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长假之间大体浏览完张之洞的《劝学篇》。
张之洞一生事功显著（亦有人认为其好大喜功，办的事其实不成功的居多），著述颇丰，虽然后人对其评价很不一致，但无论如何，张氏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时代巨子。张氏著作中则尤以成书于1898年4月的《劝学篇》最有名。
一说起《劝学篇》，很自然会想起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实上书中并无此话，这一说法也非张之洞首创（1861年，冯桂芬《采西学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6年，孙家鼐在奏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劝学篇》对这一思想叙述最为完备详尽，所以不少人误以为这话出自《劝学篇》。
过去一些人，认为张之洞写《劝学篇》是为反对维新变法而作的。这种看法未免过于极端。我觉得应当说在维新变法的思想中，张之洞属于保守的一派，但其总体立场仍然是维新变法的。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的思想更加维护统治秩序，更加现实主义，更加偏于折衷，是理所当然的。政治理论如果要投诸实践，也并非越激进越彻底越好。亦有人认为，张之洞原本支持康有为，但预感到康不足成事，做此《劝学篇》的主要目的竟是为了与康梁做切割，因而得以在变法失败后照当其官。
在序言中，张之洞说明了写作该书的几个动机。第一是中国正在断续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老官僚，他用的是曲笔，开头讲的是居安思危的老话，文章的结尾才直白的说：易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惟勿亡，则知强矣。二是要救亡关键在学。所谓“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这话堪称至理名言。三是在新旧学说莫衷一是的情况下，新旧交战则“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因此针对“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弊病，提出一套完整的折衷方案。
《劝学篇》分为内外篇。内九外十五，共二十四篇。张在序言中做了概括。说明“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并总结为五知，即“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可知到19世纪末，中国人已开始有一定的世界视野了，而且“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一语也体现了洋务运动后期的社会新共识，改革从坚船利炮走向政治层面。
序言中还引了一段孔子的话，非常切合，也很有气势。文曰：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聩，起鲁国诸懦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
《内篇》九篇，
第一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张之洞引述古人论述言行以激励士气，希望国人奋发有为，达到“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的目的。尽管张氏反对民权，但这些话仅就文字意思而言，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中国千兆（兆可指百万，张之洞说当时中国是四百兆人）人口的大国，如果人人能够增进智勇，奋发有为，则国运大昌必在可期。所以要打破束缚民智，限制人民自由的桎梏。
第二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第三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此二篇最为后人所诟病，集中体现了张之洞学说的保守性。第四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此篇还讲亚洲同种，满汉一体，暗含反对排满的意思。
第五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本篇列举了诸子的缺点，特别是攻击《老子》尤甚，曰：“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钝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大巧若拙”一语最害事，此谓世俗趋避钻刺之巧则可矣，若步天测地、工作军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岂有巧拙相类之事哉？数十年来，华人不能扩充智慧者，皆为此说所误］故学老者病痿痹”。我以为老子思想的消极一面，确实对中国现代化有重要的负面影响。此篇中还不点名地攻击了康有为的公羊学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
第六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张氏说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理由其实不是很充分，大概只有一条是至今仍然有效的，即“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普通人民的知识程度不够确可能是不能立即实行民主的原因，但专制者也未尝不鼓励这种愚昧的存在。张氏遵循中国的政治传统，也十分重视听取民情民意，但在他的眼里，民情民意只是决策参考，裁量权还在君主手上，因而议院作为一种咨询机关（而非决策机关），也未尝不是不可以设立，但“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保守的政治设计似乎不幸地迎合了中国的国情，因而事实上延续至今。
第七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他说“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簿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秦之政所从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为老成，以偷惰为息民，以不除弊为养元气，此老氏之学，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门之政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对孔子学说进行按照时代精神进行重新解释，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思路，将来中国文化的复兴，也需我们重新粹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第八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此篇讲如何学习中学，涉及求学门径、学制等等，总的思想就是对汗牛充栋的中学，不能陷入繁难无用之中，要以约存博，有一定的根底就行。做到“经学通大义，史学考治乱典制，诸子知取舍，理学看学案，词章读有实事者，政治书读近今者，地理考今日有用者，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小学但通大旨大例。”以上标准，就今人而言事实上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第九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拚也。但张氏兴学灭毒的办法恐怕也不易见效，消灭毒品存在的社会根源是抽丝一样的工作，政府的强力管控其实是简便的方法，但关键是政府是否具备强有力的管控手段，至少满清政府已经不再具备这样的行政能力。
外篇十五。
第一曰益智，首先解释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累朝混一以后，儽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澨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不像西洋各国在争胜争长中快速进步。张之洞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如家处通衢，不问而多知；学有畏友，不劳而多益。”这种说法直到今天也还很被认同。
益智则士农工商兵都需要，其中尤其是“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而行也。”张之洞也注意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他说：“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益智的办法则“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虚骄，妄之门也；侥幸怠惰，苟之根也。”
第二曰游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尤其推荐去东洋游学。后来正是赴日本的留学生成为颠覆清王朝的重要力量，旧体制的改革者培养的新力量最后把改革者的旧体制一块吞噬掉，是历史上的常事。
第三曰设学。天下广设学堂、“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为了快速达到这一目的，不仅可以借用善堂之地，以赛会演戏或祠堂之费改为之，甚至可以大量拿佛道寺观改为之。近代以来，佛道寺观大量改作他用，原来竟有张氏倡议之功。学堂之法，约言五要（文中实际上写了六项）：分别是新旧兼学；政艺兼学；宜教少年；不课时文，不令争利，师不苛求。
第四曰学制。1904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即出自张之洞之手。张氏对中国近代教育实有不容抹杀之贡献，废科举，办学校，皆有其力。
第五曰广译。“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
第六曰阅报。“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