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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代远
滕代远和林一
滕代远，刘伯承 邓小平在晋东南
1968年8月，滕代远夫妇及全家欢送小儿子滕久昕（右一）去内蒙古插队
【滕代远简介】
滕代远(1904.11.2－1974.12.1)苗族，湖南麻阳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之一、新中国人民铁路事业的奠基人。
滕代远1923年考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与进步同学组织麻阳新民社，创办《锦江潮》。1924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与领导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任青年团平江县委书记，后调长沙近郊任农民协会委员长、郊区区委书记，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
1927年马日事变后脱离国民党，坚持地下斗争。8月任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不久，任湘东特委书记，兼醴陵县委书记。1928年6月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7月22日，与彭德怀、黄公略等发动和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党代表，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28年12月初率红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1930年5月，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县会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任副总政治委员兼三军团政治委员。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初调任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曾获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9月赴苏联学习，出席了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春回到新疆。12月到达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1939年冬晋西事变后，奉命赴晋西北地区指挥反顽斗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发动和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任太行山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同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42年5月任八路军参谋长，同时继续参与北方局的领导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参与指挥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1945年12月参与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并奉命在北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又奉命去重庆、南京，协助周恩来与马歇尔、张治中的谈判。1946年6月回晋冀鲁豫军区，率部分兵力担任内线作战，收复失地，扩大了解放区。
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11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1949年兼任中央军委铁道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铁道部部长。1954年9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65年在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他是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长期主持铁道部门工作，为新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4年12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林一简介】
林一（1917-2007），女，原籍河北省武邑县，1917年8月1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1935年5月在依兰县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5月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由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保卫工作专业。
1938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学业期满回到延安，经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培训，任机要科科长，中央社会部秘书长，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情报科科长，情报处一科（派遣科）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国军工作部一室副主任。经组织介绍，1938年12月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结为革命伴侣。
1940年10月，奉中共中央社会部之命组成7人工作组赴地处晋东南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开辟部队情报工作，任情报科和派遣科科长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组织科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铁道部人事局干部处处长、劳资处处长，天津铁路管理局北京分局副分局长，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北京铁路局党委党委第二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1984年离休，被国家安全部聘为“特邀咨询委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07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滕代远和他的儿子们】
滕代远有5个儿子，长子腾久翔、二子腾久光、三子腾久明、四子腾久耕、五子腾久昕，除长子外其他4个儿子先后参军。
一次，大儿子久翔央求向滕代远给自己在北京找个工作，滕代远沉思后对儿子说，按父子情分，应该在北京为你找个事做，但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职权谋私利的权力，滕代远还反复叮嘱儿子：“家里有什么困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要打我的牌子给国家添麻烦”，久翔不住地点头允诺。
1943年11月，滕代远的二儿子久光出生了。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是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大肆“扫荡”和“蚕食”，残酷的斗争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只好把久光寄养在老乡家里。新中国成立后，久光被接回北京，进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在学校里，久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使得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点忘乎所以了。滕代远认为这样下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于是就把孩子转到一所普通学校。但久光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毛病仍没有改掉。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滕代远夫妇决定把久光送到秘书的老家，一个山区农村去锻炼。离开了父母，久光逐渐增强了独立性，并有了可喜的变化。劳动的汗水改变了他贪玩的恶习，学习成绩也渐渐好起来。1962年夏秋之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久光激于保卫祖国的义愤，自愿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
1964年夏，滕代远的三儿子久明高中毕业，正埋头苦读，准备参加高考。久明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求滕代远给老部下写封信。滕代远听后，断然拒绝。后来，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久明准备上大学的前几天，滕代远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还抄录了陈毅1961年7月送儿子上大学时写的《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姗》的长诗中一些句子以勉励儿子。久明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他当上连长，在边境作战中还荣立了三等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停了课。滕代远的四儿子久耕在父亲的支持下，来到白洋淀和狼牙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1967年底他才回到北京，接着又报名参军。久耕离家那天，滕代远一遍遍地检查孩子的行装，还送给久耕一套《雷锋日记》和《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他叮嘱儿子：到了部队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忘记革命前辈创业的艰难，向工农出身的战士学习，做雷锋式的好战士。久耕带着建设祖国边疆的激情与豪迈，带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高高兴兴地告别了父母，开始了新的生活。后来，他给家里写信汇报自己在部队工作学习的情况，在信中他表达了一肚子的埋怨。滕代远很快给久耕回了一封信，要求儿子“吃大苦，耐大劳，养成战斗作风”。在父亲的关怀与鼓励下，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提了干。滕代远又在家信中告诫他，提干是组织上给你更新的任务，你应该比以前做得更好，当好普通一兵。因为工作需要，久耕的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不管到哪里，他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更加努力，先后被国防科工委党委和海军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久耕从部队转业后，到广东粤海石化储运公司任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小儿子久昕1952年生于北京。可是，当孩子刚满16岁的时候，滕代远就支持孩子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学校发来登记表，久昕填完后请父亲审阅。滕代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久昕在边疆期间，滕代远夫妇经常去信，勉励久昕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1970年，久昕光荣参军，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1974年11月30日下午，病重住院的滕代远在弥留之际，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久昕在一旁听着也入了神。晚上，林一来到医院。滕代远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可惜的是，家人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可究竟是什么字，家人也看不懂。林一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滕代远好像听懂了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的字终 于让家人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
【赵勇田笔下的林一】
林一，女，原籍河北省武邑县，1917年8月1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1935年5月在依兰县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5月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由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保卫工作专业。1938年8月，学业期满，返回国内，在延安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任机要科长，1938年12月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结为革命伴侣。1940年10月，奉中共中央社会部之命组成7人工作组赴地处晋东南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开辟部队情报工作，任情报科和派遣科科长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奋战在中国人民铁道工作事业上，曾任北京铁路局党委第二书记，2007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战线上有一位情报科长令人敬仰。她以坚定的政治立场，过人的胆识和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出入虎穴，言传身教，做出过突出贡献，曾多次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的褒奖。
一、离延安，到敌后，工作组重任在肩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7人组成的工作组小分队，奔赴地处晋东南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部队情报工作。
工作组成员有：组长林一（女，23岁）、成员张箴（29岁）、林放（31岁）、孟寒月（25岁）、宗韬（女，22岁）、靳选清（23岁）、任道先（23岁）。
工作组一行，风尘仆仆，一路艰辛，东渡黄河，于当年12月27日抵达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山西省辽县武军寺村。日理万机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当即到林一等人临时落脚的农家房舍看望。彭总高兴地对他们说：“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欢迎大家来晋东南地区工作。为了欢迎你们到达，今天晚饭我请客！”
情报工作组的人员，不顾旅途的劳累，第二天上午在林一主持下召开会议，研讨向这里最高首长汇报的内容。一天，副总司令彭德怀、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听取了林一等人的汇报。林一说：“根据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决定，我们一行7人来到这里，其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军队、政府、警察、宪兵、特务情报，了解打入我抗日根据地的敌特人员的踪迹，开展反敌特斗争，以保卫我党我军的安全。”她还指出：“至于完成任务的方法，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也可在我根椐地边沿地带设立情报工作网点和交通联络站点等。”
在场的几位领导人仔细听着林一的汇报，一致认为工作组任务明确，方法得当，在当前开展此项工作有利于“知己知彼”，他们当场商议确定工作组由彭德怀领导，日常具体业务向组织部部长刘锡五请示和联系。为了工作方便，其建制属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处。林一、张箴、宗韬对外称秘书；靳选清、任道先任报务员，行政上归司令部第三科领导；林放、孟寒月二人准备派往日军占领区开辟情报工作。
这个情报工作小组，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对于华北、华中、东北部分地区敌我态势和状况有所了解，挑选了适合从事情报工作的干部，举办专业骨干训练班，并着手派遣工作，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好的进展。1941年7月，左权副参谋长对林一说，你们几个人组建前总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对外称第二科，科长为林一，工作人员有张箴、刘岱、路展等，对外称参谋。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地处日军、伪军、顽军各种反动势力夹击之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求发展，在发展中有斗争，始终贯彻发动群众的战略方针，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这时的情报科由前方总部参谋长直接领导。时至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前方总部、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冀中军区、新四军……成立情报处。之后，前总所在地区的太行军区一至五分区先后建立了情报站。这几个情报站的站长都是林一亲自挑选安排的。
1941年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正式成立，处长由左权兼任，副处长为项本立。1942年5月25日，左权副参谋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共中央于8月25日调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这时，林一任情报处第一科科长（即派遣科科长，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
二、有方针，有任务，情报网撒向敌区
滕代远参谋长到职后，当年12月5日，在前方总部所在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主持召开前总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林一科长为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做了精心安排。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兼任太行军区第五分区情报处）主任王百评出席此会议，我是他的警卫员，参加了会议的警卫工作。会议开了4天，最后一天是滕代远参谋长讲话，后来我看到了他的讲话稿。他明确提出情报工作的分工和努力方向，确定前方总部情报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各军区、军分区情报处、站的任务是搜集战役、战术情报。前总召开这次会议后，林一科长向上级领导提出加强前总情报处工作的诸多建议。1943年2月，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李成、席一2人到达前总情报处一科，协助林一科长从事派遣工作。
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由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直接派往日军占领区的干部和在敌占区发展的共产党员、可靠的进步人士有170人之多，在华北、华中、东北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伪军中建立了情报站、情报点、交通站、交通点，基本上形成了以华北为中心的地下情报工作网络，上下联络，畅通无阻。
派遣科科长林一，对派遣人员的选择非常认真和细致。她不断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军范围内选人，并多次亲赴抗大总校去挑选合乎条件的可派遣干部。如1942年2月15日，林一科长抱着一摞干部档案材料到左权副参谋长办公室，汇报准备派出抗大六分校教育长姚继鸣潜伏到敌占区开辟情报工作。
林一科长坐在左权办公室边看材料边汇报说，姚继鸣有丰富的社会经历，在北伐战争中任过副师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多年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统战工作，他的老家在北平城内，有妻儿和住宅，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亲友中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
副参谋长左权听林一汇报后，当即将此事报告彭德怀。这年7月，姚继鸣在林一指导下装扮成商人，办好在敌占区通用的“良民证”，由交通员王顺陪同离开总部，辗转数日，回到了他的故里北平。
32岁的姚继鸣进入北平后站住了脚，在西四路东开了一家水果店，立即派王顺回总部向林一科长报告。此后，他找到了比他大5岁的胞兄姚养田，按林一指示的线索又找到了东城骑河楼中西医医院的“郑院长”，在这所医院里给他安排了一个管理员的职务。这时，姚继鸣通过邻居认识了驻河北省遵化县伪治安军的营长张鸣华，姚向林一报告后，经她同意把派往青岛尚未站住脚的王文治、王伯彦夫妇安插在张鸣华属下。王文治在伪治安军第6团团部当貼写（即文书）。曾在抗大任过军事教员的王文治，利用职务方便，搜集、整理了治安军第6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驻地分布一览表，派王伯彦送回总部，受到总部首长、林一科长的口头表扬和物质奖励。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姚继鸣在北平建立了稳固的情报站，可靠的骨干有8人，以自己开办的“谦祥号”水果店作掩护，家庭和水果店就成了他地下情报工作的“办公”场所。当他找到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矿业局任局长的李岐山，非常高兴并及时报告了林一。这个李岐山是姚继鸣的表外甥，通过他得知了北平高层大汉奸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情况，以及中国矿产资源被运往日本的登记材料，都及时转报给林一科长。
为了加强北平情报站的工作，林一又派出八路军第129师作战科科长、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王岳石在北平建立另一个情报站。王岳石利用父亲王文和亲友的社会关系，挤进了北平武装警察系统，当上了第七队上校警衔的队长（相当大队长），下属3个中队。在王岳石身边从总部派来的骨干人员有5人，我是其中之一，协助王岳石抄写情报、转送总部。几年间，王岳石紧紧撑控着这支武装力量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此后，林一又挑选了干部，在北平建立了第三个情报站。负责人是原冀南军区情报处副处长贾建国。这位在八路军当过团长的贾建国，到北平选中大汉奸齐燮元为目标，做争取工作。当林一得知此情况后，向滕代远参谋长建议派前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赴北平坐阵指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没有让齐燮元转变立场，但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日军、伪军战略变化的信息和各军头目的个人简况，都随时送往总部，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巧化装，入虎穴，南下北上纵横穿梭
1944年10月初的一天，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要听取林一科长关于前总派遣人员分布情况的汇报。
林一在自己的办公室桌上摊开地图，按华北、华中、东北地区标出派往何城市、何职业者的姓名以及潜伏身份，情报网、站、点的人数，向参谋长报告。
——北平姚继鸣情报站：站内可靠人员有8名。
——北平贾建国情报站：站内可靠人员6~7名。
——北平王岳石情报站：可靠人员有10人左右。
——河南省开封郭有义情报站：郭有义混进开封契税局事务股当主任，身边可靠骨干8人。
——江苏省南京徐楚光情报站：徐楚光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原抗大参谋业务教员，几经周折，混入汪精卫伪政权系统，他牢记离开总部时林一的嘱咐：“不失时机的策反伪第3师师长钟健魂起义。”他身边的可靠人员有10余人之多。策反钟起义成功是后话。
此外，林一科长还把山西省太原、河北省邢台、邯郸、石家庄、张家口，河南省安阳、洛阳、郑州，天津，东北瓦房店及华东等地亲自指挥和联系的情报站、点，交通站、点的简况及人员情况一一进行了汇报。
当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听取了林一科长报告情报工作概况后，林一提出，她要深入日伪军占领区代表总部领导检查情报工作，看望奋战在龙潭虎穴里的战友们，滕、杨首长虽当场表示同意，但都担心她的安全问题。
已从事多年情报工作的林一，经过缜密准备，做好潜入敌占区的各种必要证件，确定了行程和路线，安排好沿途交通站点派专人带路和转送。1944年11月5日，由柏淑卿协助化装成大城市阔小姐的林一，迎着寒风和雪花离开了我们一起生活、战斗的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李成、刘岱、徐双海和我在村边为林一科长送行。
林一出行的第一站是距根据地最近的敌占区河南省安阳县城。在这里有可靠的人负责接待，安全有保障。她在这里听取了共产党员苏鸿伯开办茶庄并与伪军司令王自全结拜兄弟的工作汇报。之后，她到达火车站棉布店与员工谈话，还会见了地方势力派、矿警队长吴守正。凡她接触到的人，不论是我军的派遣人员还是靠近我方的进步人士都深受鼓舞。
第二站，林一风尘仆仆，行进在敌占区，来到了河南开封。局外人谁能知道潜伏在这座城市内的郭有义情报站，就活跃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郭有义的身份是开封税务局车站分所所长，有职有权还有钱。林一在开封的活动，全由郭有义负责安排。从根据地潜入开封的人都愿意和“娘家人”林一科长见面和谈话。经过红军长征的干部、和林一一起从延安到达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前方总部任电台台长的靳选清，急于想和林一科长会面；混入开封疫检所当事务员的张兰亭更盼望早日见到林科长；刚从太行山根据地到郑州站稳脚根的王贵以及在洛阳多次获取重要情报的人员都希望见到总部来的人。
林一对刚派到开封不久的曾洁光说，开封是日寇在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军事上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的人在这里搜集敌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报，十分重要，任务光荣而艰巨。林一对开封情报站已打入日伪政权、军队、警察、商业、铁路运输系统所做出的成绩表示满意。
外表打扮成阔小姐的林一，乘坐平汉铁路的火车顺利抵达北平，这里是她潜入敌占区的第三站。
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秉承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安排，在敌占华北大城市的北平先后开辟了几个不同职业、不同对象的情报机构，有姚继鸣、王岳石、贾建国所领导的情报站。
这几个情报站，虽然都在一个城市里，但却不可能像在根据地一样在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听取情况，交流经验，林一科长只能分别与他们见面和谈话。为了保证林一的安全，几个情报站负责人都作了周密的安排。
林一落脚的地方是北平西城北沟沿后纱罗胡同7号共产党员郑平、王今英夫妇家，独门独院，房屋宽敞。郑平在社会上有一定身份和影响，前方总部来人经常住在这里，非常安全。
在古都北平城内居住两个多月的林一，力争走到各情报站的主要点。她和姚继鸣漫步在中山公园松树林交谈情况；和贾建国乘汽车在南苑一带察看日军的军事设施，由王岳石陪同漫游中南海，从北门进去从南门出去，足有两小时的谈话时间，上情下达，下情反馈，边逛公园边聊天，神不知鬼不觉，这位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女科长却在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研究着消灭这群侵略者、汉奸、卖国贼的战略行动。
林一在北平期间，探访了前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在北平长辛店的家舍，特意看望了从日军监牢里出来的姚继鸣夫人李玉盈，还分别走访了由太行山根据地派到北平工作的女战友朱烨、王伯彦、赵向明等人，王伯彦还把新做的一件旗袍亲手送给林一。姐妹们见面，分外高兴，常常是彻夜难眠，说个通宵。
这期间，派往天津的情报站和东北瓦房店情报点的负责人专程赶到北平向林一科长汇报工作，交流情况。
三个月的“出访”，林一冒着生命危险，纵身虎穴，了解情况，视察工作，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为总部首长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林一在返程途中，对陪同她返回总部的朱烨说：中国人民关注的抗日战争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了，我这次敌占区之行收获颇丰，非常有意义，回到“家里”仔细归纳，向总部首长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1月下旬，林一回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令人没有想到是日本投降来的如此之快，但这正是奋起自卫的亿万人民所意料之中的结果。
（作者：赵勇田单位：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 北京 100191 作者于1983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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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代远】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铁道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中共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４年去世。
滕代远（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乳名龙兆，化名唐大元、李光，苗族。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２日生于湖南麻阳县玳瑁坡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当过小学教师。
１９２３年在常德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１０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先后任共青团平江县委书记、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长沙近郊区区委书记，从事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
１９２７年马日事变后，在长沙近郊区组织农民武装，坚持革命斗争。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
１９２８年春，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兼醴陵县委书记，领导醴陵年关暴动。６月，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７月，与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５军党代表兼１３师党代表。后与彭德怀率部转战湘鄂赣边，开辟革命根据地。同年１２月，与彭德怀率红５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４军会师。
１９２９年１月，为配合红４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与彭德怀率部担负保卫井冈山的任务。
１９３０年６月，任红３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指挥部队夺取岳阳，激战平江，并一度攻占长沙城。８月，红１军团与红３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他任方面军副总政治委员兼红３军团政治委员，后与彭德怀率部协同红１军团，取得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重大胜利。
１９３１年１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
１９３３年春，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同年冬，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部长，曾获二等红星奖章。后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１９３４年１月，被选为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７月，被派赴苏联，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随后入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列宁学院学习。这期间，他用李光笔名，撰写《中国新军队》一书，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
１９３７年春回国到新疆，与陈云在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接应西路军余部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代表，主持八路军新疆办事处工作。
１９３８年１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等组织领导敌后游击战争。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奉命去晋西北地区，统一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和发展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０年５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办学，培训军政干部。
１９４２年８月起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先后协助彭德怀、邓小平指挥部队反击日军“扫荡”和“蚕食”，并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力更生”的方针和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指示，
１９４４年与副参谋长杨立三提出开展增产节约的“滕杨方案”，在机关部队推行。
１９４５年６月，出席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去北平（今北京）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后被派往重庆、南京，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１９４６年秋回到晋冀鲁豫军区。
１９４７年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后，与徐向前、薄一波一起指挥军区部队，在内线进行反攻作战，领导人民武装的建设，动员人民支援前线，并指导军工生产。
１９４８年５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１１月，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后兼任铁道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领导军民恢复铁路交通，保障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日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