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遇罗锦胞弟遇罗文写《我家》 遇罗锦与 刘晓庆

遇罗克和遇罗锦的胞弟遇罗文撰写的回忆录《我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遇罗文的家是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特别是知识家庭命运的缩影。
父亲遇崇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是出色的土木工程师，他50年代设计的竹筋楼至今仍屹立在北京郊区良乡镇上。母亲王秋林曾两度留学日本，是成功的实业家，并当选过市人大代表，1957年，遇崇基和王秋林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遇家开始遭遇劫难。
遇罗克是长子，第一个品尝到血统论的苦头。1959年他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却以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不幸的人生遭际使他开始对血统论进行思考……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文革”前已经成型的血统论封建思想，又以革命口号的面目肆虐一时。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们，不仅失去了参与社会的公平权利，甚至连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相对失控的几个月里，遇罗克终于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连续写了《出身论》、《谈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抨击反动的血统论思想。这些文章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报纸是本书作者遇罗文和几个中学生共同创办的。办报用的纸是借的，印费赊欠着，报纸售出后再补付。《出身论》因为反对血统论、呼吁平等，一经刊出，立即得到千百万人的强烈共鸣。报纸首印2万份，被一抢而空，加印6万份仍供不应求，并被很快传到外地。但是，好景不长，《中学文革报》很快被查封，年仅27岁的遇罗克被以反革命罪枪毙。遇罗锦、遇罗文姐弟先后被捕入狱，其他人也难逃群众专政的厄运。
接下来的十年，遇家人颠沛流离，天各一方。在困境中，他们像野草一样顽强地生长着。为了生存，他们干过许多简单粗笨的劳动。但这一切并不能扼杀他们的思考力和创造力，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他们除了像当地农民一样种植玉米、土豆和烟草，还做了许多一般人在正常时期难以做到的事情，本书作者遇罗文甚至办起了一座电焊条厂。

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结束了“四人帮”的统治，同时也结束了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遇罗克的冤案得以平反，人们称赞遇罗克是“逆风恶浪中的雄鹰”和“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锦将自已的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予以发表，引起轰动和争议。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能够很快从旧的模式中转变过来，许多人对罗锦女士不幸的个人生活不理解，并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后来，罗锦女士应邀访问德国，留在那里，至今未归。
《我家》是一部让人感动的作品，它如实地记录了遇罗文一家在那个荒诞岁月里遭受的磨难，也记下了他们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的经历，他们不管在多么艰难的困境里从不停止思考和创造的精神让人感动。《我家》是一部充满人情味的作品，经历过那样多的磨难，遇罗文先生对于亲情、爱情和友情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全书自始至终充满对亲人、友人和爱人的怀念和眷恋。当有人问遇罗文先生，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渡过了那么多的难关时，他回答：“在不幸中生活，更体会到亲情和友情的可贵……如果没有这些亲情和友情，我们无法想象怎样挺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我家》还是一部让人深思的书，遇罗文一家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特别是知 识家庭命运的缩影。遇父遇母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早年被打成右派，失去了用自己所学和所长为社会创造和贡献的机会；遇罗克、遇罗文兄弟姐妹是年轻一代的代表，他们在该上学的时候无学可上……整整两代人被耽误了，对一个民族来讲，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人们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这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他们思考和创造的权力。历史是延续的，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明天又是今天的延伸，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反思上个世纪走过的道路，吸取教训，是非常有意义的事。（翁昌寿,载2000-06-15《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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