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名职业打假人讲述他们的坚持和转变
1995年，山东人王海在北京“知假买假”购了10个“问题”耳机，几经周折获得加倍赔偿……此后，民间打假风生水起，王海一度被媒体及公众称为“打假英雄”。15年来，民间打假人一拨又一拨，打假维权形态发生多级变化，这些人中有的坚持最初的购假索赔，有的逐渐转型为企业顾问，也有的仍执着地与各大职能部门较劲……
如今，民间打假模式越来越为大众所熟悉，王海们已被称为“职业打假人”。广州，也活跃着这么一批人，他们或以公司的形态存在或单兵作战，彼此独立却又相互关注，他们称这只是一种生存形态，“我们从来都不是英雄”。
职业打假始终清醒
刘殿林
河北人，拥有14年打假经历，不少本地知名打假人当年就是出自其门下。
从一个人单干到组建团队
相比“打假专业户”的称谓，刘殿林更愿意被称作“职业打假人”。“不要叫我‘打假专业户’，听起来好像‘养猪专业户’……”刘殿林说。
刘殿林于1996年涉足打假，其后投入刚成立公司的王海旗下，1999年因理念不同离开王海来到广州。从最初策划的“席卷全国假冒资生堂”事件，到2005年轰动全国的向“广东凉茶”开火的系列诉讼，刘殿林一度出尽了风头。上世纪90年代末，南方某媒体曾在报道中将他和王海等职业打假人士称为“打假英雄”。对此，刘殿林不以为然。
“别人称你英雄你就是了吗？”对于自己，刘殿林一直有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捧我上天我没飘，撵我下地我还站着”，多年后刘殿林称，他一直很清醒。
1998年后，刘殿林开始组织团队，带领四五人走南闯北，开始全国范围的打假。1999年，以个人名义，他与史玉柱合作清理仿冒“脑白金”的造假工厂，历时一年大获全胜。次年，刘殿林在广州注册调查公司，正式开始专业打假公司化运作。
走到哪里都能持续打假
如今的刘殿林，告别了购假索赔这种在他看来的原始打假行为，一方面接受企业委托对造假工厂进行调查，配合清理；另一方面受托品牌进行市场控制或市场封杀，将市场上的假冒品牌清理到一定比例。对于自己的打假团队，刘殿林表示很满意。他向记者透露，目前与他合作的多是大品牌，一般是跨国企业或上市公司。
“我们上周刚在福建端掉一个造假仓库，昨天在清远又端掉6家玻璃造假工厂，现在我的兄弟们又在火车上赶去郑州去端下一个窝点……”刘殿林并不讳言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利益，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事利人利己利社会，正所谓“取之有道”，获利无可厚非。如今的刘殿林，笑称“只要给我手机和上网的网络，走到哪我都能持续打假”。
打假是为了赚钱
徐大江
近年来在广州较为活跃的职业打假人之一。
为了赚钱转型成企业顾问
徐大江，来自江苏盐城一个小农村的他，当过电梯工、服装厂苦力和网络公司业务员，还开过缝纫店……2004年，凭着对“超市购物去皮重”、“腾讯公司一毛钱信息费”等消费误区的大胆叫板索赔，徐大江逐渐声名远播，成功登上各大超市的“黑名单”。
为什么打假？“当然是为了赚钱！”徐大江答得简单而直白，“肯定比打工强，一个月两三万元不成问题。”徐大江笑称2006年前后是不折不扣的高峰期，“只要去超市转转，就能发现违规产品”，那时他的收入也很高，“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有5万多”。
如今的徐大江，仍坚持最初的在流通领域购假索赔模式，但关注的方向已有所改变。以前他关注的多是企业商品标志、标签规范等问题，如今更多考虑产品内在的东西，着重关注产品添加剂方面，如奶粉中违规添加乳钙、汤料中违规添加非食品原料等。因为他的叫板，今年1月，卫生部正式出台了一个文件，将乳钙列为新资源食品，明确了其身份。
与此同时，在与企业的交手过程中，徐大江逐渐找到了一条“生财之路”。“他们认识到我的厉害后，干脆请我当顾问，一些宣传用语、产品标志都先请我过目。”徐大江说，目前要他当顾问的公司有近10家，“顾问费一年有个十来万，相比去年200多起打假案件，收入还有差距，但也不错了。”
如此看来，阵地虽没变，但转型已经开始。“诉讼不再是目的，通过诉讼的手段让企业来相信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徐大江坦言，转型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不在乎“刁民”还是“奸商”
徐大江毫不讳言自己对于利益的追求，“我们在获利的同时也帮企业纠正了错误，企业不应该有第二次犯错的机会”。在他看来，自己付出了劳动，教训了“奸商”，造福了群众，得到回报无可厚非。
从“打假英雄”到“刁民”，徐大江坦言自己并不失落，随着普法的进步，打假人在百姓眼中不那么神秘了，没有以前那么多鲜花了，英雄变平凡了，“甚至很多人带着批判和质疑的眼光”，但“获利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对于不少人诟病打假人是“刁民”甚至是“奸商”，徐大江很是坦然，“打假的门槛很低，这行饭天天都有人吃，能形成全民打假的势头当然最好”。
“只要是职业打假，就不可能纯公益。”徐大江说，“做公益不是喊口号，学雷锋也要吃饭。如果你资产上亿不愁吃穿，如果你背后有基金组团支持，那我相信，否则纯属瞎扯。”
“但有些就必须往公益上靠了。”去年底，徐大江回老家过年，发现当地医院挂号就诊卡要收费一元，徐大江当场就较上劲来，事后医院取消了一元收费，他还不作罢，要求市物价局对医院的收费行为进行处罚，“收费事小影响事大，这种事就算没钱赚也要争到底”。
一个叫板的消费者
陈书伟
原在深圳做电子生意，2004年开始独立打假维权至今。
打假从打官司开始
“我不是打假人，我也不是公益维权，我就是一个叫板的消费者。”长期以来，陈书伟一直同通信行业某运营商较劲，从不能打印话费清单到品牌套餐互转等，陈书伟跟几大运营商较上了劲，自掏腰包跟他们“斗”。去年5月，陈书伟因“操”字上书法院而声名大噪，正是因了与某通信运营商的官司。
来自汕头的陈书伟原在深圳做电子生意，然而2004年与通信行业某运营商关于话费的纠纷改变了这一切。陈书伟的“匪气”被彻底激发，为了100多元的话费争议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开始他还请了律师，后来发现花不起钱了干脆自己上阵。通过这单官司，陈书伟发现这一行业收费存在不少“霸王条款”，怒气未消的他开始了自己的“维权之旅”。
为打假花光了身家
“坦白说，我做得很大，规范了很多霸王条款，没有七七八八也有三三四四……”他对记者说，从话费清单打印到品牌互转等，其中都有陈书伟的“抗争”战果。“但从做这个起我没有一天快乐，常常感到绝望无助，甚至有一种悲凉感……”在陈书伟看来，这些本应由执法机关去做，却由他个人去完成，“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了“争这口气”，他自己砸进了三四十万元，花光了身家，如今只能靠朋友资助度日。
“真的想赚钱我也能捞一把，但打假真不是我那盘菜。”对 于外界有人称其为“打假人”，陈书伟否认，“为了公益？我没那么高尚！虽然客观上成全了公益。”几年来，陈书伟几次想到放弃，2007年甚至答应当时的女友退出打假，但还没等到约定时间，两人却分手了。如今30多岁仍孑然一身的他，想努力找份工或做点小生意，“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赚钱，娶个老婆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