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明：许老师，您好！作为当代著名作家，能谈谈您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吗？
许谋清：我是从输给别人开始的，我有一点清醒，我有很多不如别人，这是一种动力，企图超越别人。记得读中学时，语文老师叫蔡柏年，是从仙游来的，他给我们出了三个作文题，以前我写作文不知道怎么写，蔡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明白的不用讲怎么写就能写出来的题目，叫“同学”，第二个题目还是“同学”，第三个也是“同学”。老师说，就写班里的同学，你自己观察。那时并不是我写好了，而是我的一个同学，内坑人，叫林荣秦。他写得好。为什么对他印象这么深，因为他那篇作文的题目就叫《许谋清》，写的是我，把我推到这条路上来了。这篇作文我觉得写得很生动。在学校，我们午睡时就是趴在桌上，突然被吵醒，睁开眼睛一看，教室里出现很多大山，山那边还有人家、桥与小河，鸡鸭狗，他看见我画的画了，写的很夸张，那时对一个初中生来说还是很刺激的。写我的那篇作文得最高分，尤其是写许谋清的作文不是许谋清写的。我觉得林荣秦比我聪明，写的比我好。这是影响我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那时我们从初中考入高中，成绩最好的分在1班，不知什么原因，把我从1班派到6班去当班干部。6班是最差的一个班，在高中一年级我读了50几部长篇小说，经常在课桌底下看。高考时，我报的是厦门大学，结果却被录取到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从南方到北方，普通话说不好，还有就是错别字，我的作文也写不好，大学一年级，我在班上的作文是最差的。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曾新民，他说回家看到妹妹语文书上的一篇文章叫《匆匆》，很好，是朱自清写的。我叫他拿来给我看看。他妹妹上学不能不带语文课本，就把那几页撕下来带给我。这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慢慢我作文写得好起来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朱明权，他说我们班将来要是能出一个作家，就是许谋清。他解释说，其他同学写作文都是按套路，而许谋清却没有套路。大学毕业，我们班分配在北京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曾新民，他把北京的名额让给了我。赞成他这么做的就是朱明权。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历史系，系历史》，我跟4个很重要的搞历史的人有关系。两个是文革初，一个是写《海瑞罢官》的吴晗，他给我们开过讲座，这不算什么，可他是我岳父的邻居。另一个是我们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当时苏联报纸说，中国学生把历史学家画成漫画，这个中国学生就是我。文革是从批《海瑞罢官》开始的，马上，《反共老手翦伯赞》也是重头文章。另外两个是文革末期的，一个是周一良，他是我的课任老师，专门讲世界通史的，也是世界通史的主编，很有名，文革后期当梁效顾问。再一个就是何芳川，我的班主任，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作者。十年文革，一前一后，史学精英，全被扔上浪尖，弄了个人仰马翻。我也不是怯弱的人，我进北大的第一天，写了一句话：我不要成为我所学历史的工具，我要把我所学的历史作为我的工具。细想想，这才是我没有把“历史”进行到底的原因。后来，我们班很多人都考研究生，我却放弃了。为什么是“历史系，系历史”？我挂职回到故乡，发现了一个文史结合的大题材，就是写大海写海峡三雄，写郑芝龙郑成功施琅，我毕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我有一种审视历史的眼光，当然，这是后话。我在房山文化馆，在文化馆画画。当时北京在培养一些小说业余作者，全是工农兵，从农村包括中学老师调了一些人，搞了个创作班，在那里写小说，他们没有地方住，到美术组来了，我那边有几张床，他们就跟我住到一块儿。那时候我刚毕业不久，还是调皮捣蛋的，我会给他们捣乱，他们知道我是北大毕业的，就把我摁在那，说你也写一篇，小说就是这样开始写的，那是上世纪70年代。写完以后我还是下乡去画画，突然有一天他们打电话说让我回来，《北京文学》编辑要讲评。来的是小说组组长周雁茹。他们的小说被否定了，肯定了我的小说。后来《北京文学》主编谭谊亲自来办班。文化馆把小说班交给我负责。写完以后，《北京文学》就发了一组。我的2篇，还有三个人一人一篇。人民文学出一本书，书名就是我的小说名，《劲芽》。还有一篇武汉出选集在全国选9篇，包括我的一篇《钟声震荡》。几年后，《北京文学》搞了一个北戴河笔会，和李功达讨论小小说，回来我写了一组。李功达发得很不容易，我就不敢给《北京文学》，搁在抽屉里，后来写儿童诗的刘炳钧找我，问我最近写什么，我说：“没写什么，弄着玩。”他说拿去看看，给了《当代》，发了，《奋斗者的短歌》，《小说选刊》又转载了，应该说我的文学之路真正的起步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八十年代初。接着在《北京文学》发了一组小小说，《儿童文学选刊》转载《别起急，老爷爷》，后来收入1982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当代儿童小说欣赏我是第一篇。但是还是不会写。到83年，我跟林斤澜刘厚明还有《北京文学》的一些人到舟山群岛后，写了一篇小说《孩子，大海，太阳》，《北京文学》拿去以后说我写的是吃喝玩乐，后来，发在《芒种》，《小说选刊》转载，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短篇小说选》、新蕾出版社《1985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在那之前写的两篇小说都没有发表出去，有一篇叫《谁也搬不动的花圈》，写的是一个老头让他的孙女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花圈，但是老头很老了，已经谢顶，只有边上一圈的白头发，也象一个小小的花圈，然后他指给他孙女看，“你看我的花圈，”因为老头的手指伸不直，有病而且退休在家，怎么会是他的花圈呢？过后老头还要孙女带他去看，这时所有花圈都搬走了，只有老头的花圈还明显地摆在那里。他说：“看我的花圈谁都搬不走”。我觉得这个题材的构思还不错，因为他是建纪念碑的时候，请来用石头打的花圈的工匠，虽然他老了，他的花圈还在那儿呀。所以我就想到用《谁也搬不动的花圈》，我觉得构思还可以，不过文章发不出去。另一篇是《麻雀案》也没有登出来，（后来发在《鸭绿江》）毛主席提出消灭“四害”，其中有麻雀，他说麻雀有害也有益，后来，毛主席说麻雀不要打了，他却说麻雀害大于益。这不唱对台戏吗？我写一个农民是消灭麻雀的模范，然后去看管一个科学家。这就是说有的人审判人就像审判一只麻雀那么轻率，而有的人审判一只麻雀就像审判一个人那么严肃。这些是我早期的小说，但是发表不了。
张明：跟您相识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许老师您的思想真的与别人不一样，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维方式？跟您学历史有关系吗？
许谋清：可能也有点关系，不过我觉得我是错过了写小说最好的时代，人家都写的挺热闹，我写不出来，也就有点灰心，《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过一些作品，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到1986年我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我母亲当时已八十多岁，在北京呆了一年多，我母亲和大姐都很会讲故事，母亲倾向于审美，大姐倾向于审丑，她们两个都没文化，但她们讲的故事给我很深的印象。有一天晚上我在书桌上很快就写了1000多字的开头，叫《赤土路上的送葬队》。写完后我自己看了一下，那天晚上我才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了。那年的1月到3月我写了4篇小说，5月份发在《芒种》和《作家》上。7月份《小说选刊》选了《死海》，后来淅江文艺出版社出“最新小说文库”，《新乡土小说选》在全国总共选了11篇，选了我的《死海》。还有要目22篇，有我的《赤土路上的送葬队》和《三十六块缸片》。7月份，《小说选刊》《当代作家》《芒种》为我组织了许谋清新乡土小说讨论会，北京青年评论家贺绍俊、潘凯雄、张陵、李洁非、陈晋、吴方、蒋原伦、李以建、罗强烈、张恬、金罗莎写了评论文章，《当代作家评论》发了许谋清评论小辑。这个时期我才真正进入小说创作。讨论会之后，我又写了《土枪》等一组乡土小说，那时候我一边上班一边写，每个月都要写两个万字左右的短篇。一个刊物给我发两篇，《北京文学》、《作家》、《鸭绿江》、《山东文学》、《福建文学》、《作品》、《小说家》……1991年，作家出版社出了我的第一小说集《海土》。1990年之后，我又写了一批城市小说，主要写画家，我有很多朋友是画家。这一年，我发了4个中篇：《初恋没有故事》（《作家》）、《源头没有树》（《北京文学》）、《昨日麻雀》（《小说家》）、《少女与野牛群》（《小说林》）。评论家福建老乡方顺景认为《源头没有树》是大毒草，理由是“6。4”过后，全国人民都在寻找马列主义源头，许谋清公然提出“源头没有树”。老乡、老乡，背后一枪。《源头没有树》被批判点名写进北京政府工作报告。幸好两位北大校友韩静群、冯育明出来为我辩护，《北京文学》执行副主编陈世崇又到市委辩解，把它救了下来。评论家李书磊、刁斗肯定这篇小说。这回你编《晋江流域小说家作品选》，我没拿乡土小说没拿新体验小说，就拿《源头没有树》，但改一下名，《长河落日圆》。接着写毛边文学《寻找大师》系列（这是和《海土》一样重要的书）和中篇报告文学《第二草国》（这篇也受到批判，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平反，又在《北京晚报》连载，《北京文学》和农业部开了《第二草国》讨论会。）在北京，我有很多评论家朋友，他们给我写了很评论文章，张陵写过《许谋清论》（《文论》）、贺绍俊、潘凯雄写过《缠绕着恋乡情结的现代小说》（《当代作家评论》）、雷达写过《骚动的海土，静穆的厚土》（《文艺报》）、孙郁写过《海土的意义》、《晚钟声里的预言》（《当代作家评论》），李书磊写过《许谋清观感》……我读过几十万字对我的批评文章，受到很多启发。1994年，我就跟《北京文学》一块开始搞新体验小说，就因为这样我才回了晋江。
张明：当时您写的新体验小说，有代表性的有哪些？
许谋清：当时第一篇写的是《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影响比较大，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富起来这个问题。
张明：您后来怎么从房山窦店中学调到北京市工作的？我记得您好像在美术出版社工作过？
许谋清：在窦店中学的时候，我说我福建口音，不适合当老师，其实这是借口，最主要是我觉得一个北大历史系的，到这儿来教中学有什么意思，这不糟蹋我了吗？当时的文教卫生局对我挺好的，说文教卫生局有个图书馆，现在乱七八糟的，让我去整理一下，这也给了我看书的机会，然后从文教卫生局我又跑到文化馆，是在房山区。当时诗人张志民在当《北京文学》主编，他后来是《诗刊》的主编，他要把我带回《北京文学》，但是因为我想当作家，所以就没去，其实去了对我比较好。我喜欢基层，后来就调到了东城文化馆。因为我会写作又会画画，美术出版社正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去了。
张明：您在绘画和文学上都有较高的造诣，在当时也是稀才。
许谋清：我画画是随心所欲，可以叫涂鸦。学过专业的洪伟辟说，许谋清从第一笔就是错的。韩美林送我的画，也有同样的错误。我画了两个圆圈，他画了一个圆圈。从错误开始，也许也是一种画法。我没有包袱。洪聪晓说，许谋清的字，一个个看都不好看，合起来却好看。我来晋江挂职才学写字，写不好，我妻子说，你右手写不好，用左手。我左手写字，右手就闲下了，干什么？就画画吧。我画马是从画醉马开始的，所以没有章法，最近注意一下马的结构，正规一点，但我无所求，画画的心态是很放松的。放松的效果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快感。
张明：您在搞美术创作时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帮助？
许谋清：美术和电影可以让文学更形象化，因为你写东西肯定要写得具体，而不是抽象的，这三者存在这种关系。
张明：从美术出版社您又是怎么调到《中国作家》了呢？
许谋清：这是个错位，我要写文章结果去了美术出版社，在美术出版社也在那画画，当时《小说选刊》却在讨论我的小说，而且我的小说也得过一些奖，然后（讨论我小说的人）就说你不要在美术出版社了，就这样弄到《中国作家》来了。
张明：听说您在《中国作家》的时候，一麻袋一麻袋地看稿件？
许谋清：当时《中国作家》的稿件很多，看稿件是件很辛苦的工作，稿件一麻袋一麻袋的，一般只看几页，语言不行就否了，如果一篇作品有一个好的角度开始，我就会看完。小说组就四五个人，我们《中国作家》一年才发十来篇小说，我都不能保证一期发一篇。然后在《中国作家》也碰到一些麻烦。记得中国作协1990年就批判过两篇文章，都是我发的。一篇是王蒙的《坚硬的稀粥》，一篇是海迪写的《万花筒》，我给改为《再来四客冰激淋》。当时，上边点名批判使很多人成了惊弓之鸟，加上一些人为争斗，责任就推给我。其实，都只是一场虚惊，《坚硬的稀粥》照样出书，天没有塌下来。这是我在《中国作家》觉得很不愉快的事，接着就没什么干劲了。还有主编们经常在稿件上写“请许谋清改到发表水平”，这叫我很头疼。我历来反对改稿，你要用就用，不用就不用，稿子怎么能改呢，而且他们能把人家6万字的小说改成3万字，我说我做不到，所以我是反对改稿的人。编辑顺了可能好好当编辑，编辑不顺就想当作家。我的新体验小说《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在《北京文学》发表以后，50多个报刊参加讨论，《文摘报》先摘了，《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再转载，《安徽日报》全文连载，《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新华文摘》、《作家面面观》转载创作谈。
张明：那时候您到晋江挂职了吗？
许谋清：那时还没来，就因为写这一篇，我才在1996年到晋江挂职的。施永康书记为《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在晋江组织了一个讨论会。他们说你是不是来写本书？我当时索性就连写五部晋江题材的中篇小说，每部5万多字，第2部《丰富一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发在《北京文学》，《小说月报》转载，文中文《丑女人和狗》，《中国青年报》和《中国文学》转载。第3部《南北挑战》发在《小说家》，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彩色的风》发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标题是中国书协主席沈鹏题的字。这时北京出版社的责编吴光华问：“马上要出书，你什么时候写完？还差多少？”，我说差一万字，其实我两部稿子一部才写了一万字，是两个中篇，都只有开头。后来他开会去了，去了十几天，等他开完会过来拿稿，这十几天我把两部刚开头的中篇写好了，一部给《小说》，一部给《十月》，我说一个礼拜帮我定下来，如果能用最好马上用，结果3天后就通知我，稿子通过了。接着，《十月》出版社的书出来了，这本由5个中篇小说连缀起来的新体验长篇小说叫《世纪预言》。十五大期间，《人民日报》文章：十四大以来的文学发展综述，肯定这部书，给了4个字：“堪称力作”。《当代作家评论》第2次发了“许谋清评论小辑”。《世纪预言》获福建省百花奖。挂职前的1995年，我发5个中篇，其中《老货仔的街》发《人民文学》正文头条。
挂职期间，我开始和泉州宣传部长洪辉煌对话，《文艺报》给了2个整版3个半版。成书是《与历史结伴同行》，海峡出版社出版。和他的对话集还有《惊心阅读》、《两个人的城市》、《他们在追寻什么》。
但我在晋江挂职的时候，日子并不好过，《中国作家》几次要把我除名。幸好遇到好人，中国作协很多人对我很好，丕极泰来，中国作协书记翟泰丰写了一封信发在《文艺报》头版头条，题目是《翟泰丰致信作家许谋清：作家要与历史结伴同行》，帮我逃过一劫。
张明：您在地方挂职的时候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在家乡挂职对您之后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许谋清：洪辉煌一直批评我没有真正投入。我说他是官呆，你想投入，人家让你投入吗？官场有宗派，几个不认识我的官成了我挂职的阻力，所以下文特别注上“只是体验生活”，早就给我划好了线。但我籍贯晋江，根在这里，接地气，我自得其乐。我的长篇纪实《安海的街》在《石狮日报》连载，我开了一个玩笑：“猜拳喊5某某某，会饮不饮某某某，饮少喊多某某某，未饮破胎某某某。”我是晋江人，要不，我就不能这样写。这部书我已经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出版社准备出书，我自己又撤回来，因为没出就已经有很多微辞。我在地方真正当过一种官，叫“点主官”，老人出葬，要停在路边祭，我多次当点主官。死者的后人得给我介绍死者的生平。奇怪，不管有无文化，都讲得惊人的好。记得听大李淮讲黄泛区，他给很多老人写悼词，后来写了《黄河东流去》。当点主官是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我说，洪辉煌和我，是一个宣传部长和一个作家的对话。如果仅此而已，是对不成的。重要一条，我们都是晋江人。所以，他不当部长，我们照样对话，他写《被误读的许谋清》，是当部长的洪辉煌写不出来的。陆昭环就很想投入，怎样？我是拉开一点距离，我是“看官”、“听说”。
张明：在您之前好像陆昭环也挂职市长助理？
许谋清：我能保持自己，在写作上没变，有些人发生了改变。挂职的比如庄东贤就很适宜，陆昭环有些不平衡，据说得忧郁症而死。
张明：对我影响很深的是您在挂职期间与洪辉煌的对话，这个对话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前两年还在对话，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个对话的？
许谋清：当时我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和洪辉煌两个可以用一种对话方式讲讲泉州，这样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讲泉州，所以我就第一本《与历史结伴同行》开始，最近还打算合写《谁把名字写在大海上》。这段时间的主要损失是离开北京作家群，小说写得很少，中篇小说有《带蚝壳的土屋》（发《新生界》）、《蓝妹发屋》（发《警坛风云》）、《阿阔的城门》（发《福建文学》），长篇小说《女女过河》列入十月小长篇出版。主要收获是接近福建作家群，得到他们的指导支持，写了《紫帽山看雷》、《泉州石》、《要飞的北京》等几十万字散文。王充闾、章武、文山、冬青、志杰，他们肯定我的散文，洪辉煌甚至说，许谋清的散文比小说好。稿子是刘志峰从我电脑里拿走的，得谢谢他。福建组织写5江1溪的大散文，黄良推荐我，哈雷也推荐，黄良说我敢说，我写晋江，定名《叛逆的江河》。我一直想把郑芝龙郑成功施琅写一本比较大的书。当时蓝玲他评过我的《世纪预言》，他来泉州，我就跟他说我想写这部小说，我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是作家，第二条件我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第三条件我是安海人。因为郑芝龙和郑成功施琅的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安海。
张明：您有双胞胎的孩子，您是怎样培养他们当作家的，能不能谈谈他们的创作情况。
许谋清：其实对于教育我是比较宽厚的，因为中国教育是对孩子兴趣爱好的扼杀：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所以我在给许言的《黑白诱惑》写跋时讲到过保护病句，实际上是保护他们的创造性。听说戴冠青讲课也谈到这一点。有一天，我们家两个小孩在读《水浒》了，问我“为什么叫一条汉子？”我说人看起来就是一个长条。第二天我回来他们就跑来说“老爸，刚才有两圆人找你。”没有人这样讲胖子，这是一种创造。
张明：您是什么时候涉足影视的？
许谋清：我挂职前和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韩青来拍过安平桥和石狮石狮子的专题片。挂职之后，福建电影制片厂郑文昌来找我，泉州宣传部长洪辉煌支持我做个电视剧。我不知道怎么写电视剧，我用小说结构写电视剧。题目是《海有多宽》。海峡两岸一对新人就要结婚了，但是手续办不下来，日子定好了，就在海上举行婚礼，红盖头一揭开，新娘子被掉包了……到福州开了讨论会，有一个专家，极力反对，她说没法拍。奇怪，海战都可以拍，海上婚礼为什么拍不了？得到中央电视台汪国辉和谭洁的支持，还有一个广告公司也在支持我，之后就把这电视剧拍出来了。《海有多宽》获飞天奖。我还写了一个《鸽子海》。后来福影厂约我写《施琅大将军》，我和郑文昌有争议，我也是肯定施琅的历史功绩的，但我不同意扬施贬郑，我就退出了。许言毕业之后做了几部电视剧电影，《少年讼师纪晓岚》我当制片人。有一个朋友黄鹤飞，他看过我写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柯子江没有厂房、没有技术、没有钱，他说他是用别人的厂房、技术和钱做起来的。我怎么做不起来？我想我来试一试。当时许言在紫禁城影业公司，他们拍《甲方乙方》、《不见不散》，这是厂子。技术方面有写《我这一辈子》、《铁齿铜牙纪晓岚》的马军骧；写《无悔追踪》、《鬼子来了》的史建全，还有后来拍《李米的猜想》、《延安爱情》的曹保平，他们是许言的老师，还有许言，他是学有所成的，这是技术。有一回香港美亚的卓伍说到许言，他说人才今天是你的明天不一定是你的。我老婆说，当然能保住，他是我儿子。就差一项：钱。我想起崇尚文化的企业家苏大少。影视就是用柯子江的方法这样做起来的，我和苏大少合作34集的电视连续剧《少年讼师纪晓岚》。
张明：那接下来准备拍什么呢？
许谋清：海峡。
张明：那准备要多少钱？
许谋清：我是想，比如说我资金筹到二十集，我就把它剪成二十四集。最近做微电影，我写写品牌传奇，写恒安、安踏、利郎，斯兰，这是工会组织的，我就写创造者的故事。另外，我在做一组文化微电影，《暴走族》、《祖屋的门》、《石将军》、《海上婚礼》、《老兵门球》。我有一部长篇小说，只写了开头，3万多字。
张明：什么题材的？
许谋清：什么题材我也说不清楚，是爱情故事，也是财富故事，暂定名：《野花的名字》。
张明：您来晋江多年了，也很有家乡情结的，很希望晋江文学提升一个层次，您对晋江文学做了哪些扶持性工作？
许谋清：我和李灿煌编了《新时期晋江文学作品选》，到安海编了《百年文学作品选》，跟刘志峰编了《千年安平》，就编一些书。我来晋江的时候诗歌创作比较活跃，我差不多成了一个边缘人，后来我就把小说搞一搞，搞个沙龙。就是小说讨论会，我们改变了地方评论的文风，不互相吹捧，主要是批评。后来我发现里面有几个写的比较好的作家，我觉得晋江石狮的小说会出东西。因为我们用这么一种尖锐的评论方法是很对的，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不愿这样做。在地方，评论说好话很危险，不知姓什么，说点坏话，会醒一醒，好和国家级找齐。人得有雄心，小说有过陕军东征，我就给杨少衡提过，也可以来个南军北伐。
张明：能够对作者创作进行批评的不太多，您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做了很多努力。除了这些，您觉得晋江作家包括泉州作家他们还需要补充点什么？或者还缺点什么？
许谋清：走不出去，写的东西，发不出去。不过现在有进步，有很多人还可以参加《小说选刊》的征文比赛，这就是个进步，虽然发的范围很小。
张明：您来晋江以后跟外面的作家有过什么样的交流呢？
许谋清：交流不多。就是北京那边的比较多，其他地方的不多，因为我离开北京有十几年，这个期间文学和电影都比较低迷，之后才慢慢缓过来。我觉得是世纪交替，上世纪90年代还热闹过一阵，2000年以来我觉得整个文坛都比较低迷。虽然有些小说很轰动，但是我看过之后接受不了，比如《第九个寡妇》，写有八个八路军被日本兵包围在一个村子里，然后有八个妇女去救了这八个八路军，之后他们怀疑有汉奸，结果认定是地主的儿子，枪毙了他，这就出现了第九个寡妇。八个妇女救八个八路军，那她们自己的丈夫却要全部拿去枪毙，我觉得这种东西我看过之后特别难受。还有看过刘心武的《续红楼梦》，林黛玉到后来流的眼泪变成了红宝石，那一天大家累了，睡了，林黛玉自个儿走出去把衣服脱了挂在树上，自己走到水里就化掉了。林黛玉如果不是人，《红楼梦》还有价值吗？我认为中国文学出了大问题。所以我就写一篇文章叫《怀疑文坛》，文学是这样的吗？……
张明：您对泉州文学有什么样的建议？
许谋清：我觉得泉州文学有点疲软，还没有晋江文学热闹，晋江有刘志峰搞得轰轰烈烈，包括我这回组织的小说沙龙，我觉得这个都有好处。我当时因为顾不了太多，我觉得泉州要是组织散文沙龙应该也是挺热闹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搞这样的活动对文学有促进作用。
张明：为什么在晋江搞这些文学沙龙就促进很大呢？
许谋清：因为晋江有蓝鲸诗社，在比较疲软的时候我搞小说沙龙，我发现很多写小说的人不看小说，不看小说怎么写小说？靠天赋？所以他们写的好像不入门。我们这地方是一块很不一般的土地，内容很多，我们有海峡两岸、海内海外，但是我们没有写出东西来呀。当时黄明定的散文，把一个魂从海外带回来，每一个渡口每一个路口都要喊那个人的名字，很有特色。我跟刘志峰搞《牵手海峡》，写围头，写两岸通婚，132对。十几年前颜纯钧写过《闽南故事》，就说那个洪建才在炮战的时候打断一条腿，所以他女儿谈恋爱就发生尖锐的冲突。我发现是虚构的，洪建才没有反对他女儿跟金门崽的婚事，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忧虑，他的忧虑是当时台湾的黑名单里有他的名字，这一点他也想通了，为什么？因为政策已经批他搞了一个水产公司，跟台湾人在做生意，所以他脑子转的很快。关键的忧虑是，两岸很多人都在一块了，围头的海湾边上就盖了很多KTV，在围头有登记的就有1000多个“小姐”，没登记的还有1000多个“小姐”。一个小小的村子。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台湾人太好色，他的忧虑是这个。洪建才的女儿洪双飞也不寻常，当时没有手机，你看两岸的恋人怎样交流，两个人跑到海边来，用对讲机谈恋爱，对讲机不能保密，他们公开喊情话，这个就很有特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