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达国师 三昧水忏全文唱诵

悟达国师

据史书记载，晁错(前200—前154)是我国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杰出的改革家，他一生兼学儒法,知识渊博，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官至御史大夫，并一直深受文帝、景帝的器重和宠信。景帝为太子时，晁错担任太子家令，号称“智囊”，为景帝顺利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景帝尊为老师。在晁错改革思想的影响下,景帝即位之初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不想当守成皇帝，要做开拓君王。因此,他一即位就马上任命晁错为内史，旋即提升为御史大夫,对晁错信任有加，言听计从。

自刘邦建汉之后，大量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巩固西汉皇权统治的支柱。到景帝初年，地方同姓诸侯王国已多达22个，他们拥有很大的封地和权力，具备了独立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这就使一些不法同姓王暗暗扩充实力，产生了与中央皇权分庭抗礼的野心，当时地方封建势力迅速膨胀，已经严重威胁着中央皇权。例如，吴王刘濞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他在其封国内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之亡人，谋作乱逆。对于封国隐患，晁错从文帝时就主张削藩。这时更是表现出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屡屡上书，明确提出削藩，对不法同姓王进行坚决打击，他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诸侯王的封地占了大半个汉王朝，他们专治异政，不禀京师，和皇帝同姓不同心。因此，要除内患，首先就要逐渐削减地方诸侯国的封地，将封国的权力收归中央，以达到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目的。在削藩策中，他以吴国为例，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在晁错的一再怂恿下，准备不足的汉景帝，断然实施削藩政策，因而逼反的各诸侯王，爆发了“七国之乱”。

因而，诸侯王把晁错当作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给朝廷施压，给晁错冠的罪名是“欲危社稷”。且刘濞在写给其他诸侯王的信中说：“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夺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人，欲危社稷，所以号召各国起兵，振弱伐暴，以安刘氏。”汉以孝治天下，高祖刘邦就说过这样的话，天下刘姓是一家，因此，外姓臣子参与进来是最易招惹是非的，稍有不慎便会有以疏间亲之嫌，进而招来杀身灭门之祸。吴王刘濞等人正是利用了“离间刘氏骨肉”这把利刃，向晁错刺去。

据史书记载，袁盎和晁错不合，晁错在的地方，袁盎离开；袁盎在的场合，晁错也退避。袁盎曾因在吴国为相，接受刘濞的财物，因而获罪去官。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怀疑袁盎与刘濞有联系，建议调查袁盎，并主张杀掉袁盎，景帝认为袁盎曾是文帝信任的大臣，没有同意。当时，朝廷上下一片惊慌，面对突如其来的混乱，文武百官包括景帝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当景帝听窦婴说袁盎有使七国退兵的妙计，他迫不及待地召见当时已经去官的袁盎。召见袁盎时，景帝正和晁错商量调运兵粮的问题，当袁盎回答景帝，吴所诱皆无赖子弟、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时，晁错也明确赞同袁盎对策之善，但晁错未料到袁盎支开他，竟然向景帝建议杀他以使七国退兵！袁盎分析，叛军并未说要推翻皇帝，只是说要清除天子身边的晁错。如果皇帝杀了晁错，那七国有什么好说的，只有退兵了。景帝表示不会因一人乱天下。因此，袁盎献计杀晁错以使诸侯罢兵，成了晁错被杀的直接导火线。

当“七国”叛乱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乱。此时，他需要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而这个书生意气十足的政治家，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反倒不知所措，性情之下竟然向汉景帝出了两个馊主意，即建议景帝到前线平叛，自己留守长安，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实际上，汉景帝实在是一个稳健、胆小、优柔寡断、毫无主见而又薄情寡义的皇帝。当削藩的导火线直接引发了七国之乱直接威胁到皇权的稳固时，汉景帝六神无主，手忙脚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听信谗言，对刘濞等人心存幻想，完全动摇了支持晁错改革的信念。直至彻底抛弃晁错，企图与诸侯妥协。因而，晁错自然而然地成了景帝向诸侯妥协的替罪羊。

晁错的悲剧是源于他的性格所致。他是一个善于为人谋，不善于为己谋的人，他锋芒太露，不知迂回，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而一人立于朝廷之上，孤危之状却浑然不觉，只依仗皇上的宠信，便以为天下事没有不可为的。像这样一个谙于国政，却疏于世故的忠臣，在朝廷大臣中就会不得人心。晁错一心为汉室尽忠，极力主张“削藩”，但是到头来却成为平息叛乱的牺牲品。自古以来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忠须有道，“削藩”是一件有关大汉的江山社稷，千秋大业的大事，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像晁错这样一个书生意气，而不是谋定而后动，是很难行得通的。

可怜的晁错，最终被骗到了刑场。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中尉）陈嘉，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还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上车，结果稀里糊涂被拉到东晁错市，腰斩了，连遗嘱也没来得及留，且全家被灭了门。晁错就这样被他一生效忠的皇帝出卖冤杀了。

悟达国师，生于唐朝，四川湄洲人，俗姓陈，七岁出家，法名为知玄，十四岁時，即为皇帝、大臣、文武百官一万人等讲解《涅槃经》，人称“陈菩萨”。詩人李商隐和悟达国师的交情甚笃，他曾经写一首诗赞叹悟达国师：“十四沙弥解讲经，似师年纪秖攜瓶；沙弥说法沙门听，不在年高在性灵。”

知玄法师年少時，有次参访丛林，在长安京都某寺挂单，遇到了一位僧人。這位僧人生了一种“迦摩罗”的恶疾，全身生疮，发出冲鼻难闻的秽气，谁都厌恶和他來往，知玄住于他隔寮，怜愍他的病苦，常常自动去照过他，连一点讨厌躲避的脸色都沒有。后來病僧的病好了，感激知玄的德风道义，就对他說：“谢谢你的照顾，今后你如有难解之事，可以到四川彭州九陇山來找我。山上有两棵大松树为标志，我叫迦诺迦。”

在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佛教遭遇空前浩劫，至唐懿宗登基時极欲振兴佛教，遂迎请知玄法師与外道众徒辩论，彻底粉碎一切外道邪見，佛教因此再度振兴，知玄也因此成为全国佛教界的领袖。

知玄和尚因为德行高深，故贏得唐懿宗的尊崇，在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懿宗皇帝亲临安国寺，求教佛法，赐给知玄讲经宝座，座高二丈，以壇香为材，用金丝镶成龙凤花纹，旁設磴道，并封其为悟达国师。国师升堂讲经时，以一念骄慢心生起，于座上看见一珠飞入左膝盖，旋即生出一个人面疮來，有眉有眼，有口有齿，与人面一样，每天需要饮食喂他，疮像人一样开口啖食。知玄和尚痛苦万状，虽召请了各地名医，但皆摇手逊称无药可医。

就在百医束手莫策，疮疾日烈时，突然记起当年在京都与那位病僧临別所说的话，于是前往西蜀入九陇山去寻找。一日，傍晚时分，山路难行，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忽然遥见在山腰之处两松并立，高耸入云，心中大喜，快步走向前去，只见广阔的殿堂，金碧辉煌，那位僧人已含笑站在寺門前了，引之入寺，两人相见万分欣喜，国师頂礼毕--述说其苦。僧人告之翌日岩下泉水洗濯，即能痊愈。

翌日清晨，僧人命一孩童帶路，引领国师到岩下清泉之畔。国师刚欲以“慈悲三昧法水”准备洗膝上人面疮時，不料人面疮竟忽然出声开口說：“不要洗！不要洗！您曾否读过西汉史书，袁盎与晁错传？”国师回答：“曾读过”。人面疮就讥讽地說：「您既然读过了，可知袁盎殺晁之错事？往昔的袁盎就是你，而晁错是我。当吴楚七国造反时，你在帝前谗我，致使我腰斩于东市，这深仇大恨，我总想寻求机会报复，可是你十世为僧，认真修行，持戒十分精严，冥冥中有护法在旁保护，使我无法近身报复。如今由于你受皇上的恩宠，而生傲慢之心，使我有机可乘。今蒙迦诺迦尊者的慈悲，调解我們的仇怨，赐我三昧法水令我解脱，所以我們之間的夙冤也告终结，从今以后我不再和你为难作对。”

国师听了嚇得魂飞魄散，连忙掬水洗疮，痛入骨髓，晕绝在地，不省人事，复苏后觉得左腿已安然无恙，人面疮已不知去向。乃知那位僧人是位圣僧，国师欲回寺礼谢尊者，但回身一看，金碧辉煌的崇楼宝殿，已杳无踪影了。

悟达国师因蒙迦诺迦尊者垂慈，为他解了多生宿冤，为报答此广大恩德，于是在该处结庐，朝夕礼诵，所作的忏法即今之“慈悲三昧水忏”。

从悟达国师的故事，我们不难体会到，三世因果实在是可怕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再者，平日积善是多么重要，只有积善者，在遇到危难时，才会有人援手相救。南无阿弥陀佛！■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aihuau.com/a/25101016/295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