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在英吧发帖，热闹地讨论了一把，有些问题现在谈起来是很费劲的，网上的人各自理念、阅历都不同，也挺好玩。为了论证观点，也找了不少资料，把一些主要言论摘录在这里：
01《英雄志》这本书，前半部写武侠，后半部说的是政*治和现实。要理解主角，不能从他们的武功入手，如天山武学、昆仑剑法、火贪一刀、六道轮回什么的，而是要从他们所在的处境、可能的选择及最后的抉择着眼，以及他们各自的选择是否能够解决之前让他们陷入困境的核心问题。
这也是《英雄志》超越一般武侠小说的卓越之处，已经有很多评论认为，《英雄志》的意义在于直面现实、人文精神及从政*治和哲学立场出发所做的探索，而我认为孙晓的这种尝试虽然极有意义，但仍然停留在传统框架内，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孙晓本人也是政*治学专业出身，小子写这篇小文只是班门弄斧，准备收取板砖一片。
首先看最核心的主角卢云的设置。
卢云在武道上的境界不是重点，无论是“剑神”还是正17甚至突破勇剑，只是多一个高手而已，即使武林第一高手也无法解决中国传统的政*治困境。四大主角里面，卢云和杨肃观、秦仲海的路径是截然不同的，卢云的意义在于其拥有“圣光”，圣光之作用，在于可以对抗外部压力及抗衡其他政*治解决路径，并证明这些路径是错误的，同时居高临下地教化和指引众生。书中说，“圣光不灭，修罗王不临，南占卜州就不会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卢云一出场，就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先声多人并一举定型人物性格。其后卢云的内核升级为“圣光”并对人世有了更深的感悟，但归根结底，卢云走的是“内圣”的传统老路。孙晓加诸卢云的一系列悲惨境遇，其目的就是淬炼主角，拷问他仅仅凭借内圣，你是否还撑得住？卢云用也用一系列常人无法坚持的举动作出了回答，从这个角度将，卢云这个角色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人物特质，和耶稣基督、圣雄甘地、昂山素姬、曼德拉等等有些类似。
《英雄志》所描摹冰冷如铁的政*治困局，如果用圣光来回应仍然是走不通的，这一点的实质就是新儒家目前面临的所谓内圣为什么开不出外王的困惑。
1、民本思想
《尚书》中有大量民本思想的论述：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尚书·皋陶谟》）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
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
《英雄志》中经常提到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有这方面意义。
由民本思想进而推之，君主必须为人们的福祉负责，如果让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则其合法性就有问题，于是乎就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
但中国传统对此一直予以模糊化处理的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民本思想，但是在制度上一直没有相应的设置予以保障人民权利。一个典型例子是卢云在山东牢狱中的遭遇，说明吏治和司法制度——作为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不仅无法保障反而是在鱼肉老百姓了。
2、精英政*治
张载的四句话，都用了一个“为”字，意义丰富，深刻地表现了儒家精英政*治的特质。因为人民是没有能力的，所以需要代理人——儒家知识分子——来维护其利益，而士大夫天然就是统治阶层，劳心者食于人也。皇帝，也不过是和士大夫共治其国而已。
这个环节存在的问题是：士大夫这个代理人阶层由谁来保证其能够忠实于人民？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信托责任问题，在当代的国有企业、现代公司中也是普遍存在。
卢云只有一个，他可以以个人赤诚做父母官，但是其他人呢？所以这也是卢云具有宗教特质的理由之一。
而所谓的父母官，也是自上而下，润泽于民，并没有认识到，底下的人民自享有相应之权利。“权利”这个词，乃是近代严复引进，在《英雄志》所在背景的明朝，仍然是没有的。换句话说，传统政*治里面是无法产生现代公民的。
如果百万恶鬼只知道嗷嗷待哺，而不知参与并改变政*治进程，仅靠珍稀动物的卢云圣人是不靠谱的。借用网络上的一句话：通往朝鲜之路是我们每个人的沉默铺就的。
3、君主
传统政*治另外一个命门是，执政者，也就是皇帝的继承如何能够保证贤君在位，这个问题也一直无法解决。
除了无法保证贤君之外，世袭大宝的传承也是大问题。历代各朝立太子就已经是一大乱源，而《英雄志》更介绍了一个极端例子（参见土木堡之变和明英宗、明代宗及英宗复辟的故事）。
对此，卢云有什么办法？
4、手段
先引用一段：
刘敬嘿嘿一笑，道：“这是王宁、梁知义这帮读书人查出来的吧？”
秦仲海点头道：“公公说的不错，此事正是梁知府、王御史他们查出来的。只是他两人一得消息，不久便已陨命。”刘敬摇头叹息道：“好人不长命，蠢人兢投胎。又好又蠢的，更要天生给人当箭靶，唉……这帮书生只知气节义理，却没半点手段，没给五马分尸，凌迟处死，已算是好运了……”
这句话我读来感叹不已，十分受教。
卢云是克己复礼，律己极严，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模糊。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三章)。
王阳明对这个问题也讲最精彩。他况：“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埔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天不获若己而推纳诸沟中者。”
不过书是书，现实是现实，千万不要把书中的大道理直接运用到政府工作中（书生大道理与实际运作之黑暗，吴思的《潜规则》中也有述及，记忆不敏，改日再找来）。
可卢云这个可爱的呆子真的是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攻略在走的，无怪乎要撞得一头包。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卢云到长洲知州上任后的故事，一路笑话，如果没有顾倩兮从旁照应简直寸步难行。这时候你还是主官，如果是要求其他官员办事则不知蜀道何难了。
02小子写此文的意思是，《英雄志》写了一个政*治困局，这困局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而孙晓通过卢云这个主角给出的回应路径还是在传统的“内圣”这个领域内，顶多卢云功力再强，就算是内圣之圣好了，仍然无法开出外王，所以也无法解决传统政*治的困*境。
03海外的新儒家现在一个大致的判断说：我们心性方面不错，但是外王方面的问题很严重，我们必须要把西方宪……&**（*政学理跟儒家的心性儒学进行对接。
04 灭里微微一笑：“林先生很看重你的。昨晚说了好多你的事。让在下好生佩服。”
卢云叹道：“他怎么说卢某？”
灭里道：“他说观海云远之中，惟有卢先生是仁人君子，智勇兼备，时时以天下苍生为念。”
卢云微微叹气：“他是过奖了。卢某的仁，实乃妇人之仁，卢某的勇，是匹夫之勇，实非做大事的料子。”
——卢云的夫子自道，很真实。
05卢云引用张载的四句话，说明他认为自己对天下人有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不是随便街上一个人而是士。“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古代的士不容分说就把责任扛到自己肩上。
只是陈义甚高，扛上责任以后便没有下文了，也不问能不能扛得起。
又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些精英又高高在上，负有教化之责，犹如《英雄志》需要圣光的指引一样。
06 拿杨肃观和卢云可以做一个对比。
观观有权谋、有手段、有城府、有隐忍，世之枭雄也。虽然他面相看起来温柔斯文但绝对是坚毅冷静、心狠手辣之辈，这种人一旦出现在小说里必成大事。孙晓果没有负他，让他成为正统复辟的中坚。威武文杨，其实整个复辟大计都是杨在设计，伍定远也是他拉进来的。甚至杨在差点被杀后的低谷期还能够放出胜负手，以一系列周密布局搞掉柳、江，加上正统帝和伍这两张牌成功复辟。复辟以后杨、伍及正统帝的势力也是朝廷里三分天下。杨作为大掌柜掌控镇国铁卫，又需要极高明的组织运作能力。从以上来看，杨不仅是一个出色的行政人才而且还有党魁领袖的气质。
所以卢和杨是中国传统中内生的两种类型，一个代表理念价值，一个代表实际运作，互为阴阳表里。
进一步推理，涉及到中国传统政*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有效维持既得利益阶级对老百姓的统治，用的是集权专制的手段，表现为阳儒阴法，就是用卢代表的一套赋予统治合法性而用杨的一套有效管制。他们都是一伙的。
所以，杨和卢代表的路径都开不出外王。
07 转一个小贴：
个体人格，
1。如何做一个好人？
2。如何做一个智者？
集体人格，
1。如何保护好人，奖励好人？
2。如何劝化恶人，惩罚恶人？
现实的世界，全球化之下的达尔文主义，如何被耦合？
1。在西方，有基督教精神的神格，有西人长期以来的人格，二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定的契约式耦合。
2。在东方，有儒道精神，有其他。但全球化之下的达尔文主义闯进来，横行无阻，我们缺少与之耦合的另一半，至少没有合上，前者在泛滥。
儒道思想和达尔文主义，有无耦合的可能？
08 关于“外王”，牟宗三先生有阐释如下：
一、客观而外在地于政*治社会方面以王道治国平天下：此是其初义，亦是基本义。就「以王道治国平天下」言，此中含有政*治之最高原则如何能架构成而可有实际之表现问题，亦含有政体国体治国平天下言之问题。
二、在此最高原则以及此最高原则所确定之政体国体之下，各方面各部门开展进行其业务之制度之建立:此是其第二义，亦即永嘉派所谓「经制事功」者是。
三、足以助成此各方面各部门业务之实现所需有之实际知识之研究与获得：此是其第三义，此大体是顾亭林与颜、李等之所向往。
简单说就是儒家在内圣之后就要应用于国家治理，说得冠冕一点就是卢云说的“为万世开太平”。
不能说中国传统中没有“外王”的内容，也是有的。“外王”是否成功的标准应该是老百姓的福利有否增加，而不是朝廷的统治体系是否日趋严密。
以前一标准论之，中国历史上“王”起来的日子实在不多。
09讨论《英雄志》之所以会扯到这些，是因为本文的前提是孙晓写这本书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言武侠而意在武侠之外。四大主角乃至其他众多配角，之所以命运颠沛流离，根源在哪里？对这个大问题，孙晓试图给出回答。
10 除了传统的外王含义外，西方的一些内容也可以给我们参考。
近年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提出了“善治”(good governance)概念。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它的本质特征在于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管理的民*主化。
除了政府和公民，其他社会组织也可以参与这个过程。
这个概念对《英雄志》的意义在于，“外王”应该是真正的匹夫有责，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应该参与进来。这个意义上的“外王”是对整个中国古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兹事体大！！
《英雄志》如果还是囿于传统框架，可能始终无法转出这个圈圈。
11 Vol.22-天之历数在尔躬
杨肃观低头研墨，润了润笔，轻声道：“岂但保住花剌子模？杨某若生于西域当时，成吉思汗若敢来犯，我将亡他蒙古种姓，使其从此不复在。”
墙上多了两字楷书，端正严谨，众人凝目一看，齐声道：“正道？”相顾愕然间，只见杨肃观放落了笔，道：“诸君，何谓正道？正道者，就是做对的事。”
杨肃观润了润笔，在“正”字之旁添了几笔，见是个“文”字，却成了一个“政”字。
杨肃观环顾堂下，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这个政道，其实也就是正道，然诸位可曾想过，古人造这个‘政’字之时……”手指提起，定向墙上那个“政”字，道：“为何要多加一个‘文’字边？”
牟俊逸冷笑道：“拿着正字作文章啦。”杨肃观微笑道：“说得好。正道者，所行皆为对的事。政道者，所言必是对的事。这个‘言’字呢，便是要让你打从心里相信，我所作所为的这一切……”行下台来，俯身望向牟俊逸，握住了他的手，静静地道：“都是对的事情。”
杨肃观道：“就是她。扎兰丁下野，是太后致之，摩诃末无能，是太后令之，然太后虽为弱女子，亦可能有英明处，何以言为病灶？其实这个病，不是病在她这个人，而是病在这件事，她抓了权，却不肯担责。她不担责，却又抓了权。故而有责者无权、有权者无责，做错事不知痛，便如行尸走肉，故曰花剌子模已死。”
牟俊逸冷笑一声：“杨大人，你想治痼疾，蒙古大军却已在城外，这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若是扎兰丁，你要如何应付？”杨肃观道：“我若是扎兰丁，将自率国中三千美女、献一切宫内金帛，俯爬匐匐，出城跪降，以求保存举国之实力。”牟俊逸道：“若成吉思汗杀你呢？”
杨肃观道：“那便死吧，王子出城乞降，尚且被杀，则举国上下谁敢再言降？王亲贵族一旦心不存侥幸，势将万众一心，起而抗之。成吉思汗若不死于西域，是为侥幸。我见国家保存、百姓俱在，虽死犹生矣。”
马人杰道：“若成吉思汗放你生路，可不久又来需索，你将如何应付？”杨肃观道：“我若能逃过死劫，入城后便将政变。”众人大惊道：“政变？”杨肃观道：“是，我将幽禁太后，罢黜可汗，尽杀举国异心之人。三年之内，我将血洗蒙古，使全漠北闻吾之名，如婴儿之闻猛虎，嚎啕悲泣于万古，以昭天下之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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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一大段，说出杨的政*治观点。杨举花剌子模的例子，说的是中国的事。杨给花剌子模开出起死回生的药方，不过是强人政*治+法家的严刑峻法而已。前面修饰以“正道”又做了洋洋洒洒文章不过事障眼法，乱人耳目。其实这些理论在历史上实在太常见了，可以参考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杨虽然官拜五辅，大学士，但是其思想也比较简单，和世子载允的好战也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
12 摘录一段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解释。所谓“王道”也好，“正道”也好，“中国模式”也好，都是一种综合的制度。
如果《英雄志》的主人公们想给困境一个制度意义上的回答而不是笼统含而混之地过关，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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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其他三国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很容易在中国内部找到制度性的解释。在我看来，各级政府人为压低各种成本的特殊能力(比如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税收成本等等)，以及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国家的投资能力(高投资率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正是超越其他三个经济体那一部分的恰当解释。前者使中国在全球资本竞争中赢得了更多的投资，并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后者则显著拉升了中国的投资。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较之其他同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结构上更为失衡，因而前景也可能更不稳定。
一般而言，所谓模式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结构总和。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20年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其稳定性、持续性还远远没有受到时间和危机的考验。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的迹象显示，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动力逐渐衰竭的今天，中国曾经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制度结构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证诸历史，那些成功并为后来者效仿的所谓模式，无一不是在应对各种严峻挑战而进行的不断调整和革新之后才最终得以形成的。我以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模式才可能真正成立。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模式不过是若干知识分子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在匆忙之中遴选出来的一个替代物，一种对神秘事物的想象。
13 再说一下《英雄志》中的百万饿鬼问题。
卢云从水瀑中一出来，十年已过，百万饿鬼围京城。为什么有这么多饿鬼？小说给的理由是义勇人起四卦，一个是10年旱灾。
哦，是自然灾害的原因。天灾姑且不管，那人治到底做了什么对应措施？小说没有去展开，只看到百万饿鬼作为天下几大势力角逐的一个变量在博弈中被利用。
引几段几十年前的故事（来自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
但是当时中国农村大量饿死人的实际情况，由于党和政*府对信息封锁的严密，不但国外毫无所知，连大陆上的城市居民，如在农村没有亲友，也只是糊胡涂涂，一知半解，不知其情况之严重也。
教授有所不知，咱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呢。粮食产不出，还要虚额上报；按虚额缴税。公积粮缴之不足，就缴口粮，甚至种仔粮也得上缴，这样，青黄不接之季，就饿死人了。谁个混账东西，来强迫农民，饿死也要超额缴税呢？干部嘛。
但是一向就鼻孔朝天的***，又怎能向帝国主义乞怜呢？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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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也是这样，往天灾一推了之。
14 当今现状难以称得上圆满，所以有些不满是正常的，这也是继续前进的动力。
期待富人主动回馈社会，难，好比骆驼穿过针眼。更多的担忧是金钱和权力的结合让统治阶层更加固定，难以流动，统治手段更加绵密。
五四快100年了，开启民智远未成功，仍需努力。
从公益入手，大家多关注自己的权利，群起声援呼应，一步一步来吧。
15杨肃观的“大佛国”、“正道”理论，作者交代得也不清楚，更多地是一个名相，至于其内容、纲领、建设步骤如何不得而知。杨和天绝在少林寺的一段虎和羊的寓言故事，貌似很重要，看了半天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杨是一个有想法抱负、有手段心机也有决心毅力的人。这种人很可贵也很危险。有一言可以兴邦，也有一言可以丧邦。人力有时而穷，而社会体系的运作极其复杂，不是个人可以凭空设计的。如果有政*治强人一意孤行往往会造成巨大灾难。
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点评胡适的实用主义，认为虽然不是什么非常高明的理论，但走一步算一步，没有大过。“可是手握政柄、掌生杀大权的人，如果只是全盘自信而好不自疑，自觉聪明天纵，不知其不知，而强不知以为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胡适之先生以前主张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在《新中国*三十年》中，又云：
一个可行的政*治社会制度之诞生，原是智慧与机运相结合，经过反复底长期试验，才能慢慢地磨练出一个「定型」来。
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而智慧与机运之交配，亦非数百年不为功也。剖腹取子，也得怀胎十月，是急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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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的故事、老唐的论断，如果结合建国后MAO的一些激进作为，可以为后人借鉴
16卢云有大爱之心，可是无大爱之力。他文武双全，心怀天下，可是他无兵无权，又时而冲动固执。他拿什么改变天下，为天下谋福？我就不明白10年的野人生活就没能让他改变？说好听点是他心智如石，仍保留大爱之心，救国之志。问题是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天下有你无你都一样，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幸福想想？归隐也可以啊？作者，你也折磨够他了吧？
17 圣人是难做啊，要不满街都是了。但卢云这种类型的人物，中国历史上亦所在多有。
比如57年整*风被引蛇出洞的一些大右*派章伯钧等，太天真了，--真以为可以给PAR*TY提意见，最后因为“政*治设计院”的发言获罪。
章伯钧想出了一个“政*治设计院”的方案，据1957年有关报载，其内容大致为：
——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问题，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1962年，大英百科全书新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解释是：“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章伯钧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十分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