用古旧书籍特别是经典书籍中的词语，如四书五经、楚辞汉赋、史记汉书中的词语，这是“语典”。二是用“故”，故是故实、旧事之意，如尚书诗经、春秋左传中的故实遗闻，这是“事典”。当然，语典与事典密不可分，因为任何人、事、地、物等故实，都要通过字、词、句等语言形式表达，语典中的名词、成语往往就是对事典的描述，用语典往往也是用事典。
书袋如何掉，或者典如何用？元代陈绎曾《文说》把事典的用法分成正用、反用、借用、暗用、对用、扳用、比用、倒用、泛用等九种，明代高琦、吴守素《文章一贯》进一步把事典的用法分为正用、历用、列用、衍用、援用、评用、反用、活用、设用、借用、假用、藏用、暗用，以及逐段引证等十四种。概括而言，这些用法只是直接引用（明引、援用）与间接引用（暗引、暗用）两大类。
善用书袋，应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但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应移花接木，自成一体；水中着盐，饮水乃知。大学者、真诗人，见多识广，珠玉满腹，能够熔铸百家，出言或下笔，随手拈来，而了无痕迹，妙趣横生。
李商隐《锦瑟》中间两联：“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句句用典，典故本身不难理解，但表达了什么事实和感情，千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朦胧之美，亦有晦涩之实。而且，李商隐獭祭之鱼不只体现在诸如《牡丹》（锦帷初卷卫夫人）、《泪》（永巷长年怨绮罗）、《安定城楼》（迢递高城百尺楼）等诗歌中，他和好友段成式、温庭筠的时文也骈丽对偶，繁缛华美，被称为“三十六体”，三个排行十六的书虫的文体。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商赏心亭》下片：“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拭英雄泪。”岳珂虽指辛弃疾词作有用典过多之弊，但短短数行，连用张翰、刘备、桓温三典，点铁成金，融会贯通，读来一气呵成，并不隔膜。
四
清末文学革命之后，风花雪月不敌声光化电，浅俗白话替代了典雅古文，掉书袋的场所似乎大大减少。其实不然，如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郭沫若、钱钟书、启功、聂绀弩之辈的学人作家，博览群书，善于熔铸，不仅可以巧用古典，而且可以创造今典；不仅可掉中国书袋，而且可掉外国书袋。
与那个偷懒甚至懦弱的弟弟相比，大先生鲁迅实在是掉书袋的不世高人。在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文化检查甚至枪弹镇压下，鲁迅的杂文全面施展了指桑骂槐、展转腾挪之能事。即以《自嘲》中广为传诵的诗句为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千夫指、孺子牛都是典故，但不知这两个典故，读者照样理解诗意。
钱钟书孤标高格，逞才使性，他的《管锥编》，不只卷帙浩瀚，文词古雅，融汇古今，更是打通中西，旁征博引英、法等多国文献，涉及四千作者上万著作，渊博不可究诘，机智莫可蹑迹。不读，顿失骊珠；读了，茫然无措。改革开放之初，钱钟书曾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美方大谈其藏书丰富，钱钟书笑言：原来不知世上还有这么多不必读的书！
时代变了，袋中装的书也不同了。曾几何时，言必称马列，文必引“毛选”。前些年，小资一族还喜欢掉纳博科夫、杜拉斯、张爱玲、王小波，先锋派喜欢掉凯鲁亚克、格瓦拉、阿伦特。而今，马克思早不是非引不可，连海德格尔、罗素、哈耶克、罗尔斯也渐渐隐退。从前掉书袋如果还要四下搜寻撮抄的话，现在信息爆炸，网络发达，度娘或狗哥一下，古典今典纷至沓来，应接不暇，掉书袋何其方便？
明末张岱《陶庵梦忆》载，有一次，他到苏州太平山范长白园访友，天黑告辞，主人挽留：宽坐，请看“少焉”！张岱不解，主人回答：吾乡有缙绅先生，喜调文袋，以《赤壁赋》有“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句，遂字月为“少焉”。张岱的《夜航船》还记载了以澹台灭明为二人，尧舜为一人的士子。哈哈，这样掉书袋，似雅实俗，出乖露丑。这样的书袋，不掉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