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兴 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的特效药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中国青年报》记者据此采写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这“千里急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饭锅里的砒霜 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风陵渡、东至平陆县南沟的风南公路开建,三百多个农民被临时抽调,组成张店公路营,负责修筑风南公路张沟段。 就在此时,发生了中毒事件。但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特写中,并没有提及民工们为什么会突然中毒。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将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北京方面如何找药,送药。实际上,就在各方力量“千里救急”之时,在平陆,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同时展开。 2月2日晚上,在医生抢救民工的同时,平陆县*****局长燕英杰带领十多个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据炊事员反映,当天下午做饭时,民工张德才以舀热水洗脸为由,端着盆子接近过灶房。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张德才确实表现反常。以往每次盛饭,他都抢着从锅底捞稠的,可那天只在锅沿盛了一碗稀汤,并推说自己有口疮,让给别人吃。% 燕英杰亲任主审,就地突审嫌疑人张德才。张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经过:当天下午3点多,他借口进伙房打开水,将两块红信(砒霜)偷偷丢进饭锅。 在档案材料中,张德才被一致定性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恶历史”包括: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淹死过农会主席,1953年强奸妇女未遂,被判刑6个月。 投毒者 张德才,平陆县张店公社前滩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档案中记载的经历推算,张德才应该在16岁之前就参加了“日伪保安队”,在20岁之前就参加了“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等组织,并且一贯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仇恨。而这也正是他要破坏大跃进,对“阶级弟兄们”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与张德才同村的刘克武却否认这样“贴标签”的说法。他说,张德才不到10岁就没了双亲,有点调皮。“他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人家让他送个信跑个腿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 既然并不是一贯怀有“阶级仇恨”,那么张德才为什么要投毒呢? 张德才在1949年后的经历比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钢铁厂招聘为工人。可惜好景不长,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被清退,1959年10月来到风南公路工地。刚到工地的张德才,工作勤恳,深受大家喜欢和尊敬,很快被营里安排为三排排长。 当年12月的一个雨雪天,民工们又冷又饿。吃过午饭后,张德才倒下就睡,没听见下午开工的哨子。这一次酣睡成了张德才命运的转折点。当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营的辩论会,所有的干部轮番上阵批判。张德才的排长职务被当场免掉。随后,张德才捂着肚子,声称自己生病,没打招呼就回到了前滩村。1960年1月19日,村干部通知,如果不马上回到工地,食堂将停供伙食。次日,张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张沟,晚饭后,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场批判会开始了。o 批判会上,张德才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怠工偷懒,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煽动民工要求放假,制造混乱,瓦解军心,企图破坏公路的修筑。”据档案材料记载,张德才事后交代,正是这次辩论使他产生了报复的想法,报复对象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 张德才的红信来自一个叫回申娃的人。“有一次,张德才发现雪地上有狐狸的脚印,他跟民工回申娃和议,毒死个把狐狸弄张皮子,回申娃回家拿了半斤红信交给他。”事发后,回申娃被张德才供出,也被公安机关逮捕。有关档案这样给回申娃定性: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斗,家产被分,从此对党和新社会产生不满与抵触,时时图谋对党和人民进行报复。 但在刘克武的印象中,回申娃憨厚老实,是地主家的养子,耳朵有点背,他被判刑是因为“倒霉”。 |
惩治“反革命分子”
3月12日,平陆县人民法院在县礼堂公开审理投毒案。礼堂舞台上高悬一条横幅,上书“平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反革命投毒案”17个大字。
公诉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
次日,合议庭办公室收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职工送来的300多封控诉书。控诉书中,人们对张、回二人设计了22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枪毙、杀头、割丸、解剖、放天灯、油锅炸、活剥皮、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抓舌、挖眼、钉在城墙、挂十字路、乱棍打死、吃五脏六腑、鼻子扎钻、两肩吊罐等等。不少人甚至要求政府将张、回二犯交给自己处理。
4月2日,平陆县一万多个群众代表参加了行刑大会。枪声刚落,《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便先后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了长篇社论。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呼声骤然高涨。各级党政部门籍此清除了很多“五类分子”。在山西太原,从4月3日起,不到半个月,就从省直及太原市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各大厂矿剔除了一千多名“五类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难以计算的是隐性的影响。张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枪毙后不久,前滩村又发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后来经过证实,是因为一个饲养员误将六六粉当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尽管这个人是贫农、老党员,还是被枪毙了。而另外一个叫回运虎的饲养员,出身地主家庭,恐惧不安,听说有人被枪毙,便跳井自杀了。
波澜过后
在“阶级弟兄”里,有几名本是地主、富农家属成份,他们短暂地享受到了“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平陆事件”过后,他们依然没有逃脱厄运。西牛村的赵铁成,回村后参加了“突击队”,表现积极,但因为是地主成份,文革中,他和父亲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纸牌,游村串巷。地主子弟景五福,当年中毒发生的时候,就生怕自己被公安机关怀疑。文革开始后,他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于是他被揪出来批斗。在批斗会的前夜,他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在井边,随后跳下去了。
时任平陆县长的郭逢恒如今回头再去回想自己在“平陆事件”中的种种经历,感慨说,“很多事儿像是闹笑话,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