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有蛋糕了，关键如何切分。从2008年到2010年三年间，中国GDP从30万亿元增长到40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5000元增长到19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近5000元增长到近6000元。城乡居民平均收入从10000元增长到12500元。有两个不足，一是居民实际收入占国家GDP不足一半，从2008年的43%降到2010年的40%，国家和企业各占GDP1/4还要多。二是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在加大，在股市每年诞生成千个亿万富翁同时，还有2亿人口年生活费仅千余元；城镇又有多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真正达到19000元的平均水平。应该将居民收入从占国家GDP40%提升到65%，居民平均收入从12500元增至20000元。应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十数倍降至三倍以内，财富分配向中低收入居民倾斜。如果50%以上中国三口人家庭实际年收入6万元相当于1万美元，生活在低物价环境，享有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社会保障，虽然远比不上发达国家，但总算过上我们的小康生活。
首先要帮助2亿最穷的人，将年收入1000余元提高到3000元，3000元也才刚达到联合国贫困标准。这需要3-4千亿元，应该通过对富人加税完成。对年收入100万者提高收入累进税，对资产上千万元要新增资产税，对奢侈品消费要收重税。中国收入高的人，躲税漏税严重，收入税主要来源于普通大众的工资。中国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富翁集中地，有近100万个千万富翁，拥有资产10万亿元以上，却是世界上唯一不设资产税和房产税的主要经济体。中国还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奢侈品消费大国，超过了最富有的美国，在日本之后排世界第二，国内奢侈品年消费2位数增长还不够，还要把美英法意1/4的奢侈品买回来，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身份不相符。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学习，通过税收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理由不做得更好。
国企资产要真正为全民享有，分到每个人头上。国企30万亿资产，垄断暴利行业，占尽资源，国家每年还追加数万亿投资，但最好的年头利润也不到1万亿，只上交国库10%的利润不到千亿。这种年利润不及银行利息的企业，做得再大有什么用。几十万亿国有资产每年全体国民实际仅获取几百亿收入，收益率千分之二三，几乎等于无。百姓还要高价消费这些企业提供的通讯、交通和能源。这样的“业绩”，我们始终在做正面报道，不值得深思吗？谁动了国企奶酪，餐桌上至少有外国战略合作伙伴，国企改制后大量资产据为己有的大股东，还有那些拿着百万年薪、开着百万豪车、住在千万豪宅的红色高管们。私有化制造不公平，但公有泛化制造更大的不公平。国企资产除核心军工产业外，应全部转为全体居民的国有企业资产基金股份，20多万亿除以13亿人口，每个人可分到2万元。全国人民都做国企股东，按照国际通行股份制企业管理，比单靠国资委管理国企更有效，所有居民每年还可以享受现金分红计划至少几百元。这不是发明创造，无论东欧改制国家，还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国企资产和国家矿产资源都是全民分配。只有我们的公有分配没有落实到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土地矿产资源贱卖。要使我们的国企不仅为居民提供好的服务，还要让居民从自己拥有的企业获得实际收益。
国家外储已近3万亿美元，应拿出2//3用于补充全民社保体系。我们为西方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生活日用品，使那里本来就富有的人民节省上万亿美元。由于国家外汇管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我们多印几十万亿人民币收购外汇，造成国内货币泛滥物价上涨，同时美元大幅贬值使外储财富不断缩水。无论富国穷国，大国小国他们的本外币都是可以自由兑换，我们为什么不行？外汇管制是保护自己还是捆死自己？利弊得失这本帐该怎么算？宁愿把30年全体人民的血汗换来的外汇交给一个百余人的行政管理部门和一两家投资公司，宁愿支付巨大成本也不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难道对创造5000年文明历史和30年经济奇迹的13亿聪明的中国人不应该有更多信心吗？这笔钱不要再数百亿、数百亿美元进行国家团购或购买西方国债。中国人是穷人，美国人是富人，穷人干嘛把钱借给富人而不留着自己花。国家留下八、九千亿美元足够，余下的两万亿美元可以直接分配，每个中国家庭可以分到5000美元。或直接折合10多万亿元人民币建医疗教育养老3个基金，正在建立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资金缺口很大，正需要这样一笔资金补足。
我们的财长说国家财政占GDP比重仍偏低，问题是财政分配中民生支出比重是不是更低。税收加行政收费占GDP25-30%，去年税收8万亿，居民收入16万亿，人均收入1.2万缴税6千不低了。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16万亿居民收入贫富悬殊，但税收没有做到收入高多缴税，中国税收基本平摊给普通大众。第二富豪不仅拿走很大一块居民收入，而且还占有超过1/4GDP的企业收入，加上他们原有资产，可以直观看到，在中国1%的富豪阶层控制中国近半财富，中国还是富豪们的避税天堂。第三财政收入税收加行政收费有10万亿，这两三年用于教育医疗养老三项民生开支成倍提高后，去年达到2.6万亿，也才占财政收入25%，不到国外一半；保障住房更是雷声大雨点小。民生财政支出少，普通民众除维持温饱，要尽量攒钱用于支付越来越昂贵的教育医疗养老费用，无房户买房的希望更是微乎其微。如果财政占GDP的30%不变，由百姓平摊转为按财富比例，还不谈高额累进，控制近半财富的富豪和占近30%GDP的企业，就应该是纳税主力。如果按照国际低标准50%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中国每年可以增加2-3万亿用于教育医疗养老和保障房，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可以提高一倍。
居民收入少，除了国家花得多，再有就是企业留得多。中国企业近年来有大量的未分配收入留在企业，每年GDP分配企业和政府一样获取近30%，而全体居民实际收入只占40%，比其他国家低20-30%。企业收入增加，除了企业固定资产增加，更多的实惠为大股东和掌管企业的少数高管直接获取，回馈普通员工和社会远不成比例。过去居民存款是企业的三倍，现在企业存款已超过居民存款，有约30万亿，资产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十分明显。央企、上市公司、房地产商和金融公司几千家企业控制着中国的资产、资金、资源以及贷款和利润，造成经营上不公平，分配上更是损公肥私，严重阻碍中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极少数人不正当地占有本属于大众的经济利益。除了财政收入要提高民生支出比例，更重要 的是企业利润分配要大幅向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转移。应该规定自今年始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9元，月实际收入至少1500元，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雇主予以重罚。限制国企高管薪资和大量职务消费，国企高管与员工收入比应在8倍以内，民企12倍以内。上市公司和股份公司大股东和小股民同权同利，大股东不能侵害小股民利益，投资分配要透明，由股东大会决定。企业工资要由劳资双方协商确定，工会要保护企业员工正当权益。市场准入和银行贷款不按国企民企或大小企业分先后，要按经营好坏和效益优劣公正对待；打破央企垄断，打破金融地产公用行业垄断，打破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垄断。占用国家矿产环境资源的企业要交资源税，规模大营业收入多的大企业要足额缴税；不足10人同时年营业收入不足50万元的民营企业免税,不足50人同时年营业收入不足500万的民营企业税收减半，以保证民营中小企业员工收入。国家要为改革做出牺牲的国企退休老职工提高养老金最低2000元以上，今后五年国家运用行政调控手段使企事业单位占绝大多数的基层人员工资每年递增15%，五年翻一番。
提高普通居民收入的同时，要严防通胀抵消收入增长，拉大贫富差距。通胀已经成为威胁普通居民保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大敌，通胀是继贫富差距之后第二个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过去30年我们正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外国技术和出口贸易、牺牲资源环境，这些老本快要吃光了。我们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进行社会改革，没有建好市场环境。权贵经济和腐败侵蚀着国家肌体，我们可能不像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走上发达国家的道路，而是像拉美国家朝发展中国家方向走去。我们的GDP增长速度水分大，靠大量印钞和投资拉动，质量效益差。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不公平不规范，造成少数人一夜暴富，多数人利益受损害。政府经营和少数人掌控金融资源，加大货币流动性和通货膨胀，官方讲通胀率平均3%，学术界说6%左右，直接物价比较许多超过10%。人民币近年是在升值，从1美元换8元升到换6.5元，但不要忘了之前1美元才能换2.5元。今后三四年人民币可能升到1美元换5元，但我们的发钞速度和通胀速度远超美国，这样下去1美元很快恢复换8元甚至更多人民币。越南通胀造成本币大幅贬值，越南百姓抢购美元，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过去我们物价低，国外估计我们的人民币实际购买力要高出一倍，现在这种优势快被通胀抹平了，许多生活用品在收入十倍于我们的国家并不比我们贵。如果物价高速上涨，人民币贬值，教育医疗养老成本大幅增加，普通百姓收入跟不上通胀水平，人民生活就会走下坡路。通胀对穷人的危害极大，而对玩资本游戏的富人可能还是发国难财的机会。我们应该坚决遏制货币泛滥和恶性通胀，保持人民币信誉，保持日常生活用品价格稳定，银行利率至少要高于实际通胀率。通胀已到危急关头，不正视它已经不行了。
最后不解决农民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农民的问题关键是土地问题，农民的耕地和宅基地只能使用不能流通，农民的财富就无法变现，这对农民不是保护是限制。日本、韩国和台湾经过土改，农民拥有土地交易权，土地收入大幅增加，缩小了和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在中国，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并获取一部分土地使用权收益。城镇居民拥有房屋产权，还有房屋占用的土地70年使用权，包括房屋和土地增值收益，等于拥有一笔不动产财富，应该通过房产税向国家缴纳土地使用和房屋资产税赋。在农村，农民拥有耕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产权，只有流通才能成为农民的一笔财富。不能以集体经济名义，由少数人代表农民交易，而应以每个农民家庭为单位自主决定。要立法保护农民耕地使用权交易，底线要保障农民能维持平均生活水平；农民宅基地交易，要保障农民维持平均住房水平。不仅要允许农民交易土地使用权，还要保障交易不能损及农民利益。
世界各国历史表明，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一个国家才能成为发达国家和先进国家。贫富差距加大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多快，最终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进步注定迟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