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士群之死】
其人其行
汪伪集团中，有两个人最为狂妄，也最为锋芒毕露，且都是大权在握，底下的部属党羽成众，一个是周佛海，一个就是李士群。
周佛海是汪精卫"和平运动"发起者，也是组建汪伪政府最有力推动者，他在汪伪政府成立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笔者）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1］周佛海是把自己看作汪伪政府的"缔造者"和中流砥柱的，其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骄狂于此可见一斑。
李士群没有周佛海那样的地位和资格，他的特工势力是投靠汪伪集团后才得以发展，其地位和权势也是在加入公馆派、特别是得到汪精卫个人宠信后才得以迅速崛起的。
其人来历复杂。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出身农家，早年到上海求学，妻子叶吉卿与李是同乡，长其五岁，李在上海时生活无着，全靠叶家接济，因此李以后发迹做官，事无大小，多听命于叶。李士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进入中国共产党人办的上海大学，在校期间参加了革命。1927年，李被共产党派往苏联留学一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逮捕，李即向中统投降，摇身一变转而加入了中统，其后一方面为中统做情报工作，同时和丁默村、唐惠民在上海编《社会新闻》杂志。丁、唐两人与他同样，也是共产党的变节分子。与丁、唐两人不同的是，在此其间，李士群仍和共产党地下组织保持着联系，他对共产党地下人员解说自己的投降中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真的背叛，他目前在中统的身份可能对革命更为有利。地下党为考验他，要他制裁曾出卖组织和自己人的丁默村。李和丁默村朝夕相处，下手应是最容易不过的了。但李士群没有执行这一任务，反之，他将此事向丁默村和盘托出。两人商量，为了让李士群可以向地下党有所交代，两人决定"李代桃僵"，刺杀中统上海区区长马绍武以替代。地下党若追究起来，李士群可以把错杀的责任推到具体执行者身上，既然杀掉的是中统头目，也是共产党的死对头，想必仍可维持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于是，两人依计而行，一天晚上，丁默村缠着马绍武在长三堂子喝酒，酒罢出门，暗藏在一边的李士群指使人将马当场枪杀了。
中统急令调查马案，限期破案，调查追索到最后，认定李士群、丁默村的嫌疑最大，将两人一并逮捕。丁默村由于有中统高层人士帮忙，交人保释后解脱，李士群则被押到南京中统特工部严刑拷问，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等一一领教。李妻叶吉卿连忙赶往南京，用重金贿赂中统南京区侦察股长马啸天和行动股长苏成德，先停止了对李的刑讯，然后叶吉卿又去买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这才使李士群恢复自由。不久，李士群被中统派任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
抗战爆发后，李士群被安排在南京潜伏，可在南京沦陷前，他与其他中统潜伏分子一起慌张逃到武汉。一年后，李士群被调任"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他将这次调任看作脱离中统的好机会，待一领到经费和路费后，他给叶吉卿一部分钱让她赶快逃回家乡，自己席卷余款由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在香港，李士群搭上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对他无可利用，于是转将他介绍给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李士群就此重新回到了上海。［2］
李士群凭借日本人庇护，在上海招兵买马，组织汉奸特务组织，他利用老关系，拉拢国民党和中统留驻上海人员参加共事。不久丁默村也从来到上海，于是两个老搭档合伙正式搭起了特务组织的框架。在汪精卫发出"艳电"、打出"和平运动"招牌后，丁、李两人发现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丁默村与周佛海原为同乡旧友，以前又同属CC系统，他们听说周当了汪伪集团的总军师，马上派人前往香港，暗通款曲。周佛海看到丁、李在上海已有基础，已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遂向汪精卫进言。汪精卫却讨厌丁默村，因为丁默村过去办《社会新闻》杂志专以共产党和改组派为攻击对象，汪旧恨难消，可手下实在无人，再加以日本方面的撮合，于是汪到上海后也就全盘接收了丁、李的特工。日方相当于以这批特务作了与汪合作、支持汪出台的陪嫁嫁妆，曾有人讥讽道，丁默村和李士群的特务组织是汪伪政府的收养的"拖油瓶儿子"。
对这股特务力量，汪精卫确也不能小看，汪到上海时，手下没有任何武装力量，这股特务就成了汪的最初武装。汪来上海后的出入安全和住处的警卫，都是由李士群派人加以严密防守。汪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中全会"，会议场所也设在特务总部的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可见其在汪伪集团前期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伪"六中全会"后，汪精卫给"七十六号"正式安上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的名义，以丁默村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特工总部属下成立"警卫总队"，由李士群兼总队长，吴世宝为副总队长，李士群妻叶吉卿为财务主任，吴世宝妻佘爱珍为经理主任。其后，汪可能怕难于驾驭这批特务，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出任主任委员，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为秘书长，确定"特工总部"为这个"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的下属单位，以显示汪记党指挥特工的构架。在伪"六中全会"上，丁默村、李士群自不待说，其下的林之江、苏成德、马啸天等人，都名列"中委"。由此，特务组织成了汪伪集团的一股重要势力。
李士群和丁默村自最初建立特务组织，到投靠汪伪集团，再到以后的"特工总部"和"特务委员会"，两人配合默契，互相拉拢，虽然特务组织最早由李士群组建，可自丁默村来上海后，李士群就将正位让给丁，自己始终屈居其副。李士群如此谦让，一则丁的资历比自己老，其次以前在中统，丁默村曾是李的上司。可丁、李合作的局面维持到汪伪政府成立前夕，再也继续不下去了。为了争"特任官"的警政部长，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互相翻脸，丁默村仍想延续旧制，由自己出面担任警政部长，李士群此时却再也不愿让贤，要亲自跳到前台出面，力图将丁默村排除出特工系统。丁、李之间为此相持不让，成为汪伪政府"组阁"时争权夺利的最大一场丑剧。
无奈，特务组织的基本成员都是李士群带出的人马，两人闹到最后，还是丁默村让步，离开特工组织，担任了一个闲职社会部部长。不过，李士群当时也没能得逞，李的资历声望太浅，警政部长最后由周佛海出面亲自兼任，李士群任副部长。这只是一个过渡，周佛海抓财权，是财政部长，也是中央银行总裁，又兼行政院副院长以及几个部会的委员，根本无暇他顾。事实上，特工组织始终由李士群一手掌管，不到一年，李士群即扶正升任部长。自此，李士群一帆风顺，除了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外，又先后担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职，其权炳势力远胜于丁默村。丁默村在默默做了四年多伪社会部长后，直到1945年5月，汪伪政府倒台前夕才做了一任短命的伪浙江省主席。
李士群之所以能在争斗中胜出、将丁默村排挤出特工系统，一说是他投靠巴结周佛海。周佛海、丁默村原是同乡、同事的老关系，汪精卫、周佛海到上海后，丁更是依仗周势压李，李一方面与丁对抗，另一方面对周佛海十分恭顺，取得了周的信任，因此而在组织政府时，李士群嗾使部下反对丁出任警政部长，周佛海也不支持丁，最后说服丁改任了社会部长，而由周自己出面兼任部长。另一说则是，李士群不是巴结周佛海，而是直接搭上了公馆派关系，走的是汪公馆内线。李以后的官场得意一路上升，由次长而部长，再秘书长和省主席，也是由于公馆派原因，而被汪精卫所信任倚重而委以重任。
在汪伪集团"组府"前夕，周佛海日记中记有丁、李争斗诸多内容，记其最后丁退李进两方"摆平"事有这样一段："苏成德、彭年先后来，均系谈丁李之事，各有所偏袒。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下午默村、思平来谈两小时，默村表示辞警政部长。余与思平大为感动，默村此次受尽委屈，而能如此让步，实为顾全大局，殊可感佩。"［3］由此来看，所谓李士群系投靠周佛海而发迹似不甚可靠。
不过，后一说也有问题，那就是李士群究竟在何时搭上了公馆派的关系？若是在汪伪"组府"之前，那他的排挤丁默村出局就与公馆派有关；若是在"组府"之后，那就只关系到李士群以后官场上的一路上扬，在前的排挤丁默村，就主要靠的是他自己的力量了。
按胡兰成的说法，李士群搭上公馆派是在汪伪"组府"以后，而且恰恰就是通过他的介绍和拉拢。
交结和交恶
胡兰成是拿笔杆的，李士群是玩手枪的，两人之间本没有任何关系，他与李士群相识，完全出于他的兜搭：
还都那年夏天，诸人在南京各有所忙，上海惟我李士群两个次长留守，李是警政部次长。我要照看《中华日报》，他要照看七十六号。但是两人迄未相识。忽一日无事，我想到了去七十六号玩玩，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是特工机关，我向来对那班人正眼儿也不看一看的，偶然却把来当作闲游之地亦无不可，当它是千家诗里的"云澹风轻近午天，傍花依柳过前川"。那李士群正在想要跳过周佛海的管辖，只苦无路可以直达汪先生，见我来到，好比天上掉下了宝贝。我亦爱他个人才，且对七十六号印象甚好。......
可是汪夫人来上海，我为李士群先容，汪夫人却不喜道："七十六号是血腥气的地方。"我说："特工除非把来废了，既未能废，则应直属于元首，如今直属于周佛海，世上各国无此例。"汪夫人才说："那么你告诉他可以来见我。"我去南京又与汪先生说了，汪先生亦才初次召见李士群。我向汪先生进言撤废特工委员会，改设调查统计局，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汪先生就与陈公博研究，还在看时机。
我的建议不久实现，成立了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我原来是说的调查统计局，现在改为部，规模更大，而且像公开性质。汪先生本性不喜特工，他的意思宁是要使之政治化军事化。但调查统计部到底不能是一个综合的武力机关，而后来李士群竟能集特工，军队，行政，及经济权力于一身，那是靠清乡。
清乡的起因也是我，真真是事与愿违。
胡兰成确是会写文章的，几句闲话，且像是不经意间的闲话，就自抬自重，将自己弄成了汪伪政府中运筹帷幄、参赞国机的角色。
上段引文省略处，还有陈公博对周佛海说胡兰成怎么怎么，周佛海为此又从上海赶往南京、向汪精卫"哭诉"。这已是周佛海因他而起的第二次在汪面前哭诉了，前一次"哭诉"，是为他在《国民新闻》发社论，指名道姓批周与日本订立经济协定为"丧权辱国"。可像周佛海这等骄狂人，直把自己看成汪伪政府缺不了、事实上也真是缺不了的顶梁，他会把胡兰成放在眼里么？还会为他一句话要向汪去"哭诉"？
按照胡兰成的说法，介绍李士群加入公馆派的，是他；为汪精卫初次召见李士群做牵线人的，是他；提议撤消特工委员会改设调查统计局的，也是他；汪伪政府时期最大的一个政治举措－－"清乡"的起因或者说源头，还是他。
为何会有"清乡"的想法，因为他想让日本"从局部撤兵做到全面撤兵"，他将此事与李士群商量，怎样才能使日军先从江苏省撤退，而由汪伪政府自己维持秩序。李士群认为单凭警察和特工的力量即可以替代日本人接防。胡兰成便向汪精卫建议，汪向日方提出，日本人同意了，但认为仅靠警察和特工不行，须由汪伪军队接防日军，结果就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自兼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掌管实际事务，如此李士群才"能集特工、军队、行政及经济权力于一身"。如此说来，李士群能得汪重视，在汪伪政府中迅即的腾达显贵，完全靠的是胡兰成了。
另有记述却不同，李士群搭上公馆派内线，不在汪伪"组府"之时或以后，而是之前，还在汪精卫未到上海之前，李士群即攀上了公馆派："汪在来沪前，先派陈春圃到上海，与丁默村、李士群等联系，布置汪精卫来沪后的安全和警卫问题。陈春圃住在七十六号，李士群乘机大献殷勤，极力招待。不久汪精卫到上海，住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内，对外严守秘密，李士群命张鲁兼任警卫总队第一大队长，挑选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一百余人，驻在该弄弄口洋房内，负责汪精卫的安全。"［5］
这样的话，李士群加入公馆派就与胡兰成没有一点关系了。
但不管怎样，在胡兰成、李士群两人的"次长级"阶段，两人之间曾有过一段颇为密切的交往时期。两人的各自用心自不难猜想，李士群想通过胡兰成更接近公馆派乃至汪精卫，胡兰成结交李士群是想得到特工力量的支撑，两人互为援引利用，因此才有以后胡兰成在上海办《国民新闻》，而李士群则给胡兰成提供报社的房子等等。
可为时不久，两人之间就不对了。这与两人在汪伪政府中地位的变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胡兰成在下坠而李士群在上扬，胡兰成是由次长而局长；李士群是由次长而部长、省长、秘书长，地位渐高，权势日重，上有汪精卫支持，外有日本人撑腰，李士群成为除周佛海外的汪伪政府中最有势力之人。此时李士群已与周佛海公然闹开，对胡兰成，两人之间就更相违离了，李士群炙手可热不可一世，而胡兰成却在走下坡路。以胡兰成性情，你越跋扈，我越是不买账，两人之间也就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比如，胡兰成在法制局长任内，对李士群的江苏省呈上的房地产重新登记案一次次的驳回不准。这犹可说，只是公事上来往，在道理上本与私人关系无碍的。胡兰成与李士群真正交恶，是由于吴世宝之死。
吴世宝，江苏南通人，早年在上海做马夫、车夫，在社会上闯荡，手下聚起了一帮人。吴妻佘爱珍是青帮老大季云卿的干女儿，吴世宝依其势逐渐自成山头。上海本是青帮的天下，抗战以后，原来的青帮领袖黄金荣退隐，杜月笙远去香港，吴世宝却不管天下世道如何，只是乘此机会大势扩展地盘，收罗门徒，其势力一下子如日中天，俨然成为上海新起的大流氓。李士群也曾拜季云卿为师，在他刚到上海组织特工时，托季的介绍，李士群与吴世宝结拜兄弟，这样吴手下的流氓也就成为李士群特工组织初期的基本队伍。吴、李结合，两人各有所得，李士群的特工力量借此一下子膨大，可以向日本人、汪精卫炫耀，作为进身投靠的资本；在吴则有了政治上的名头，社会上更叫得响，可公开进行各种非法活动了。
吴世宝这辈上海"白相人"，与胡兰成本不相关，可他与吴却是投契。
有一天，他到七十六号去见李士群，吴世宝对他极为恭敬，坐车亲自陪送他回家，两人就此结识。此时，胡兰成刚刚被免宣传部次长，在上海无事闲住，就时常往吴家去玩，吴家与李士群相邻，都在沪西愚园路上，李士群的房子也是吴送的。
吴家陈设豪华，吴世宝夫妇又爱讲排场，出手豪爽，家里日日迎来送往客如流。胡兰成素爱富贵，如此人家做派他很对胃口，于是常在吴家流连。他爱去吴家还因为女主人佘爱珍，佘的长相打扮和风度为人，令他欣赏备至：
她走动时的安详轻快，有一股风头，又注意到她的脚样鞋样好，同样一双丝袜，穿在她脚上就引起女伴的羡慕。她长挑身裁，雪白皮肤，脸如银盆。她那种脸相，只有小时是圆脸，随着年纪成长，从她这人的聪明秀气与英断舒发出来的轮廓线条，笔笔分明，但又难说是长圆脸或长脸带有方形圆意，可比花气日影摇动，不能定准，都变得是意思无限。她眉毛生得极清，一双眼睛黑如点漆，眼白从来不带一丝红筋，真真是像秋水。头发是她为女儿读书时作兴梳横S头，至今不改样，女伴都说她梳的头好看。她不擦口红，不穿花式的衣裳，夏天只见她穿玄色香云纱旗袍或是淡青灰，上襟角带一环茉莉花。人说雪肤花貌，容貌已如花，衣裳就只可穿一色，而肌肤如雪，若再穿白，那真要变得像白蛇娘娘了。那年她三十八岁，人家看她总要看小十年，且觉得女人的妙年只能是像她现在这样的岁数。她是生的男人相，性情亦大方佻达像男人，谁亦与她只能是极清洁的男女相见，不觉得她有魅力，却自然大家都欢喜她，敬重她。她不是官宦人家的小姐或派头，却完全是现代中国大都市的民间女人，没有一点书本上美人的夸张。［6］
男人对女人有这样的眼光和关注，胡兰成与佘爱珍之间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令人想不到，吴世宝竟会被日本宪兵队捕去。
事情的起因仍是吴世宝手下人的胡作非为。吴世宝流氓活动的地盘主要在上海西面地界，沪西地方在租界外，原是上海的烟赌聚集区，其时吴世宝在黑社会势力一手遮天，于是那些贩运烟土、制造白面的，都以吴世宝为护身符横行无忌，其手下人参与的各种绑架抢劫、敲诈勒索案件，也经常发生。吴的大徒弟张国震等人，还贯在糖业市场兴风作浪，他们带着手枪进入市场交易，别人不敢惹，由他们操纵市价，要涨要跌全听他们决定。日本人看到他们弄得太不像样，一般社会正常秩序也无法维持，曾逼使李士群进行整顿，李不得已，把张国震枪决了事。可吴的手下并不因此收敛，事故仍不断发生，最为出格的就是偷盗抢窃汽车。上海租界在抗战后成为豪强富人的避难所，各种款式的汽车进进出出，这就成了流氓下手的最好对象，他们将盗来的汽车，打通日伪交通机构关系，出具通行证或更换汽车牌照，再弄出上海去外地出卖。
这终于触怒了日本人。
1942年春天，吴世宝忽被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同时报上登载了汪伪政府对吴的通缉令，罪名是"破坏和运"。李士群得讯后奔走营救，最后将吴保释出来。临放行时，日本宪兵给吴吃了一碗面。第二天李士群把吴世宝带往苏州，吴忽然就肚痛腹泻，挨到次日死去。显然，吴是为日本人下毒所害。吴世宝与李士群本是八拜之交，在特工组织内，吴世宝虽然挂名，对李却无二心，在上海两家又是近邻，李士群似没理由害吴。
可按胡兰成写来，吴世宝纯是为李士群所害。
其理由是：一，日本宪兵包围吴家捉人，李士群已先一日避往南京，并要汪精卫也对吴下通缉令。二是，日本宪兵来吴家时，吴世宝已逃避他处隐藏，佘爱珍求助于胡兰成，胡兰成全请李士群为吴世宝想法解脱。可李士群只一味要吴跟他去宪兵队，并赌咒发誓不会出卖自己兄弟，结果佘爱珍将吴从藏匿处带出，由李世群带去了宪兵队。李士群回转时，吴世宝却没能回来，被扣了几个月刑讯拷问。三是，李士群推说，宪兵队扣吴只为调查，可自此再也不闻不问。李士群送吴世宝去宪兵队时胡兰成在场，他感到对不起佘爱珍，几次三番催逼李士群向宪兵队要人，李被逼无法，最后才将吴世宝保释出来，并答应日本人将吴带去苏州看管。可李士群带吴世宝往苏州，仅隔了一日，吴世宝就暴死在李家。
如此种种，在胡兰成看来，吴世宝完全是为李士群所害，即便不是李本人下手，也是李士群借刀杀人，借日本人的刀杀了吴世宝。
是佘爱珍从苏州打电话到上海，胡兰成才得知吴世宝死讯的，他立即赶往苏州，然后又应佘爱珍之请，再赶往南京要求汪伪政府取消对吴的通缉令，如此吴才能发丧。胡兰成在南京将事情办妥，又赶回苏州陪佘爱珍将灵柩运往上海。一到家，佘爱珍即哭倒在地不起，众人相劝不下，说只有"胡次长"的话吴太太会听。胡兰成轻身上前，凑在佘爱珍耳边悄悄说："不要哭了，将来我会报仇。"然后抱起佘就往楼上走，此处胡兰成说得妙："我一拖把她扶起，她倒在我身上，我就抱起她......一直抱上楼梯，到她房里床上放下，竟像当年我抱玉凤。"［7］
胡兰成说的"报仇"，自然是指向李士群"报仇"。可抱佘爱珍上楼容易，要兑现"报仇"就不是轻易的事了。
可凑巧的，胡兰成即景生情的一句随意话，真就实现了，一年后，李士群为日本宪兵毒死。
胡兰成像是真的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李士群之死与胡兰成
其实，胡兰成是根本无力对付李士群的。
李士群本特工起家，此时已一身多任，调查统计部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主席，手里有人也有钱，胡兰成完全构不成他的对手。胡兰成能报复的，至多只能在法制局长任上，不批江苏省的提案，对李个人是毫发无损的。且不说胡兰成，就是周佛海，此时的李士群也不太放在眼里。这正是李士群最得势也最为张狂跋扈之际，在上海苏州两地间来去，都是警车开道，护驾跟从。汪伪政府监察使陈则民对李不满，向汪精卫诉说"清乡区"是"匪去兵来，兵来匪去"，李听说后，竟声称要砍陈则民的头。许多人事后认定，正因为李士群太过骄横、不可一世，弄得周围上下人人侧目，最后招致了日本人的疑惧，恐怕以后尾大不掉，无法驾驭，这才将李士群给清除掉的。
李士群之死，是汪伪政府时期最大的一件暴死案，事情发生后，不仅轰动一时，而且有过种种不同的传说，曲折离奇，莫衷一是，令人难辨真假。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尘埃已定，现在应该能弄清此事的基本面目了。
综合目前有关此事的各种记述，其中以四种记述最为可靠，分别是：
一、马啸天、汪曼云《李士群之死》；
二、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
三、王惠农《李士群与"七十六号"》；
四、夏仲明《关于李士群系统的汪伪组织》。
还有一种，就是胡兰成的。
马啸天原是国民党中统，地位在李士群之上，李士群因刺杀中统上海区长马绍武被押南京时，马是审讯李的主要办案人。汪曼云是杜月笙的"学生"，战时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为重庆在上海搞地下活动，李士群初到上海开始搞特工时，即找到汪曼云一起参加。马、汪两人先后参加了汪伪集团活动，都为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马啸天直接在李士群手下工作，以后任调查统计部政治警卫总署署长，汪曼云参加了李士群的"清乡委员会"，且与李关系密切，是所谓"换过两次帖"的朋友。
唐生明是唐生智之弟，抗战之初任湖南常德地区警备司令，汪伪政府成立后，受蒋介石之命，在戴笠安排下往上海，假意脱离重庆参加汪伪政府，内地里是为重庆做策反工作，先后被汪任命为"军事委员"和"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唐曾被任命为总统府中将参军。解放后，唐作为国民党起义人员留在大陆。
王惠农是唐惠民亲戚，在唐担任特工总部副主任时，王被任为特工总部警卫总队副官主任，以后唐调任特工总队南京区区长，王随唐到南京负责事务工作，唐以后升任警政部次长，王任警政部专员。
夏仲明原是李士群日文翻译，以后成为李的得力助手，任调查统计部常务次长和上海办事处主任，但李士群与日本人打交道时，仍担任李的翻译。
以上诸人，除唐生明外，其他四人马啸天、汪曼云、王惠德和夏仲明，解放后都在大陆被逮捕关押，四人的记述也像是对自己过去罪行的交代材料，主要刊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编辑出版的《全国文史资料》上。
四种记述中，王惠德讲的是一般情况，并特别介绍了李士群死后其手下人的表现；唐生明的，既讲李士群之死原因也讲具体过程；马啸天、汪曼云的，讲原因主要记具体过程，包括李士群死后的各种情况和反映；夏仲明的记述有一般的也有具体的，夏是陪李士群同赴日本宪兵队长冈村之请的当事人，本应最能讲清具体过程，可从其记述来看，像是有点记忆不清，前后重复。
根据马、汪、王、夏四人写这些材料时的具体处境判断，四人不会有隐晦和故意歪曲的动机，除非是因事隔多年、记忆不清而发生的误忆误记；四人中也没有谁认为李士群之死与自己有关，更谈不上向谁"表功"的问题。只有唐生明和胡兰成的记述是将李士群之死与自己直接挂上钩的，认为李士群之死是出于自己的谋划和推动，言下不胜得意。
当然，"表功"与否，不是评价记述可靠与否的标准，有功于杀李士群之举的不一定不可靠，无功无关的也不一定可靠，还需具体分析。
先看胡兰成的。
胡兰成的记述不是单篇，而是连贯一体的回忆，这就可以精心结构，着意安排，先设下引线，再逐步进展，最后导致出结局。胡兰成的记述正是如此铺排开的。
事情从吴世宝死后，他向佘爱珍许下"报仇"诺言开始，接着是他与李士群在江苏省房地产登记案上的冲突，然后是李士群对他的先拉拢、再加害。拉拢是李士群与熊剑东对峙，要胡兰成帮他，李士群甚至对他说到这个地步：如果胡兰成帮他，他就胜，若胡兰成帮熊，则熊胜，可见胡兰成的举足轻重。当胡兰成表示中立，不帮任何一方的态度后，李士群即对胡兰成下毒手，两次欲加害于他，一次是胡兰成留宿于李家时，差点煤气中毒；另一次是在李家，两人谈话至深夜，胡兰成感到李士群像是要当场加害于他，连忙告辞回家。加害于他，这当然还是因为他的举足轻重，令李士群感到了他的厉害和对自己的威胁。另一方面，熊剑东也与他商量此事，具体的没商量，但有过一次像是要征得他同意，而他也就同意了，熊似乎也就下决心了。最后，当然是李士群死了。［8］
这一切，记述得有详有略，穿插得当，再圆满不过。李士群中毒的具体过程，胡兰成倒是谦抑没写，熊剑东像是没对他说，他不知道。可就这样，胡兰成在李士群之死上的作用已够大矣，他足可向佘爱珍夸耀"报仇"宿愿的了结了。
对胡兰成记述可靠性的最有力的支持，不是其他，而是他与熊剑东的关系，因为熊剑东是李士群之死的最主要当事人，直接参与了日本宪兵冈村下毒杀死李士群的具体策划。
熊剑东是胡兰成三哥的"战友"。二十多年前，胡兰成还在绍兴读中学时，就与熊剑东之间有过一段少年情。熊当逃兵后，胡兰成还用学费资助过熊往上海。想不到二十多年后，两人先后参加了汪伪政府，无意中在上海巧遇。
胡兰成自是今非昔比，熊剑东也同样身价不凡。
熊剑东抗战前，在湖北带兵，也是国民党军统，汪伪政府成立后，熊受军统指派带了部分军队投靠汪伪政府，意图由此掌握汪伪武装。熊到上海后，搞"地下活动"，不慎被日本上海宪兵队逮捕。囚禁期间，也不知怎么回事，熊剑东与审讯自己的宪兵冈村搞得很熟，之后他也就投降了，表示愿为日本人工作。宪兵队向周佛海打招呼，要求周出面把熊剑东保出，这是周、熊两人关系密切的开始。熊剑东出来后，不久即被汪伪政府派往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武汉地区担任伪军司令。巧的是，宪兵队的冈村此时也被派往武汉，两人重逢，关系就愈发亲密了。
周佛海仿照宋子文，宋任国民党财政部长时，曾在手下建立了一支税警团，周佛海也在自己的伪财政部属下建了一个税警团，自任总团长，由亲信干将罗君强任副总团长。熊剑东带来的军队为税警团第二分团，熊去湖北前即任第二分团长。李士群很早就在打主意，想将这一支武装弄到自己手下，周佛海、罗君强将其看成自己的"亲兵"，死也不肯放手。周、罗都是文人出身，带兵外行，面对着李士群的咄咄逼人，于是周佛海请日本宪兵队将熊调出武汉，回上海来担任税警总团的副总团长，周佛海自己退到幕后，由罗君强任总团长。不久，那位日本宪兵课长冈村也从武汉调回上海，如此，熊剑东外有日本宪兵关系，内有周佛海支持，手里又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一下子成为汪伪政府中令人瞩目的要角。胡兰成与熊剑东在上海巧遇，也就在此时。
熊剑东一出场就是周佛海的人，自然周佛海与李士群之间的勾心斗角，也成了熊剑东与李士群的矛盾。李士群最能知人识世，他感觉到了熊的能量，这才可能会有他要胡兰成在帮他还是帮熊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
但更可能的情况或许是，李士群不是要胡兰成帮他，而是想通过他、利用他与熊剑东的"少年情"去拉拢熊剑东。胡兰成本人是无所谓的，因为胡兰成只是办报写文章的角色，手中无权无钱也无人，况且又在走下坡路，不管他帮谁，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以李士群当时的权势地位，胡兰成不应该、也不可能得到他的重视的。可能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李士群在与熊剑东闹摩擦时，就从来没有把胡兰成当回事。
再从对立的另一面来推想，杀李士群，熊剑东可能与胡兰成商量么？
熊剑东与胡兰成有旧情，且是最有感情的少年人情谊，两人还是同乡，旧友重逢，两人之间私交亲热，包括官场上的援引相帮，这都是可以想象的。但官场中人，最重的是利害，而杀李士群是何等样事？那是要担很大风险的。李士群控制着特工和警察，在上海根基深厚，若事机泄露，就很可能反过来，不但杀不成李士群，反被李士群先发制人，抢先动手把他们这一干人全部杀掉的。胡兰成本与此事无关，手里又没有任何力量，与他商量何益？熊剑东与胡兰成交谊再深、感情再好，在这种事上是开不得玩笑的，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走漏风声的风险。再说，熊剑东即使为胡兰成好，也不应该拉他商量，在这种事上，不知道就无危险，置身事外也就保险无事，何必要将本不相干的他胡兰成扯进来呢？
所以，李士群与胡兰成谈起熊剑东是可能的，但熊剑东与胡兰成商量杀李士群却无可能。
胡兰成对杀李士群的具体过程不清楚，可见事后熊剑东也从未与他谈起过，若在事前有商，怎不在事后相告？另外，在马、汪、夏、唐等人的记述中，也没人有只言片语谈到，杀李士群有胡兰成事涉其中。
凡此种种，可以判断，胡兰成所谈李士群被杀中他所承担的角色和作用，基本上是他自重自诩的说辞，不足采信。
台湾高阳先生的《粉墨春秋》，是描写汪伪集团从登场到复灭的长篇历史小说，在描述李士群之死的章节上，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照引照搬了胡兰成的记述，包括胡兰成讲的几次差点为李士群所害的经历，全部拿来用作小说情节。大概因为是小说，不应该太计较其中所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伪，不然的话，那就是高阳先生太相信胡兰成的记述了。［9］
不过，也情有可原，高阳先生想必没看到马、汪、夏、唐等人的记述，于是就只能采用胡兰成的一面之词。十余年前的情况是，大陆看不到港台特别是台湾的资料，台湾也看不到大陆资料，而马、汪、夏、唐等人的记述都属于"文史资料"，当年还算是"内部资料"，"内部发行"的。资料不全，无从比较鉴别，这就不奇怪了。
几种记述
下面，就来看看马、汪、夏、唐等人的记述，也只有看过这几种记述，才能比较出胡兰成讲述的虚浮和隔膜。当然，这几种记述中个别的也有虚言，同样需要比较和鉴别。
记述李士群之死前后经过的有三种记述。
第一种夏仲明的：
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借口调解李士群和熊剑东的不睦，约两人同到外白渡桥百老汇大楼谈话。李带夏仲明同往，在百老汇大楼七楼冈村所开的房间碰头，从下午三时谈话开始，越谈越起劲，到了五时冈村说："大家多谈谈，一同吃晚饭。"李本来不愿意，后来冈村说："楼下有大菜"，李听说公司大餐，也就不以为意了，继续谈了一个钟头，有一个日本女子把小桌和餐具推了进来，李很机警的要我问冈村这派什么用，冈村很狡猾地说："请你吃晚饭，楼上比楼下安全一些"。李听了也不怀疑了。他们开始吃晚饭，最初喝啤酒，喝汤，吃鱼肉，都没有什么，吃到牛肉饼，李觉得不好吃，吃了一半就不再吃下去，冈村催他再吃，李再吃一些发觉菜里有毛病，预备到小便处挖喉咙，结果因冈村跟在后面没有吐掉，回转来再吃，又谈了二十分钟才下楼坐车回家。在车上他还问我："今天牛肉很难吃，你觉得怎样？"又问："你觉得今天宴会有什么毛病？"回家马上挖喉咙，把吃的东西都呕了出来，才安心打牌。第二天到苏州就发重病，九日死去，结束了这个特工魔王的生命。听说吃的是毒菌，无药可救，临死前用消治龙打静脉，已打不进去了。
第二种记述是马啸天、汪曼云的：
在李士群赴冈村宴请前一日，李约汪曼云夫妇到自己家里吃晚饭，李邀汪妻同往是因为李妻叶吉卿要汪妻帮忙做西餐。第二日傍晚，汪夫妇如约往愚园路李家，李士群不在，叶吉卿告汪夫妇，李士群临时有一约会。于是众人一起边吃西餐边等，是晚，李士群直到近十点才回家。
李士群回到家里看到了汪曼云，连说："对不住，对不住。要你饿肚皮了。"说着就往浴间里跑。汪以为他是去解溲的，其实是去抠喉咙，想把吃下的东西抠出来。吐了好久了没吐出来，只好又出来陪汪到下面去吃饭。
李在喝酒时兴奋地告诉汪说："曼兄，我今天非常高兴，熊剑东被我用钞票把他打倒了，做了我的俘虏了。周佛海是利用熊剑东过去为了老丁（默村）杀曹炳生父子的误会，挑拨熊和我闹摩擦，甚至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这件事被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冈村少佐知道了。冈村与熊是好朋友，冈村不愿看到我们二人不和，所以与我们拉场解释误会，使我们由冤家变为朋友。今天冈村与熊都有空，因此临时来约我的。直到现在才回来，累你饿肚子了。
"汪说："因为我已打了一个底子了。"或许因为李太兴奋了，况且桌上除夏仲明外，并无别人，因此他把这件事继续说下去。李说："当我和仲明到百老汇大楼冈村家里的时候，熊剑东已先我而在了。本来都是熟人，也用不着主人介绍，但仍首先由冈村讲了话。他说：‘李阁下与熊先生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有为青年，大家正可以为国家与大东亚做许多的事，即对自己个人来说，前途也是光明的。不意两位竟为部下的事发生误会，这是很不幸的。这件事据李阁下说当然是别人的主张，据我知道也是这样，这根本是受人挑拨，更不是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吗？何况两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且又同在一起，我更不能看你们两位这样下去，这不论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损失。所以我本着和两位的友谊，非邀请两位来替你们拉场，把误会解释明白不可。两位都能接受我的邀请而惠然光临，我觉得非常高兴和荣幸，并希望两位通过今天我们友好的会见，能尽释前嫌，成了好朋友，向大的方向进行合作，若能如此，即叫我粉身碎骨为你们帮忙，我也是非常乐意的。'
冈村的话，从感情表明 来看，确是出于肺腑的。当时我很感动，且我对熊剑东本来没有什么，曹炳生父子的死，是老丁的主张，我又何必代人受过？因此我把当时的情形，向熊作了解释，但我当时没有向丁劝阻，这是我对熊十分抱歉的。熊听了我的话后说，今天的会见，我们俩应该深深地感谢冈村科长的深情厚谊，没有他今天的邀请，我就不可能听到李先生的这番话，也不可能使我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之间的误会也就解除不了。我是一个军人，是个粗胚，唯其是个粗胚，自诩我也是一个爽直的人。我们现在既一言释嫌，化敌为友，我也把佛海他们和我的关系，以及导致我和李先生在今天以前的这种情况来谈一谈。曹炳生父子的事，没有听李先生解释，我确误会很深的。
佛海他们便利用我们之间的误会，为他们作马前卒。我明知道他们在利用我，我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乐于为他们利用，作为我的政治靠山。其实，凭我这个人，也不是周佛海他们可以利用的，说句实话，我只把周佛海当跳板而已。我自己有我的打算，这个打算我还没有向人吐实过。"
李士群谈到这里，端起了酒杯，喝了半杯白兰地，吃了一些菜，又对汪继续说："剑东把他没有向人吐露过的打算能够向我吐露，这是真诚释嫌的最好证明。我便对熊说：‘我们既做了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大计可得而闻乎？'熊便说：‘我环顾我们的和平地区，只有浙东尚属是个软档，我的意愿，是开辟浙东，再图发展。在政治上不论是盟帮（日方）或中国方面，都已不成问题，现在最大的困难，倒是经济，使我非常踌躇。'
我问熊需要多少。熊说：‘五百万。'我便接着说：‘好！'仅这一个‘好'字，我已看到熊剑东与冈村感到以外。没有想到我在‘好'字之后又接着说下去，‘我送你一千万。'这句话几乎像个春雷，使他们两个人听了直跳起来，立刻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李先生，我一生没看到过像你这样豪爽的人，要不是冈村先生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会见，我不但把一个好朋友失之交臂，而且......唉！不说了，惭愧，惭愧！不过今后我们是好朋友了。我们两个人都是年轻有为的少壮派。'冈村插嘴说：‘真是年轻有为，我应该为你们祝贺。'于是叫人开威士忌，开汽水，大家感情很融洽。
我叫熊剑东在一星期后到苏州向黄敬斋（伪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拿钱。因为这样把时间弄晚了，累你久候了。"李又慨然地对汪说："钱究竟是好东西，熊剑东想张罗五百万，连财政部长周佛海都不够格呢，没想到我李士群一出手就给他一千万，也说明我诚心要交熊剑东这个朋友，但实际却被我的钞票把他俘虏过来了。周佛海钱虽多，可是用钱没有魄力，他的失败将来就在这里。"夏仲明就乘机吹拍了一通。
马啸天、汪曼云两人的记述，其实所引这段内容是汪曼云的记述，主要是转述，不比夏仲明亲历，但因转述的是李士群本人的讲述，这就不同了。夏仲明亲历讲的简单，汪曼云所记李本人讲述却要详细得多，两者所述内容不同，夏侧重在整个过程，汪所记李的讲述，侧重在李与熊的"调整关系"上，正好两相比较和补充。
夏仲云没记具体谈话内容，李士群说与汪曼云听的，主要是与熊剑东"尽释前嫌"，交了朋友，这对李来说是此次会见最重要的事，也是最大的成果，所以回家后就向朋友汪曼云主要谈这一话题的内容。夏仲云记了谈话后的吃饭，汪曼云没记，李士群可能没对汪说，那显然是谈话后的事，对李来说不重要。这是合乎情理的。
汪曼云所记李士群的谈话都用的是引号，其中还像写故事那样，讲述一段插几句李的兴奋表情等等，这是无须认真看待的，当时现场无录音和记录，又至少是事隔十几年后的回忆，不可能那么准确，知道个大致意思就可以了。
两种记述中只有一个较大的出入，那就是夏仲明说李士群回家后将所吃东西都吐了出来，而汪曼云却说没吐出来。还有夏仲明只模糊说，李士群吃下的是毒菌，马啸天、汪曼云记述中却详细说明是阿米巴菌。
这不是汪曼云瞎猜，而是与汪伪政府关系最密切的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亲口告诉汪的。李士群死时，汪曼云正在杭州"视察清乡"，得李死讯后，即就近往已迁杭州的梅机关打听确信，李的死讯也是梅机关首先得知的。梅机关长中岛告诉汪曼云，李士群中的是阿米巴毒菌，这种菌是用患霍乱老鼠的尿液培养出的细菌，人吃下当场无异样，三十六小时后爆发，上吐下泻，如一般霍乱症，到此地步已无法挽救。但中岛奇怪的是，这种东西只有日本有，日本先后发生过十八例无一救活，李士群怎会中这种毒？可见，此时梅机关也不知道上海宪兵队冈村毒杀李的详情。
唐生明的记述又有不同：
在准备进行的头一天，周佛海把熊剑东和熊的老婆唐逸君和自己的老婆一起找去研究。决定由唐逸君与杨淑慧一道去帮助下毒药工作。他认为失败成功在此一举，再三叮嘱他们要小心谨慎。他把这一切部署通知了我以后，自己便回南京去等候消息，以避嫌疑。
这天，李士群和他的翻译夏仲明一同前去赴宴。在他们未去之前，杨淑慧、唐逸君早就躲在冈村的厨房中等待下手。这个伪行政院代院长的太太和唐逸君两人，都顾不得自己的身份，而穿上白色厨师服装，在厨房中亲自动手帮同做菜。那天是用吃西餐方式，菜预先分好，每次给李吃的东西，都由她们亲手拌上毒药，交日本下女送给李。这种毒药是杀色、无臭、无味的粉末，只要吃进一点点就无法挽救。李当天看到客人只有他一个，警惕性特别高，因为这个杀人魔王是经常用这种方法去毒死他的部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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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冈村一看这情况很着急，躲在厨房里下毒的人更急。最后，冈村自己走进厨房，亲自端一份牛排，很殷勤地再三劝李多少吃上一点。李实在无法推辞，勉强拣了点青菜吃下去，他没料到她们所带去的毒药，剩下最后一点都拌在这些青菜当中。他只吃进少许，当场还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他稍坐一会便起身告辞，冈村怕他回去后进行紧急救治，便故意提出几件平日使李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来和他纠缠。李不得不和他应付，直到很晚才准他离开。
冈村请李吃饭是1943年9月7日，李当晚回去还不放心，曾进行过灌肠洗胃，虽稍感不舒服，还不完全在意。［12］
唐生明怎会知道得如此详细呢？是因为李士群九日死去，周佛海十日即赶到上海，特别邀请了他一起参加，听杨淑慧和熊剑东夫妇报告毒杀的经过。
前面夏和马、汪的记述都是从李士群这方面写的，而唐生明是从另一面－－下毒者的角度记述的，彼方在明处，此方在暗处，明处的不会知道暗处，尽管像是不可
不可能在，周佛海竟会将自己的老婆派出去替日本人下毒？不说周的地位，其中还含有很大风险，还有一点肯定是唐生明出错，唐只说周佛海和熊剑东的老婆躲在厨房下毒，却没提这次会见还有熊剑东在场，说只有李士群一个客人，这是不对的。唐所记有一处与夏仲云是吻合的，那就是牛肉，夏说李吃下的是牛肉饼，唐说吃下的是牛肉旁的青菜，基本相似。
以上三种记述比较，唐生明与当事者的距离最远，也最不可靠。
唐生明是外人，周佛海为何要请他来一起听报告呢？
这就要说到李士群的死因，因为按唐生明的说法，李士群之死，根本就是他秉承重庆的意旨，让周佛海等人下手的，而唐的作用既是传达重庆意见，也代表重庆参与了每一步的策划，相当于杀李的现场调度。所以，唐的记述要比胡兰成的更进一步，胡兰成写得隐约巧妙，事情不大也不多，但却让人不得不想，李士群之死与他胡兰成有关且有着重要的关系。唐生明却是直接写明，在杀李士群的事上，他起了很大作用。
唐生明本不认识李士群，只是在参加汪伪政府后才见面相识，很快就与李士群成为好朋友。李士群以后知道了唐的重庆背景，也不当回事，仍把唐当作朋友。唐生明说是他将周佛海争取过来，使周与重庆暗通，可他争取李士群几年却无成效。"到了1943年夏天，重庆才下决心除掉他。我事后了解到主要原因，是由于蒋介石过早希望日本投降，在1943年间便准备请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到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要乘这个时候利用敌伪力量彻底消灭新四军，以免将来增加麻烦，认为李士群不肯听从指挥，是一个大障碍。所以戴笠便向我提出杀李的问题。"
唐生明在接到戴笠电报后，考虑再三，向戴笠提出了杀李士群的上中下三策，下策是直接派军统人员暗杀，但这对唐本人不利，易使人怀疑到他；中策要花时间，利用汉奸内讧挑起仇杀；而上策是利用日本人和李士群的矛盾杀李。唐生明向戴笠建议"三策"后，戴笠怕影响到唐在汪伪政府中的处境，将此事交周佛海去执行。周佛海为此很紧张，怕杀李不成或走漏风声，反被李杀掉，自此唐与周一起秘密商量，连周佛海老婆也不让知道。周佛海也同意使用上策，决定就利用上海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中佐，具体行事则委托熊剑东。于是熊剑东到冈村前挑拨，说李士群对宪兵队不满，根本瞧不起冈村，弄得冈村动火后，又故意相劝，说李得日军总部的信任，不能随意下手，这使得冈村更为发恨，不顾一切要杀掉李士群解气。如此熊剑东才建议冈村杀李要不露痕迹，用毒药毒死李。毒药却一时找不到，正巧周佛海派往重庆的人回来，从戴笠处带回了一些可靠的烈性毒药，周佛海便交熊剑东，熊再交冈村的。李士群被杀后，唐生明曾发电向重庆报告，抗战胜利后唐见到戴笠，又当面细说，戴笠大为称赞唐这件事情干得漂亮。
唐生明所记毒药的事与马、汪所写的有出入，马、汪虽没正面写毒药从何处而来，但从所记梅机关长讲李之被毒死是因为阿米巴菌，而这只有日本才有，显然认为毒药是冈村自己从日本搞来的。
有关李士群之死的远因近果，几种记述中，唯有唐生明说的最直接和肯定，是完全出于重庆的命令，由戴笠布置周佛海，再通过熊剑东挑动冈村做成的。当然，唐在其间也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最初那个上中下三策就出于他的建议。唐生明如此叙述，可以有符合其身份的动机，在前可以报功于重庆，在后同样可表功于后人，但目前找不到反证，只能存其一说。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即便完全出于重庆的命令，那也只能解释周佛海唆使熊剑东去挑拨冈村的行为。
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日本人，日本宪兵队科长冈村。
事实是，不管是熊剑东还是其背后的周佛海，在这件事上，都只是配角，真正能动李士群、敢杀李士群的也只有日本人。可以这么说，重庆以及周佛海和熊剑东要李士群死，李士群不一定死甚至肯定不死，若没有冈村，所有的不管是重庆的命令、周佛海的唆使和熊剑东的挑拨统归于无用。还有一点不可弄错的，对周佛海、熊剑东来说，冈村是主子，不是木偶，不是可以随便挑动的，何况是杀人，杀李士群这样一个汪伪政府的特工头目和方面大员。冈村是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从汪曼云所记李士群转述的冈村当时的表现，即可见出此人的阴险狡诈之一斑，冈村绝不会如唐生明所写，只是个"性情暴捩、一贯爱独断专行，而又头脑简单的日本恶魔"。冈村与熊剑东以及背后的周佛海之间的关系，冈村是主动的、处于上位的，他杀李士群必定有他自己的理由，熊剑东的挑拨能起作用，那只是符合或证实了他的理由而已，绝不会仅仅出于熊的挑动，说跳就跳杀李士群的。这里的主次关系、主奴身份之别是清清楚楚的。从这点来说，李士群被杀，周佛海、熊剑东包括唐生明，其实是没什么好得意的。
李之被杀是出于冈村的主动，从马啸天、汪曼云的记述中也可看出：
有一次汪要从南京到苏州去，行前去看了周佛海。周说："你看到士群对他说，千万别再胡搞了，否则日本人就要干掉他了。我们毕竟是兄弟，不能不告诉他。"从周的话里不难看出，显然要弄死李的，不是周佛海等人，而是日本人。
可当汪曼云把周佛海的话转告李士群时，李却认为汪是拿周佛海的话来吓唬自己，汪为此很不高兴。以后汪曼云亲家、伪最高法院院长张韬又来告汪，日本人要对李士群动手了，消息是从罗君强那里传过来的，这显然是罗君强有意要将消息通过汪转告或警告李士群。由于汪上次在李士群处碰了钉子，且是杀人大事，怕牵连到自己，就将此事压下了，未曾告李。
周佛海对汪曼云打招呼，要李士群注意日本人要搞他；罗君强托人传话给李士群，日本人要搞他。将此比照，唐生明所谓重庆命令周佛海杀李的事，应该要打点折扣的。或者就是，重庆尽管要周佛海杀李，而周只是阳奉阴违或根本就没当回事。真正要杀李士群的是日本人。在这点上，周佛海以及罗君强还是识大体的，尽管他们自己和李士群有矛盾，但日本人要杀李，要杀自己汉奸政府的大臣、自己的同道同僚，他们应该不会高兴的。
从李士群死前死后的情况来看，冈村杀李士群完全是上海宪兵队的独断独行，没有和日本其他方面打招呼就先行动了手。李士群病毒发作，苏州日本小林师团曾派去高级军医诊治，结果证明病源是中毒。梅机关知道李士群中的是阿米巴菌毒，肯定就是小林师团告知的。李士群死后若干天，上海日本宪兵队忽然要追究李士群中毒消息，并向李公馆办事人员和李妻叶吉卿气势汹汹地寻根问底，威胁叶说："不可再说李先生是中毒，该说是病死的。"这些都可说明，冈村动手前，日本驻苏州部队和杭州的梅机关都不知道其中底细，否则小林师团长就不会派高级军医去为李诊治了，诊治了也不会明确说出中的是什么毒了，显然他们是事后才接到有关此事的说明，才清楚内幕的。尽管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素有隔阂，上海主要是日本海军的势力范围，与苏州陆军平时互不相通，尽管战时日本军队中佐官一级、政府机关中课长一级的官僚最具权势、最为强横霸道，常常挟持将军、部长们以行其道，可一个宪兵课长冈村如此轻易地就"解决"掉了汪伪政府一个高级官吏，实在有点不像话。
日本人为何要杀李士群？
夏仲明所讲原因与马啸天、汪曼云所讲原因基本相同，应是可信的。下面就引马、汪的一段记述来看看：
日本鬼子之所以要杀李士群，虽因李利用清乡地区的物资移动（如敌伪双方约定应于某月某日起，某种物资严禁私动，李便利用这内幕消息，在事前利用特务与行政力量抑价收购物资，于命令前运来运去，一转瞬赚了很多的钱），发了大财，主要的还是李与军统有关（系通过军统特务余祥琴的关系，日本宪兵曾悬赏缉拿余，而李却包庇了他，在他的掩护之下，余逃往重庆，事为日本鬼子查悉），政治上有了问题，损及了侵华利益。而李的特务势力，在沦陷地区，已相当庞大，假使有所举动，不无投鼠忌器，所以对李士群感尾大不掉。这时李与周佛海等正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于是日本人便利用汉奸内部的矛盾，藉以减少他们的反感，好像日本人是站在他们一边帮他们的忙。其实周佛海、熊剑东、罗君强等是在做了日本鬼子杀李的替罪羊，是和李士群同样不足惜的可怜虫。［15］
究竟是谁利用了谁，这应该清楚了。
日本人杀李的原因，或大或小、或一般或具体都无关紧要，出于日本人之手那是肯定的，马啸天、汪曼云对日本人和几个汉奸帮凶之间的关系是说得很对的。汪精卫对此事的看法与马、汪也是一致的。汪精卫在得知李士群之死后，曾感慨地对汪曼云说："日本人竟会这样不讲信义！"
马啸天、汪曼云记述中说：周佛海、熊剑东、罗君强是做了杀李的替罪羊，是自以为是的可怜虫。但这里稍有区别的是，周佛海、罗君强是不会如何高兴的，高兴的可能只是熊剑东，还有唐生明，再有，就是更其自以为是的胡兰成了。
唐生明背景不同，犹可说，熊剑东是个报私仇的小人，不必说，胡兰成本与此事关系不大，却硬挤进来充当莫须有的角色，自以为得计和得意，他是连汪伪政府的傀儡性质、他自己以及汪伪政府这班人可怜的汉奸角色，都已忘记了。
注释
［1］引自《周佛海日记》1940年3月31日，《周佛海日记》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2］引自王惠农《李士群与"七十六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3］引自《周佛海日记》1940年2月20日，《周佛海日记》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4］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忠于一人》。
［5］引自马啸天、汪曼云《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建立》，《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
［6］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新游侠传》。
［7］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新游侠传》。
［8］引自胡兰成《今生今世杀李士群》。
［9］引自夏仲明《关于李士群系统的汪伪组织》节录："汪伪特务组织概况"（节录），《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
［10］引自马啸天、汪曼云《李士群之死》、《文史资料选辑》一〇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1］引自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四十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2］引自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四十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3］引自马啸天、汪曼云《李士群之死》、《文史资料选辑》一〇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4］引自马啸天、汪曼云《李士群之死》、《文史资料选辑》一〇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5］引自马啸天、汪曼云《李士群之死》、《文史资料选辑》一〇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