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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日，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星期，我和胖驱车来到了青岛的那家妇产医院。出发时我们带上了全部住院用的东西。当时是这样打算的：如果检查完需住院，就住下；如果医生说为时尚早，那就开车再回来。
接诊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大夫，说话做事很是干净利落。她说：宫口已经开了两指，估计后天就要生了，应马上住院。不巧的是当天没有空的病房，于是当晚我们就住在了离医院一步之遥的胖的堂哥家。（当初选择这家医院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考虑到医院离堂哥家近，可以在他家做月子饭。）其时堂哥和堂嫂正在崂山区的宾馆里陪同高考的儿子，家里没人。就在这天晚上，我出现了传说中的“见红”。
六月八日一早我们就来到医院办住院手续。恰巧316房间的产妇出院，于是我顺势住了进去。护士嘱咐我第二天早上六点到一楼的产房准备生产。下午下了一场雷阵雨，但是在房间里感觉还是比较闷热。我洗了个澡，解了个大手，感觉浑身轻松了不少。由于刚下完雨，外面的空气很清新。于是我建议胖跟我一起到外面溜达溜达。
在外面站了一小会儿，当返身进入医院大楼时，胖的电话响了，海约他出去喝酒。而胖居然就答应了。我的怒火一下子窜了上来，在楼道里就冲他嚷了起来。我说：收拾一下东西，我要回家，我不生了。他自知理亏，面对我的训斥一声不吭。
火发完了已是晚上九点多。我感到有点累，于是侧身躺下。这一躺不要紧，仅仅十几分钟后，感到下身有一股热乎乎的液体突然间涌了出来。我马上跟胖说：羊水破了，快去喊护士！
很快，护士来了，帮我换上住院服，用轮椅把我推到了待产室。原以为我会像电视上那样，给人用四个轮子的小钢床推走的，没想到是用轮椅那么潦草地就推走了。这让我感觉我似乎不像一个即将经历生产这件隆重的大事的女人。
进了待产室之后，躺在那里做胎心监护。护士让我数着阵痛间隔的时间以及 每次阵痛持续的时间。时不时的，她会过来给我试宫口张开的程度。她说如果快的话，当晚就可以生了。她的话使前一秒钟还懵懂的我一下子心里照进了希望的曙光。
那时的我严重地低估了生孩子的痛苦和漫长。更没有想到在这个待产室中我将进行长达13个小时的等待和挣扎。由于宫口张开进程较慢，疼痛感就相对较轻，尚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临床的26岁女孩则疼得满床乱滚。她一遍遍地喊着医生：我快死了，给我剖了吧。医生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她：你的条件很好，如果剖的话前面的罪岂不是白受了？
我有点暗自庆幸自己尚没有疼到那个程度。我只是不时轻轻发出痛苦的呻吟，有时甚至哼出个小曲，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来鼓励自己。我还吃了一包事先准备好的巧克力，以便为即将到来的生产储备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种乐观有多么的盲目和可笑。
上了催产针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那个硕大的瓶子里的液体源源不断地输入我的体内。胜利一下子似乎又变得遥遥无期了。我问：什么时候能打完？答曰：直到你生出孩子。我于是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等待。
催产针很快产生了效应。宫缩的疼痛一阵比一阵猛烈。这时我才知道我根本不是什么英雄，我根本乐观不起来，我开始了一阵阵的喊叫。后来进来了一个穿着粉红色制服的助产士，她在我身旁坐下来，柔声细语地说：你这样喊的话，到生孩子时该没力气了，实在疼的受不了地话就做深呼吸。
她真是个天使。她的话成功地把我吓住了，不敢再那么漫无目的地喊叫。我乖乖地开始做深呼吸，为了生产积蓄力量。怀胎十月，盼的不就是生孩子的那一瞬间吗？我可不能在关键时候卡壳。
早上六七点钟，当我还在待产室里继续和阵痛坐着斗争时，临床的26岁女孩跟护士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现在就要生！！！”很快她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地被推进了产房。很快，不远处的产房里传来了她的尖叫声，不出半个小时，婴儿的啼哭声传来，她的女儿降生了。
疼痛在加剧。粉衣天使一直在身旁温柔地安抚着我。她告诉我她姓杨，我们还是一个镇上的老乡呢。真是缘分呐！谢谢你，美丽温柔的姑娘，在这个人生最痛苦最煎熬的时刻，是你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力量。
再后来，做深呼吸都无济于事了，疼痛使我几乎昏迷了过去。天花板上的白炽灯变成一团惨白的光晕在我面前晃啊晃。我没法再矜持下去了，让该死的深呼吸见鬼去吧，我开始大声叫。我学着26岁女孩那样喊道：我受不了了，我要现在就要进产房！！！
医生进来试了一下宫口，已经开了六个多。据医生讲，要进产房得开十个宫口才行。但是她还是说：你等一下，过一会儿就推你进产房。
将近上午十一点钟，我终于被推进了产房。我意识到，其实并不一定非要等到宫口开全十个，即使开得不全，在你疼得无法忍受强烈要求进产房时，医生也会照办的。如此说来，假如我早一些提出要求的话，没准早就进去了。
我也是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地被推进产房的。因为前一晚洗澡，头发还没全晾干就破羊水了，根本没时间扎起头发。加上十三个小时床上的疼痛翻滚，进产房的那一刻我一定丑陋狰狞极了。生命是多么美，多么神圣；生命的诞生是多么幸福。可是这种美丽和幸福，却要以无比的丑陋和巨大痛苦来换取。美丽和丑陋，幸福和痛苦，原本就是孪生的姊妹，她们自始至终都是相伴相生的。
在我离开待产室之时，那里还躺着一个女人，她是26岁女孩走后递补进去的。她40岁高龄了，又高又胖，像一座铁塔一样歪在床上。她这是二胎。催产针对她不起作用，她丝毫没有痛苦的迹象。而此时的我已经明白了，越是疼痛得厉害，离胜利就越近。反之，像胖大姐这样丁点感觉不到疼的主儿，不知还要等多久呢。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进去生了，祝你好运，姐们儿！
离开待产室之际，疼得几乎晕厥的我保持着最后一点清醒，叮嘱着粉衣天使：帮我把巧克力带上。（为了生产时有足够的力量，我事先准备了两包巧克力，德国进口的。在待产室里已经吃了一包，还剩一包。这帝国主义的东西就是他妈好吃！）
进了产房，我马上被六七个女人包围了起来，一场性命攸关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哪有什么时间吃巧克力啊！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猛烈的疼痛。陌生的恐惧和致命的疼痛之下，我不住地叫喊。（据说我们村里西边胡同里小我一岁的桂枝在生孩子时一声都没吭。事后别人问她：难道不觉得疼吗？这个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女人的回答颇具哲理意味：叫了也是痛，干脆就不叫。这件事在坊间一时传为美谈。我曾经以为我也会像桂枝那样坚强，事实证明我差得太远了）。
大概是习惯了长期团伙作战的缘故，这些医生、护士和助产士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她们分工明确，有的专管埋头捣鼓，负责将小生命捣鼓出来；有的专门负责给那个捣鼓的人递工具；有的唱红脸，在我耳边轻声安慰，加油打气；有的则唱白脸，厉声恐吓我：“别叫了，再叫胎心都听不到了。你是想用两个小时生完还是半个小时生完？回答我！”我虚弱地回答道：“半个小时”。“那就好好配合，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帮娘们儿的强悍之处就在这里。她们提出的问题的你必须回答，她们的命令你必须服从——哪怕你是一个正在忍受着巨大痛苦痛不欲生的生产中的女人。因为她们在帮助你，帮助你度过最后的这一关口，去伸手触摸峰顶初升的太阳，去拥抱人生中最无与伦比的幸福。
十五分钟后，小生命诞生了。我听见了她响亮的啼哭。接下来我感觉到有一大长串类似鸡肠子的东西嘟噜嘟噜地被从下身扯了出来。我知道那是脐带。再后来是取出胎盘，最后是缝合刀口。
我问：“医生，男孩还是女孩？”“女孩。小棉袄。”哦，我的小棉袄，你终于平安顺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欢迎你！
忙完了我，这帮人马不停蹄地又投入了另外一场战斗，围攻另一个产妇去了。我暂时被晾在一边。这时一个医生走过，我连忙说：“医生，把孩子抱来我看一眼好吗？”她照办了。我看了一眼我的孩子。其实那一眼没有留给我任何印象。我太累了。
我知道那些为我接生的医生也很累。她们需要一场手术接一场手术地不停地忙碌，精神长时间保持高度紧张，还要迅速果断地处理一些突发情况。以前我对医生持有很差的看法，提到医生，首先想到的就是红包，回扣，玩忽职守，态度恶劣。在那个时刻，我忽然觉得她们是那么可爱。尤其像粉衣天使那样的那些助产士，她们拿着微薄的收入，干着又苦又累又脏的活儿。这世界永远有一些人让你敬重，永远有一些美好让你感动。
出了产房，公公和婶婶她们已经等在那里了。后来据公公说，我出产房的时候脸蜡黄蜡黄的，黄得吓人。除此之外，一切还好。我没有力气抱我的宝宝，我只能躺在床上歪着头看她。与众不同的是，我的宝宝一出娘胎即带有满头浓密乌黑的头发。看着那富有特色的小卷发，跟我的如出一辙。没抱错，这铁定是我的女儿无疑了。
十个月，无数次地憧憬，无数次地猜想，宝宝是男是女，是黑是白，长得像谁……在这一刻终于有了答案。据说，那天全医院共接生了八个孩子，上午接生了七个，全是女孩，我宝宝就是其中的一个；下午仅接生了一个，是个男孩。我相信确实有一种无形但却无处不在的伟大力量，冥冥中主宰着世间的一切。
这些可爱的数字从此将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也会伴随着宝宝不断成长的一生：2011年6月9日，阴历五月初八，上午11时15分，6斤9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