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是东西方哲学自古至今争论的焦点问题。唯物主义者，更关注人的物质性，一般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依法律、制度管理社会；唯心主义者，更关注人的精神思想性，主张人性本善，主张以思想、文化、道德启发人的仁心善性。
按佛法讲，众生最根本的性是佛性（众生思想意识的体性），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没有善恶、贵贱差别，也没有自他分别，众生体性如一，众生佛性平等，所以，从究竟本性讲，人确实是性本善的，人如果体会到此性，即开悟无师智、自然智，自然就明白“我”是虚妄变化的，自觉自愿地度一切众生。
但一般世间哲学所说的人之先天本性，实际是指投胎前的神识，也就是佛教唯识学所说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只是佛性的八种识相之一，阿赖耶识存储着众生的先天善恶意念种子，是人后天善恶意识念头之源，是善恶兼具的。所以，按佛教道理：人之初，既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而是善恶兼具的。
宋朝理学思想偏于极左，宣扬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之恶都是后天环境熏染的，所以主张施以圣道教育，以恢复人的先天之善，把人培养成圣人；主张对人欲行为严加管束、鞭挞、严惩，强迫人们放下“后天”的感官物欲，此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将天理与人欲视为截然对立。
法家思想偏于极右，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功利自私的，认为人人都是贪嗔痴的，或者以严酷法律惩戒世人，或者依靠物质刺激、利益诱惑来管理世人。法家否认众生有本善之性，否定宗教圣道的启发、教化作用，说那只会让人变得更伪善，更可恶。
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羞愧之心，不忍之心”，其实只是心（阿赖耶识）的一种显现，并非心性本体，因为性体本空（空并非什么都没有），无善无恶，没有自他分别。
荀子所谓的“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其实只是心（阿赖耶识）的体性与六尘作用时，唤醒人心（阿赖耶识）中的不净种子（记忆）所形成的。
人生来就是不一样的，多数孩子都嘴馋，执迷物欲；但也有个别孩子天生素口，一喂荤腥就吐，这都是由先天阿赖耶识中的业识种子决定的，世俗哲学所谓的先天之性（只相当于佛教的阿赖耶识），是有差别的。
人刚出生时，因阿赖耶识所造的身体感官实际都已发育成熟，但刚接触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时，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感受尚未形成概念，六识是人出生后，六根体性通过感官感受环境六尘缘影后，在先天阿赖耶识种子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般两周岁才形成清晰的妄“我”概念，这就是第七识，第七识把这个不断变化的阿赖耶识或者因阿赖耶识所造的这个身体误认为是“我”的。
有些人先天欲念淡薄，如果后天真能摒绝外界环境诱引，他是不知道人间烟火的，也不会因性欲得不到满足而痛苦。但如果被施以性刺激、色诱，会唤醒累生在阿赖耶识中积淀的业识种子，今生的感受又培养处新的记忆种子再储藏在阿赖耶识中，所以，人一旦尝鲜就一发不可收拾，官员一旦绷不住，多年的党性全线崩溃，纷纷上套，成为贪官，所以，奸商以美色打通官员们的心理防线，十拿九准。
只要把人的贪欲打开，无论智慧、境界、良心、还是党性、人性，都彻底丧失，无不束手就擒，没有不干坏事的，真正有定力把握自己的人，连万分之一都不到。
人的欲望，是越刺激越强烈的，这就和吸毒一样，一旦破例开荤，就会在阿赖耶识中留下强烈的记忆种子，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只希望“让我一次爱个够”，恨不得“过把瘾就死”。人只要一执迷贪欲，就高尚、高贵不起来，因为执迷贪欲=龌龊=错误=愚蠢。
无论多么清正廉明的官员、皇帝，偶尔把持不住，失足一下，也许无关紧要，如果他因此沉迷“爱情”、“性欲”，欲罢不能，就会越来越愚蠢、腐败。孩子如果贪玩，执迷游戏，或者嘴馋，执迷好吃的，就会越来越懒惰，越来越逆反，越来越缺少灵性，学习也越来越不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也是有道理的。
韩愈既倡导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思想，却又说“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既说人人先天皆善，却又说圣人正心诚意，都是要达到一定目的的，意思是说君王施仁政实际是为保政权长治久安的，知识分子读圣书是为了光宗耀祖，这等于自我否认“人之初，性本善”。朱熹说：人饿了，想吃东西是天性、天理；但嘴馋贪吃，是人欲。如果按这个逻辑，人为了不被饿死而偷盗，就出于天理了，所以他只好又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在逻辑上充满了矛盾。文人学者，总是以个人的思维知见学习圣道，缺少亲身体证，这样很容易误解圣道。
饿，是身体的需要，贪嘴，是人执著感官感受形成的，两者都是性之相，都不是性体，既然不是本性，为什么人就放不下呢？因为相、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这就像波浪与水的关系一样，波浪虽非究竟，但毕竟是以水为基质，人一生下来，就是性相一体的，如果执迷于身体感受，就相当于执迷波浪，这种似波浪一样的感官欲望，靠外力是压抑不住的，越压抑，越刺激，越压抑，越来劲，张艺谋的许多电影都反映了这个。
人们一般只注意到性之相，很少能体会到性的本来面目，但人人都有佛性，所以，人人都————可以教化觉悟，只是由于个人根基不同，需要走不同的修行觉悟道路，儒家以仁义道德教化人，道家以无为思想教人，佛教教导弟子要无私无我地度一切众生。
人只有行善积德，在功德境界累积到一定程度，心中的纯善之性才能显现，才能体会到物欲之虚妄，才能自觉自愿地出离、放下物欲。人在明心见性以前，看不破“妄我”相，一般不会自觉自愿地“诸善奉行，诸恶莫作”。一定要明心见性，体会到“我”只是性之相，体悟到人的究竟体性，才会心甘情愿地象菩萨一样，自觉自愿地诸善奉行，度一切众生，才能放下感官感受，才能彻底出离身体束缚。
人在觉悟真性前，举心动念都是由心（阿赖耶识）中种子萌发的贪嗔痴恶相，既需要以礼义文化加以引导，也要施以法制予以警戒、惩戒。荀子的礼治与法制兼施，是基于“人性恶，但后天可以改善”思想建立起来的，荀子的性恶论虽然不究竟，但与五浊恶世的众生境界很相符，更适用于管理现实社会。
法家把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视作根本立论基础，把人人都看成是纯粹性本恶，而且不堪教化，把人人都当成防范、专政对象。只靠法律、制度来管理、防范、专政，而不是以礼义文化加以教化，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恶，如果人连最基本的礼义廉耻都无所顾忌，只依靠法制，是根本防范不住的，无论多么细致公正的法律条文，都是由灵活的人来执行的，在金钱、官僚社会，法律事实只会为金钱、官僚、强势者服务。西方人文主义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竞争，这倒没什么问题，但西方人文主义，以个人主义为立论基础，却是极端错误的，以此为出发点的自由竞争，终究要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拓展到全社会，就会形成民族主义、强权主义、帝国主义、纳粹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最终害人又害己。
宋朝理学把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当根本，一味强调仁义道德，而不顾及人的现实感官需要，若以此来指导社会管理，会导致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误国误民。宋朝理学通过“道德、礼义、制度”强迫人做圣人，教导人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跃进时吃大锅饭，要求人们都象雷锋那样，文革时期要求人们都向样板戏中的“高大全”形象看齐，这与宋朝理学非常类似。在强大的社会礼法、舆论观念面前，如果人的境界达不到，就会装假，假装贞洁、假装圣人，假装共产主义者，而内心却充满憎恶，感觉封建礼教“压抑人性”、“没人性”，“杀人”“沾满了血”，一旦时机成熟，又强烈反叛，强烈要求社会变革，宣扬“个性解放、民主、自由、人权”，这就是以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文艺复兴”、和“个性自由解放运动”兴起的“人性”背景。
无论宋朝理学、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法家、西方人文主义的“人之初，性本恶”思想，所说的都是人心的某种表相，这种表相始终都是不断变化的，并不是众生的不变本性。
从佛法角度讲，众生的究竟体性——佛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是没有善恶、自他分别的，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愿度一切众生的。一般哲学所说的人刚出生时的“性”，只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善恶兼具的性之相，就是说“人之初，是善恶兼具的”，既要以善智、道德、礼义文化加以引导教化，以启发人的本来智慧心性，也要以法律制度来约束人的先天恶业与后天恶习。
人一定要正确面对感官需要，人的感官物欲“我”是虚妄变化的，绝非究竟，千万不能跟着感觉走，肆意放纵。人在未明心见性前，是很难出离感官物欲的，要自然而然地放下，不要刻意压抑，更不能强迫别人压抑其感官物欲，否则，适得其反。
人一定要多劳动，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多做善事，多奉献，只要多为社会做贡献，多做善事，少做恶事，不断积功累德，人慢慢自然就能出离、放下各种感官物欲。人一旦彻底出离、放下感官物欲“我”，就能体会到究竟智慧本性，就能体会到什么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与独立，慢慢就会明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