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景观生态规划发展历程——纪念麦克哈格先生逝世两周年
来源:俞孔坚李迪华主编,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p70-92,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俞孔坚 李迪华
McHarg被认为是继美国景观设计之父Olmsted之后最著名的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由于他在1969年出版的《设计遵从自然》（DesignWithNature），使景观设计师成为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环境运动的主导力量。他是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教育家，成果卓著的实践家，也是一个积极倡导生态规划与环境保护的公众人物。通过电视和媒体，通过他那著名的充满激情与诗意的《设计遵从自然》，他那高大的军人形象（二战中曾任陆军少校）、带有浓重苏格兰口音的充满磁性的演说和为捍卫环境和土地的坚毅与不屈精神，不但为景观设计专业人士所熟知和尊敬，也赢得广大社会各界人士的敬仰。正如PeterWalker等在1994年所说:“如果说今天有哪一位在世的美国景观设计师是在国际上同时被专业人士和公众所熟悉的话，那就是McHarg”（WalkerandSimo，P126）。McHarg对景观设计学和物质规划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关于这一点即使是McHarg最严厉的批评者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踏入了一个以前不曾有过实践或记载的领域”（LittonandKieiger，1971）。McHarg的创新与奋斗精神来源于他的环境忧患意识，先是对城市环境的忧患，使他把他所从事的景观设计专业定位在拯救城市的神圣职业上，而后是对人类整体生存环境的忧患，这又使他进一步把景观设计学定位在拯救地球和人类的高度上，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终身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感，他在没有出版商资助的情况下，自己设计、自己销售第一版的《设计遵从自然》。
与其同时代或更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先驱们，如《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作者RachelCarson相比，McHarg既是环境保护的鼓动者，如他主持《人与环境》电视节目，到处巡回演讲，同时他也是个实践家。在他的传世之作中，他用多个案例来说明生态规划的原理和方法，从由美国东部海岸带的保护和利用，到新泽西州的高速公路选线，区域的土地的开发利用，如华盛顿和费城大都市区域的城市土地利用适宜性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和同事合作成立了Wallace.McHarg设计事务所，在景观设计职业中倡导多层次、多学科背景的实践;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个老师，他自己也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他作为老师的成就（见WalkerandSimo，1994，P280）。他同本学科的创始人Olmsted一样相信通过教育来将自己的理念和技术流传下来。他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的学生能成为环境科学的代言人，成为自然系统的科学和设计职业之间的桥梁。正是通过McHarg的社会影响、专业实践和创新的教育，传承和发展了生态规划思想，使景观设计学成为不同尺度上人地关系设计的中坚。早在1952年，已故景观设计泰斗HideoSasaki就曾告诫景观设计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要么致力于人居环境的改善这一重要领域，要么就做些装点门面的皮毛性的工作。”而令人欣慰的是，McHarg则把我们引上了前者。
除了纪念外，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国际上历史人物的经历和学科发展历程，以及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来澄清国人对景观设计专业和学科认识的混乱和模糊。历史可以擦亮我们的眼睛，同时，历史可以告诉未来。当我们比较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美国二战后的城市发展进程，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环境危机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景观和生态规划时，不禁感慨:历史的场景竟如此相似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惊叹，我们又如此相似地再现我们的无知和傲慢。
1.定义：关于景观、景观规划和景观生态规划在讨论McHarg和景观生态规划之前，有必要明确几个概念，即景观（Landscape），景观规划（Landscapeplanning）和景观生态规划（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1.1关于景观作为大地综合体，具有多种含义，也是多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些含义包括：
（1）景观作为视觉审美的对象，在空间上与人物我分离，景观所指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土地、人对城市的态度，也反映了人的理想和欲望；
（2）景观作为生活其中的栖息地，是体验的空间，人在空间中的定位和对场所的认同，使景观与人物我一体；
（3）景观作为系统，物我彻底分离，使景观成为科学客观的解读对象；
（4）景观作为符号，是人类历史与理想，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作用与关系在大地上的烙印。因而，景观是审美的、景观是体验的、景观是科学的、景观是有含义的（俞孔坚，2002）。而本文则把景观作为生态系统来讨论（Doing，H.，1997，）。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相叠加的复合生态系统。任何一种景观：一片森林，一片沼泽地，一个城市里面都是有物质、能量及物种在流动的，是“活”的，是有功能和结构的。在一个景观系统中，至少存在着五个层次上的生态关系。
第一是景观与外部系统的关系，如哈尼族村寨的核心生态流是水。哀劳山中，山有多高，水有多长，高海拔将南太平洋的暖湿气流截而为雨，在被灌溉、饮用和洗涤利用之后，流到干热的红河谷地，而后蒸腾、蒸发回到大气，经降雨又回到本景观之中，从而有了经久不衰的元阳梯田和山上茂密的丛林，这是全球及区域生态系统生态科学研究的对象。根据Lovelock的盖娅（Gaia）理论（2000），大地本身是一个生命体:地表、空气、海洋和地下水系等通过各种生物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过程，维持着一个生命的地球。
第二是景观内部各元素之间的生态关系，即水平生态过程。来自大气的雨、雾，经村寨上丛林的截流、涵养，成为终年不断的涓涓细流，最先被引入寨中，人畜共饮的蓄水池;再流经家家户户门前的洗涤池，汇入寨中和寨边的池塘，那里是耕牛沐浴和养鱼的场所;最后富含着养分的水流，被引入寨子下方的层层梯田，灌溉着他们的主要作物———水稻。这种水平生态过程，包括水流、物种流、营养流与景观空间格局的关系，正是景观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第三种生态关系，是景观元素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如丛林作为一个森林生态系统，水塘作为一个水域生态系统，梯田本身作为一个农田系统，其内部结构与物质和能量流的关系，这是一种在系统边界明确情况下的垂直生态关系，其结构是食物链和营养阶，其功能是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这是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种生态关系则存在于生命与环境之间，包括植物与植物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及个体与群体的进化和演替过程，这便是植物生态，动物生态、个体生态、种群生态所研究的对象。
第五种生态关系则存在于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物质、营养及能量的关系，这是人类生态学所要讨论的。当然，人类本身的复杂性，包括其社会、文化、政治性以及心理因素都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已远非人类生态本身所能解决，因而又必须借助于社会学、文化生态、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对景观进行研究。
1.2 关于景观规划
作为景观设计学（Landscapearchitecture）的一个方向，景观规划的理念和实践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的出现并开始普遍使用则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Sedon，1986）。1973年DerekLoviejoy主编了《土地利用和景观规划》一书（Editor，1973）。其中就提出:在较大范围内，为某种使用目的安排最合适的地方和在特定地方安排最合适的利用，这便是景观规划。而对这特定地方的设计就是景观设计（Landscapedesign）。但正如景观概念一样，景观规划对不同人来说也有不同的理解（Sedon，1986）。但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景观规划是在一个相对宏观尺度上，基于对自然和人文过程的认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SteinerandOsterman，1988，Sedon，1986，Langevelde，1994）。景观规划的过程就是帮助居住在自然系统中，或利用系统中的资源的人们找到一种最适宜的途径（McHarg，1969）。它是一种物质空间规划（Physicalplanning），它有别于其他三大规划流派（包括社会、公共政策和经济规划）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它的空间特征。景观规划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实现可持续性的景观或生态系统。既然景观是个生态系统，那么，一个好的或是可持续的景观规划，必须是一个基于生态学理论和知识的规划（Sedon，1986，LeitaandAhern，2002）。生态学与景观规划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但生态学更关心分析问题，而景观规划则更关心解决问题。两者的结合是景观规划走向可持续的必由之路。但关于景观规划与生态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同时，随生态科学的发展，景观规划的生态学途径也不断发展。这就关系到对本文要讨论的第三个概念的理解。
1.3 关于景观生态规划
景观生态规划是本文所讨论的核心内容。这个概念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理解是景观规划的生态学途径，也就是将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学原理，包括生物生态学、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等各方面的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及知识作为景观规划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的景观生态规划，实际上是景观的生态规划，其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在19世纪下半叶，苏格兰植物学家和规划师PatrickGeddes（1854～1932）的“先调查后规划”和美国景观之父Olmsted及Eliot等在城市与区域绿地系统和自然保护系统的规划。直到20世纪60年McHarg的《设计遵从自然》的景观规划途径，当然也包括80年代迅速崛起的景观学在规划中的应用。
而景观生态规划的狭义理解是基于景观生态学的规划，也就是基于景观生态学关于景观格局和空间过程（水平过程或流）的关系原理的规划。在这里，景观更明确地被定义为在数平方公里尺度中，由多个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所构成的、异质的土地嵌合体（Landmosaic）（Forman andGodron，1986;Forman，1995）。早在1939年德国地理学家就提出景观生态概念，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美通过Risser.（1987），Formanand Godron（1986）和Turner（1987）等人的工作，景观生态观念广泛地被美国所接受，也通过Naveh andLieberman（1984），Shreiber（1988），Zonneveld（1990），等被欧洲所广泛接受。从此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较新的交叉科学，其在景观和土地的评价、规划、管理、保护和恢复中日益被认识和重视。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将现代意义上的景观生态学应用于规划则尚不普遍。随着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关于破碎化景观和Meta种群研究成果的迅速积累，景观生态学意义上的规划日益显示其在可持续规划中的意义。
本文将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在两个层面上讨论景观生态规划的原理和方法及技术。第一个层面是关于基于生态理念的景观规划的发展: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基于对景观作为自然和生命系统的认识的景观规划（前McHarg时代），到基于生物生态学原理的景观规划（McHarg时代），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基于现代景观生态学的景观规划（后McHarg时代）;第二个层面则是关于景观和生态规划技术的，从19世纪末的手工地图叠加技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的应用。之所以将McHarg放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来讨论，或者说用McHarg来穿引这一百多年的景观和生态规划的发展，是因为他在学科发展上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即使是后来景观生态规划发展，也可以被看成是对他的理论与方法的缺陷的克服。
2.前McHarg时代：自然系统思想与景观规划，没有生态学的生态规划
在北美，早在1865年，语言学家George PerkinsMarsh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人与自然》（Marsh，1967，2 ndEdition），首次用科学的观点提出了快速的土地的开发利用给自然系统带来的影响，从而告诫城市和土地规划师应谨慎地对待自然系统。在这种警告面前，早在生态概念和生态学出现之前，科学家（特别是植物学家和土壤学家）和一些规划师就力图将自然作为生命的有机系统考虑到规划中。这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科学家个人身份的转变，即自己成为规划师，来实现自然科学与规划的结合。典型的例子是苏格兰植物学家PatricGeddes，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提出科学的景观调查方法和自然资源分类系统，并提出在此基础上的土地规划方法，来协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在北美，与Geddes同时代的生物学家是BentonMacKay（1928），他是最早用区域规划的理念进行规划的科学家之一，他确定了大波斯顿地区某些区域对维护脆弱的自然系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而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应加以保护，这些地域包括:山脊、陡坡地带、河谷、河漫滩、沼泽湿地、河流和湖泊、海岸线等。他认为这些景观元素是防止城市扩展的天然屏障（见Fabos，1985，p.22）。
自然系统的科学认识进入规划的另一个方面的贡献来之于先驱景观规划师。早在19世纪后半叶，景观作为自然系统理念在美国景观设计之父Olmsted的早期作品中就已有体现。在1866年1月向Brooklyn公园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Olmsted与合伙人Vaux就提出包含一系列公园在内的景观系统（见Zube，1986）。在1881年，在波士顿的BackBay Fens和MuddyRiver绿地系统规划中，这种系统的概念就更加清晰了。除了公园系统外，Olmsted还考虑恢复和重建被破坏和污染的自然系统。这个完整的系统即是后来被称之为蓝宝石项链的波士顿绿地系统，它将波士顿的公共用地、公共花园与BackBay Fens，Muddy River，Jamaica Pond和阿诺德植物园沿CommonwealthAvenue连接起来。这种连续的开放空间系统通常沿水系构成，在与Olmsted同时代的景观设计师中也有同样的尝试。在1883年，Cleveland受Minneapolis公园委员会的委托，规划公园和公园道路系统（Newton，1971，Steinitz，2001），他甚至说服Minneapolis与其邻近的St.Paul市共同利用包括密西西比河及两市之间的大小湖泊来建立区域绿地系统。在此后的几年中，美国的其他城市也相继建立了开放空间系统，这些城市包括芝加哥、克里夫兰，达拉斯、肯萨斯城以及Milwallkee。
另一位更系统地进行景观的生态规划的先驱是CharlesEliot。当哈佛刚开设景观设计学课程时，即1900年前后，Eliot就用系统的、生态的途径规划来建立由海岸、岛屿、河流三角洲以及森林保护地构成的波士顿大都市圈的公园系统。尽管“生态”的概念直到1911年才由Tansley提出，但Eliot早已凭着哈佛大学校长儿子的资源优势，将最好的生物学家和自然地理学者召集起来，为他的规划工作服务。在Eliot提出的大波士顿地区开放空间系统中，包含五大景观类型（见Zube，1986）:即，1）海洋滨水带;2）尽可能多地保留海岸线及岛屿;3）入海口，除了其商业价值外，它们是从海洋进入城市欣赏城市风光的通道;4）城郊外的2～3片自然森林;5）分布在人口密集区的大量尺度不同的广场、儿童游戏场和公园。
其中，潮汐河口是这个开放空间系统中的核心元素，因为它是联系城市与海洋的观光通道，同时，也是联系这个开放空间系统的线性景观元素。
在提出这一开放空间系统之前，Eliot对大波士顿地区的自然地理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并于1893年2月向大都市公园委员会提交了报告，这个报告包括三个部分:1）波士顿地区的自然和历史地理;2）研究决定了公共空间区域的特殊地理特征;3）基于上述地理特征，尚有成为公共空间的潜在机会（Eliot，1902，见Zube，1986）。
Eliot也是第一个倡导并促成了保护区托管处（The Trustees ofResources）。早在1897年，在向大都市公园委员会（Metropolitan ParkCommission）提交的关于森林保护区的报告中，他进一步发展了用以判别和分析不同森林景观的分类系统，这个系统包括:1）直接取决于地理因素的类型:山脊、沼泽;2）直接取决于人的干扰的类型:矮林、灌木丛、牧场、农具和牧场、育林地（Eliot，1902，见Zube，1987）。
很清楚，Eliot已经认识到大尺度的景观的分析和规划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分类途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把全北美的景观分为14种类型。当然，深入的研究并没能继续。各种景观类型都从三个属性来认识，即:自然构成、人文属性和美学物质。这一景观的分类系统很可能受到19世纪伟大的地理学家洪堡的影响，洪堡本人受到自然及生物学方面的训练，但同时，他用审美的观点来认识景观。
3.McHarg的生态规划:生物生态学的适应性原理、垂直生态过程与人类生态规划
从Geddes和Eliot等人之后到1960年代，自然系统的概念和生态学在规划中的地位下降，生态研究与规划关注的问题分离，这是由于西方战后关注偏重于生产和工业及城市建设而对乡村和保护自然资源无暇顾及的结果。随着城市环境的极度恶化，从1960年代开始，资源的滥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得到关注。1962年Carson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对环境问题敲响了警钟。而从1955年开始就在宾希法尼亚大学创办景观设计学系的McHarg，经过10多年的探索，已提出了一整套的规划方法，将生态学原理结合到景观规划之中，并于1969年出版了《设计遵从自然》，从而扛起了景观的生态规划大旗，也将景观设计学推到了拯救城市和最终走向拯救地球和人类的前沿。
沿着McHarg的人生和学术道路，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景观的生态规划的含义及其发展历程。
3.1 从McHarg的人生经历和社会背景理解生态规划
1920年，麦克哈格生于苏格兰的克里德班克（Clydebank），距工业重镇哥拉斯哥（Glasgou）十英里，其一侧是自然美丽的乡村，而另一侧则是拥挤、丑陋的工业大都市。正如他在《设计遵从自然》一书的自传文中所说的，在其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交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体验，一种是哥拉斯哥工业的污染与肮脏，在那里曾经是红色的砂岩建筑被酸雨和浓烟腐蚀、熏黑，变得锈迹斑斑;街道拥挤不堪，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和腐烂的气味。尤其是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劳工失业，城市变成了贫民窟，犯罪和暴力随之产生，疾病和营养不良威胁着大量放弃了土地而拥入城市的人们。在蒸汽机的白烟和阴影下总是搀杂着忧郁、悲惨、丑陋等灰暗的情调（McHarg，1969）。
而与此相反的另一种环境体验则是充满阳光、令人兴奋、快乐和健康的:在远离哥拉斯哥的美丽的乡村，那里彩云之下有起伏的山峦，浓密的栎树林，绵延的牧场，树篱和土路两侧的古木;那里流淌着清澈的溪流，鱼翔浅底。飞鸟吟唱着自由而欢快的歌，空气中洋溢着露草与鲜花的芬芳。
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体验，孕育了他鲜明的环境价值观，使他能把追求自然之美与和谐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所以，早在16岁时，他就立志要把大自然赐给他的美丽与欢乐传递给别人。正是在这种意志的引导下，在哥拉斯哥艺术学院学了两年半之后，他找到了景观设计学。当时哥拉斯哥市设立了一个职业咨询委员会，在那里青年人能获得有关未来职业的忠告和建议，咨询官看了麦克的学习成绩、绘画竞赛作品以及野外旅行笔记，便建议他学习景观设计，并将他引见给一位景观设计师DonWintergill。Wintergill收留了年轻的McHarg，带他到现场参与工作。客户是一位富有船长，拥有一大块土地，土地的大部分被撂荒，他雇有一只可观的劳工队伍，他们偶尔工作种植谷物，酿造威士忌酒，而更多的时间是在饮酒作乐。业主想更高效地利用这些劳力来改善他的庄园，因此需要规划。Wintergill走到高处，手拿望远镜和树枝，环顾四周，然后告诉业主在山坡上广植树木，在山谷中修筑水库，在避风处安置劳工的居所……。年轻的麦克顿时被吸引了，这不正是自己想从事的职业吗?难道这种职业也能维持生计？此后，麦克便成为Wintergill的徒弟，决心为人类的幸福与健康来管理和设计环境（见MillerandPardal.1992）。直到两年半之后二战爆发，这时，他感到打希特勒比景观设计更重要，于是便加入到英国军队，成为陆军少校，被编入兵团前往意大利。七年的军队生活使他变得坚毅果敢。1946年，战争结束后，为了继续他的景观设计师之梦，他申请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景观设计学系，并作为特别优待生入取为研究生。
在McHarg就读于哈佛景观设计学系时，景观设计教育在全美国可谓处在昏睡状态，“对和现实问题的进一步联系熟视无睹。”（Sasaki，1952）。过于传统的园林设计课程和教授们对远离现实问题的艺术的陶醉，使McHarg失去了信心。为此，他同时选修了城市与区域规划和现代建筑，几位现代建筑的国际大师如WalterGropius，MarcelBreuer都在哈佛，包豪斯也从德国来到哈佛所在地Cambridge。所以，McHarg的研究生时代同时受到了景观设计、现代建筑及区域与城市规划的熏陶，这为他以后成为跨学科的生态规划之父奠定了基础。
1950年，麦克学成回国，在苏格兰的贫困、阴冷的环境中生活了四年，不幸得了肺结核（这种疾病最终在40年后夺取了他的生命），住进了爱丁堡附近一家同样阴霾寒冷的疗养院，后来不得不转往瑞士治疗，在阿尔卑斯山明媚的阳光与优美的风景中疗养了6个月。可能是他的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人类的健康与舒适是景观设计师最主要的目的，也使他认识到自然与环境对人类生存于健康的意义。康复之后，他便再也不想在不健康的气候中生活了，便应他在哈佛规划课的导师、时任宾希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G.Holmes的邀请，到宾大组建景观设计学系，时年34岁。如此年轻就被委以重托，在英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给McHarg一个充分施展抱负的良机。
3.2从美化和装点花园走向拯救城市、拯救地球和人类:从学科发展背景解读McHarg的生态规划思想
与当年就读于哈佛时的感受相仿，在开始其在宾大的学术生涯时，McHarg同样感到失望和困惑。在当时（1955～1956）的建筑学和城市设计课程中，即使是非常著名的教授和非常聪明的学生，都很少在他们的设计中考虑社会问题，更谈不上环境问题、自然系统。城市规划师虽然懂得一些社会学知识，却全然不懂自然系统和生态问题。建筑师与景观设计师及城市设计师都在一个不谙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背景下，沉湎于形式的设计。于是，他写了一篇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文章:“自然在人居城市中的地位”（ThePlace of Nature in The City ofMan）。阐述了一些关于在城市建设中保留和尊重自然的道理。为什么在我们的大都市中不能保留一些自然地，让她们免费地为人们提供服务?为什么城市中不能有高产的农田来提供给那些需要食物的人们?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建设不能保护有价值的植物群落和动物栖息地？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这些自然的生态环境来构建城市的开放空间，让城市居民世代享用（见MillerandPardal，1992）?麦克哈格的这些思考，在现代西方专业人士看来已是简单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被认为是创新的思想，为他赢得了尊敬，同时使他从城市更新委员会获得了一大笔研究经费，并开始开展城市的更新与生态学及生态规划的研究。他的这些认识标志着McHarg把景观设计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聚焦到城市的生态化和人性化，努力使其能克服城市的恶果，变得更具有可居性，更加健康和舒适。在McHarg看来，景观设计学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城市。
科学史上的许多发现都与一些偶然的事件相联系。McHarg设计遵从自然的思想的升华也与一些巧合的事件有关。1960年前后，在HollowSeaDune的一次海岸带的研究中，他组织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海洋生物学家和植物生态学家组成的研究队伍，通过科学的分析，得出了结论并警告当地居民:他们居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风暴将随时有可能将他们吞没。果不其然，他们的研究工作刚刚结束，一场海洋风暴就将海边的所有民宅摧毁。这次经历给了他很大的震动，使他对景观设计职业有了深刻而革命性的认识:“人们必须得听景观设计师的，因为他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居住，在什么地方不能居住，这正是景观设计学和区域规划的真正含义。不要问我你家花园的事情，也不要问我你那区区花草或你那棵将要死去的树木，关于这些问题你尽可以马虎对待，我们（景观设计师）是要告诉你关于生存的问题，我们是来告诉你世界存在之道的，我们是来告诉你如何在自然面前明智地行动的”（见Miller和Pardal，1992，P30）。这些认识标志着McHarg关于景观设计与规划的认识从拯救城市和居民走向拯救地球和整个人类。这一认识的转变“并不亚于一个新世界观的诞生”（WalkerandSimo，1994，P273），使他对将生态学应用于规划有了成熟的认识，并将景观设计学推上了解决大问题，解决人地关系危机舞台的前沿。
景观设计师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物质规划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以及人在地球上的存在问题。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文化的挑战，是文明的一部分。为了认识“人—环境”的关系，McHarg在宾大开设了一门课并通过电视广为传播，这门课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物质、植物、动物及人类进化的科学认识;第二部分是各种宗教信仰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认识;第三部分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生理与心理关系的;第四部分是关于生态观的，即关于大气圈、岩石圈、土壤圈、水文圈、生物圈以及动植物和系统生态学内容。当时的许多著名环境运动领袖都是McHarg这门课的讲授者。通过这门课的研讨，人们开始认识到当时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关于这一认识，McHarg这样描述:“一神教的出现结果必然要对自然进行排斥，耶和华称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宣战（1969，P26）”。在McHarg看来，西方人的傲慢与优越感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为此，他把眼光投向东方，他发现，在东方的哲学中，相信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的和谐取决于人对自然过程的尊重和适应。但是，McHarg同时发现，东方人与自然的和谐则是以牺牲人的个性而取得的。如果说东方是一个自然主义艺术的宝藏，而西方则是人本主义艺术的宝库。这两种不同的哲学和艺术不必截然割裂，而是可以找到平衡点的。这个平衡点就在于:我们既要承认人是自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人的独特性，从而赋予人以特殊的生存价值、责任及义务。而这正是生态学的思想，或是人类生态规划（McHarg，1981）。规划一旦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借助于一系列的专门学科，则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地球就可以实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麦克争取到了高达一百万美元福特基金的资助，召集自然科学家，包括气象学家、地质学家、土壤学家、植物生态学家、野生动物学家、资源经济学家、计算机专家和遥感专家共同组成了一个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团队，这是本学科中第一次如此综合地将自然与生物学家组织起来，进行景观设计的教学科研与实践。基于这样的队伍和足够详尽的地图及调查资料，McHarg相信，他能解决几乎所有人与土地的关系:择居、建设、狩猎、美景、地产开发等等。
而要将这些自然地理与生物学家组织起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隔行如隔山，地质学家与植物学家似乎从来没有交流过，也难以有共同语言，而一个精深的水文学家和气象学家又全然不懂社会学，更不懂规划或设计了。而景观设计师必须要让每个领域内的科学家明白，我们并不关心岩石本身或植物本身，因为它们自己能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关心的是人，人是自然也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
在把这些互不交流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知识组织在一起来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时，McHarg发现“时间”是这些专门学科之间可以联系的纽带，一个进化与演替的纽带。从远古的地质地貌的形成过程，到地表水文过程，再到土壤和植被的发育过程，每个专门学科都可以讲述关于每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而为了把这些不同年代中发生的故事整合起来，综合地描述这方土地上的自然过程和现象，McHarg找到了分层制图的方法，即“千层饼”的模式（图1）。
正是由于对景观设计师职业作为各专业综合者和协调者的认识以及这一整套工作方式的确立，为景观设计师确立了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使景观设计师和区域规划师成为设计和规划行业中惟一能作为环境科学代言人，成为沟通人（客户）与环境科学的桥梁，其他任何人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建筑师都不能替代景观设计师的作用，而也正是这一系统的分析方法的完善，使景观规划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使规划具有可辩护性（defensible）（Steinitz，1979），而不是主观臆想。环境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方法本身变得极为重要，正如McHarg所宣称的“任何人，只要他应用了这些数据和方法都将会得出相同的结论”（McHargandSutton，1975）。也正因为如此，McHarg思想指导下的景观规划被认为是环境决定论的，过于强调其科学性和忽视了景观设计作为艺术的含义。
正如McHarg自己在晚年的回忆中所说的，他的最大贡献还是在于:他将多个环境学科的科学家召集到一起，再加上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使他们为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在方法上用“千层饼”模式将这些知识和成果进行综合及筛选来实现问题的解决，而这整个过程正是生态规划的核心（Millerand Jorden，1992，P629;Zube，1986）。 图1McHarg千层饼模式（见Ndukisi，1997，p23）
3.3 对麦氏理论的置疑与挑战
麦氏的生态规划方法从1969年出版了《设计遵从自然》之后，便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质疑，一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记得1993年夏，麦氏应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做了一个学期的设计课教授，所选的设计案例是美国东部的Acadia国家公园，笔者有幸目睹了设计课的全过程，其方法和过程几乎完全反映了他几十年来发展和完善的生态规划方法和技术，除了在GIS技术上大大改善了规划过程的地图叠加技术外，基本思想与其30年前是一致的。在期末的讲评会上，麦氏就面对面地与现代景观规划权威学者斯坦尼兹（CarlSteinitz）和北美景观生态之父福尔曼（RichardForman）展开了激烈的争论。30多年来对麦氏的争论归结起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
3.3.1 理念上的唯环境论（或唯自然论）
麦克哈格笃信每一块土地的价值是由其内在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人的活动只能是认识这些价值或限制，去适应和利用它，只有适应了（tofit）才有健康和舒适，才会有生物，也是人的进化和创造力，才有最大的效益。所以，他又将其规划方法称为人类生态系统规划（McHarg，1981）。规划的过程就是帮助居住在自然系统中，或利用系统中的资源的人们找到一种最适宜的途径，让自然环境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从找一条红鳟鱼到找一块地方居住，再到置地开发，只要你有足够的关于生物和自然系统的数据，你都可以实现（见MillerandPardal，1992，P31）而规划师的工作是个触媒和资源，他的最主要工作是先从自然资源开始收集、解释、评价自然环境系统数据，有了这些数据，问题的答案便可通过层层的地图叠加来获得。规划师的主观能动性在McHarg那里是几乎看不到的。环境决定了人的行为，对于有人批评他为环境决定论者，McHarg并不表示反对，而且还以之为荣。他觉得在他当时开展生态规划研究的时候，环境主义的概念尚没有出现，即使在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里，将环境和自然系统考虑到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的几乎没有，即使你在全美国“也可能只有半打子生态学家”（见Miller，1992P36）。所以，他必须用更极端、更强有力的姿态来捍卫生态和环境，让迷途的世人认识到不尊重环境的可怖后果。
3.3.2 方法上的唯技术论
早在1971年，加州伯克利大学著名规划学者BurtonLitton等（1971）就发表书评指出:“尽管本书对物质规划理论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不幸的是它又是精英论和唯技术论导向的，这种价值观在这个时代已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这种唯技术论的缺点在于他相信规划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是一个基于科学的全面信息基础之上的，是一个寻求最佳和最大的过程（见俞孔坚1998）。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质疑：
首先，McHarg所谓的数据的可靠性是受到质疑的，“他对生态知识的应用只是支离破碎的、断章取义的，……仅仅是为了使他的观点能自圆其说而已”（LittonandKieieger，1971）。他将生态学的方法和技术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规划只是反映了我们的无知，而不是解决问题。而且我们的城市最重要的资源是信息和教育。如果这样，城市规划的生态问题首要的是如何组织信息和知识，而不是McHarg所主张的生物系统。
第二，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来获得具体的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只需用相关的信息来获得满意的答案。关于这一点，几乎在同时，诺贝尔奖获得者HerbertSimon（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MITPress，1969）的研究就证明，如果要想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的数据采集就应与所解决的问题更加相关，而不是大规模地收集数据。在解决规划问题时，我们应该用更经济和有效的方法来收集数据，而不是如McHarg所推行的千层饼式地层层筛选数据。人类只求满意而不是最好最佳。
3.3.3生态科学基础的局限:限于垂直过程而缺乏对水平过程的关注
McHarg以时间为桥梁来建立不同过程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基于垂直过程的规划模式，强调发生在某一景观单元内的生态关系，而忽视了水平生态过程，即发生在景观单元之间的生态流，它基本上是在哈佛早期的园林教育家Eliot和规划先驱PattricGeddes的“先调查后规划”的模式基础上发展而来（Faludi;1978，Steiner等1987），是生物，尤其是植物对环境适应的生态学思想的延伸。所以，McHarg极力强调某一景观单元内地质—土壤—水文—植被—动物与人类活动及土地利用之间的垂直过程和联系。而事实上大地景观中普遍存在着水平的生态流或生态关系，如自然的风与水的流动，火灾的空间蔓延，候鸟的空间迁徙，城市的空间扩张。而在McHarg的生态规划模式中，这些水平过程很难得以体现。这一局限，被20世纪80年代走向成熟的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所克服从而使景观规划的生态途径走向景观生态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