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贵阳论坛随想-5
【前言】：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经费不充裕条件下，为中国符号学论坛第二届研讨会提供了聚会场所，使我们得以继续举办符号学论坛研讨会，对此我们再次深表谢意！虽然这次是论坛的第二次会议，实际上相当于“第一次”。为什么？前已说明，第一次是依附于国际大会举办的，半数参加者只是顺道参加。而且大家那时对于为什么要搞论坛，为什么要搞中国符号学，为什么要搞符号学，以及到底什么是“从事符号学研究”，都还不够清楚。南京国际大会和第一届论坛后，我们对此进一步明确了。因此这次参加贵阳论坛的各地区、各领域的师生们，都是抱着有关促进中国符号学的纯粹学术兴趣而来，其自发性和主动性可以说完全不同于以往各种符号学会议。因为，首先，这次是真正的“跨学科”，不是“挂靠”在某单学科、单领域现成学会上的“寄存性”关系；其次，会议的形成完全是学者学生主动自发前来，不是按照现成单科学会轨道完成的“定式化”行为，所以此种各地人文学者个人表现出来的自发的学术热情，在当前学界格局下，显得格外可贵了。可以说，没有学者个人的真实兴趣和主动精神，符号学不管搞得多么热火朝天，都是不可能有学术生命力的。第三，并非不重要的寓意是，由于是大家自发而来，与头衔、名势等私利追求没有关系，因此避免了任何拉邦结派的嫌疑。学会不能蜕变成各种拉邦结派的工具，这不仅是符号学生命力之根本，也是人文科学健康发展之根本。我们的符号学论坛精神正是要唾弃这种借学术活动和组织以追求个人及团体私利的动机和行为。我们的贵阳论坛聚会，就完全避免了上述弊端。我们的主办方仅因同情符号学论坛的学术精神，为此提供聚会的方便；本人作为论坛“临时”召集人和国际学会亚洲区负责人，则是在论坛暂时没有正式召集人情况下临时充任邀集工作。因此，贵阳论坛参加者是为学术理念而来，为自身和集体的学术发展而来，而不是为了什么捧学界“大腕”如同捧歌星、球星般起哄而来。这是学界一种新气象：正如在各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一样，我们人文学术界也终于有了这样的真正志愿者群体，其共同特点是：在论坛聚会中，参加者一律平等，遂自然突现出了一种学者之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精神。就让我首先为参会者体现出的这种“以文会友”的精神，表示赞佩！而且我愿将此一“sign”看作是中国新一代人文知识分子朝向学术“正能量”前进的民族人文精神潜力之流露。也因此对于中国人文科学革新发展的前途增加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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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南京大会前后和贵阳论坛筹备过程中，关于“国际符号学”以及“中国符号学”这两大片的方方面面，已颇多阐发，在此无需重复，但本文所谈完全基于同一学术理念。本文专谈一些具体做法建议。符号学是跨学科的活动，其生命力和效果都体现在这方面。因此首先，任何打算把符号学归约为单学科领域（哲学，语言学，语言哲学，逻辑学，认知科学，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学等等）的“一元论”倾向，都属上世纪的符号学“实验期”产物，今日均须重新加以检讨（警惕我以前屡次强调的国内外学术“异步发展”的时间差：不要将国外几十年前的旧时髦当作国际前沿宣传于国内）。不仅是因为其方向直接违背符号学本质（本人在前述最近一次将发于semiotica上的文章中，由于编辑部还是要求增加引述和参考资料，只得增加数条，也包括直接引用艾柯1984年所说“符号学必须建基于语言哲学”的说法，指出其概念自相矛盾之处，因此也就间接“暗示”所有这类当前西方符号学的“逻辑还原论”之不当），而且因为这类“一般理论”的背后都隐藏着非学术性意识形态运作痕迹，即不无在商业化、职业化时代，以各种虚构理论为学界权势集团的各种谋划开路之意图。我们应该尽量谅解国内一些领袖学者因为全球化职业化格局之约制，凡有所规划，亦难脱传统的学界藩篱，因此才会产生一些学界领导人就是“不理解”：搞符号学为什么要打破单学科、单学科学会本位主义惯习。本领域，单学科当然要在本身开展本领域独立的符号学跨学科活动，这正是今后要大力提倡的，但与此同时也要开展更艰难的跨学科合作，以开拓个人、单位参与的“第二符号学战场”。为了参加这个“扩大的”多学科对话领域，来自不同学科、地域的师生们能够欣然参加一个打算“预制”高低贵贱潜规则的单学科本位主义研讨会吗？我在南京首届论坛上所指出的就是这个问题：打算利用符号学学术条件不成熟现状而通过特殊操作争意气于一时者，其作为既促进不了本单位学术的真实进步，也不会长久维持！因为这违反了学术民主原则：各学科，各领域，各学者，在学术对话场内，都得是平等互尊的。利用今日学界形势企图把“符号学”当作帮派争名夺利工具，只不过徒徒暴露了一些人的“唯名利是求的旧意识”而已。
以上所谈是背景。但是本文主题是另一回事：我们的贵阳论坛要开创一个新方向，新风格，新气象。我们要根本摆脱旧时期“学会体制式”思维！这个体制的最大弊病就是“论资排辈”，领导一贯制。我们的论坛精神应该永远是民主平等的。在贵阳会议上，由于到会者来自四面八方，大家一律平等。但是让我们尝试在没有尊卑贵贱的方式下形成一个纯粹“以文会友”的志愿者团体，一如古代办得好的“书院”一般（宋明书院的本质就是要摆脱“读书做官论”的科举制，而后来不少书院都反被吞并或蜕化为“准科举训练班”，此则为另一事）。这次我们将趁聚会之机，民主选出召集人小组。即选出确实愿意为论坛公益活动尽力者，以召集人身份进行论坛志愿者成员间沟通和筹办研讨会事宜。其中第一召集人最好是下届论坛会议举办方的负责人。由于现在的论坛志愿者成员大多是我个人趁参访学校之机偶然邀集的，参加者的背景不一，兴趣不一。现在，在选出了召集人小组后，我们来重新组织论坛，一律重新自愿登记（我希望维持基本上“来者不拒”原则，当然由召集人小组集体最后决定参加方式）。凡参加此次贵阳会议者，就顺便登记了。没有参加会议者，可以会后自动向召集人小组处登记。没有兴趣继续参加的原论坛参加者，也可自然地通过不再登记而退出论坛。我们的维持了两三年的首届论坛的架构在贵阳会议后，就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筹办首届论坛和参与南京大会相关活动）。
摆脱了旧式学会体制思维后，也就摆脱了一些人内心孜孜于要把任何符号学组织朝向“大一统”学术权势经营的旧思维。我们只关注于自身学术的建设，不再考虑其他学术外的目标。但是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负责人之一，将在会议上对新论坛的任务作如下建议：
论坛学术方向包括两大范围：
1。全面拓展“部门符号学”，如文学，电影，戏剧，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建筑，园林，哲学，逻辑学，IT文化学，历史，考古，考据，文字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传媒学，等等等等。符号学的国内外的主要有成效领域是本清单在前开列的诸“应用性”学科。而本论坛的工作具体重点将按照参加者的情况来设定，可逐年随时调整。
2。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符号学
这是国际符号学界不可能参与的、具有未来国内外巨大创新意义的领域；也是学术上最艰难的领域；但这正是本论坛今后发展的较高目标。在此领域我们要在世界高端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彻底地重新探讨中国几千年的“文史哲宗艺”现象，并以此研究结果贡献于全世界人文学术革新事业。
以上两大片的要义是：符号学是一个double概念，即双概念：指同时发展学者个人的本专业学术和符号学方法论，即不是只发展一方，不发展另一方。实际上二者同等重要。这一看似简单的“运作原则”就一举“阻止”了国内外用一个“独立符号学学科”的伪科学概念进行推广者。即指出：并没有一个专业叫做“符号学”！符号学方法论，生存于、存在于各个专业学科内，而且生存于该专业的高级形态中。只有提升了本专业的知识才谈得到进行有意义的符号学学术提升。当然，这也就打破了时下的商业化学术炒作谜思：以为靠了解了一两本“符号学专业书”就把握了一个叫做“符号学”的时髦新专业的大纲。以及因此就培养出了各种“符号学家”。
由此大家可以进一步明了我们为什么要搞真正的跨学科符号学，而不可能以某领域为基础去经营什么伪符号学专业。这样的所谓专业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国外现状可资证明。迄今为止，国际上对符号学有实质贡献者，都首先是某学科内的一流专家。当然。另一方面，只懂得传统专业的学者也不能就通过比附符号学名称（如“易经”等）就去争一席“符号学名分”。所谓“搞符号学”就表现在、证明于在此双层次上的同时学术提升。不妨说，符号学是对那些有志于本学科的理论方法现代化革新者而言的，所需要的基本治学原则有三项：1，对本学科治学之诚意和热情，2，勇于新科学方法的追求，以及3，“立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仁学”为什么和符号学有关系了。没有正确的学术志向，前二者都不会有。可惜，我们原定的在贵阳会议上将仁学和符号学结合宣讲的计划这次因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现了）
3。还有一个也许更主要的“符号学相关的”特大问题，按照我的独立研究结果，却不宜于放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符号学领域内了：这就是国际符号学学会几十年来放入学会活动的所谓“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理论”的“最高理论层次上”的符号学实践。按照我的证明（我正在国内外提出此证明），西方人百年来形成的“一般符号学”观念现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未来的相当于“一般符号学”实践必须改变其strategiccombination（学术策略组合）：它应该与哲学及各学科的“学科最高理论部分”共同组成一个新对话工作区（还要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的相关研究纳入）来从新处理，不再宜于与部门符号学“混在一起了”。（国内外符号学时贤必视我为“堵财路者”，无柰任公早言，不勇于迎“万矢的”者，休谈学术文化抱负可也）这样，部门符号学和中国古典符号学，可以在现已足够丰富的“亚级次的理论成就上”开拓各领域的学术革新事业。也许很久以后的将来，我们可以在更理想、更扩大、更提高的条件下，再重新设计多层次的、全局性的“理论与实践”汇通的人文科学发展问题。这样的愿景会是发生在未来中华精神文明复兴后的中国学区吗？
（李幼蒸，2013，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