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离别感言
明天，我就要离开我的“父母之邦”，同妻子张国珍一起移居异国他乡——加拿大了，这时候，我不能没有一点感想，或者说感慨。
我首先想到：小时候，听大人说，我的祖父的一个堂兄（我叫他良五爹爹，是我们村里古书读得最多最好的人，比得上秀才），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为了到嫁在五十里外的大女儿家去探一次亲，足足准备了半年多，但终于没有去成，原因，据说是行装和给亲家的见面礼难得齐备：到万事俱备只待制作一件“出行的衣服”时，却发现积攒的“糖食礼品”大多起霉或者生蛆了。我不禁作想：我作为孙辈，能够几次飞到地球的那一边去探亲，以后更可能自由地常来常去，比起五爹爹来，真是强多了，可这究竟说明些什么呢？除了说“时代不同了”、“社会进步了”等等之外，还可以说点别的吗？特别是，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该说点什么？
我的思绪突然跳到另一个回忆：1959年3、4月间的一个晚上，在我们北大哲学系57级同学下放地、北京大兴县芦城乡康庄村某家农户的西屋炕上，2班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讨论是否可以撤销去年给予我的“留团察看”处分问题，当我做了思想汇报，每个同志都发了言后，主持人就请与会的党支部委员ΧΧ同学“作指示”（我不提他的名字了，当时他被同学们视为、并被有些同学称为“领导”）；ΧΧ说了些什么，我早就忘记了，但他最后的结束语，我至今记忆犹新，甚至音犹在耳：你是和我们大家一起肩并肩地奔共产主义天堂，还是和张国珍手牵手地进资本主义坟墓，就决定于你怎样选择了，希望你好自为之。由于有这个记忆，所以今年初我读王立民同学题为“北大毕业五十年叹”的七律诗，发现颈联颔联竟是：“强势同学飚霸气，鹏腾美梦化云烟。时兮运兮今难定，悲乎喜乎历空前。”就即兴奉和了一首，对应的四句是：“‘坟墓’讽语成现实，‘天堂’豪言化云烟。是耶非耶看来日，善否恶否问当前”。那两句话隐含的意思，是明显的，今天则又增加了一层：我辜负了ΧΧ同学表达的希望，选择了“和张国珍手牵手地进资本主义坟墓”，而且最后“成功”了。可这原因又是什么呢？当年，我被视为“反动学生”，可我自己认定，我是“被误解为异己分子”的，有时还在心里说：“我是被你们推向反动分子一边的！”今天，我到“资本主义坟墓国”去定居，从根本上说，是我自觉选择的吗？现在，据说大多数“高干子弟”，和几乎所有的“富二代”，都早就到“我们不搞的”资本主义坟墓国中去“发展”了，每一个虽然还不太富、但“已经不缺钱”的人家，恐怕也都在计划、准备把自己尚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坟墓国”去“深造”，多半还将“争取留在那里”，这已然成了当代中国的潮流或“特色”之一，因此可以断言，20年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以至于“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可能统统都是“坟墓国文化”培植起来的人。既如此，我因子女赶上了潮流而得以“家庭团聚移民”方式进入“坟墓国”，当不好说有多少“自觉选择”的因素，所以，我的离开父母之邦而投奔“坟墓国”，对我个人而言，似乎说明不了什么，应据以反思的，该是当年硬要把我推向“异己方面”去，以及现在还高喊“我们决不搞那一套”的人们，他们理当清醒了：被他们当做敌人对待的，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他们“设定的”，或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们视之为“不爱祖国而投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人，至少有一多半是他们“逼出去”的。
我不禁记起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拨乱反正”口号喊得很响亮的时候，一部名叫《太阳和人》的电影中，有句台词是：“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白桦写的剧本，原题为《苦恋》，后来查证，那句台词在剧本中是“爱国家，国家却不爱我”，即“国家”被导演改为“祖国”了），结果引起轩然大波，编剧者受到许多人诸如“教唆人们背叛祖国”的指责，那电影则遭到禁演。于是，我担起心来：我的移民国外，是否会被“有些人”责为“不爱国”？因为我最不愿意受到这种怀疑，我还自以为，在“爱祖国、爱人民”这个方面，我决不亚于任何人，并且，几十年来，每当受到委屈时，我还以此自豪和自慰的。——我是这样一个人：不惜蒙受利益的牺牲，追求的是道德上的“自我感觉良好”；不在乎别人怎样议论我，怕的是被人发现我说了谎话，或我文章中真有不合语法、不合逻辑的句子。
我在心里作了一番“我又不是……，而且，我决不会放弃我的中国国籍”这类“辩解”之后，也想到“祖国”和“国家”的区别，进而记起我在《我读孟子》中写的一段话——评论孟子在《梁惠王·10章》表达的他对于“齐人伐燕”的态度和其中体现的“孟子思想”的话：
最后我要说个意思：如果可以把这次“齐人伐燕”称为“外国入侵”，那么，这一章说明，孟子并不一般地反对入侵外国，并且认为，对于外国入侵，“国人”也并不总是“不悦”，而是也可能“悦”的，关键在于本国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状况，和这状况所决定的、人民会怎样估计“入侵”对自己的影响。在孟子的仁政--王道理论看来，对于统治者，人民是只问“是否施仁政”，不问他“是否为外国人”的。因此，我们似乎应该从此章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要思考一下：爱国主义是否也有局限性？爱国家是否意味着或者说要求无条件地拥戴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再见了，我的祖国，只要我的健康状况允许，我会“常回家看看”的，并且不仅会领着我的儿孙们，在大洋彼岸遥祝你繁荣昌盛，还将继续尽我作为炎黄子孙应尽的责任。
附记：下面转载两篇文章作为本文的“附件”。
奥巴马针对中国的讲话
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针对中国的迅速发展，终于把美国人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了。奥巴马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请您认真看一下所附的采访视频就会发现，虽然奥巴马这个讲话很短，但是含义十分明确：
第一：地球承受不了10多亿中国人享有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哪怕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资源也不行，中国必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之外另外选择一种生活模式，选择一种不消耗地球资源的生活和发展模式。至于到哪里才能寻找到这样的生活和发展模式，美国不管也绝不阻碍其发展，只是地球绝不允许中国人过上美国那样的富裕生活。
第二：奥巴马声称，中国领导人会立刻无条件地立刻同意他这个观点。显然，奥巴马这里所指的中国领导人，肯定不包括想要“用足机遇”的胡锦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因为“用足机遇”这四个字的含义，本身就意味着要实现国家复兴和民族崛起，否则，根本谈不上用不用足机遇的问题。至于会立刻（注意是立刻而没有丝毫迟疑）同意奥巴马观点的中国领导人是谁，奥巴马没有说出来，我们也就无需进行猜测。
第三：奥巴马要求中国必须承担起大国责任，这个大国责任究竟是指什么？奥巴马除了“解决环境污染”这样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之外，没有进行任何明确解释，但是如果结合奥巴马谈话的主题来看，这个大国责任的内容很清楚，就是绝对不能让10多亿中国人拥有富裕生活，因为这会对地球和人类构成灾难性威胁。
大家千万不要轻看奥巴马对中国的这个警告和威胁，如果把碳排放市场、转基因主粮、股指期货等措施与奥巴马的这个警告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这绝不仅仅是奥巴马个人的看法，也绝不仅仅是美国精英集团的看法，而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精英集团的共识和战略。早在世界人口只有40多亿的数十年前，作为悲观派经济学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就曾经预言，如果全世界40亿人（目前已是60亿）都过上美国那样的富裕生活，至少需要20多个地球资源，而我们只有一个
地球。要保证地球资源不会枯竭而又要维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富裕生活，在客观上就只有一个选择：
迫使其他国家改变发展方向，绝对不能达到西方生活水平。中国就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最成功的实验，一方面，无限制地消耗中国的资源，西方二十多个发达国家十多亿人口，家家都有中国产品，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源基地；另一方面，又通过市场化改革把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牢牢锁死在贫困状态，保证中国绝大部分资源只是源源不断地供应发达国家。所以，当太平洋和大西洋所有航道上几乎塞满了装运中国货物的轮船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没有想到中国乃至世界的资源枯竭问题，而是津津乐道地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可是现在，中国想要改变发展方式，把这些资源用于改变本国老百姓的贫困生活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提出了资源问题，提出了碳排放问题，提出了对地球和人类的威胁问题——甚至连中国是不是依靠自身资源实现富裕生活都不管——只要是过富裕生活就是对人类和地球的威胁。
世界上有不讲理的，可是没有见过如此不讲理的。中国把自己的资源几乎无偿地送往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进步；如果把自己的资源用于自己人民的生活，就是人类的灾难，就是对地球的威胁，就是全世界的公敌。如此不讲道理的欺负人，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莫此为甚。中国人一定要高度警惕目前美国制造这种舆论的严重性，目前美国认为中国人追求富裕生活是对人类和地球的灾难性威胁，比当初指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当今指控伊朗拥有核武器等，还要包藏更大祸心，并且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恐怖后果。道理很简单，即使伊拉克或伊朗真的拥有核武器，也只是威胁到一部分国家和一部分人口，而奥巴马认为10多亿中国人的富裕生活，威胁到的将是整个人类和整个地球。
奥巴马对中国的恐怖性警告再次证明了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基本判断：和平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世界将要再次陷入危机和动荡，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做好了向中国转移危机和矛盾的准备，准备把中国变成向新经济时代过渡的历史垫脚石，就像当初把印第安人变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历史垫脚石一样。现在奥巴马的警告，将很快变成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舆论共识，中国将如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再次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打击对象。从现在起，中国必须坚决放弃幻想
震惊原来今天的英国、法国、德国等搞的才是社会主义
长庆2011-12-31发布于：博客中国
(到底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看谁受老百姓欢迎，不受老百姓欢迎的靠枪杆子维持的社会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
摘要:二战后，工党、社会党长期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家执政。这就使不但北欧，而且整个西欧也都成了民主社会主义。
读了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副总干事长何方的文章，你会震惊和恍然大悟，原来今天的英、法、徳、奥、瑞、芬等甚至整个西欧，搞的才是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而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大问题澄清了，其它许多问题也就都清楚了。真社会主义是好的，不好的是假社会主义。
何方：应为社会主义正名
1991年12月26日，也就是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自此，苏联正式解体，一个曾经傲视世界的超级大国彻底消亡。
和平静的俄罗斯不同，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各界围绕苏联解体发生了激烈争论。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苏联学习来的。就像105岁的中国学者周有光先生所说的，今天的中国“略作修正，未脱窠臼”。
“苏联垮台不是因为外来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或和平演变而垮台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副总干事何方先生坦率地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权是被人民抛弃的。”
今年89岁高龄的何方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在张闻天大使领导下在苏联工作了五年。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他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事国际问题研究，苏联是关注的重点，又曾任中苏和中俄友协副会长，先后多次访问过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对于苏联解体既有近距离观察，也有深入的思考。
何方先生没有孤立地看待苏联解体，而是将其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来审视。在他看来，“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斯大林模式则是错误的和失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重大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做出的结论。”
何方先生呼吁，按客观标准为社会主义正名，“恢复有史以来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名誉。”
苏维埃政权被人民抛弃
马国川：20世纪历史波谲云诡，其中苏联解体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各界人士都在热议和反思：为什么一个曾经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竟然一夕崩溃?您对这个问题有何思考?
何方：1990年4月我曾经率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就在政协小组上断言“苏联气数己尽”，受到一些同事的批评和质疑。1991年3月，我再次访苏，亲眼看到苏联开始崩溃。当时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我们作为苏联科学院的客人有时竟然一天吃不到饭，只得晚饭时混到一个学校师生队伍中排队领取一大勺菜饭。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归纳的最好，根本原因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行三个绝对垄断。结果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还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政治上专制恐怖、完全脱离群众，意识形态僵化，使社会处于窒息状态。
马国川：苏联共产党一再声称代表人民利益，为什么会蜕变成为一个垄断权力的专制政党呢?
何方：这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有关。列宁的建党学说比较显著的特点是：一党专政、不讲民主、高度集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严格保密、依靠暴力、忽视人权等。这种政党一时和在一定条件下确实有战斗力，所以能够用“十月革命”(政变)取得政权。后来斯大林和苏共也正是依靠这些才建立起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并保持了七十年的存在。
可是，在这样的政党领导下，不但离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越来越远，还导致经济落后。据西方几个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俄罗斯官方也承认，苏联的粮食产量直到垮台时也没有超过沙俄时的最高水平。另外，苏联的政治独裁、专制程度和滥杀无辜却大大超过沙俄，文化也长期凋敝，所以共产党领导和苏维埃政权终被人民抛弃。
马国川：其实，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也有很多成绩，例如，实现了工业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打败了希特勒等。因此，现在国内一些人士坚持认为，并非苏共本身有问题，而是由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背叛了苏共，搞垮了苏联。
何方：一两个人就能够搞垮一个超级大国?这是典型的“英雄史观”，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据我所见所闻，苏联人民就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沙俄经济在一战前，无论总体还是人均，还都处于欧洲前列，落后的是技术和制度。只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创建了苏联模式，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才使苏联走向落后。例如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二战前的经济水平不低于瑞典、芬兰等邻国，地理条件还优越些，但加入苏联后很快就落后了。1980年当瑞典、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时，它们只不过四千美元左右，还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最高的。至于自由、平等、民主等就更谈不上了。这不值得深思吗?
在苏联解体期间，我有一次去了列宁格勒，那里正酝酿投票改名问题。我曾问到坚决主张改名的一位二战中卫城英雄，为什么要恢复旧名。他以沙皇时物质文化生活在欧洲的地位和后来的苏联相比，无限伤感地认为“十月革命”搞错了，说二月革命后多么自由呀，要是此后只着重于实行民主、发展经济，俄国现在决不会处在全欧洲平均水平之下的落后地位。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
马国川：在您看来，苏联走的是一条历史歧途，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都是必然的。
何方：是的。我们还可以把苏联解体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来考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于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共产党执政的、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并非只有苏联一家。但是这些国家都学习苏联模式，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内商品短缺，对外闭关自守;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和党管一切，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人治和个人崇拜，民主限于形式，实际上不讲自由、平等、人权、公正;意识形态上实行一党垄断和严格管制，禁止思想信仰、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暗箱作业，思想僵化，不容说理，禁止争鸣。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成熟，政权不稳定，时间一长，就难以为继，非垮台不可。
马国川：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已经纷纷下台。
何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不是因为外来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或和平演变而垮台，而是在同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自行崩溃的。
以往的宣传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为“修正主义”，实际上，它同样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1919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彻底分裂后，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一是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国际和各国工党、社会民主党，一是宣布实行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双方都承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头时还都自封“正统”，但却互不承认，势不两立。在二战之前，社会民主党已经在瑞典、芬兰等北欧执政。二战后，工党、社会党长期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家执政。这就使不但北欧，而且整个西欧也都成了民主社会主义。
马国川：那么，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实践的结果怎么样?
何方：1951年，“法兰克福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是“扩大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和有国家适当调节的市场经济，建立体现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的社会福利制度，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上层领导和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或者原来就不信仰或者已经迅速淡化。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二十世纪两种社会主义模式在进行竞赛和比较。实践检验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程度不同的胜利和成功。以瑞典、芬兰为例，这两个国家在二十世纪初还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而且气候条件恶劣，但到20世纪70年代，它们的富裕程度已名列欧洲前茅，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消灭了等级制和特权，总理、部长在工作时间配用专车的不到五人，首相或总理的家庭也不配备服务人员。更没有工资的“含金量”差别极大和什么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医疗、住房、用车等分类的“正部级待遇”、“副部待遇”这些怪名堂。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
无论按文明和现代化的哪条标准衡量，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大大落后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这决不能以起点低、底子薄为借口，看一下南北朝鲜的差距就行了。所以两相比较和衡量，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斯大林模式则是错误的和失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重大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做出的结论。
“苏联东欧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进步”
马国川：对于苏联东欧的变化，至今在国内激烈争论。一些人士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历史的倒退。
何方：坦率地说，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苏联东欧原来的社会制度算不得是社会主义，后来的变化倒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因为它结束了阻碍社会前进的经济模式、专制体制和思想禁锢。而且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基本上认同这一看法的，否则他们也很容易再和平演变回去，只要选举那些持过去共产党观点的人再执政就行了。这也不是空口宣传哪个制度优越性大的问题，而是完全可以由实践逐步证明的问题。这些国家变化的时间并不长，但绝大多数已开始显示出比变化前要优越，不但建立了较前民主一些的制度，经济发展也快了许多，而且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得到保留，不少国家还有所充实和增加。俄国经济从1999年开始起飞，年均增长6%，到2006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0%，但人均实际收入却大大超过这个增量。最近，俄罗斯正式获准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这将有助于俄罗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助力。
2010年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国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人民既然选择了自己道路，就绝不会再回到原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将拥有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要建立在可遇见的未来的基础之上。”他还说，“不会回到原苏联时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关系，俄罗斯国内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政治体制中去，我们正在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向前走。”
马国川：现在苏联确实有些人怀念苏联，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另外，在最近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共产党被认为是最大赢家，得票率近20%，而四年前它的得票率仅在11%左右。
何方：许多人留恋过去也很自然，但多是老年人，全民大多数并不要求重新回到过去。许多人怀念苏联的大国地位，一些老年人则留恋苏联时期某些更为平均的社会福利政策。
马国川：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并不顺利。不久前俄罗斯就爆发了转型以来的最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选举舞弊，抗议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二人转”。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何方：向民主制度过渡，没有哪个国家会完全顺利。俄罗斯现在还算不上民主国家，人民还没有经过较彻底的启蒙，还处在半不成熟状态。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二人转”，就说明俄国政治和群众觉悟还包含威权主义成分。反对杜马选举舞弊的游行示威，既说明选举有舞弊，不够公平和透明;也说明俄国人民已有相当的民主权利。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就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至于俄共得票率上升，一是说明俄共路线和苏共相比已有根本变化，更多地反映了选民要求;二是说明选民对统一俄罗斯党的不满在增加，因而改投俄共。
恢复社会主义的名誉
马国川：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据统计，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曾多达七十余个，遍布亚非欧拉美。在您看来，如何区别社会主义?
何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二百年来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我个人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大体要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要求和条件，如消灭三大差别，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等。
第二，混合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由于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主义初期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然后逐渐发展到马克思说的社会占有(亦即个人所有)和按劳分配为主。这和以国家或人民的名义占有和分配社会资源不是一回事。
第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法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自由则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不实行宪政法治，也会成为没有正常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而法治又必须排除等级制和特权，建立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所谓平等，是指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社会生活和人格上的平等、公民在谋求利益和自身发展上的机会均等，而不是物质享受和社会责任上的平均或等同。
第四，高尚的道德文化和健全的社会福利。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完整的社会保障，有发达的科学文化，良好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社会讲求公开性和光明正大，反对暗箱作业和阴谋诡计。根据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建立一套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使人人享受到幸福，社会处于和谐、稳定。
马国川：这四条标准中，第二、三条最容易引起争议，因为一些人至今认为，社会主义就应该一大二公，自由、民主、宪政等也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专利。
何方：怎样对待市场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实为国有制)，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有重要的教训。事实证明，不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迟早要垮台的。
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涵义上几乎等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君主专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不讲自由，只讲愚民政策和镇压，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过去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苏东巨变已经作了结论的。
马国川：与您提出的四条标准不同，长期以来，国际共运中始终只认一个标准，就是只看它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
何方：确实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王震去英国进行调查访问后，对陪同人员谈到他的观感时就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只要是共产党领导，不管实际上是残暴统治、万马齐喑、饿殍遍野、居民外逃，也还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因素再多，但不是共产党领导，就只能是资本主义。这真是一种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和蛮不讲理的狭隘宗派主义!因此，必须改变这种只看标签的办法，而按客观标准评定一个国家的性质看它所含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多少。社会主义因素多的国家，不管它是由什么党领导和人们怎么称呼，都应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离上述标准太远的国家，即使一切完全由共产党控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按客观标准为社会主义正名，才能恢复有史以来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名誉。
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又有理论价值的文章。此文仅转献给那些关心国家命运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