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政治与王莽篡位 王莽篡位的故事

摘要

王莽以外戚代汉,是空前未有的事。他的成功,固然由于伯叔的余荫、姑母的奥援以及他个人的人望等;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助力,便是儒家。

    (一)外戚王氏的兴起
  
  宣帝以后,历经元、成、哀、平及孺子婴五帝,凡五十五年(前48~7),而后为外戚所篡。在这五十几年中,汉政虽然渐衰,但大体说来,仍不失为一个富强康乐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汉廷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儒家政治权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渐成为朝臣的主干。一是政权渐由外戚王氏一门所把持,王氏渐成为实际政治的最高领袖。这两种现象演变的结果,便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学说和儒生的推戴,篡取汉室的地位。
  
  儒家虽然在武帝时开始在政治上抬头,但武帝并没有大批的重用他们。武帝晚年,因奢侈黩武,国内发生乱象,引起国人的不满。到他死后,儒家便应时而起,因为儒家学说在“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上,与武帝是异趣的。昭帝时,儒生曾公开反对武帝的专卖政策。宣帝虽然也不崇儒,但当时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当的势力,他临终并曾托孤于儒家出身的大臣萧望之、周堪等。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势,是武帝死后的一种自然趋势。元帝少时即好儒学,他做太子时,曾因劝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责。到他即位后,便亲任萧望之和周堪,更由他们汲引了一批儒生刘更生、金敞等,同心谋议。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员额,大加增添,武帝时博士弟子仅设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因此儒家的政治势力,日益隆盛。
  
  元帝的重用萧望之等,引起外戚史高的不满,因此他和外戚许氏,宦官弘恭、石显相勾结,与望之等为敌。初元二年(前47),望之为恭等所谮而自杀,但整个儒家的政治地位,并未遭受严重的打击。元帝时的宰相如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等,无一不是儒生,他们与萧望之的不同,只是他们肯听命于外戚宦官而已。渐渐的,儒家集团成为朝臣的主干。
  
  竟宁元年(前33),元帝死,太子骜继位,是为成帝。帝舅王凤(元帝皇后王政君兄)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辅政,当时成帝已十九岁,本有亲政的能力,但因耽于酒色而委政于凤。王凤颇有长处,他执政后,广收人才,奠定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政治势力。当时的朝臣,虽以儒家为主,但也有若干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如陈汤、陈咸、萧育(望之子)、朱博等,他们多是极好的吏材,自成集团,与儒家集团相对抗。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他们维持。[参看拙著《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六)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与现实派”(载拙著《汉唐史论集》页二九至三五)]但这两派朝臣,对王氏却是一致拥戴的。阳朔三年(前22),王凤死。此后终成帝之世,辅政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继王凤的是他的几个弟弟王音、王商、王根,他们先后以“大司马车骑将军”、“大司马卫将军”和“大司马骠骑将军”等官衔辅政。绥和元年(前8),罢辅政将军号,仅称“大司马”。同年,王根病免,由他的侄儿王莽任大司马。
  
  另一方面,朝臣的法家集团,为儒家所击败,于成帝末年瓦解,至此汉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团的独占局面。进取人才的凋谢,象征着汉帝国声威事业的没落。
  
  (二)王莽的辅政与篡位
  
  王莽是王太后弟曼的儿子,曼早死,因此太后对莽甚为怜顾。成帝时,王氏子弟大都骄奢淫逸,惟有王莽恭俭好学。他酷好儒术,衣着也如儒生,毫无贵戚的恶习;同时他谦身下士,广施财物,以致弄得家无余资。他不特得到几位伯叔父的赏识,朝廷大臣,也多与他往还,因此朝野推重,声誉日隆。绥和元年(前8)他任大司马时,只有三十八岁,却能选贤任能,勤于政事;皇帝的赏赐和封邑的收入,全分给部下及宾客,自身益加俭约。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公卿列侯的夫人群去慰问,他的太太出来迎接,因衣着朴素,被大家错认为女仆。
  
  绥和二年(前7),成帝死,由他的侄儿欣继位,是为哀帝。哀帝祖母傅太后刚暴擅权谋,过问政事,与王莽不合。同年,莽被罢免。建平二年(前5),莽被遣返他的新都侯国(在今河南南阳市,莽于成帝时受封)。此后汉廷政治由外戚傅氏和丁氏(哀帝母家)把持,王家遭到暂时的顿挫。
  
  哀帝初即位时,本想有一番作为,但因受制于傅太后,他本人又体弱多病,由是政事渐废。其后又宠爱幸臣董贤,以他为大司马,甚至想把帝位让给他,更使国人失望。丁傅虽然也有贤才如傅喜(傅太后堂弟)、丁明(帝母丁太后兄)等,但均不能久安其位,其余的则大都骄奢庸妄,因此使国人对王莽过去的表现益加怀念钦佩。王莽就国后,吏民为他上书讼冤者达百余起。到元寿元年(前2),若干应举的士子,也于对策时称颂他的功德。哀帝乃把他征回京师,陪侍王太后。
  
  二年(前1),哀帝死。这时傅、丁两太后均已先死,王太后又成为宫廷的主人。她立即复任王莽为大司马,并由莽选定一位九岁的宗室中山王箕子(元帝孙)继皇帝位,是为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进位为太傅安汉公,专决国政。四年,又加“宰衡”之号,效周公故事。到五年,那位年幼的傀儡皇帝突然死去,据说被王莽鸩杀的。
  
  在平帝的五年中,王莽曾有不少“善政”。例如元始二年(2),他曾广封前代宗室诸王及功臣的后裔,凡一百一十七人;并捐田三十顷,钱百万,建房二百区以救济贫民。次年,他命令郡国县邑,下至乡聚,均设学校。四年(4),他扩充京师太学,为学者筑宿舍一万区;增加五经博士名额至每经五人,并立《乐经》博士。又征求通经术及学有专长的人,记述所学,前后达数千人。这些措施,无疑获得在朝和在野儒家的极度赞美。另一方面,在这五年中,不满意他的朝臣如孙宝、龚胜、邴汉等或辞职,或罢免;而与他敌对的势力如丁傅等家,早于平帝即位前罢黜殆尽。平帝母家卫氏,也于三年(3)为他夷灭。甚至他的叔父王立、长子王宇等,都因对他不满而被迫自杀。总之,到平帝末,朝中已找不到异己者。
  
  平帝死后,王莽选了一位年仅两岁的宗室子婴(宣帝玄孙)为平帝嗣,而自为“假皇帝”,又称“摄皇帝”。他之加上皇帝的尊号,据说出于天意。因为平帝死后不久,武功(今陕西郿县东)县长浚井,得一白石,石上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他为顺从天意,才有此举。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对他声讨,结果迅速败灭,这是他在“天与人归”的过程中的一点小波折。
  
  三年(8),全国各地时有奇迹出现,这些奇迹都不外直接间接告诉世人“摄皇帝当为真”,因此王莽于这年十一月改元为初始。其后不久的一个黄昏,突有一位黄衣人出现于高帝庙中,他留下一个铜盒,然后离去。铜盒里有图和文字,大意都是说王莽应为真天子。王莽得知这个消息,亲到高帝庙拜受铜盒,然后宣布接受天命,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曰新。王太后虽表示反对,但为时已晚。至于那位送铜盒的黄衣人,名叫哀章,本是个无行游学者,却因此得到新朝极高的褒赏,位为上公。
  
  王莽以外戚代汉,是空前未有的事。他的成功,固然由于伯叔的余荫、姑母的奥援以及他个人的人望等;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助力,便是儒家。西汉时代的儒学,已渗入大量阴阳家的学说,儒生们常好以自然现象来附会人事的祸福。武帝时的董仲舒,曾以灾异劝武帝改善政治,后人群起模仿,以天变灾异为借口来攻击所不满意的人或事,成了儒生们的惯技。此外邹衍的五德论也被他们用来解释政治,昭帝以后,便常有人指出汉运已衰,应禅位于新圣。虽然曾有若干儒者因而丧命,像昭帝时的眭弘,宣帝时的盖宽饶等,但此说深入人心,哀帝的想禅位董贤,可能也是受这种说法的影响。加上成帝与哀帝荒怠政事,更使举国上下有汉运将终的感觉,这给王莽安排下一个最好的篡位环境和理论根据。自成帝以来,王氏与儒家在政治上合作,双方本已有密切的关系;而王莽的好儒与优待儒生,自然更为儒家所感戴,他们终于成为王莽代汉的极大助力。
  
  王莽的好儒,倒是真的。他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但这些思想已非孔孟之道的真面目,而大部是些荒唐的迷信和迂谬的复古论。他之喜欢人们向他献符瑞,以及篡位后许多“开倒车”式的措施,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
  
  (三)王莽的改制与灭亡
  
  王莽的即真,只是他的政治理想初步的实现,继之而来的还有许多重大改革。他即真之初,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还根据若干儒家经典,把官名大事更改。例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太常为秩宗,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等。宫室和郡县也都改名,繁多到不可胜记。
  


  他的最大一项改草,要算恢复所谓“井田”制了。这种制度曾否在古代实行,实已无法究诘。但自战国以降,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加甚,这种制度乃成为若干儒家政治改革的理论根据。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上书建议限田。哀帝时,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也曾有同样的主张,并建议以三十顷为私有田地的最大限度;但因遭受贵戚及幸臣们的反对,未能实现。董等的限田主张,本是因井田制不易实行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王莽却以恢复井田为己任。他于始建国元年(9)下诏,把全国土地收为国有,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限定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超过一井,即九百亩,过限的田,须分给宗族乡邻。无田的人,由政府授田,授田的数目,虽没有说明,当是依井田制“一夫授田百亩”的办法。诏书中附带的另一项改革,是现有的奴婢,不得买卖。
  
  这办法的施行,自然要遭到重重的障碍,诸侯大臣以及庶民因买卖田地奴婢而犯法的,不可胜数。大概最后陷于无法推行的地步,终于始建国四年(12)解除禁约。
  
  经济方面的改革,着重于开发利源,增加生产,却也颇顾及到人民的生活。有些改革项目,是承袭前代而加以扩大的。例如国营专利事业,武帝时盐、铁、酒均由国家专利,王莽则扩大到连铜冶以及名山大泽资源的开发等,也都由国家独占。又如武帝时曾征收工商业货物税,王莽则扩大到征收工商业所得税,凡人民从事渔、猎、畜牧、巫、医以及养蚕、纺织等业的,均取其所得纯利的十分之一,叫做“贡”。
  
  关于增加生产,有两项主要办法,即征课荒地税和强迫劳动。凡是荒弃的田地或城郭中的空地,均须征税,无业的人,也得纳税,不纳者则由政府给予衣食,强迫劳动。
外戚政治与王莽篡位 王莽篡位的故事
  
  救济贫民的重要措施是“赊贷”和“五均”,也就是国营的放款和平价事业。凡人民遇祭祀或丧事无钱举行时,可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但须按期归还。如为经营生业而贷款,则须按年纳息,息率为贷款者所获纯利的十一分之一。平价办法是凡五谷布帛等日用必需品,遇滞销时,由政府照本收购;政府并算出各地此类物品的平均价格,此后如遇此类货物的市价超过平均价,则由政府照平均价出卖;用以稳定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此外,王莽并改革币制。武帝时,开始由政府铸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到他居摄时,更造大钱三种,与五铢钱并用。他即位后,定货币为六大类,即金、银、龟、贝、钱、布,计二十八品,严禁人民私自铸钱。
  
  以上各项制度均是始建国元年至二年(9~10)陆续颁布的,其施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确知;但币制的改革,曾造成金融上巨大的紊乱。此外铜冶与山泽的专利,均先后废除,想必也遭遇困难。据史书说,王莽喜欢讨论制度的条文和名词,但对最重要的实际政务,却不措意。官吏任用非人,大都贪污残虐,有些县竟长期没有首长。在这种政治情况下所推行的新法,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另一项改革,引起外族的背叛。王莽因仿效周代的封建制,分“天下”为九州万国,并废除所有的王号,凡从前受汉封为王的四夷君长,一律降号为侯,并改玺为章。匈奴单于大为不满,于始建国二年(10)叛,王莽派兵数十万讨之,连兵数年。人民苦于征发,相聚为盗,盗患以新帝国的北边为最甚。四年(12),王莽征发高句骊(在今朝鲜半岛北部)兵以伐匈奴,高句骊叛,屡寇东北边。同年西南夷的句町(在今云南通海县一带),也因贬号而叛,王莽屡次派兵讨伐,战事一直拖延了十来年,弄得西南为之虚耗,却始终不能获胜。
  
  大致从天凤四年(17)起,国内又连年发生旱灾和蝗灾,灾情最重的为青(今山东省东部)、徐(今江苏省北部)、荆(今湖北湖南二省大部及河南省南部)三州,三州的饥民由散漫的游掠渐变成有组织的暴动集团。青徐的饥民集团叫“赤眉”,因其分子把眉染赤,以别于官军而得名。荆州的饥民集团叫“绿林”,因窟穴于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北)而得名。其后绿林分裂为二支,一支南入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号“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号“新市兵”。
  
  地皇三年(22),王莽遣兵讨击赤眉,连遭惨败。荆州的叛乱,也益形扩大,继起的叛众又有平林(今湖北随州市东北)兵和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兵,与下江、新市联合。舂陵兵的首领是刘縯、刘秀兄弟,他们是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发之后,于元帝时迁到南阳郡,为当地望族,因此他们远较其他各支的叛众领袖具有人望。刘縯为人豪放,喜结宾客,起兵的事由他一手倡导。刘秀则为人谨厚,他曾于王莽时入太学,比较有政治头脑。刘縯御众过严,各支联军多不愿奉他为首,因此于次年(23)二月,大家拥立了汉室的另一支裔刘玄(縯族兄)为帝,改元更始。五月,更始拔宛(今河南南阳市)都之,而以王邑、王寻为帅的四十万新朝军也恰于此时来临。二王首先以十余万人围攻联军的据点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引兵救之,大破莽军,王寻被杀,王邑率数千人逃回洛阳。这次战役震动了全国,各地纷纷举兵响应,群奉更始为主。王莽败灭的命运,到此已完全决定。接着更始遣军两路,一路进攻洛阳,一路从武关(今陕西商州市东)入,直指长安,沿途响应者益多。九月,更始军入长安,城中也发生暴动,结果王莽被杀于未央宫的渐台,死时六十八岁。历祚十六年(8~23)的新朝,至是倾覆。
  
  据当时人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自信,一味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这可算是比较客观的批评。东汉推翻王莽政权而建立,东汉人对王莽的敌视,自所难免。东汉史家对王莽的长处,一概抹杀,目之为虚伪邪佞;把他的取得帝位,归之天时。同时认为他的提倡儒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为儒家的罪人。东汉以后的史家,大都承袭这种论调,有时更变本加厉,例如清人论王莽的为人,虚伪之外,更加以“奸而愚”的恶评。[参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渐致使王莽变成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
  
  王莽的行为,看来确似有些“伪”,也有些“愚”。事实上,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武帝以后,士大夫好以儒术掩饰其劣行,日久形成伪风,至元成时代而极盛,王莽不过承袭此种伪风而扩充之。最初他以伪获得名誉,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 不伪。其后他以伪取得帝位,而终又以伪失之。至于说他愚,则只是一种错觉。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同时他的变法,也决非愚人所能了解。但他缺乏政治才能,以致失败;他不但迷信复古,而又事事行之以伪,因此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
  
  王莽的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战国中期,孟子即主张改革田制,西汉儒者虽也有不少主张均田的,但大都徒托空言。直到王莽,才使孟子以后三四百年的空论,见诸实行。他改革的勇气与理政的勤劳,都是少见的。他的新法,虽有若干处违背政治社会进化的原理(如建封、币制),但其中不乏针对当时的病象而制定的,其用意也大部是为救民的(如王田、五均、赊贷等)。这些地方,不能因他的失败而一概抹杀。[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上册页一○七至一○八]
  
  战国时期,“禅让”思想大盛,但这种思想最后为秦国的“万世一系”思想所阻遏。到西汉,禅让思想又盛,王莽便是其力行者。虽然他取得皇位的手段有可议之处,但从若干事迹看来,他确以新圣自居。他的篡汉,除了为满足权位欲外,为实现他本人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似也是原因之一。同时“让国传贤”的思想,也确实流行于西汉中期以后的士大夫之间。但因为他的失败,这种思想又告销歇。“禅让”一词,变成了一个权臣篡夺所借以欺世的手段。正因如此,“万世一系”的思想,遂又代之兴起,至清季而不绝。而后世帝王的“家天下”思想,也因而愈趋浓烈。
  
  总之,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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