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戈隆阿弘：中国文明源头探析_曾力博客
中国文明源头在哪里？这是一个古往今来困扰了中国无数代学者的问题，许多学贯中西、著作立身的大学者都就此问题作过许多探索，但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时代的局限。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是各民族血缘文化交融的结晶。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但民族学研究，长期不能深入发展，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对各兄弟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才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富成果，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从事中国文明史研究的学者，“文革”前，主要以汉族为主，受“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这些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原大地的出土文物及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上，总以为，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多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而很少关注他们。因此，研究来研究去，总是找不到中华文明的的源头所在。当他们面对众多的古籍及地下出土文物时，许多的“不解之谜”便接踵而至，文明之源，追来追去，只能追至老子、庄子，再追就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而这些遗址文化，专家常当做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很少将它们作综合联系考查。因而很难确定，哪里才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国内找不到源头，于是，“中国文化西来说”便应运而生，外国人这样说，中国也有人主张此说。难道号称“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真的是从西亚传入的吗？这让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多数专家学者，也不赞同这种说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发表了他的名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通过崇虎的伏羲部落从甘南东迁入中原的史实，通过彝族“十月太阳历”及其所包含的阴阳观、金木水火土五行、“36”成数渗透了中国经、史、子、集四类古籍的生动事例作论据，将中国文明源头，追溯到了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古文化之中。独辟蹊径，观点鲜明，论据确凿，让人耳目一新，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也许他的观点，颠覆了“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的传统观念，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很难赞同。不论怎样，刘尧汉教授并非心血来潮，他是在西南彝区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发掘出了彝族“十月太阳历”，并对它作了深入研究，在占有了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才提出他的观点的，论断言之有据。正因为如此，《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发表至今二十余年，没人能否定他的论点。反对者，除了保持沉默，其它无能为力。
遗憾的是，刘尧汉教授虽是彝族，但从小受汉语文教育，丧失了自己的母语，对彝族的传统文化知识有限，搞彝学研究这些年，也学得一些，但谈不上精通。另外，刘教授撰写《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时，以本民族学者为主导的彝学研究，还处在起步事阶段，许多重要的传统文化还没发掘出来。如十月兽历、十八月历、《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能反映彝族远古历史的著作与文化，当时尚未发掘出来，或者是尚未整理出版。用古彝文破译中原出土的年代久远的原始陶符、刻符的事也没发生，因此，限制了他的视野，使他无法在广阔的背景上将彝、汉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更进一步地揭示出西南夷（彝）与中原汉文化的血缘联系。
特别遗憾的是，他没能彻底摆脱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虽然考证出伏羲氏是崇虎的部落，但仍给伏羲氏族冠上“古羌戎”的头衔，模糊了“古夷及古夷族群”所固有的本来面目。严格地讲，刘教授还没意识史前的西南地区，曾经有一个以夷（彝）族为母体的古夷族群的存在，羌戎不过是古夷族群的一个分支。本末倒置，连彝族的远古历史都没搞清，要正确阐述彝族及其先民古夷人的远古文化及产生的影响，自然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但并没有减弱《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在史学界所产生的巨大的震撼作用。可以说，刘尧汉教授的研究成果，使得“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喜局面，将中国文明的历史追溯到近万年前，以众多无可质疑的事实，确证了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夷）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是毫无疑问的。本文题为《中国文明源头探析》，意在刘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深入探析，尽可能多的提供一些资料，谈一些自己的理解，以企让读者对“彝族古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一命题的深入认识。
一、史前古夷族群的存在，是无可质疑的历史事实
一切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没有人类的创造发明，世界上就没有文明可言。生息繁衍于不同地域的氏族部落，因其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从事生产活动不同，其追求与审美情趣不同，就会创造出不同的文化、艺术，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同一个部落族群，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就会有共同性。
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不少，尤其东部地区，考古发掘出的史前古人类遗址，达数十个之多，年代最远的距今八九千年，如湖南彭头山遗址；距今六七千年的，如甘肃的马厂、大地湾、河南的贾湖、浙江的河姆渡、内蒙赤峰的红山等遗址；最的少的也达五千年，如山东的大汶口遗址。这些遗址，被专家冠以充满学术气息的名字，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渚良文化”等等。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各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但无可否认，它们之间也有一些是共同的东西。如龙、虎形象、彩陶图案、刻划符号、玉琮、玉壁，此外还有许多形状相同相似的陶制器皿。这些共同的东西的出现，显然并非偶然，说明创造这些“文化”的部落，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谁也没研究过，这些遗址，说实际点，是创造这些“文化”的人，他们之间到有何联系？在专家们的言谈之间，让人觉得，创造这些“文化”的人群，他们是彼此“孤立存在”的，有种“文化”突然终止了，于是专家们就陷入茫然之中，当做是“千古难解之谜”。如河姆渡人、红山人、四川广汉的“三星堆人”，后来都不知所终了。正因为专家把创造这些“文化”的人看做是“彼此孤立存在的群体”，中国文明源头始终是个“千古难解之谜”。
要找鸟，先找树林。同样，要弄清中国文明的源头，必须先弄清史前古人类生息繁衍与分支迁徙的情况。搞清了史前人类生息繁衍与迁徙的大致情况，中国文明之源的探索，就有了基础了。好在改革开放后，国内民族学研究有了长足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逐步搞清，比如彝族，以“十月历”和地下出土的“刻划文字”为标志，与彝文古籍相应证，其历史可追溯长达万年以上。他们的先民古夷人，发源于云贵高原，后随着人口繁衍逐渐向北迁徙，进入巴蜀盆地，形成了滇池周围和巴蜀盆地两个大的生息繁衍地域。古夷人，每隔十代左右人，就要做一次祭祖分支，之后就可以相互通婚。据彝文古籍《彝族源流》记载，彝族先民在其远古发展史上，曾进行过多次大分支。据《彝旗源流.尼能氏根源》载云：“哎哺九十代不停地繁衍，历经七十君，上从尼米乌亥，中在卧区德雅宏，下至勺口大海这片区域内，住十家尼能（有熊？），开拓宇宙十方。尼能氏十人，跟着佐曾曾、啻躇躇往天边发展，抵达十六度天……从此，宇宙的东方，权势始兴起。”文中的古地名，现已无从考查，但从向东方的“天边发展”，到了“十勺大海”的字句中可以看出，古夷人的子孙，到了东海之滨，这是毫无疑问的。古夷人有许多特有的文化，如虎龙崇拜、刻划文字、八卦、太极图、阴阳五行、葫芦崇拜等等，凭着这些文化符号，即便过了五六千年的今天，我们很容易找到古夷先民的活动痕迹。
中国文字创造的时间不算短，古籍也丰富，远古的人和事，多少也有些记载可寻。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譬如，创造了“龙山文化”的“东夷”（也称“九夷”，说明夷人部落众多），在古籍记载虽不详细，但多有提及，史学界大多学者都认为，商朝的始祖“契”，就是东夷人，“后羿射日”神话，就出自东夷。那么，“东夷”，何许人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载云：炎帝神氏，“长于姜水（渭水），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由此可知，“东夷”，实际是炎帝部族的一个分支。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过去的族称也写作“夷族”，自称“尼苏”。尼，指黑色，意为崇尚黑色的民族（北部方言区称“诺苏”，东部方言称“糯苏”。“诺、糯”语音不同，但其意与尼一样，都指黑色，意为崇尚黑色的民族）“东夷”的“夷”，查《说文解字》知道汉文古音读作“尼”，与云贵高原的彝族完全一致。一个东、一个西，相隔千万里，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非也。我们知道，中华始祖“伏羲”，被中原人当做“西羌”，实际是崇虎的古夷人。他们是1万年前世界性“大洪水”时，蜀地的自称“尼”的古夷人为避洪水，做过一次大分支，以畜牧为业，往西北迁入青藏高原的，发展成后来的氐羌，后来羌中又分支出藏人；往北迁入甘南的，就是伏羲部落；乘船沿长江往东进入湖南、湖北一带，成为巴人、楚人、卢人、罗人。伏羲被中原汉人称做“西羌”，实际“西羌”一名，出自西汉经学家孔安国的《传》。孔安国在《传》中说：“羌在西，蜀、叟、髳徵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由此才有“西羌”之说，伏羲时代，还没有“羌人”一说。《山海经.海内经》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生氐羌。氐羌乞姓。”这是人们见到的有关“氐羌”的最早记载。羌，并非羌人自称，是中原汉族对他们的称呼，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这是溢美之词，实际是从羊从儿，意为羊羔子，与将北方民族被称为“狄”，南方民族被称为“蛮”没有什么两样。羌，历史上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在民间口传说、史诗《羌戈大战》中追溯其历史，还追不到三千年，再往前追就是“木吉卓”，是个从天宫嫁到人间的仙女，因而羌人说，他们的祖先“是天上下来的”。
伏羲是古夷人，其后的“炎、黄”自然也是古夷人。那样，炎帝部族分支进入山东一带的称“夷（尼）、东夷（尼）”，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夷（尼）并非他称，而是自称，他们与动贵高原的夷（彝）人，同是一个族群的分支，具有血缘文化上的联系。
夷（尼），源出于彝族历史上的“尼能时代”。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文古籍记载，彝族的万年发展史，分为“哎哺、尼能、什勺、举偶、靡莫、六祖”六个时代。“哎哺”属原始母系社会，时间当在距今1万年之前，那是创始畜牧、农耕、文字及众多习俗的时代（案：伏羲女娲时代）。“尼能”的时间（炎黄时代），从1万年延至距今五千年前，那是人口繁殖大增，氏族部落频繁分支的时代。从《彝族氏族部落史》、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中可以看出，彝族先民古夷人，将整个西南彝区，以金沙江为界分为南北两片，南片的称做“能”，意为红色，与五行中的“火”对应，崇尚红色；北片为称做“尼”，意为黑色，与五行中的“水”对应，崇尚黑色。“尼能”是两大片彝人族群的合称。伏羲部落从蜀地北迁到甘南，之后又从甘南东迁入陕西、河南，是崇尚黑色的古夷人。“东夷”人崇尚黑色，“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多漆成黑色，这是继承了古夷先民审美观的具体体现，
“东夷”与西南夷的血缘关系，在其文化中也可找到证明，如，“后羿射日”神话，实际是西南夷中流传的“支格阿鲁射日月”神话的另一版本，差别只在于一个说“天上出了十个太阳”，一个说是“出了九个太阳、七个月亮”，射日的目的，都为了“消除十日并出而带来的旱灾，拯救百姓”。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射日的岩画竟在滇南彝区，弥勒县五山乡金子洞坡发现。九个太阳，被射落八个，被具人形但无五官的小人拣来当玩具丢着玩。岩画上还有彝文字，意为“天天玩，天天耍”；另外，山东省丁公村遗址出土的距今五六千年的陶符，被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是所有出土陶符中，破译得语意最完整，一读就懂的一组卜辞。说明“东夷”，是伏羲、炎、黄的后裔，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夷后裔彝族，一脉传承。只是“炎、黄”自以为“正溯”，不称“夷”罢了。
蜀地的古夷人，分支出伏羲、炎、黄、羌、藏、巴、楚、卢、罗，滇池周围的古夷人，分支出今彝语支的彝、白、纳西、哈尼、拉祜、傈僳等各族，这样，古夷族群就形成了。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史籍鲜有记载而不为人所知罢了。确认史前“古夷族群”的存在，探索中国文明源头的“活水”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中国文明，是由众多民族文化融合所构成的，但古夷文化，在创中国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奠基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掌握了古夷文化，许多的“不解之谜”，很快会迎刃而解了。许多人不了解有史前“古夷族群”的存在，碰到“不解之谜”，只好靠“猜想”，抓住一点就天马行空，到处联系，乱下结论，弄出笑话也就在所难免了。这都是不知中国史前曾经有一个古夷族群的存在的过，确认了这个史前古夷族群的存在，及他们的文化特征，很多的“不解之谜”也就迎刃了。
二、古夷刻划文字，是彝汉文字的共同源头
“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在中原流传了数千年，人们只当它是神话，实际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真实的历史。只是不是伏羲所造，是伏羲部落进入中原时，将古夷先民的初创文字带到了中原传播而已。上世纪末，北方中原大地上出土几十年无人能破译的原始陶符、刻符，先后被专家学者们用古彝文作出破译，这件事无可辩驳地说明，它们是彝族先民古夷人的初创文字。据史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创世史诗《尼苏夺节》等彝族古籍记载，彝族先民，早在一万年前的“哎哺时代”就已经从“哎君欲知年，记年树上查，哺王欲知月，记月石上察”过渡到了有了文字的时代。如《西南彝志》载云：“恒本阿鲁，创始供奉祖先，发现了天地根源，并创造出了彝族文字。”《彝族源流》描写“哎哺”时代的人，已经是：“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西南彝志》卷七载云：“呗博耿奢哲，有条有理地讲述，密尼幺姑娘，手不停地写。”昆明呈贡金宝山遗址出土几个陶符，用彝文破译是“么夺织”是彝人聚会祭祀“竹神”的遗留，经碳14测定，其年代是距今10000至12000年，正好可与彝族在“哎哺”时就创造出彝文的记述相验证。“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现在看来，是伏羲部落从甘南天水一带迁徙入中原时，就把初创的古夷文字带进了中原，后经过炎、黄时代，部落发展成为部族，后其所属一些部落为寻找适合生存的土地，四处迁徙，那些刻划形式的初创文字，其分布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这就是陶符刻符分布很广的原因。
中原汉族还有“黄帝史官苍颉造字”的传说，现在看来，“苍颉造字”，实际是以古夷文字做基础，按照中原古夷发展了的方言，进行了一次重新整理、规范和完善的工作罢了。苍颉整理、规范再完善的文字，可能是夏朝曾经使用过的文字。那是些什么样的文字？存世很少，不得而知，后世知道的，只有《苍颉书》和《夏禹书》两篇，不足百字。两篇古文，著名学者刘志一，用古彝文作出破译。按刘志一先生的说法，《苍颉书》是彝文与甲骨文参半的作品，此说若能得到确认，说明苍颉造字，的确是在古夷文字的基础上，按照发展了中原古夷人方言，重新进行整理、规范和完善的推测不谬，是言之成理的。
中原的古夷文，经过苍颉的整理、规范和完善，后来发展成殷商甲骨文，秦时的金石、钟鼎文、大篆小篆，之后就是楷书，发展成今天的汉字。古彝文也源于古夷的刻划文字，但彝族世居的云贵高原，崇山峻岭，沟壑纵横，肥沃的平坝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到文化发展也相对缓慢，七八千年过去，文字虽然也在发展，也经过多次的整理、规范再完善，但主要是数量的增加，形状上没有多少改变，许多文字仍然保持了初创时期的形状，这就是可以用于破译中原原始陶符、刻符的原因所在。知道了古夷文字的创造、发展，随着古夷部落的迁徙传播的这段历史，结论也就不言而喻，那就是：而今的彝、汉文字，形状、风格差异很大，但追溯它们的历史，都源于古夷人的刻划文字。
三、古夷语——彝语与汉语形成之谜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古夷人远在距今万年前，就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畜牧、农耕）、共同语言、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在后世的历史发展中，其后裔不论是迁徙到中原的，还是留住祖先发祥地巴蜀盆地和云贵高原的，他们操的是同一种语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刻划文字，毫无疑问，就是古夷语言的表示符号。彝族的古彝文可以用来破译中原出土年代久远的陶符刻符，这件事雄辩地说明，迁徙到中原地区的古夷人伏羲部落及其后裔，与云贵高原、巴蜀盆地的古夷后裔彝族，语言是相通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媒介，并非一经形成就永世不变，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地发展的。其发展具体表现在方言的不断出现和在新的民族群体的交往中，不同语言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这样，虽为古夷的后裔，分别时间久了，各地的人就会发展出许多不同的语言，于是差别也就出现了，分别越久，差别就越大，最终就变成一种独立的语言。彝语和汉语，就是这种差别发展的最后结果。彝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方言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的语言在继承古夷语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新事物的出现，得有新的表述其新内容的语言创造，感情交流越广泛深入，原有的语言不够用了，得创造一些新的语言，这就使语言得到不继地丰富和发展。此外，由于毗邻而居的民族，彼此交往中，相互吸收语言的事自然也不可避免。不管怎样，彝族的语言，总的来讲，属渐进性的一种发展。汉族就不同了，自以炎、黄为核心，不断融合周围小民族，到了汉朝，以“汉”作为族称，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又经历了唐、魏晋南北朝、清等多次民族大融合，民族语言，在炎、黄时代操的古夷语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其兄弟分支彝族的语言差距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即便如此，今天，在仔细研究汉族的语言时，我们仍可以发现许多的词汇，与彝语相同相似。也就是说，今天的汉语言中，仍保留有许多的从古夷先民那里继承下来的古词语。如：
亲属称谓中的“爹、妈”一词。很明里，来源于古夷语的“阿爹、阿嫫”。“爹妈”，按汉语的解释是“老辈或长辈”，进一步的解释就没有了。彝语的“爹”，追其原意是“装入”的意思。男女交合，男人精液装入到女子腹中，女人才会怀孕，生孩子。可见，“爹”一词，与生殖有关。“嫫”，彝语意为大，彝族社会母系遗风浓重，妇女在家庭中占有至尊地位，为大。这是“爹嫫”称谓的真正来源。彝语的“爹嫫”称谓，后来就演变成汉语就是“爹妈”一词，这是毫无疑问的。
“爸爸”一词，《新华字典》的解释，和“爹妈”一词一样，指“长辈和父辈”，再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彝语则不然，彝语的“爸”，意为“生养”，指生育养育自己的人。而今石屏龙武、哨冲一带的彝族尼苏人，称父亲为“阿爸”，只是语音稍有不同，可惜在汉语中找不到准确的注音字。但明显的一点是两族的“爸”，语音非常接近，可见同出一源，显然汉语的“爸爸”，是彝语的“爸”演变来的，只是改成叠称罢了。
“神”一词，在汉语中，指的是人类世界之上的一种“虚幻的存在物”。《新华字典》的解释是：“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们崇拜的人死后的所谓神灵。”而在彝语中，“神”，意为“主宰者”，“神”不仅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更重要的是“主宰天地万物，包括人的生、老、病、死”的一种无形的存在“物”。正因为如此，彝人才兴起“多神崇拜”，凡事都要先虔诚地祭祀神灵，求得神灵的谅解和庇护。“神”，彝语谓之“谐”，这是继承古夷语的语音之故，汉语的“神”，实际是古夷语“谐”的变音。
“筷子”一词，汉族曾经和彝族一样，读为“箸”。《新华字典》解释：“箸，古时指筷子”，什么意思？已经不知道。彝族和彝语支的许多民族，至今仍将筷子称为“箸”。彝族人在前面加了一个字叫“咪箸”咪，意为一闪一合，箸，指呈条状的东西。咪箸，意思是条状物，拿在手里，一闪一合，搛食物吃的。可见，汉族古时候的“箸”，源于古夷语的“咪箸”一词。
“龙”一词，汉语和彝语的意思完全相同，是“主水者”。通俗讲，就是“水神”。中国人认为，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龙”，海有海“龙”，湖有湖“龙”，还有“龙王、龙宫”；凡出泉水的地方都有龙，谓之“龙潭”；出水的井，也认为有“龙”；天下雨，认为是“龙”上了天，在天上耕云播雨。“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造福于人类的“神物”而受到敬重和崇拜。中原地下出土的“龙”的雕塑、纹饰形象最多，如6000年前“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雕龙”，最负盛名。但要问“龙”的源头，最久远的，要数哀牢夷的“九隆神话”，它产生在万年前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转换的过程之中（该神话后面还有专门论述，此处从略）。彝族谓“龙”为“倮”。彝、汉两族的语音，极为相近。“龙”最先出于哀牢神话。彝族的“倮”，继承的是古夷语音，汉族的“龙”，实际就是古夷语“倮”的变音。
“卍”字，现在字典很少收录，多见于出土文物、岩画、古建筑的屋粱上、窗格之上，作为一种吉祥符号，也画在佛像胸前，汉语读音为“万”。这个古文字，不仅在中国流传，还传播到了西亚和欧洲。众所周知，德国法西斯的首领希特勒，将它拿去当做纳粹党的党徽。这个字是怎么来的？一般人难究其理。其实，这是个古彝文字，读音为wang，意为旋转。表示宇宙万物都绕着轴心作圆周运动、旋转。汉语的读音“万”，显然是古夷（彝）语wang的汉字记音。“卍”字的起源，专家的解释是起源于彝族毕摩（祭司）的占卜活动。毕摩取羚羊左角，做占卜法器，做法是截去角根，再剖为两半，平面为阴，凸面为阳，让其作旋转运动，两阴两阳相交为凶，阴阳相交为吉，若阴阳相交呈十字形，则为大吉。羚羊角有一定弯曲度，相交为大吉时便成为不规整的“卍”字形，如此便成为吉祥如意的象征。
彝、汉语相同相似，可以在彝语中追溯其源头的语言，还可举出一些，因为篇幅关系，恕不赘述。总之，号称“炎黄子孙”的汉族，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上，经过多次民族大融合，成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民族，但至今，在其语言中仍保留有不少的古夷语。
四、虎龙崇拜起源之谜
谈到虎龙崇拜，一般学者都认为：虎，是西部民族的崇拜物，龙，是东夷人的图腾物。中原汉人，历来都是崇龙的，号为“龙的传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雕龙”经常被专家当做是中国人崇龙的证物。还有一幅西汉的砖雕也很能说明问题，砖雕雕的是伏羲、女娲像，两人的长相都是人首蛇（龙）身，象征两人是龙变的。头是分开的，但两人的龙尾像蛇似的绞缠在一起，大概是表现二人在进行交媾的情景。由此说明，伏羲、女娲做夫妻，才繁衍出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类，形象地表现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神话》中说，黄帝崇龙，《史记·封禅记》中就记载了“黄帝乘龙升天”的故事。故事说，黄帝发动百姓在首山挖洞，挖出了一只很大的铜鼎，黄帝在鼎里插上香，祈祷上天，时，天上飞来一条龙，它飞得很低很低，黄帝就骑了上去，妻子儿女也骑了上去，于是，龙就驮着黄帝一家人冉冉上升，消失在天空。这个传说故事的本意，在于表明，黄帝并非凡人，他是龙子龙孙，他在人间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为中国百姓造福，在他终老之后，天上的龙就把他一家接回天宫去了。后来，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以“真龙天子”自居，大概与此故事的影响不无关系。
中国崇龙，这种说法，实际是一种误解，中国人不仅崇龙，也崇虎，龙虎不可分。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距今6000多年的炎、黄时代的“龙虎墓”，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虎”摆在墓主人骨架的左边，“龙”，摆在墓主人骨架的右边。专家们将它与勘舆学中的“左青龙，右白虎”相联系，看似有道理，其实附会而已。“左虎右龙”的布局，明显的与勘舆学中“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正好相反。对勘舆学，笔者没有什么研究，但6000千多年前是否有了勘舆学，是该打问号的。在笔者看，“龙虎墓”中左虎右龙的布局，正好反映了古夷先民“尚黑、尊左，以左为大”的独特习俗。是古夷人虎龙并崇的生动体现。
龙，在中原汉人的心目中，地位比虎要高，这与历朝历代皇帝及皇族的推崇有直接关系。伏羲，作为古夷人的分支，不仅崇龙，也崇虎，而且主要是崇虎，这是无须质疑的。彝族有个自称叫“罗倮”，罗，即虎，倮，即龙，这是远古先民古夷人虎龙崇拜的遗留。虎是原生图腾，龙是次生图腾，“罗倮”，意为崇拜虎龙的人。虎，是古夷先民在渔猎时代就认识的动物，他们看到，虎捕食时的勇猛，无人可比，于是便崇拜虎，以虎作为自己部落的标识，号为“虎氏族部落”。到了神话盛行的时代，“虎氏族”人甚至认为：虎与自己祖先有血缘联系，这是图腾崇拜达到高级阶段的表现。
龙崇拜，起源于哀牢夷的“九隆神话”。说早先，哀牢山上住着一个叫沙壶的女人，一天，下山到河里捕鱼，水中出现一沉木触到了她的身子，因而身怀有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了十个孩子。孩子长到六七岁，沙壶便带着他们去捕鱼，刚下河，出来一条龙，问：你为我生的孩子在哪里？原来年前触接她身子的沉木，是龙变的。龙样子怪异，很吓人，九个孩子见了吓得转身就跑，只有老十九隆不懂事，坐在沙滩上玩。龙舔了舔他的屁股，算做是认了儿子。十个兄弟这才知道，他们的父亲并非凡人，是龙。十兄弟长大了，因为老十“九隆”接受过龙父的亲抚，九个兄长就推他为王，建立起哀牢夷王国。在十兄弟出生的同时，哀牢山下有家人，生了十个姐妹，十兄弟就娶她们十姐妹为妻，繁衍出众多的人口，哀牢夷从此便兴旺起来。此故事被写进《后汉书.西南夷传》，后便在中原流传开来，凡学者，尽人皆知。
从故事可知，“九隆神话”，产生在哀牢夷社会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转换过程中，当时，图腾崇拜已经发展到“血缘图腾”的高级阶段。“九隆神话”在彝区传播的结果，使得原来崇虎的西南夷，“虎龙并崇”，“罗倮”之称也应运而生。伏羲氏族自然也是虎龙并崇的，其后裔炎、黄，也只会是虎、龙并崇的，这一点，中原地下出土的五千年以上的古人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众多虎形雕塑、虎形纹饰就可以证明。只是以为中国人崇龙，专家们只注重龙形物罢了。
伏羲时代，古夷社会已经从母系社会进入到父系社会。因此，以汉族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通史》无法追溯到母系社会。像“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渚良文化”中的许多遗址，专家们将其划为母系社会，但证据并不充分，举出的一些事例，如仰韶文化中的形似女阴的图案等，最多算是“母性崇拜”，以此断定属母系社会，难以服人。不像彝族，古籍中就有母系氏族的记载，甚至，有名有姓的母系首领就可追溯到十余代王朝之多。同时还有许多的诗文、故事讲述母系社会如何向父系社会过渡，很是生动感人。汉族历史追溯不到母系社会，这毫不奇怪，因为作为始祖的伏羲、炎、黄，已经是父系首领。
五、“阴阳观”、“金、木、水、火、土五行”起源之谜
阴阳观、金、木、水、火、土五行，在中国文化中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中医学、勘舆学、《易经》学研究中，是须臾不能离弃的东西。要问它们是怎么来的？古往今来，许多人进行过研究，但都只能说个大概，无法穷究其真蒂。如著名史家范文澜在《与颉刚论五行》里说：“阴阳与五行不一样，阴阳发生在前。最野蛮社会里，人除了找些果实和野兽充腹，相对重要的就是男女之间那个事，他们看人有男女，类而推之，有天地、日月、昼夜、人鬼，等等，于是阴阳成为解释一切事物的原则。社会逐渐进步了，头脑比较复杂了，他们里有智者出，另外造一种五行说，即水、火、木、金、土五物。因为五物为民生所用，所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天生五财，民并用之。’文化极度低劣的民族，他们计数比打一只虎还难，先民只能数一、二，不知经过多少年，才会数一、二、三、四、五，这还借着天生五个指头的光呢。
从原始阴阳说到原始五行说，其间经过的岁月也一定不少。从五行到九畴，又得经过若干年……九畴是根据五行而扩充的学说。我此地假设阴阳发生在夏以前的社会里，五行发生所谓夏代的社会里，九畴发生在殷代的社会里。”（英）科学家李约瑟在其《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里引用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的主张说：“阴阳学说与中国初民社会里所呈现出来的两性差异有关，当每逢季节性的祭典，年轻人便在那里挑选自己的配偶并跳舞，以象征大自然永恒而奥妙的二元性。”
刘尧汉教授的名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将其追溯到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中，说阴阳、五行均出自彝族‘十月太阳历’中将一年分做阴阳两半年，1至5月为阴年，6至10月为阳年。10个月，又以雌（母）雄（公）命名为：水公、水母、土公、土母、木公、木母、火公、火母、铜公、铜母。单月为雄性，双月为雌性。铜是金属类物质中彝人最先发现的，因此彝人用铜而不用金，这也是彝族五行与汉族五行不同之处。此处的铜，实际也代表了“金”。铜排列最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中，“铜”是最后发现的。刘尧汉赞同“阴阳源于雌（女）雄（男）二性”之说，五行的起源，他说：“彝族认为‘人从水出’，因此，水居五元素之首。人和生物依赖于土地才能生存，土元素当排第二。原始人类初用石块或木棍自卫，并用木棍掘耕，木应居五元素之三。及至金沙江畔元谋猿人子孙才发明火，因而火应居五元素之四。铜（代表金属类物质）的产生很晚，因此排列最后。”
在笔者看来，前人，包括刘教授的探索，总的看是对的，但也还是觉得不够准确。“阴阳”，准确说，最先应源于古夷（彝）人对白天、黑夜的一种表述，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太极图画成“黑白互回的阴阳鱼”就可以表明这一点。用阴阳表示男女、雌雄、上下、表里、大小、色泽、深线等等的对立、差异，那是将阴、阳升华为哲学层面上的“阴阳观”之后的事，而绝不是相反。我们的先民以“男女交合生孩子”的朴素生殖发展观念看待万事万物的发展，提出了“阴阳交合，万物滋生”的朴素的宇庙观，道家、易学家，都继承了先民古夷人的这种生殖发展观，于是才有了“道（无形的存在，实则指阴阳）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精典论断便随之而出，形成了中国古人独特的宇宙观。
金、木、水、火、土五行要素，中国古夷人不是简单地看做是自然界存在的五种物质，而是精准地将它们看做是宇宙万物，包括人体结构的组成要素。远在近万年前，古夷人能有这样一种认识，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是我们的先民对世界本源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换句话讲，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先哲们都在探讨的问题。但截止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前，没人能对此做出符合实际的，肯定的回答。而我们的先民古夷人，在近万年前，在没有“科学”二字可言的时代，就知道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构成，可见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今，人类发现的物质元素达到了百余种，但要讲类，仍然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可惜，没人发现他们的成就，被默默地埋没在西南彝地的崇山峻岭之中。
我们的先民古夷人，不仅发现了五行要素，还认识到了五行要素特有的颜色，金为白色，木为青色，水为黑色，火为红色，土为黄色。发现了五行要素之间的生克制化的规律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又生金，五行相克的规律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就更了不起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着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而规律是可又认识的。古夷人的“万物都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五种元素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生克制化规律”的认识，虽然是原始的，直观的，但不能否认，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符合马克主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这一认识，它摆脱了盛行于整个古代社会的“神灵创造世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羁绊，能客观的，如实地看待世界、认识世界，透露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在自己的医疗、勘舆、预测凶吉祸福的活动中广泛应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古夷人将金、木、水、火、土五行与东、南、西、北、中五方位相配，确立起“东方为木，色青；南方为火，色红；西方为金，色白；北方为水，色黑；中央为土，色黄”的思想。也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广泛应用。这种搭配是否具有科学性，暂且不论，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远，这是无可质疑的。那么，古夷人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形成这种搭配的呢？有迹象表明，近万年前，古夷人在金沙江两岸生息之时就已形成了。
东方木，可能在他们住地的东方，森林很茂密，一眼望去，郁郁葱葱，满眼青绿色，因而才将其与木相配。南方日照强烈，一片火热，因而与火相配。西方，具体讲就是云南，金属矿藏多，因而与金相配，北方多水，在彝族先民中，历来认为北方是“水头”，因而与水相配。人离不开土地，畜牧农耕，得依赖肥沃的土地，因而，土就放于中央位置。其中，以“北方为水”称为“水头”最能说明问题。察看中国境内地形及河流走向，在中原，黄河、长江，都由西向东流淌，不可能产生北方是“水头”的概念，以金江两岸为中心观察，情况就大不同了，由于数亿年前印度板块向北漂移，与欧亚板块对撞，顶出了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在青、甘、蜀、云南等地造就出许多的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打开地图，我们看到，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条大江的源头，都在北方青海，由北向南流淌，金沙到了丽江的石鼓，才调头向东流淌。再看古夷先民生息的另一块大地——蜀地，岷江、嘉陵江、雅砻江、大渡河、通江等十几条大小江河，全都从北向南流。因此，在金沙江两岸，将北方称做“水头”，可谓是名副其实。既然北方是水头，定为“北方水”，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了。可见，“阴阳、五行”的产生地，并非是在中原，而是在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这是确定无疑的。
六、十二兽纪日起源之谜
众所周知，中国的农历“阴历”，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俗称“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中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以纪年、纪月、纪日。那么，这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曾作过许多研究，但都没有准确结论。因为十二兽纪日的历法，不惟中国才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都有。一般认为是起源于巴比伦。因此有一种说法：中国的十二兽历法，是由外国传入的。中国最具权威的郭沫若，在其《甲骨文字研究》里说“释干支篇所谈到的十二支起源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个谜。我们把它解释为起源于巴比伦的十二宫，在今天虽然还没有更好真接物证，但也没有更坚实的反证。”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1986年出版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将十二兽纪日追溯到彝族的古文化之中，说产生于近万年前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就是以十二兽纪日的。他还在地处哀牢山的南涧彝村的土主庙找到了“十二兽”壁画和“母虎日历”碑。论据充分，至今无人能提出异议。
十二兽的起源，刘尧汉教授的解释是：“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图腾崇拜。”“是原始人把各种动物、植物、微生物、器物（猪槽），自然现象（如风、沙、雨、黑暗、光明、水等）作为纪日的名称”。这种解释，未免笼统了些，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揭示出我们的先民为何以十二兽纪日的真正原因。笔者于二十世纪末参加“彝族十月历研讨会”写过一篇《彝族历法的起源与发展》的论文，对此作了回答，现摘录于后：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十二兽，也可以说是原始人的一种崇拜物，但在笔者看来，十二兽与图腾崇拜，严格地讲，并非一回事。我们知道，图腾物，是原始氏族部落的一种标志。据目前所知，十二兽中，除了虎、龙、羊、蛇、鸡、狗、牛之外，尚未发现以兔、马、猴等为图腾的。再说，历法的创造者，只会是某人或某几个人的集体创作，而他们只会是某一图腾的子民，因此“图腾说”是无法成立的。如实讲，应该是自然崇拜的产物。
彝旗自古崇信“万物有灵”，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包括天、地、人，都有其主宰的神灵，因此兴起自然神灵崇拜。彝族先民坚信万物有灵，自然、时间、时段、祭祀、节日等民俗活动，亦有其主宰的神灵。在彝族先民看来，这种神灵，并非人为的选择，而是天神泽格兹给指派的。人们可以认识它，而不能取代它。这种观念，对于今天的人们，是一种迷信，但在我们的原始先民，却是一种知识，一种人人都应该了解，代代应传颂的知识。这种传颂自然主宰神灵的活动，在民间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
《云南彝族歌谣集成》中的许多歌谣，就反应了这方面的内容。如《祭龙词》，收集于楚雄，是每年正月初二祭龙时，在“接龙”路上，两个毕摩一问一答进行对唱的，歌词唱道：
甲：一年十二个月,每月有两节，每月有一龙。正月有两节，不知什么节？正月有一龙，不知什么龙？
乙：正月这个月，立春雨水节，正月这条龙，嘴巴十分大，胡子长又长，它是兽中王，它是老虎龙。
歌词从正月、二月，按顺序一真唱到十二月，每月都点出其所含的节气和主宰的龙，依次，二月是小兔龙、三月是地真龙、四月是蛇龙、五月是马龙、六月是羊龙、七月是猿猴龙、八月是鸡龙、九月是狗龙、十月是猪龙、冬月是马龙、腊月是牛龙。
又如，过火把节时唱的歌中，有一首《掌火歌》，是从元谋小凉山发掘到的，是火把节“打跳”时唱的歌，男女对唱十二月一轮火把节“掌火”的动物：
男：十二年一轮火把节，一年过去了，今年哪样来掌火？
女：今年老鸦来掌火，娘是黑的，儿也是黑的，娘儿一样大。
歌从一月唱到十二月，掌火的动物，依次是乌鸦、喜鹊、野鸡、箐鸡、画眉、鹞鹰、豪猪、麂子、狐狸、小牛、毛羊和小猫。
所谓“掌火”，就是该届火把节的主持者，是天神格兹给安排定的。后人要代代相传，以明事理。这一来，火把节就神圣化了。月份有主雨水的龙，节日有主持的动物，时段自然也有主事的动物，历法中的十二兽，自然也就这样产生了。
七、“葫芦生人”传说起源之谜
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许多民族中有葫芦崇拜。以中原汉族为例，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緜》云：“緜緜瓜瓞，民之初生。”瓜瓞，即葫芦。这是“葫芦生人”传说的最早的汉文记载。史家左丘明的《国语.楚语上》有云：“先君庄王为瓠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瓠居之台”就是祖灵台。《礼记.郊特牲》有云“陶匏以象天地之性”，陶匏，即祭祀祖灵用的葫芦。《汉书.郊祀志下》载：“成帝初即位……其（祭）器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尚质，不敢修其文也。”《晋书.礼志上》云：“（祭）器用陶匏，事返其始，故配以远祖。”可见，中原地区古时葫芦崇拜之盛，连祖灵台、祭器，都要做成葫芦样，以象征远古始祖。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伏羲与葫芦》中，干脆就说“伏羲是葫芦的化身。”那么，“葫芦生人”之说源于何处呢？
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在他的《中国文明新探》中，将“葫芦生人”传说之源，追溯到了彝族的古文化之中，他从西南彝区举了许多例子，如楚雄华南县摩哈苴彝村75户彝族用葫芦做祖灵，红河彝族将葫芦挂于胸前，称“葫芦是彝族的祖先”等，这是很有见地的，可惜他仍没有找到“葫芦崇拜”的源头。实际上，古夷人的“葫芦崇拜”源于创世史诗《梅葛》、《尼苏夺节》、《阿黑希尼嫫》等的记述的“兄妹成婚传人种”的故事。该故事说，远古时，洪水漫天，将世人都淹死了，只有独姆兄妹良心好，经仙人相助，发洪水时躲进一个大葫芦，随洪水漂起漂落，得以幸存。后来，兄妹按天神之意成婚传人种，妹妹十月怀胎，生下的不是人，而是个葫芦形的肉团，兄妹困惑不已，又不能丢，只好置于供桌上，奇怪的事发生了，那肉葫芦越长越大，36天之后，轰然炸开，从中蹦出36个男女娃娃，长大后配成18对夫妻，此后，父生子，子生孙，繁衍出一代人类。这就是“葫芦生人”的来源。
审视这个传说，我们发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兄妹婚”的时代。人类的婚姻发展的历史，最先是群婚——对偶婚——最后才是一夫一妻制。群婚时代，是人类最初的一种婚姻形式，除了母亲与子女之间不能发生性关系，子女之间（包括兄妹之间）、子女与氏族外的男女之间，只要当事双方愿意，便可以发生性关系。“兄妹婚”，在今天的人看来，是不道德的“乱伦行为”，是不被社会容许的。但在人类最初的社会中，确实存在过，其存在的时间，距今至少是一万多两万年前。当时的人类还处在渔猎为生的时代，文字还没有创造出来，但它却以传说的形式，留存在人类的记忆之中，被演绎成了传说和史诗，流传后世，成了我们研究古代婚姻形式的珍贵资料。
也许，妇女怀孕的腹部，大腹便便，常让人联想起葫芦的形状，古人也有这种联想，才有了“人从葫芦出”之说。不管怎样，“葫芦生人说”出自彝族先民古夷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伏羲部落属于崇虎的古夷人，将“葫芦生人”之说带入中原，在其后裔中代代传承，这是很自然的事。
八、人死“上西天”、“乘鹤西归”之说的来源。
中原汉族人，常将人的死亡说成是“上西天”，说得文雅一点，就是“乘鹤西归去了”，这是为什么？从古到今，似乎没人对此进行过探索研究。说起来，人们自然会想起，佛教的影响，佛教是魏晋南北朝时，从印度传来的，唐时又有唐僧“西天取经”的历史事件，回来写了《大唐西游记》，在佛教界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吴承恩根据唐僧西天取经的史实写出了长篇神怪小说《西游记》，影响更是不同凡响，“上西天”、“乘鹤西归”被理解成是，到佛主释迦牟尼所在的“天国”去，与佛主一起去享受荣华富贵。其实，这是错误的，中国人不是佛教传入之后才有人死称“上西天”、“乘鹤西归”之说，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这种说法了。考古发现，六千年前的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河南庙底沟的“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墓葬，有一种特殊现象，墓主人的头都朝向西边。为什么要朝向西边？说直白一点，这是一种古人固有的“西天情结”的表现。今天的人已经无法理解了，但在古人们的心目中，“西天”，实际就是西南高原，具体讲就是滇池周围和巴蜀盆地，那是古夷祖先的发祥之地。有俗话云：“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这是对“西天”一词的最好诠释。古夷人有个习俗，人死了，要送魂归宗，到祖先发祥地与祖先魂魄同在。至今，西南地区的彝族，仍完整地保留有这一习俗，人死了，要请毕摩念《送魂经（指路经）》，让死者的灵魂，沿当年祖先的迁徙路线，一步步，一程程地去寻找祖先的故地“纳特”，与祖先同在。
据专家们考证：西安的“半坡遗址”，属炎帝的故都，河南的“庙底沟遗址”，属黄帝的故都。炎、黄是伏羲之后，同属古夷族群，他们自然也继承了古夷祖先的人死了，要将灵魂送去与祖先同在的习俗。专家们对两处遗址墓葬头朝西的现象也困惑不解，有各种“猜测”，实际，“送魂归宗”才是其头朝西的真正奥秘所在。
据说，中国历朝历代的皇陵，都座北朝南，唯独秦始皇陵是座西朝东的。秦始皇陵为何要座西朝东？自然也是“西天情结”起的作用。秦的发祥地在陕、甘交界的虎丘，秦始皇“崇虎、尚黑”的习俗表明，他们也属古夷人，既是古夷人，陵墓要座西朝东，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总而言之，在中国中原地区，以炎、黄为首的古夷后裔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后世也以“炎黄子孙”自称，因此，而今的汉文化，凡是古文化，都可以在古夷人直系后裔的古夷（彝）文化中找到其源头。中国文明的源头，在西部的古夷（彝）文化之中，这是无须置疑的事实。有些人很难赞同这一结论，总以为黄河流域才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毫无例外，都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其实这是“先入为主”的表现。假如说，三十年前，坚持这样的观点还情有可原，今天，在国内民族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许多中国文明之源已经开始显现的今天，再坚持“中国文明黄河中心论”，就未免太固执己见了。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多元的”，古夷文明只是其中重要一脉。本文就此做了一些探讨，愿读者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最后，我们还得承认，毛泽东于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民族人口的构成如此，文化的构成亦如此。汉族人口虽多，但形成至今不过两千余年，而中国文明，在西南彝族等不少少数民族的历史典籍中，地下出土的许多文物，都可以追溯长达万年以上，要寻找中国文明的源头，很多东西得从少数民族的远古文化中去寻找，不然舍本逐末，永远只会是“千古不解之谜”。
被遗忘的中国远古部落族群——古夷人
中国大地上的古代居民，按汉文史籍的记载，以黄河流域的夏王国为中心。其周围是东夷西羌，南蛮北狄。说整个西南部有三个大的部落族群：即西部的氐羌族群，西南部的百濮族群，南方的百越族群。夏人自称“华夏”。往前追溯，是炎、黄两个大部落。炎黄之前就追到伏羲。说伏羲与女娲相配为夫妻。传说女娲以黄泥造人，造了许多男人和女人摆在地上，泥人便有了生命。男女相交，繁衍出人类，然后才有了中华民族。因此，伏羲、女娲，被当做中华民族的始祖。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最初的文化。因此，伏羲被当做中国的“人文始祖”。传说伏羲是虎图腾部落。伏羲，许多史书常写作虙羲，是虎图腾的标志。女娲是东方的龙图腾部落。还有“有巢氏”、“燧人氏”的传说。说当初，世界莽莽荒原，毒蛇猛兽极多，为避毒蛇猛兽，人们把住房像雀鸟一样搭建在大树上，谓之“有巢氏”。以后发明了钻木取火，又谓之“燧人氏”。自然那都是极远古时代的事了。当今的民族学、史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有一个自称“夷”的部落族群。他们系何许人?分布地域?文化特征如何?夷与伏羲、炎黄又是怎样一种关系?本文试图就此作一探索。
一、有关“夷”的记载及其分布
夷，按中国汉字的造字规律，从大，从弓，意为身背弓箭的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夷’，东方之人也。”也就是常说的“东夷”。夷部落众多，称“九夷”。《汉书.地理志》载，越巂郡苏析具有“尼江”，颜师古注：“尼，古夷字”，说“夷，上古余纽脂部，中古余母脂韵，读余母三等，古音归‘尼’母。”可见，“夷”，早先专指生息繁衍在中原华夏以东，今苏北、山东一带的古代民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载：炎帝“长于姜水(渭水)”，“初都陈(今河南濮阳)，又徙鲁(山东)”。由此可知，东夷，实际就是炎帝部落分支入东山的一支。“夷”并非他称，而是自称。“夷”字，汉时被用以泛指少数民族。《古汉语字典》解释：“夷，古时指少数民族，明清以后也指外国人。”炎帝分支入山东的自称，
“夷”(尼)，自然炎帝部落也属于夷(尼)人。黄帝，史载：“炎帝和黄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就是说，炎黄部落，同属于古夷(尼)人族群，只是后世的汉史学家们，奉炎黄为华夏的“朔”，不称他们为夷(尼)罢了。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云：“颛顼、帝喾、皋陶、伯益(司马迁《史记》写作“伯夷”)，是四个最先融华夏的夷人分支。”彝族学者陈英，在其论文《彝族先民对祖国历史所作的贡献》中指出：“在三皇五帝时期，只有夷、戎、羌、狄、苗、蛮诸族，华夏尚未形成。”“应该说这四个夷人分支与戎人、羌人、狄人、苗人、蛮人的各一部分共同融合，始称华夏。”颛顼、帝喾，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实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帝喾，是黄帝的曾孙高辛。尧帝又是帝喾高辛的儿子。可见，中国上史上的三皇五帝，都是古夷人。
无独有偶，生息繁衍在西南云贵高原的彝族，历来的自称就是“尼(夷)”：彝文古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都记载，彝族先民最初有一个“尼能时代”。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代。据记载，尼能氏，最初生息在云南滇池、洱海及滇东北昭通在内的广大地区。后，为了扩展生存地域，向北迁徙，进入四川盆地，建立起以成都为中心的古巴蜀国。以滇池、洱海为中心建立起的古滇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住古巴蜀的古夷(尼)人，因内忧外患(彝尼称“洪水”)，无以为生，祖先笃慕，率种人经宜宾过金沙江南迁回云南，落脚在东川、会泽一带的罗尼山(黑虎山)。后，笃慕部落的六个儿子(部落)武、乍、糯、恒、布、默，在罗尼山祭祖分支。武乍入滇中，糯恒入昭通，又向凉山发展，布默人黔西北，与当地的原住古夷(尼)人结合，创建起古夜郎国、古滇国等众多部落王国，才出现今彝族人的分布格局。著名学者刘志一用古彝文破译的《夏禹书》云：“生地聂(尼)子，堕进齐春，欣向往来。”以白话解为“荒野聂人。到了春天，喜欢往来”。刘志一先生将“生地”释为“海岛”，前者有一定道理，后者就得打问号了。荒野与海岛，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再说，夏朝的中心在今山西、陕西，离东海之滨尚有千余里之遥，当时的夏人不可能关心到东海上的居民。在人口不多的夏朝时，东海岛上有居民的可能性也极小。夏人眼中的“生地”，只会是其部落王国周围，夏人很少涉足的蛮荒之地。湖南洞庭湖畔彭头山遗址出土的族徽符号，刘志一先生用路南(石林)彝文破译为“尼”。
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通过彝族“十月太阳历”创制与发展轨迹，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中国文明源头追溯到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古文化之中，用“十月太阳历”的文化内涵，破解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难解之谜，在中外史学界引起了振聋发馈的影响。其思路是从伏羲开始的。他多方考证，从伏羲崇“虎图腾、葫芦崇拜、阴阳八卦”等文化特点，认定伏羲是彝族先民的一支。彝族自称“尼(夷)”，伏羲部落自然也是尼(夷)人，与炎黄的夷(尼)人族属相吻合。《帝王世纪》、《盐铁论·国疾》等许多书籍都说：“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西羌，是因羌人在中原之西，其部落也众多，分属于多少民族无法定论，其中就包含了今彝族的先民尼(夷)部落，伏羲部落就是其中之一。史载：禹的出生地在四川汶山郡广柔县的石纽，那里世代都是彝族先民古夷(尼)人的生息地域。当然禹也属古夷人。《集解》引皇甫谧云：“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也。”夷(尼)在彝语中为黑色，意为祟尚黑色的人。史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也崇尚黑色，足见秦始皇，要迫其族属也属于夷(尼)人。由引可见，夷(尼)人在先秦时代，在中原地区分布很广。东夷属夷(尼)人，长江流域的洞庭湖畔有夷(尼)人，伏羲、炎黄属夷(尼)人。连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夏禹，创建延续八百年江山的周朝第一个国王周文王，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都属于夷(尼)人。他们与世居云南、四川金沙江两岸的夷(彝)族人，有血缘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记载：尼能时代，夷(彝)族先民曾经作过多次大分支，其中有些就迁徙到了“宇宙的东方”。远古时代迁入巴蜀盆地的古夷(尼)人，凭据那里肥沃的土地，发展很快，人口众多，文化也相当发展。万年前，在地球第四纪冰期过后的世界性“大洪水”时，巴蜀盆地洪水横流，无法为生，可能又被迫分支向四面迁徙。乘船沿长江往东迁入湖南、湖北的，从湖南彭头山遗址中出族徽符号(尼)，依稀可见其踪迹。往北迁入甘南，后趁洪水后中原人口空虚，从甘南进入中原的，是伏羲部落。汉史书记载：“伏羲生于成纪(今甘南天水)”就是证明。以畜牧为业往川西北迁入康青藏高原的，是后来被汉史书称为“西羌”的“尔梅，尔玛”诸部落。《山海经·海内经》载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氏羌乞姓。”这也就是氐羌是古夷分支的有力佐证。后来，羌人中的一些部落，如“博、兑巴、藏巴、康巴”等。逐渐演化为藏族。今彝羌文化有许多相同相似的东西，许多史家不了解彝、羌的分支历史，就把彝族支系说成是“氐羌后裔”，实际是本末倒置。自称寅(尼)的彝族，是个历史极悠久的民族，其历法“十月兽历、十月太阳历、刻划文字”等都可以追溯到万年以前。今生息于西南的白、纳西、哈尼、土家、傈僳、拉枯等，在语言上都归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原因是这些民族的语言、语词、语法结构都与彝语相似。说明这些民族与彝族同源共祖，是一个祖先族群在远古历史上逐渐分支走向独立的，因此，他们也都是西南远古时代的夷“尼”人的后裔。
从上述的种种史料可见，中国远古时代的夷(尼)人，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部落族群，其生息的区域，从西部、西南部往中原地区延伸直到东海之滨，可谓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大族群。只是这个大族群，当时比较分散，还未形成一股有统一组织和领导的势力，部落各自为政。以后，各自在自己生息的地域逐渐形成独立的民族群体，加之文字的创造与发展成熟滞后，数千年后人们追溯他们，古籍之中只有一些不成体系的零星记载。可幸今天的民族学大大发展，我们凭据古籍中一星半点的记载，结合古代语言的存留，结合地下出土的文物，还可依稀窥见其生存发展的大致面貌。古夷族群的文化特征古夷(尼)人既然是一个同源共祖的大族群，在血缘、经济、文化上，必然有许多密不可分的联系。斯大林划分民族有四个要素，一是共同地域，二是共同经济、三是共同的文化，四是由共同经济文化造就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四个要素，古夷族群全都具备。虽然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发展，形成了许多不同语言、文化(包括服饰、习俗)的独立民族。这些民族，我们不仿将他们称为古夷系民族。这些古夷系民族，现在所处地域不同，都已有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发展程度也各不相同，有的比较先进，有的还相当落后，但追溯其古文化，都可以发现许多相同相似的文化特征：
(一)信奉多神崇拜与祖先崇拜
在悠远的古夷(尼)人时代，还无所谓科学，人们理解不了为何日月东升西落?雨雪风霜，四季转换？草木兴衰枯荣?他们以人类的情形猜度自然，人类有家支、部落、部落联盟、俄姆(君王)，认为自然界亦有看不见的神灵主宰着它们。天地万物都各有自己的神，还有统管一切事物的大天神。这些神灵也像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人世间要达到畜牧农耕万事如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无病无灾，人丁兴旺就要敬献神灵。理解不了人为何生老病死、做梦?便认定人也有主宰，此主宰被谓之“鬼魂”。人有善恶之分，鬼魂也如是。善鬼护人，恶鬼害人。做梦，认为是灵魂出游。生病乃至死亡，认为是灵魂游离人体，或为恶鬼所害。要健康，就要叫魂，要驱除恶鬼，要求助祖先的魂灵护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多神崇拜、祖先崇拜活动也就应运面生。彝族，是一个较完整地继承了古夷(尼)人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彝族人中，多神崇拜、祖先崇拜极典型，各种祭祀、献鬼驱鬼形式名目繁多。有史料表明：远古尼能氏的母系时代就已经产生出祭司、梭哉(巫师)一类神职人员。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表明，所有古夷系的民族中，都有各种形式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可见，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古夷族群文化的一大特色。现谓之“原始宗教”。
在西方，多神崇拜在中世纪就已消失，出现了“天主教、基督教”等现代宗教，西亚的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伊斯兰教”，印度有“佛教”，中国从老子开始倡导“道教”，唐时又传入“佛教”。19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数千年的中国大门。西方人为了宣传他们的价值观，许多传教士也随之涌入，在中国百姓中传播他们的宗教理念，但收效甚微。中国人，特别是古夷系民族，绝大多数奉行的仍然是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信奉的神大多基本一致。如彝族人崇拜天神策格兹，有管东南西北四方的天神奴母兹、能母兹，图母兹、尼母兹。汉族人崇拜玉皇大帝、四大天王。两族相较，如出一辙，只是名称有些不同，其他古夷系民族崇拜的天神也大体一致。彝人崇拜水神——龙。其他各族也如是。其他如山神、树神、石神等崇拜，或多或少，在古夷系民族中都存在。祖先崇拜在古夷系民族也都盛行。如彝族人崇拜“独阿姆(母系首领)、阿卜笃慕”(六祖之父)汉族人崇拜“炎黄”，开口便是“炎黄子孙”。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年年有人去祭拜，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来祭拜者，络绎不绝，甚至连国家领导也不例外。楚，现大多融合于汉族，据楚文化研究的许多书籍、文章介绍，当年的楚人，原始宗教极盛行，而且其祭祖内容、习俗与今彝族极相似。
(二)崇拜虎龙
虎，是兽中之王，其捕猎时的勇猛果敢，让人望尘莫及。龙，是一种虚幻之物，来无影去无踪，能升天入地，在古夷系民族的心目中，是主水的神。有水必有龙。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前，在中国，从皇帝到平民，没有人不笃信它的存在。彝族人崇拜虎龙，以虎龙为图腾，自称“罗倮”。罗，彝语为虎；倮，为龙，意为虎龙图腾的人。在远古渔猎的母系时代就已产生。虎是彝人的原生图腾。龙崇拜起潭于哀牢夷的“九隆神话”，是古夷社会从知母不知父的原始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时的产物。虎龙崇拜，至今在古夷系民族中盛行不衰，成了古夷及其后裔的一大文化特征。在古夷系民族生处息繁衍之地，地下出土的文物中，雕有虎龙的文物累有发现。如古滇国地域出的文物中有虎蛇(龙)。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虎龙形雕塑，雕刻，也随处可见。河南濮阳，炎帝的都城，就出土了一座虎龙墓。在墓主人的骨骸两边，用贝壳各摆了一只虎一条龙。闻一多先生研究中国龙，说：牛头、鹿角、虎掌、凤爪、鱼鳞，是中华民族多图腾融合的象征。见解独到，很被人推崇。西水坡虎龙墓一出土，才真相大白，它不过是古夷人虎龙崇拜的产物。距今六千年前，还无所谓中华民族，哪来的图腾融合?有人从中国的堪舆学、星象学中的“左青龙右白虎”作解释，显然也是牵强而已。
从今传的彝族古文化可得知，古夷人崇虎龙之外，有“尊左，以左为大”的习俗，虎龙墓的虎，正好就摆在墓主的左边，龙摆右边，显然，它体现的“尊左”习俗。虎是原主图腾，自然为大。彝族自称“罗倮”，虎也摆在前头。有人说伏羲崇虎，女娲崇龙，龙是东夷人的象征，也不过是猜测罢了。似乎“东夷”生息于东海边，就该祟龙。实际上，东夷是炎帝的分支，炎帝崇虎龙，东夷人自然也是虎龙并崇的。虎龙崇拜在中原古夷区，经过夏、商、周的演变。历代王者都以“真龙天子”自居，这样，龙的地位上升。甚至有“独尊龙”的趋势，对后世影响很大，于是有了“龙的故乡”“龙的传人”之说。虎，地位下降，只是在军中在民间被人推崇。而在西南的彝语支各族中，虎仍是第一位的。羌人崇虎，彝族、哈尼族等崇黑虎，土家族、白族崇白虎。在学者中知名度很高。无论怎样，古夷的虎龙崇拜，世代沿袭，龙腾虎跃，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力量的象征。
(三)创造有刻划文字
建国后，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了许多远古时代的陶符，如距今五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丁公村遗址陶符。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姜寨遗址、甘肃大地湾、马厂遗址陶符、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先千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陶符等等，几十年无人能破译，只好称其为“原始人的刻划符号。”自八十年代末，彝族老作家辛乔与彝族毕摩李八一昆合作，用彝文破译出西安半坡遗址的二十多个陶符，见诸《人民日报》报导，上述几十年无法破译的陶符，相继被专家学者用彝文作出破译。不断传出的消息，令许多人感到莫大困惑：“世居云贵高原的彝族文字，为何能破译远在数千里之外中原的陶符?确乎是“天方夜谭”。有人猜测：彝族原在中原，是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步排挤到西南的。
无独有偶，在彝族世居的彝区云南呈贡金宝山，距今10000--12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是“么夺织”，是彝族竹崇拜祭祀的遗物。在古夜郎地，巴蜀盆地也出土了类似陶符。这一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否真如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所说，源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文化？用古夷(尼)人发展、迁徙的观点看，自然是肯定的。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出土的，从1500万年到3--5万年，可以排成系统的古人类化石可以作证。金宝山出土的10000--12000年的刻划式彝文和具有万年以上历史和“十月历”也可以作证。中原传说的”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实际是伏羲把古夷初创的刻划文字、八卦带到中原的一段远古历史。甘肃大地湾、马厂、陕西姜寨、半坡、河南贾湖、山东大汶口、丁公村出土的陶符，实际就是伏羲带去的远古时代刻划文字。那都是一些初创时期的文字，很不成熟，还不能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到了商代，刻划文发展成甲骨文，秦时发展成金石刻文、钟鼎文，才达到成熟。后又出现大篆、小篆、楷书、行书，字形字义，结构和书写方法都与初创的刻划文字大相径庭。而彝文不同，彝族地处云贵高原，经济发展缓慢，文字发展也缓慢。加之彝族人把文字“神化”，只由毕摩掌握，师徒传承，且有发展，但字形笔划，更多地保留了初创时期的形状，用它破译伏羲时代的刻划文字，自然就容易多了。我们说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就是古夷(尼)的刻划文字。
(四)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历法——“十月历”
历法，是人类畜牧农耕的产物。畜牧农耕要准确掌握地球一年中的四季变化，以保证适时栽种，达到丰产丰收的目的。古夷(尼)人通过观察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的高低确定大暑大寒两个季节，弄清了寒热转换的规律。周期是365日。在此基础上，先制定出“十八月历”。后又制定出以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麂、岩羊、猿、豹、四脚蛇十兽纪日的“十月兽历”。十种兽中，没有一种是人饲养的，都是人类在长期渔猎活动认识的。仅此一点就可证明，此历法是畜牧农耕初期的历法。时间当在万年之前。后在“十月兽历”是基础上，又制定出积各历法之大成，以十二生肖纪日的“十月太阳历”。此历法被伏羲郁蓓带到了中原，对华夏文明的创建起到奠基作用。据说，三皇五帝时的“颛顼历”，夏朝的历法“夏小正”都是在古夷(彝)“十月太阳历”影响下制定的历法。到了商周以后，才有了“阴历”农历，但十二生肖纪日，却沿袭下来，只是把古夷(彝)的“黑”(雀鸟)改成“鼠”，“毫”(绵羊)改为“山羊”。
在羌族中，古夷(尼)“十月历”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如“以十月为岁首”，也过”六月二十四”，只是活动名称改成了“庙会”，但活动的内容与今彝族基本一致。在云南的古夷(尼)后裔彝语支各族中，大部都过“十月年”和“六月二十四火把节”。只是有的地区，把“十月年”与阴历的春节连着过，习称腊月二十四“过小年”。
(五)有独特的以阴阳五行、八卦为基础的未来预测学
阴阳(雌雄)观，在古夷(尼)中产生的年代很早，“十月历”就分阳年(1--5月)和阴年(6--10月)，10个月又以五行分：水公水母，火公火母、木公木母、土公土母、铜公铜母。钢(金)排在最后一位，是五类自然元素中，铜是后发现的。八卦，起源渔猎时代的八方观念。生活在远古茫茫荒原上的古夷(尼)人，处处充满了危险，付出了数不清的血的代价。他们渴望能预知未来的凶吉祸福。于是，占卜术应运而生。他们坚信万物有灵，以占卜求神灵预示凶吉。毕摩们，通过对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间相克相生的生克制化规律的认识，将五行与时间、方位等相对应，创造出一种自认为很“科学”的占卜方法，这就是最初的八卦。今彝区各地毕摩的许多经书中，仍保存原始的八卦图形。最初的一代伏羲，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造诣的大毕摩。精通刻划文字和八卦，同时又是部落首领，不然就不会有“伏羲画八卦，造书契”传言于世了。
进入中原的古夷(尼)人，凭着中原肥沃的土地，经济文化都得到迅猛发展，未来预测学也随之发展。夏朝有《归藏》，商朝有《连山》，周朝“文王拘而演周易”，将伏羲的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至此，中国的未来预测学最终成热定型。唯物论者不相信这一套，斥之为“伪科学”，但上下五千年，以《周易》为代表的预测学，始终伴随着历史发展，成了中国的一大神秘文化，至今还有许多人在研究它。
(六)有黑白互回的太极图
黑白互回的太极图，是古夷(尼)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宋代以前，中原的道家、阴阳家都常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不知道有太极图的存在。据周士一、潘启明的《‘周易参同契’新探》考证，此太极图，是宋代理学家朱熹(1131—1200)晚年，派其好友蔡季通经荆州到四川，从民间购买带回中原的。四川(古巴蜀)是古夷(尼)人故地。可见太极图系古夷(尼)人的文化孑遗无疑。人们惊奇地发现：“太极生两仪……”“道生一，一生二……”的意蕴，在太极图中得到了生动而形象的体现。它充分展示了古夷(尼)人的“阴阳交合，万物滋生”的宇宙衍生观，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最奇妙的是，白鱼眼为黑色，黑鱼眼为白色，表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合，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证明我们的祖先古夷(尼)人，在对宇宙本源的探索上，在思辩哲学理论的研究上，都达到了相当水平。
(七)有相同相似的民族语言
古夷(尼)人作为民族群体，当初曾经有过自己的独特语言。后来，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分支独立，在不同的区城发展成为今天的具有不同称谓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语言也大相径庭。语言这东西，在民族诸多文化中，相对来讲，是变异性最大的一种东西。因为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新事物随时在大量产生。新名词、新方言也不断涌现。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直系，长时间的异地发展，语言，甚至语法结构上都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语言仍然有它一定的延续性。因为曾经是操一种共同语言的民族，虽然数千上万年发展，古语古词，多多少少的仍然会在语言中保存下来。特别是有文字记载语言的民族，古言古语的保存，比没有文字的民族会更多。
彝族是一个较多地继承了古夷(尼)人文化传统的民族。用彝语与今古夷系民族的语言作比较研究，我们能发现许多相同相似的语言及其特征。如：建国初期全国作统一的“民族识别调查”，就民族语言讲，今生活在西南的彝、白、纳西、哈尼、土家、傈僳、拉枯等被归为藏缅语族的彝语支。为何归为彝支?因为从语言、语词的语法结构上，它们之间较为相同或者是相似，说明它们原是同源共祖，是一个祖宗的后裔。其语词的差异，是分支发展之后出现的。
据西汉经学家、孔子的后裔孔安国为《尚书》作的《序)载云：“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文，也写作蝌蚪文，是正统的古夷文字。至今仍在西南彝族中应用、通行。虞(舜)夏商周的《书》、《传》、《论语》、《孝经》都用蝌蚪文撰写，说明，先秦时代，蝌蚪文，在中原曾是官方的通用文字，《尚书序》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九十，失去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余篇。以真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西汉)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尚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这段文字已清楚地说。中原(特别是齐国和鲁国)方通用的蝌蚪文，到秦始皇创小篆统一全国文字时才被废止。据说孔氏藏于屋壁内的大批古书，时隔近百年历史，才被鲁共王扩宅搬房时偶然发现，当时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用蝌蚪文撰写的儒家典籍，又重新发掘，但认识蝌蚪文的人已经很少了，济南有个叫伏生(胜)的九十多岁的老人，识些蝌蚪文，但经书早已散失。孔家人找到伏生，让他将他所知道的翻译成隶书，写在竹简上，加上他认识上20余篇，共59篇，为46卷，取名《尚书》，流传于世。其余翻译不出的，如数送到官府藏人书库，作后人研究之用。这些出自西汉孔氏门宗的记载，其历史的真实性是无须怀疑的。
而今，时移两千多年，彝语与汉语比较，语言、浯法结构各有特点，差异较大，但仍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词。如：前面多处提供的族称“尼”，古汉语写作“夷”，但读音完全相同。汉语的“夷”，只知原指东部的少数民族，什么意思?无法解释。彝语的意思是“黑色”或称“崇拜黑色的人”。汉语中的“爹妈”一词，与彝语的“diě嫫”相似，显然是同一古夷语，只是语音稍有改变。汉语的解释是“父辈”、“对老人或长者的尊称”，什么意思?无法解释。彝语却能指明原意：diě，意为“装，或装入”，显然与生殖有关。古夷人知道，男人的东西装入女人的肚子，女人才会生孩子。装入的男人，自然是出生孩的diě爹。嫫，为大，为家中的主管人，这与彝族母系社会祟母之风的遗留有关。又如，筷子，彝语叫“咪箸”。古汉语也叫“箸”。《新华字典》解释：“古时指筷子。”什么意思?不知道。彝语的咪箸。咪，形容一闪一合。箸，条状物，多为竹条，拿在手两只，一闪一合，用以搛食物入口。还有倮与龙，谐与神，意思一样，只是语音稍有差异。此类词语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例举。说明彝汉语也是同源的，只是汉语比较发达，语音变化大，彝语却较多的保持了原生状态，因而还能洞悉词语和来源。由此，再看山东邹平县丁公村，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距今五千年前的陶器刻文，其形状极似蝌蚪文，也许就是古时用以撰《尚书》、《论语》的文字，能用古夷(彝)文破译，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彝语与羌语比较，相同相似的较少，单独立了个“羌语”支。是因为羌族无文字记载，语言变化大，古言古语大多消失的缘故。
古夷文化可圈可点的东西很多，且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上述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还有许多至今仍鲜为人知，如在广泛分布滇川黔桂的古夷后裔各族中，保存的古夷文化很多，且很多都有独创性，以彝族为例，毕摩们用有浓重的刻划文字色彩的彝文撰写的记述祖先历史文化的古籍，多得不可胜数。虽经1958“十无安全”、“文革”两次“焚书坑儒”似浩劫，据普查，到八十年代，仍达数万卷之多。内容包括天文地理、谱谍世系、理论著述、科技历法、创世史诗、叙事或抒情长诗，祭祀经文、医药卫生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且大多用五言诗体写成。其中就记述了许多让人惊叹的发现与发明，如《尼苏夺节》中描述的宇宙形状“天蓝像把伞、地圆似鸡蛋”。《门咪间札节》、《西南彝志》、《阿赫西尼摩》中，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记述。十八、十九世纪人类才搞清楚的东西，数千年前的彝经中就有生动记述。《西南彝志》中，有世界由哎与哺两种物质相合构成的记述。哎为阳为形，哺为阴为影。这就是阴阳物质，现代科学证明宇宙间，除了可见的各种星球外，还有大量的暗物质存在。这种阴阳物质的理论，与我们的先民古夷人的认识，又何其相似。证明以刻划文字和“十月历”为标志，可追溯达万年历史的古夷人，对世界本源、人类发展史的认识，都达到极高的程度。加上晋宁石寨山古滇王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世界罕见的数千件青铜文物的发现，(该祭祀坑共有16个文化层，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4800--4400年，比中原夏朝还早300--700年，肯定是古夷(尼)人时代的遗物。)让人强烈地感到，虽然在地面上还不曾发现令人惊叹的古建筑遗址，但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古夷人就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创造了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古夷文明。中原的华夏文明，实际就是这个古夷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三、古夷族群的存在带来的思考
种种史料都表明，在中国的远古历史上，曾经生息有一个部落众多，分布极广的，自称为“夷(尼)”的部落族群。这一来，让我们对中国远古历史、民族发展史、民族文化史，科技发展史等千百年研究得出，且已约定俗成的结论，不得不进行重新思考。纵观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初步的结论：
(一)这个古夷族群，最先发源于云贵高原与古巴蜀盆地。
我们知道，云贵高原接近地球赤道，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植物茂盛，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从距今1500万年的开远小龙潭腊玛古猿化石，距今800万年的禄丰古猿化石，距今400万年的元谋蝴蝶岭猿人岔科化石，距今250万年的“东方人”化石，距今170万年，且学会用火的“元谋人”化石，距今数十万年的“丽江人”、“西畴人”化石，到3--5万年的“昆明人”化石，可以排成序列，至于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几乎遍及云南全省各地。说云南高原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丝毫也不为过。我们也知道，距今18000—11000年前，地球第四纪冰期过后，气候转暖，冰川大量融化，加之连年暴雨倾盆，使四大洋的海平面上升197米，造成了世界性的“大洪水”。当年的华北平原，华东平原等许多海拔较低的地区，到处一片汪洋，正如《书·尧典》云“畅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吕氏春秋·爱美》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粱未发，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当时还处在渔猎采集时代，大多沿江河湖海边居住的先民遭到灭顶之灾。洪水退去后，中原地区才又露出地面，伏羲部落才趁机从甘南天水一带东迁进入中原，地下出土文物作证，距今不过七千年。洞庭湖边彭头山夷尼人遗址距今9千年，比伏羲入中原早两千年，这也许是他们当年从古巴蜀分支，沿长江东迁，中途很少留居的原因。彭头山尼人，后来成为楚的主体。古夷(尼)漫长的原始母系社会，是在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度过的。进入父系社会后，随着部落人口的增多，在世界性“大洪水”时，为躲避洪水，寻找新的生存地域，才分支四下迁徙。因此，而今的古夷(尼)系的民族：羌族、藏族、以伏羲炎黄为主体发展形成的汉族，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土家、拉祜、傈僳等，都已无法追溯远古母系社会的历史。而彝族、根据彝经记载，有16个母系王朝的谱系。应当说，这不单是彝族的远古史，也是整个古夷系民族的远古历史。
(二)彝族在古夷系民族中的正确定位。
过去，我们把古夷人单纯看作是彝族的先民。显然是不妥的。古夷是个分布极广的部落族群，从其中分支独立走向现代的民族不少，彝族只是其中之一。不同的是，彝族世代在祖先故地——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生息繁衍，又有文字记载，因而保存的古夷文化较多，不仅祖先的历史可追溯到母系社会，原始宗教习俗，刻划文字，虎龙图腾崇拜、古历法、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占卜术、太极图、古言古语、古歌谣等等古夷时代的文化，都较完整的继承下来。因此，今天的民族文化学的研究，不得不更多的借助于彝族的古文化。这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追溯来追溯去，最终被刘尧汉追溯到了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文化之中的原因。可以说，彝文化、是中国古夷文化的一座宝库。好好研究，将获益不浅。
(三)按古夷文化算，中国已有万年的文明史。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史，上下五千年”，那是从炎黄时代算起的。现在我们知道，炎黄只是古夷(尼)族群中的两个部落，准确地说，是漫长的古夷部落发展史上，最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的两个较大的部落。一个民族的文明史该从何算起?自然当从文字创始算起，有了文字，又有了天文历法，说明畜牧农耕，已进入到了一个较为发达的阶段。古夷的刻划文字、地下出土文物作证，已有万年以上历史。古夷的“十月历”，也可追溯到万年前如畜牧农耕的初期，说中国有万年文明史，并不夸张。
过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中国排在最末一位，考古资料证明：埃及，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进入到青铜时代，其象形文字的创造，测定为公元前3000年。巴比伦，是在苏美尔人之后，由塞姆人、阿摩利人于公元前1800年创建的。印度，其文明的创建大体定在公元前2350年至1750之间，三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比起我国的古夷文明可追溯的历史要晚得多。中国文明，可毫不愧言地称作是“世界文明的鼻祖”(梁启超悟)。(四)有些旧观念，当适时改变。
西南地区，不仅是古夷(尼)人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这一点，已是被众多史料证明了的不争的事实。过去，我们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自然，也把黄河流域当作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在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中，汉文化是最先进和发达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追溯汉民族的发展史，至今不过两千多年。她是以炎黄两大部落为主体，通过长期的民族统一战争，融合了周围的许多民族部落发展起来，到了汉朝时，才正式有了“汉族”之称，因此，毛泽东主席就曾说：“汉族人多，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说：“中原失礼，求之四夷”。显然，孔老夫子也知道中原华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道理。中原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中原丧失了的礼仪，还可以重新向四周的少数民族学习。可是至今，我们有些汉族的专家学者，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总习惯于从中原的汉文化中去寻求它们的渊源。在云南，我就耳闻目睹过许多这样的事。哪里有了古文物出土，不论其年代长短，他们都要从中去寻觅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这种做法显然是本末倒置。是不谙中国民族文化发展史的表现。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也如此。出土青铜器的祭祀坑，16个文化层，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4800年至4400年，比中原夏朝还要早得多，而16个文化层中出土的青铜器，专家们硬要将其认定商代的文物，为什么?难道这能算实事求是么，有一个省的社科院长，居然公开宜称：三星堆“属汉族文物”。如此无视历史，狂妄自负，实在令人瞠目。还有凡说到中原汉人进入像云南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总要加上一句：“给这些地区与民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似乎边地少数民族，在中原汉人进入以前，“原始、野蛮”到什么都不会，需要汉人来“开化”他们。那样，西南地区又何以能成为中国众多古文化的发源地呢?事实证明。先进民族，未必什么都先进，后进民族也未必一无是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我们，经济是一切上层建筑(包括文化)的基础，没有相对发展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西南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说明西南地区远古时代的经济也是相当发展的。巴蜀的古夷区在春秋战国，乃至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堪称是个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三星堆”之所以出现在古巴蜀地，也就证明了一切。云南的古夷区也不例外。只是交通闭塞，信息不通，生产发展缓慢，以至比中原地区相对滞后罢了。
上述种种，说到底，实质上是历史上傲慢自大，唯我独尊的大民族主义还未彻底肃清的表现。史学，是一门最讲求实证的科学，任何的成见和想当然都是不可取。历史真象既白，现在已经是摒弃旧观念，给西南夷区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所处的地位重新定位的时候了。
四、重新认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马可波罗游记”和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那都发生在汉唐时代的事。其实，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比汉唐要早得多。有不少资料表明，早在万年左右的古夷(尼)人时代就已开始。彝文经典《物姑纪略》中就有“白人、黑人”的记载。一个世代生息于西南高原，茫茫群山之中的民族，为何世代相传的典籍中会有自人黑人的记载?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就以马帮运输的方式，与西域(包括欧洲和非洲)有了商业文化上的交往。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出现中国其他地方不曾见过的纯金面罩。有人就猜测，可能是受了西域化影响之故。据说世界上出土有纯金面罩的只有古埃及和希腊。这种猜测自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古夷文化的历史，要比埃及、希腊悠久得多，到底谁影响谁？尚待更多的地下出土文物作证。古夷的“十月太阳历”用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兽纪日。“十月兽历”的十兽(见前)纪日。埃及、巴比伦、印度也有以十二兽纪日的历法。与古夷(彝)的历法相比，埃及、巴比伦历与夷(彝)十兽相同的有蛇、猿、羊、牛、鳄，与十二兽相同的有蛇、稚、羊，牛。印度的十二兽，几乎是古夷(彝)十二兽的照搬，只是把“虎”换成了“狮”。受古夷历法影响的迹象明显。古夷刻划文字的影响，在西亚古文字中更明显，如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距今4000年的岩画刻符，希腊克里特岛距今3900—3450年的线形文字、迈锡尼距今3450--3000年的文字，印度河谷距今5000--4000年的古文字，与古夷(彝)比较，字形笔划和书写方法都相同相似。有些字甚至用古夷(彝)释读。
西方学者大都认为，现今的英文、罗马文的字母，是在西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线形文字简化而成的。契形文字和线形文字与中国的殷商甲骨文比较，有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因此，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文明是西亚苏美尔文明东传的产物。”著名学者刘志一对苏美尔人及其文明进行了深入研究，苏美尔人在西亚出现的时间距今7500--5000年。而古夷文的创制可追溯达万年以上。
他指出：“无论从时序、体质特征、语言、文学、文化风俗等方面都证明：苏美尔文明源于中国的远古文明。”直到西汉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邛竹杖、蜀布”。可见远在汉朝以前的数千年间，我国西部的古夷及其后裔，与西亚各国的交往，一直未曾中断。
总之，古夷(尼)人是中国远古时代客观存在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原始宗教信仰习俗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她从云贵高原和巴蜀盆地发源和发展起来的，不断地分支迁徙、扩展到了中国西部、西南部和中原广大地区的部落族群。她的发现，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史、民族发展史、民族文化发展史、民族科技发展史等的深入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这个部落族群的深入研究，必将对我国文化史上的众多不解之谜，会得到合理而又令人信服的解释。由此，中国的文明史的时序，必将向前推进一大步，更将符合历史的真实。从而确立起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上的鼻祖地位。（中国国际专家戈隆阿弘）
王子尧:中国古夷人史迹与三星堆文化初探
彝文典籍史料《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与《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彝族人类起源》和《彝族人类历史》中的记载,远古彝族有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濮、罗、果等十四大支系部落。尼与能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对女祖魂的崇拜,也具有“天、母、女”的含义。若干世纪以后,以虎为图腾,又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罗(虎)氏部落、罗(虎)部等氏支又从尼部族中分了几支出来,“罗”为虎日。“濮”以表示男祖魂的葫芦(必吕)为崇拜对象,他们进入了父系社会以后,尼部中又分流出了几支部落。这几支部落至今都还居于云南红河两岸地区的濮拉颇一带,他们到如今大多都不知笃米是何人,也不知六祖分支的前后之事,只知他们是很早很早以前从彝族祖先尼能部中分支出来的。在远古时,他们氏族中有三支曾经分支北上又南下,到了秦汉时期,从尼部中分流北上的濮罗支系约在夏商时都相继又回到了尼部族故地的南中周围,到了商周之际彝族先民的一部分又从南盘江流域进入到了金河江流域,北上陕、甘、青、藏地区,大部分继续聚居在古滇王国和古夜郎国地区周围,他们创造了古滇国文化和古夜郎国文化。这就是说明六祖分支前,彝族先民尼与能部落就广泛地分布在大西南地区各地。
一、彝族的起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说法
夷尼支系中的果濮，彝族古籍《人类起源》中记载:米开阿得果、果濮尼姑住、尼姑买阿吉、塔吉都塔吉(意为尼姑织缎绸，一层摞一层)，精美的艺术，工艺超天下，实勺果濮尼，人世间万物，只要见过的，他们都要做，所做的人像，所造的万物，有的用金做；有的用银做，有的用铜做，有的用泥做，工艺很精巧，九代祭祀时，祭祀立塑偶，全都要用上，那时的工匠，强者构阿娄，能者果阿得，讲的是这些。据现存彝文文献资料记载考证，彝族最早的代数是在希慕遮之前那局热(横眼人)开始传代数的，在此之前的“独眼人、直眼人、竖眼人、纵目人”才不算代数,因他们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其实彝族在希慕遮之前就已经有了三百八十代到笃米的记载传承。《贵州通志·土司制》(清)和《安顺府志·普里本末》均引“罗鬼(彝巫)夷书”曰:一世希慕遮“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为卤氏,亦以字为孟氏”。希慕遮,即孟遮氏。除希慕遮前的三百八十代外,从希慕遮到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之最末一代安胜祖,共传115代。安胜祖霭卒于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以平均一代25年计,则希慕遮约当公元前13世纪上半叶,即商代盘庚迁殷前后。
上述材料出自贵州大方彝区,那是被明朝赐姓为安氏的水西土司之世袭地。所谓“水西”,是指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即今贵州西北部、西部和中部的一大片地区。据载:“安氏自蜀汉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七年,约为一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朝中,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史、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常自称为诺苏主摩(意为‘君长’),谓其妻为乃叶(亦为耐德)。”罗甸国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40年代的汉光武帝年间,正值罗甸开国君长勿阿纳从云南东川进入贵州辟土建立地方政权的时期,其统治范围辖有今贵州省大方、毕节、黔西、金沙、织金、纳雍等县(市)以及六盘水市的一部分,在强盛时期曾发展到今修文、清镇两县和贵阳、都匀两市。其政治中心即王国的首府,长期在米开白乍戈(阿哲主府),即今大方县城。元朝以后,罗甸又称“水西阿哲”,蒙语译称“亦奚不薛”。曾设顺元宣抚司,其首领经中央王朝封为宣抚使。明代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继又改称宣慰司,封霭翠为贵州宣慰使。从霭翠与其妻奢香到安贵荣、安万铨以至安国亨、安疆臣、安尧臣等共18代,均经明王朝册封,世袭贵州宣慰使。宣慰衙门虽设在贵阳,但他们在水西地区则一直称霸。阿哲地,即是安氏家族多年来的政治统治中心,又曾是彝族文化盛极一时的中心地区。
作为彝族文化组成部分的水西安氏谱系,对于时间观念文献没有历元,唯凭父子联名制以叙世系,父子联名制是彝族历代的口传史,它固然不如一开始就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可信。但是彝族父系祖先崇拜的起源很早,特别是1400余年来一直在中央王朝直接支持下的水西主摩世代称霸于水西、与中央王朝有直接的往来、且掌握大量彝族历史文化、“又自有夷字夷志,以记其先代之掌故”的安氏土司,到明代仍是贵州最有权势的彝族土司主摩之一,更是数典不忘其祖。所以,后世据“夷志”用“夷字”可追记到希慕遮直至安胜祖(安胜祖霭卒后无嗣,改土归流)凡115代世系中,除了第1~12代世系因只有人名而别无其他史迹可寻故不一定可靠外,其余世系记载较多,应是可信的,大体可从。准此,尽管平均一代以25年计的估算法并不精确,但时间上下的差异不致过于悬殊,故我们姑定彝族先民开始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的相对年代大约是在夏末商初,而不是在周初与盘庚迁殷前后。在希慕遮以前,彝籍有三百八十代的记载。在希慕遮“入居于邛之卤”期间,彝籍记载较单薄。故彝族先民居于旄牛徼外和“入居于邛之卤”期间的历史,本文采取彝、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原则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考证,再作全面的概述。
彝族是一个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古夷(尼)、能、实勺、咪、吐、楚、那人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彝族人中,多神崇拜、祖先崇拜极典型,各种祭祀、献鬼驱鬼形式名目繁多。有史料表明:远在尼能氏的母系时代就已经有了祭司及布摩一类的神职人物了。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表明:所有古夷系的民族中,都有各种形式的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可见,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古夷人(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族群文化的一大特色。现称之为“原始宗教”。在西方,对多神的崇拜早已消失,后来出现了“天主教、基督教”等现代宗教,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里已出现了“伊斯兰教”,印度有“佛教”,中国从老子开始倡导的是“道教”,唐时又传入了“佛教”。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数千年的中国大门。西方人为了宣传他们的价值观,许多传教士也随之而涌入到了中国各地民区,在中国百姓中传播他们的宗教理念,但收效甚微。因中国人,特别是古夷系的民族,绝大多数奉行的仍然是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各地民区信奉的神大多基本一致。如彝族人崇拜的是天神策举主,有管东南西北四方的天神尼舍娄母兹、能舍娄母府、布舍那母构、恒舍吐咪它。汉族人崇拜的是帝玉皇、四大天王。两族相较,如出一辙,只是名称有些不同而已。其他古夷系民族崇拜的天神也是大体一致,彝族崇拜水神—龙,其他各族也是如此,如祭祀山神、树神、石神等崇拜,或多或少,在古夷系民族中大都存在。祖先崇拜在古夷系民族中也都非常盛行,如彝族人崇拜“举主苏府、独阿姆(母系首领)、尼能实勺、阿卜笃米”(六祖之父),汉族人崇拜“炎黄”,开口便是“炎黄子孙”。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年年有人去祭拜,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来祭拜者,络绎不绝。我国自古就有民族大融合的史实,如楚,多融合于汉族,据楚文化研究的许多书籍、文章介绍,当年的楚人,原始宗教极盛行,而且其祭祖内容、习俗与今彝族极其相似。
根据古夷人系中的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的虎龙崇拜。虎,是兽中之王,其捕猎时的勇猛果敢,让人望尘莫及;龙,是一种虚幻之物,来无影去无踪的东西,能升天人地,在古夷系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民族的心目中,龙是主水的神,有水必有龙。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前,从皇帝到平民,都没有人不信它的存在。彝族人崇拜虎龙,以虎龙为图腾,自称“罗倮”。彝语罗为虎倮为龙,意为虎龙图腾的人。在远古渔猎的母系时代就已产生。虎是彝人的原生图腾。龙崇拜起源于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社会里,是从知母不知父的原始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之时的产物。虎龙崇拜,至今在古夷系民族中盛行不衰,成了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及其后裔民族的一大文化特征。
在古夷系族生息繁衍之地,地下出土的文物和雕有虎龙形象的文物累有发现。如古滇地域出土的文物中有虎蛇(龙)。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虎龙形雕塑、雕刻,也随处可见。河南濮阳,炎帝的都城,就出土了一座虎龙墓。在墓主人的骨骸两边,用贝壳各摆了一只虎一条龙。有学者研究中国龙时说:牛头、鹿角、虎掌、凤爪、鱼鳞,是中华民族多图腾融合的象征。见解独到,很被人推崇。西水坡虎龙墓一出土,才真相大白,它不过是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虎龙崇拜的产物。有人认为距今六千年前,还无所谓中华民族,哪来的图腾融合?又有学者从中国的堪舆学、星象学中的“左青龙右白虎”作解释,显然也是牵强而已。但从今传的彝族古文化中就可得知,古夷人崇拜虎龙之外,有“尊左,以左为大”的习俗,虎龙墓的虎,正好就摆在墓主的左边,龙摆右边,显然,它体现的是“尊左”习俗。虎是原生图腾,自然为大。彝族自称“罗倮”,虎也摆在前头。有人说伏羲崇虎,女娲崇龙,龙是东夷人的象征,也不过是猜测罢了。似乎“东夷”生息于东海边,就该崇龙。实际上,东夷是炎帝的分支,炎帝崇龙,东夷人自然也就是虎龙并崇的氏族了。虎龙崇拜在中原古夷区中,经过夏、商、周的演变。历代王者都以“真龙天子”自居,这样,龙的地位上升。甚至有“独尊龙”的趋势,对后世影响很大,于是有了“龙的故乡”“龙的传人”之说。虎,地位下降,只是在军中在民间被人推崇。而在西南的彝语支各部族中,虎仍是放在第一位的。例如在羌人中,羌人崇虎,彝族、哈尼族等也是崇拜黑虎,土家族、白族崇拜的是白虎。无论怎样,古夷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的虎龙崇拜,世代沿袭,龙腾虎跃,成了古今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力量的象征。
从彝、汉文字的书祖———刻画文字与符号中去探究古代氏族部落的迁徙史源。古夷人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为后世创造了不少刻画文字与符号,过去,一般认为汉文的书祖就是甲骨文。其实,甲骨文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它之前就一定有文字的存在,那就是汉文书中所说的古夷人伏羲部族所造的“书契”,即刻划文字。据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书记载:相当于五帝初期的哎哺时代,彝族先民中有19个哎哺氏族和两个哲咪氏族,普遍出现“心想知识、口讲知识、手写知识”的群体人物时代。其中富有知识文化的代表人物耿(举)奢哲、阿卖妮,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古夷人伏羲部族的故乡就居住在现今的西安半坡村,如今出土的50个刻画文字,有22个字可用今天的彝文辨释,占总字数44%。当代学者把彝文和甲骨文一起作了对比研究,发现四千多个甲骨文中,有六百多字与今天的彝文的形义相同。从上述可知:甲骨文与彝文该是“同母所生”的两兄弟。最早出现于古夷人伏羲部族中的“书契”即刻划文字,在中原地区演化为甲骨文之后继续发展为钟鼎文、篆书、楷书,为汉文系统;随着古夷人分支传入西南的刻画文字,发展为彝文。彝、汉文有共同特点,即同是方块字;单音节文字;同样可分笔画部首;同样有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原则和转注、假借的用字规律,只是形声字不成系列而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了许多远古时代的陶符,如距今五千年前的山东大汶口、丁公村遗址陶符。六七千年的西安半坡遗址、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姜寨遗址、甘肃大地湾与马厂遗址陶符、八九千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陶符等等,几十年无人能破译,只好称其为“原始人的刻画符号”。自20世纪80年代末,被远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的不少彝文古籍专家用彝文破译出了西安半坡遗址中的二十多个陶符,见诸《人民日报》报道,上述几十年无法破译的陶符,相继被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的不少彝文古籍专家学者用彝文对照作出了破译。在全国不断传出的消息,令许多人感到莫大困惑:世居云贵高原的彝族文字,为何能破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原陶符?确乎是“天方夜谭”。有人猜测:彝族原在中原,是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步排挤到西南的。无独有偶,在彝族世居的彝区云南呈贡金宝山,距今12000前~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是“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祭祀的遗物。在古夜郎地、巴蜀盆地也出土了类似陶符。这一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源头,是否真如刘尧汉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所说,源于世居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的古彝文化?是古夷(尼)人发展、迁徙的观点看,自然是肯定的。云贵高原金沙江两岸,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原始发源地,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出土的文物,从3~5万年前到1500万年前,可以排成系统的古人类化石渊源来作为证明了。金宝山出土的12 000年前~10000年前的刻画式彝文和具有万年以上历史的彝族“十月历”也可以来作一证明了。中原传说的“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实际上就是伏羲把古夷人初创的刻划文字、八卦带到中原的一段远古历史罢了。甘肃大地湾、马厂,陕西姜寨、半坡村,河南贾湖,山东大汶口以及丁公村出土的陶符,实际上都是伏羲带去的远古时代的夷人刻划文字。经过考证不过就是一些初创时期的文字,所以很不成熟,还不能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到了商代,刻画文才发展成为甲骨文,秦时发展成金石刻文,也就是后来的钟鼎文,后来的这些文字逐渐成熟后。才出现大篆、小篆、楷书、行书,字形字义以及结构和书写方法都与初创时期的刻画文字大相径庭。而彝文文字就大有不同了,何以如此呢?是因彝族地处云贵高原,经济发展缓慢,文字发展也缓慢,加之彝族人把文字全“神化”了,只由布摩掌握,师徒传承,虽有发展,但字形笔画,更多地保留在初创时期的形状,用它破译伏羲时代的刻画文字,自然就容易多了。我们说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就是古夷(尼)人的刻画文字而已。
二、文化源流与部落史实
古夷人族体留下了可供我们参考研究的相同相似的民族语言与史实足迹甚多。古夷人作为民族群体,当初曾经有过自己的独特语言。后来,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分支独立,在不同的区域发展成为今人中的具有不同的称谓与不同文化特征的古夷(尼)民族,语言也大相径庭。语言,在民族诸多文化中,相对来讲,是变异性最大的一种东西。因为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新事物随时在大量产生。例如新名词、新方言也不断涌现。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支系,长时间的异地发展,语言,甚至语法结构上都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语言仍然有它一定的延续性。因为曾经是操一种共同语言的民族,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发展后,古语古词,多多少少仍然会在语言中保存下来。特别是有文字而用文字记载语言的民族,古言古语的保存,就比没有文字的民族更多。用彝语与今古夷系民族的语言相比较,我们就能从中发现许多相似的语言及其特征。说明它们原是同源共祖,是一个祖宗的后裔。其语词的差异,是分支发展之后才出现的。
蝌蚪文,据西汉经学家、孔子的后裔孔安国为《尚书》作的《序》中有云:“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文,也写作蝌蚪文,是正统的古夷文字。至今仍在西南彝族中应用、通行。虞(舜)夏商周的《书》《传》《论语》《孝经》都用蝌蚪文撰写,说明在先秦时代,有学者认为蝌蚪文在中原曾是官方的通用文字,《尚·书·序》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九十,失去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余篇。以真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西汉)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尚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这段文字已清楚地说明了问题,中原(特别是齐国和鲁国)官方通用的蝌蚪文,到秦始皇创小篆统一全国的文字时才被废止。据说孔氏藏于屋壁内的大批古书,时隔已近百年的历史,才被鲁共王扩宅搬房时--偶然得以发现,当时汉武帝实行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用蝌蚪文撰写的儒家典籍,又重新发掘,但在这个时候,认识蝌蚪文的人已经很少了,后来济南有个叫伏生(胜)的九十多岁的老人,说他认识蝌蚪文,但经书早已散失。孔家人找到伏生,让他将他所认识的蝌蚪文翻译成隶书,写在竹简上,加上他认识的20余篇,共59篇,为46卷,取名《尚书》,流传于世。其余翻译不出的,如数送到官府藏入书库,供后人研究之用。这些出自西汉孔氏门宗的记载,其历史的真实性是无须怀疑的。
而今,时移两千多年,彝语与汉语比较,语言、语法结构各有特点,差异较大,但仍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词。如:前面多处提供的族称“尼”,占汉语写作“夷”,但读音完全相同。汉语的“夷”,只知原指东部的少数民族,什么意思?无法解释。彝语的意思是“黑色”或称“崇拜黑色的人”。又如,筷子,彝语叫“咪箸”。古汉语也叫“箸”。箸,《新华字典》解释:“古时指筷子。”彝语的咪箸,咪,形容一闪一合。箸,条状物,多为竹条,拿在手两只,一闪一合,用以搛食物入口。还有倮与龙,谐与神,意思一样,只是语音稍有差异。此类词语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说明彝汉语也是同源的,只是汉语比较发达,语音变化大,彝语却较多的保持了原生状态,因而还能洞悉词语和来源,由此,再看山东邹平县丁公村、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距今五千年前的陶器刻文,其形状极似蝌蚪文,也许就是古时用以撰《尚书》《论语》的文字,能用古夷(彝)文破译,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彝语与羌语比较,相同相似的较少,所以单独立了个“羌语支”,是因为羌语无文字记载,语言变化大,古言古语大多早已消失的缘故。
古夷(尼)人文化可圈可点的东西很多,且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上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至今仍鲜为人知的东西,如广泛分布在滇川黔桂的古夷后裔各族中,保存的古夷文化就很多了,并且很多都有它的独创性。以彝族为例,布摩们用刻画文字撰写的记述祖先历史文化的古籍,多得不可胜数。虽经1958“十无安全”“文革”两次“焚书坑儒”的浩劫,据普查,到20世纪80年代,仍达数万卷之多。内容包括天文地理、谱牒世系、理论著述、科技历法、创世史诗、叙事或抒情长诗、祭祀经文、医药卫生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且大多都用五言诗体写成。其中就记述了许多让人惊叹的发现与发明,如《尼苏夺节》中描述的宇宙形状“天蓝像把伞、地圆似鸡蛋”。《门咪间札节》、《西南彝志》、《阿赫西尼摩》、《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夜郎史传》等书中都有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记述。18-19世纪人类才搞清楚的东西,数千年前的彝经中就有了生动的记述。
《西南彝志》中,记载有世界是由哎与哺两种物质相合构成的。哎为阳为形,哺为阴为影。这就是阴阳物质论,现代科学证明宇宙间,除了可见的各种星球外,还有大量的暗物质存在。这种阴阳物质的理论,与我们的先民古夷人的认识,又何其相似。证明以刻画文字与“十月历”为标志,可追溯达万年历史的古夷人哎哺时代,这些东西对世界的本源、人类的发展史的认识,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再加上晋宁石寨山古滇王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世界罕见的数千件青铜文物的发现(该祭祀坑共16个文化层,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4800~4400年,比中原夏朝还早300~700年,这些东西肯定就是古夷(尼)人时代的遗物),让人强烈地感到,虽然在地面上还不曾发现令人惊叹的古建筑遗址,但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古夷(尼)人就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创造了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古夷人的文明。中原华夏的文明,实际上就是这个古夷文化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罢了。三星堆文化之谜。尼姑“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北侧。南兴镇,地势平坦,马牧河穿平坝而过。河的北岸靠近山地,台阶地形似月牙,故称“洪博落(月亮湾)”。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故称尼姑“三星堆”。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洪博落(月亮湾)”的一农户劳动时在自家地中挖到了一块玉石器物。从这一天起到8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里,从农民的无意发现与有关部门的有意发掘,获得了许多稀世珍宝。从此,“洪博落(月亮湾)”具有了传奇的色彩,尼姑“三星堆”从此露出了朦胧的面纱。
1986年七月,四川考古队又再次对“三星堆”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这一次的发掘在两个坑中出土了无数的稀世珍宝。一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灿烂辉煌的地下王国文化蓦然出现在世人的眼前,坑中有金器、玉器、象牙、青铜器等等,各式各样品种之丰富、数量之多、造型之奇、器物之大,实属罕见,令考古队员惊叹不已。在诸多的文物中,最夺目的就是金杖、青铜立人、青铜人面像、青铜树等。在我国的百年来的考古大发现中,“三星堆”文物最为神奇的是,它与异域文化迥然不同,独树一帜,难以解读,被认为是前无渊源后无延续的外星人文化。说“三星堆”文物是“外星人制造”的,这一方面增添了它的神秘性,使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陷入了从神话再到神化的神秘而不可认知的怪圈之中;另一方面又是无意中否定了中国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和人民的创造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劳动是文化的源泉。破解“三星堆”文化之谜,我们还是要从埋藏它的这块土地和世居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及其传承至今的民族民间文化与彝文中去挖掘,从最早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古夷(尼)武米、实米、宜米、能米、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等氏族部落人们的文化来探索“三星堆”文化之谜。
彝族,从远古以来,就在西南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指路经》、《人类史源》等彝文典籍中记述有彝族先祖希慕遮从牦牛徼外徙入川中平原后,到武洛撮之孙笃米俄时,已历时了三十二代,发展成“确叟俄”、“恒武古”等十多个大家支系部落氏族。所以,在川中平原上居住的远古居民是彝族先民武米、实米、宜米、能米、实勺、咪、吐、楚、那、武古、叟俄。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自己的生息地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翻阅彝文典籍,再听听至今还在民间传说的远古故事与传说以及彝族保留至今的风俗习惯,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都是有着许多相互呼应、相互映衬、相互吻合、互补映证的地方。我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渊源也就是后来的彝族先民的祭祀文化渊源的足迹,“三星堆”文化的延续也就是当今彝民族祭祀文化的风俗遗存。
彝族先民希慕遮部“从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因之要弄清希慕遮部的族属及其迁徙的历史,就必须首先弄清“旄牛徼外”和“邛之卤”在哪里?旄牛徼外,是指旄牛道外。《水经注.若水》:“大度水出徼外,至髦牛(孙云《汉·志》作旄牛)道。”旄牛道,在今四川省泸定县。《水经注.若水》:“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这个“故关”,是指灵关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征伐西夷时,“通灵关道”。灵关道,是汉代著名的“九折阪”之地,《太平寰宇记》卷七七《雅州.严道县》称其为“邛崃山之西臂也。”该《记》卷七七《雅州.芦山县》:“灵关镇在县北八十二里,四向险峻,控带蕃蛮,一夫守之,可以御百”。灵关道,原是秦汉时代蜀都的严道县地。严道,在东汉显宗孝明皇帝以前称庄道。东汉明帝名庄,故此后讳庄为严,凡人名地名之庄皆改为严,如庄道改为严道,楚庄王则称楚严王。秦汉时的严道,包括今之雅安市和芦山、天全、荥经等县在内。《南史》卷三九《刘悛传》:“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青衣水即今青衣江,流至乐山市入大渡河与岷江汇合。故滨近青衣水的严道是通往成都平原和长江航运的起点。因之彝族先民希慕遮部“从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的陆路,应是经旄牛道和灵关道以后,才入居于“邛之卤”的。而从“邛崃山之西臂”的灵关道入居于“邛之卤”的“邛”,只能是指与“邛崃山之西臂”相对应的邛崃山之东麓。那末，邛崃山之东麓的“卤”又究竟在哪里呢?“邛之卤”在何处?其说不一。一说是西汉所设的越郡之郡治邛都(今西昌市)；二说“邛之卤”即“邛波习卤”,彝义为“大雪山之麓”。而“大雪山之麓”又在何处?也有两说:一说是中国西北的大雪山；一说是中国云南西北的大雪山。
以下说说鄙见。希慕遮部从旄牛徼外经旄牛道和灵关道以后入居于“邛之卤”,从当时的政治和地理条件衡量,把它说成是中国西北的大雪山和云南西北的大雪山,都不得其宜。我认为“邛之卤”是指邛崃山之东麓的大渡河。(清)《四川通志》卷一六《舆地志》一五《山川》七《雅州府。清溪县》:“大渡河在(清溪)县南,一名泸水,即古涐水也”。清溪县,今四川汉源县,在邛崃山表。大渡河昔又名泸水,泸与卤通,卤即泸声之转也。根据彝族学者整理的《水西安邦彦谱系》中的内容,“邛之卤”又别译为“邛之卢(泸)”。由是言之,“邛之卤”应是指今邛崃山之东麓的大渡河(泸水)以北及其支流青衣江沿岸一带地区。希慕遮先前的部族及希慕遮部族从旄牛徼外经旄牛道和灵关道以后入居于这一地带应该是史实,路程不太远,较为符合情理;且这一带山水相连,临今芦山、宝兴、青衣、大渡诸水,自然条件优越,故其部入居于此后,就“世居邛之卢(卤)”到笃米迁滇时共达40余代之久。
在古代,邛崃山实包括在岷山之内。这从东汉明帝以前汉代人称“邛崃山之西臂”的灵关道为庄道,原以岷山庄王居此而得名这点,即可知。岷山庄王的故事见于信史记载的《竹书纪年》,对此,有不少专家教授曾有考证概述。对于弄清古代邛崃山实包括在岷山山脉之内后,我们再来看“邛之卤”即“邛波习卤”,彝义为“大雪山之麓”,此“大雪山之麓”,当是具体指希慕遮部由牦牛道入居青水江流域途中所遇到的最大的雪山———岷山山脉(包括邛崃山)之麓。这样,汉、彝文献对“邛之卤”的记载,在内容上就一致起来了。
在远古的希慕遮以前,彝族先民居于旄牛徼外,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水经注.若水》:“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这个“若水”属较晚近的概念,指今雅砻江。“若”古读如“诺”,彝语“黑”之意。诺矣江(雅砻江)、泸水(金沙江、大渡河)、兰仓津(澜沧江)等几条大江,皆有黑水之意,都是因古代尚黑的彝族先民曾居住过旄牛徼外这几条江而得名的,犹如僰道因僰族居住而得名、濮水(今云南元江)因濮(尼)苏居住而得名一样。斯大林说:“语言有巨大的稳定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彝族先民曾居于旄牛徼外的地理条件,就在彝语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彝语称北方是亦乌,原意为“水头”;称南方是亦买,原意为“水尾”。这个以“水头、水尾”表北、表南的彝语词汇,它反映了彝族先民住的旄牛徼外,正是纵列着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等几条大江河,都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自然条件事实。（作者王子尧，彝族，贵州民族学院教授，贵州省彝学会副会长；来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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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古书《勒俄特依》记载“漂洋过海”的不解之迷
在浩瀚的彝族古书籍中，有大量的奇特怪异现象和不解之迷记载。笔者就这些怪异现象摘录于后，供大家研究，并且希望能够得到有识之士揭开迷底：
1、据《勒俄特依》一书中详细记载，远古的时候下了三场雪：第一场雪是红色的，第二场雪是黄色的，第三场雪是白色的。白雪不说它了，红雪和黄雪是什么自然气候现象才能产生？
2、在《勒俄特依》中还有“一团蘑菇云降落，死伤难以计数”的记载（有的版本记载说是“一团白云”）。这“一团蘑菇云”指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能有这么大的威力使当时的人“死伤难以计数”？书中还记载说彝族王室成员伤亡惨重，奈何会有如此多的夭亡？是火山？是地震？是龙卷风？或是陨石降落引起的天灾？当时，是谁能够制造出这样威力无比的武器？是土制火药炮？或是火箭、原子弹、氢弹？在3000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火箭炮？抑或是已经在使用了原子弹、氢弹？种种迹象表明，只有原子弹和氢弹在爆炸时才有“一团白云”或“一团蘑菇云”出现或者说才会造成“死伤难以计数”的局面。这些才是留给当今人们的最大悬疑，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3、在《勒俄特依》中还有“九天天不黑，九夜夜不亮”、“九天不出日，九夜不出月；九天没有夜晚，九夜天不亮”的记载指的是什么？
一、彝族史诗记载的“蘑菇云”是远古核爆炸？
我们知道这种现象只有北极和南极才有的自然地理现象。我们还知道，在北极每年的夏季有6个月左右是“白天”现象，在南极每年的冬季有6个月左右是“黑夜”现象；而北半球正是在夏天的时候，南半球正处在冬季；相反，南半球正处在夏季的时候，北半球正是处在冬季的时日。远古的时候，彝族人怎么会知道这种现象？难道说在远古的时候彝族人曾经到过北极和南极？或者说彝族的先祖是从北极而去或从南极而来的？
2005年俄罗斯《真理报》独家披露说，最新的研究发现，地球人类的文明可能源于万年冰雪履盖的南极大陆！而这一发现甚至曾得到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支持。据俄罗斯《真理报》曾披露，爱因斯坦和不少的科学家坚信，如今冰天雪地毫无生机的南极曾经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爱因斯坦认为，1万多年前，北极不在北极点上，而在今天的加拿大北海岸附近；南极也不在南极点上，而位于温带地区。
那个时候，温度气候均适宜的南极大陆也许曾孕育了一种高度发达的古文明。然而好景不常，因为地壳发生了逆时针大移动，北极漂移到了今天的位置，南极漂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南极点，气候突然异常寒冷，大陆被冰雪覆盖，南极文明也就随之消失了。非常有意思的是，远非只有爱因斯坦一人持这种观点，与他持类似观点——人类文明可能源于远古南极的科学家不在少数。
1949年，美国海军上将贝尔达率领一支探险队到达南极罗斯海考察，结果发现那里的古河床里，有很多由河流带到南极并沉积下来的中纬度细粒岩石以及其他沉积物。后来，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对这些沉积物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它们已有6000多年了。也就是说，在6000年前，南极曾处于冰川前期很温暖的时候，百川奔流，草木葱茏，充满了生机。这证实了一个惊人听闻的观点：在冰雪完全覆盖之前，南极洲曾被人类探访甚至定居过。有三种猜测：南极史前文明消失之谜。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在1万多年前，南极大陆处于温带。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甚至可比18世纪的科学水平。那里的人们掌握着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天文知识，他们率领着船队，穿梭于大洋大陆之间。他们把自己的文明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给蛮荒落后的大陆带去智慧和奇迹，也成为彼此文化间交流和联系的桥梁。
但是，这个文明怎么会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不留一点儿痕迹的呢？据此科学家们提出三种猜测：第一，可能是地壳突然发生变动，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也淹没了曾经传播文明的王国和人民。另外，有些科学家认为，南极史前文明并没有完全消失，可能因为地球气候发生变化，南极大陆逐渐被冰雪覆盖，曾经的史前文明被厚厚的冰层永远埋葬。第三种可能就是这种文明仍然存在，他们可能将自己的先进知识最早传播给了埃及人或者闪族人。
在《勒俄特依》一书中，彝族的圣祖——“居木惹牛”乘一巨大的木方舟“漂洋过海21天”后，才达到一名叫“兹合鲁烈”（在《古侯》一书中说是“默合鲁烈”）的陆地高山之峰的详细记载。书中还记载说，居木惹牛的哥哥“居木惹依”乘一大量镶有金、银的铜船漂流于汪洋大海之间时，被巨浪淹没于深海底中；二哥“居木惹甘”乘一只大铁船漂流在海洋的半途中时不幸也被浪涛卷入海底，没有一线生还；只有老三“居木惹牛”所乘的那一巨大木方舟“漂流21天”后达到一名叫“兹（默）合鲁烈”的一陆地山峰而获救繁衍生息至今。这里，我们是否可以证明或者确定彝族的古代人是从南极漂洋过来的？或者说有从北极走过去的部落群体呢？
《勒俄特依》一书中关于“九天天不黑，九夜夜不亮”、“九天不出日，九夜不出月，九天没有夜晚，九夜天不亮”等等记载，我们是否又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是不是一次史前核爆炸或者说这是一起自然的核自爆现象引起的？
公元1908年6月30日，在俄罗斯帝国西伯利亚洲森林的通古斯河畔，在位于今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卡地区，一团巨大的火球划破苍茫的夜空，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天空出现了强烈的白光随即，引发了一场相当于1000枚广岛原子弹能量总和的大爆炸，爆炸引起的大火，烧毁了周围数百英里内的原始森林，成群的驯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爆炸后的数日内，通古斯卡地区方圆9000英里的天空，被一种阴森的桔黄色所笼罩，犹如一个巨大的火球，远在西欧的人，竟然能在夜间不用灯火看报！气温瞬间灼热烤人，爆炸中心区草木烧焦，70公里外的人也被严重灼伤，还有人被巨大的声响震聋了耳朵。英国伦敦的许多电灯骤然熄灭，一片黑暗；欧洲许多国家的人们在夜空中看到了白昼般的闪光，甚至远在在洋彼岸的美国，人们也感觉到大地在抖动……其破坏力后来估计相当于10-15百万吨TNT炸药，并且让超过2150平方公里内的6000万棵树倒下。欧洲和俄国西部的夜空有如白昼，亮到晚上不必开灯就能够阅读报纸；爆炸中心受破坏，树木直立而没有倒下。
爆炸中人畜死亡，前苏联的科学家卡萨耶夫经过研究后说，这是核辐射烧伤造成的。他认为通古斯大爆炸是一艘外星人驾驶的核动力宇宙飞船，在降落过程中发生故障而引起的一场核爆炸。此论一出，立即在前苏联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应。索罗托夫等人进一步推测该飞船来到这一地区是为了往贝加尔湖取得淡水。还有人指出，通古斯地区驯鹿所得的癞皮病与美国1945年在新墨西哥进行核测验后当地牛群因受到辐射引起的皮肤病十分近似，而通古斯地区树木生长加快，植物和昆虫出现遗传性变异等情况，也与美国在太平洋岛屿进行核试验后的情况相同。
多年来，有关通古斯大爆炸的原因说法不一，从1927年开始寻找陨石碎片以来，人们不断提出各种假说，试图揭示通古斯大爆炸的原因，其中包括陨石撞击说、核爆炸说、飞船坠毁说、黑洞撞击说、彗核爆炸说、宇宙尘埃云与地球相撞说、彗尾撞击地球说、宇宙飞船核爆炸说、火星飞船爆炸说、反物质陨石湮灭说、飞碟分裂说、流星破坏地球电离层说、陨石静电破坏森林说、行星星核碎片说、雪人飞船入侵说、外星文明回应地球信号说、白矮星星超密碎片撞击说、闪电引发甲烷气体爆炸说、爆鸣气爆炸和水分解说、提出反物质彗星撞击说、冰陨石撞击说、反物质湮灭说、提出含碳球粒陨石说、小行星撞击说、无线动力鱼雷发射影响说、地外物质(可能是铱含量极高的行星)撞击说等等20多种学说。
二战期间，通古斯卡大爆炸的确定曾一度中断。二战后，由于人类首次领略了核爆炸的威力，因而，有人指出，只有核爆炸，才会有如此巨大的摧毁力。只能有一个解释：此乃外星人所为。一时间，这一观点轰动一时，整个平常界为此沸沸扬扬。科学家们纷纷推测是，是外星人的飞船事故呢？还有外星人的地球上做的实验？然而，这种推测却找不到任何科学的依据。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计算机模拟出了大爆炸的真空效果：当一块直径约200英尺的陨石以45°角撞向地球时，由于与大气的剧烈摩擦，使其充分燃烧和分解，恰好在距地4英里的高空处爆炸，冲击波扬起的地面尘埃高达大气外层，反射回的日光恰好解释了当年通古斯卡周边地区的如昼之夜。
1908年的通古斯卡核爆炸与彝族的《勒俄特依》一书中所描述的大体一样，但是，人类掌握核爆炸的技术是在本世纪40年代才开始的，正如在6500万年前，昌盛一时的爬行类动物恐龙神秘地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第一代人类文明”——彝族古书中记载说是“社社、菩素、格奥、流里、佳章”等，也是因为某种原因，从地球上神秘地消失了。这是不是彝族史书中记载的史前一次核大爆炸引起的原因与出现而造成的现象呢？
二、彝族人是“漂洋过海”而来的吗？
远古的时候或者说在史前彝族先人已经掌握着“先进的航海技术”和造大船的能力了？从现在的凉山彝族谱牒来看，居木惹牛到古侯、丘尼大约有60-120代不等，又从古侯、丘尼到现在已有80-110代左右。按照国内外人类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公认、所共识的以一代30年计，先后推算起来一共有5000多年时间。
在5000多年前，彝族的先人通过天文知识，他们能够率领着船队，穿梭于大洋大陆之间？那个时候，彝族古书中已经记载有彝族先人已经能够制造出金船、银船、铜船、铁船和大型木舟船的能力了。尤其是还可以在彝文象形文中看出，远古时候，彝族人已经知道并且懂得了从海洋地平线中观察日出与日落。彝族古语称太阳为“更”，从象形文中可以看出这个“更”字是在大海洋中观察到的太阳，有海平线上日出或日落时阳光照射或者说倒影在航船远方而构成的象形文。
彝族历史中，居木惹依、居木惹甘、居木惹牛三兄弟时代，在《勒俄特依》一书中的《人类洪水泛滥》章节里记载说，世间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三兄弟中，唯有居木惹牛乘一巨大木方舟“漂流21天”后达到一名叫“兹合鲁烈”（有古书上记载说是“莫合鲁烈”）的陆地山峰，后来海水退去后，彝族的太祖——居木惹牛及其后代方繁衍生息至今。有学者说，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一书中的第十章《人类洪水泛滥》里所记载的内容和地点是在成都平原，也有学者说是在古滇池附近。为此，笔者就成都平原和古滇池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查阅，并且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解读。
成都平原，西北起自灌县附近的神仙桥,东至金堂附近的龙泉山,南至新津县城附近的熊坡山。南北长只有110公里,东西宽也只有80公里,面积大约9000平方公里,是西南三省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海拔600米左右。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这样试问，“南北长只有110公里,东西宽也只有80公里,面积大约900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真正需要“漂流21天”吗？当然不需要。
再说滇池吧。滇池又名昆明湖,位于云南昆明市西南,是个狭长的断层湖,南北长40公里,东南平均宽8公里,水深平均约5.5米,面积约330平方公里,海拔约1900米，为我国的第六大淡水湖,是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滇池地处长江、红河、珠江三大水系分水岭地带,属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即属长江水系）,流域面积2920平方公里（有文本说流域面积2855公里）。根据可靠资料，300万年前的古滇池湖水面积为1260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滇池面积的4倍。1938年滇池面积尚有330.6平方公里,而1983年重新测定滇池面积时，已经减少为306.3平方公里,在45年内滇池面积缩小了24.3平方公里。滇池北部的长堤——海堤,把滇池分成外海(堤外部分)和草海(堤内部分)两部分,此堤及只有25平方公里的平浅草海。据载，滇池从前曾有500里,现在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约8公里,湖岸线长163.2公里,总面积300平方公里。滇池约在1亿年前,为石灰岩断层，滇池水由海口注入普渡河，汇入金沙江。
这里，我们又可以这样试问：“300万年前的古滇池湖水面积为1260平方公里”，难道这也需要用21天的时间漂流才能够达到陆地岸边的山峰吗？当然不需要，回答对谁来说都是肯定的。这些都能够足以说明，在远古的时候，彝族的先祖是“漂洋过海”而来的。如果说彝族的先祖不是“漂洋过海”而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彝族的先祖曾经“漂洋过海”而去过。这里有一个流传在四川大凉山彝区的彝族民间故事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彝族的先祖曾经“漂洋过海”而去过。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传说的：
相传在很远古的时候，彝族的祖人们不知道太阳从何而来、要到何方而去。于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们告别亲人，要到远方去寻找“太阳的家”。他们自东向西走走停停一直走了大约五六十年的光景，但是，他们返回故地了最终没能找到“太阳的家”，却在“地球的那边”带回了红艳艳的玉米棒，也带回了洋芋和烟叶种子。当年的小伙子们回来时一个个都“白了头发，白了胡子”，都成了鬓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的心上人有的早已不在人世了，还活在人间的也个个都是膝下无儿无女、一生守了寡。
为了表达一种爱的情义，他们带回的红玉米棒被老人们当作忠贞不愈的爱情信物以相赠。有一年的雨季，这一爱情的信物——红玉米棒，因房屋漏雨而被淋湿后发了芽。于是，有人把它移载在了田地里，等至秋天之后，又一次收获到了红艳艳的玉米棒。后来，年轻的情侣们以红玉米棒来相赠，以表达心中的爱慕之情和爱情忠贞不愈之心，这一古习俗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被传承了下来而流传至今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彝族的祖人没有制造大船的能力，他们怎么能够绕地球一周后再回到原来的居住地？还有四川凉山彝族人在古彝语中至今称洋芋为“坝坝”，这和拉丁美州的印第安人称洋芋为“罢罢”的音是完全一样的。
三、远古的时候，彝族人怎么知道“白色人种”的居住地？
在《勒俄特依》和《古侯》（公史篇）等书中同样有这样的记载：“吾迪尔曲波，是白种人的居住地；这里的石头是白色的，长在这里的树是白色的，长在这里的草也是白色的，长在这里的鸟是白色的，长在这里的兽也是白色的，我不迁徙此地。”
彝族古先人最早到过的“吾迪尔曲波”，所到之处完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和所看见之物都是白色的世界。书中特别强调说，“吾迪尔曲波，是白种人的居住地”。白色人种，俗称“白种人”，又称欧罗巴人种或高加索人种，是主要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和印度北部的一个人种。16世纪以后，即在近5个世纪以后方才随欧洲殖民扩张扩散或大量移民的迁入而达到美洲和大洋洲的。白色人种是世界四大人种之一，又称欧罗巴人种、欧洲人种、欧亚人种、印欧人种或白色人种。主要分布于从印度到西班牙的一片广大地区，包括欧洲及相邻的北非、西非和印度。主要种族有：日耳曼人、拉丁人、斯拉夫人、含闪人等。
古代中国也有白种人生活？我们可以这样肯定地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历史上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融入中国文明这股巨大的洪流，中国文明并非一直是闭关自守的文明。在古文献中虽然也有白夷、白狄的记载，但像彝族《勒俄特依》一书中记载，并且能够让彝族先人知道上古时代白种人的分布和居住地情况的，其中的根据来源实属不太明了。
关于白种人的起源，一种意见认为，部分尼安德特人逐渐进化为晚期智人，然后又形成了今天欧洲的白种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欧洲的现代智人是从其他地区迁移过来的，他们侵入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区域，消灭了土著的尼安德特人而形成的。
人种是人类发展初期形成的有共同体质特点的人群。这些具有遗传性的体质特点，包括肤色、发色与发型、眼色、头型、鼻型、脸型、血型、骨骼等。早在人类发展的初期，其身体外表上的重大差别就已形成，这种差别是由于人类各集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相当隔离地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下的缘故。因此，地球上的人类可分为三个主要人种：白种、黄种、黑种人三个人种。
在古彝族人的心目中，“吾迪尔曲波”这个地方完全是个白色的天地、白色的世界。这个地方究竟是在哪里呢？有解释说，“吾迪尔曲波”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贡嘎山。可是我们知道彝族现今对贡嘎山的称谓是“吾则尔曲波”，而不是“吾迪尔曲波”，“则”与“迪”有一字之差别。就因为有着这一字差别，“吾则尔曲波”和“吾迪尔曲波”的含义就相隔甚远了。“吾则尔曲波”的意思是贡嘎山，其词根词源是指“像一根雪白萝卜的大雪山”；而“吾迪尔曲波”的意思却是“一处一望无际的四季覆盖有皑皑白雪的最大的陆地”。贡嘎山的山峰有可能一年四季有皑皑白雪，但是它不是一望无际的覆盖有皑皑白雪的最大陆地。
彝族人一般称坝子为“觉”，称大坝子为“觉巴”，称大得不能再大的平原、平地或一望无际的直线陆地为“迪、迪莫”或“迪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吾迪尔曲波”是指西伯利亚一带，或者说这是在北极圈或南极圈内。试想，只有那里的树木挂着雾松，那里的北极熊是白色的，那里的海鸥是白色的，那里还有白色的海狮、白色的海豚、白色的海獭、白色的海龟、白色的雪兔、白色胸脯的企鹅，还有白色人种雅利安人…这些才与彝族史书《勒俄特依》和《古侯》中记载的“吾迪尔曲波，是白种人的居住地；长在这里的树是白色的，长在这里的草也是白色的，长在这里的鸟是白色的，长在这里的兽也是白色的”相吻合。
四、远古的时候彝族人能够制造巨大航船的能力了吗？
从彝族古史书《勒俄特依》中关于居木三兄弟制造并且乘金船、银船、铜船、铁船和大型木舟船漂流21天来看，似乎在那个年代彝族的先祖已经能够制造出巨大航船的能力了。笔者在古彝文书和古彝文字中研究发现，很多古彝文字的象形文或说造字结构与船有很大的关联。例如在古彝文的字形中，有竹船、木船、皮伐船、板船、帆船、密封船、捆绑船、牵引船、漂流船、高层船、低层船、风船、圆船、心形船、压力船、引力船、破冰船、回流船等。此外，在古彝文中还有大量的在船上观察之后，创造的会意字。例如有人力船、气船、漂浮船、拉力船、高速力船、自动船、气帆船、旋力船、回翻力船、引领船、沉力船、合力船、冲力船、稳力船、运载船、涨潮船或落潮船等等。
有人说，彝族在那个时候能够制造大航船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步登天。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勒俄特依》和《古侯》（公史篇）等书中得到正确的答案。书中有记载说，居木惹牛在海洋漂流中所乘坐的船，“船内可装祀猪祀鸡，可装金银财宝，可装日用家具，可装口粮食物，可装牛羊等活畜”。试想，能够承载这么多东西的船，这船的面积或说承载量不应该说算太小了吧？还值得一提的是，居木惹牛在海洋漂流21天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并且研究发现，他所乘坐的船只足以证明，在当时，彝族人已经具有了先进的造船技术，其船内的温度、湿度和通风条件都具有了很高的水平。这何以见得呢？
在《勒俄特依》一书中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很小的细节：在该书《人类洪水泛滥》的章节里，在居木惹牛在海洋漂流过程中，事先由于怕在海洋中漂流时间过长而辨别不了昼夜，居木惹牛在所乘坐的密封船内放养了公鸡和母鸡。每天只要公鸡一打鸣，显然就能够知道是昼是夜了。后来，经过21天（或许更长一些）的漂流，船内的母鸡生下了蛋不说还孵出了小鸡。母鸡要孵出小鸡一般需要21天左右，因此，我们说居木惹牛在海洋漂了21天的依据也由此而来。
另外，根据科学原理，母鸡要孵出小鸡还需要四个必要的孵蛋条件：1、温度，鸡胚发育的适宜温度为华氏100度，既摄氏37.8度。2、湿度，鸡胚需要的相对湿度应为70﹪至60﹪。3、翻蛋，母鸡在孵蛋时隔一段时间就要翻动一下鸡蛋，既为了鸡蛋受热均匀，又防止胚胎粘在蛋壳上造成死亡。4、通风，胎胚发育需要适度的通风。当然，这只是外因，内因鸡蛋必须是有足够生命力的受精卵。试想，一个能够保持温度、湿度和通风条件以及还能够使鸡群在一定时间、一定的空间内能够进行交配使鸡蛋受精的密封船，它不应该是一只小船的概念了，而应该是一艘具有史前高科技的有密封性能功能的大航船了。
五、远古的时候，古代彝族先民是怎么知道地球有“四大洲”的？
像中国汉族的《山海经》一样，彝族的史诗《勒俄特依》是我国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珍贵古籍。《勒俄特依》是一部神秘莫测的古史书。由于成书年代久远，语言简练而晦涩，加上语言、环境的变化，十分难读难懂，致使为该书蒙上了一层特别神秘的色彩，被誉为“中国彝族第一奇书”。近代以来，甚至有学者或历史学家、民族史专家把它列入神话、传说、异闻之类，常使研究者望而却步，一读三叹。然而深入研究后，我们却会惊奇地发现，《勒俄特依》中所记载的并非神话而是“信史”，是以史前文明为中心的“人类天下迁徙志书”，其中含珍贵的世界古代文化史料和史前高科技文化与文明，堪称一本难得的“博物志”。
《勒俄特依》是中国彝族上古时代“恩厅古兹”（《山海经》中说是“黄帝”，彝语意为“天上之皇”或“天帝”）等几任统治者先后派人去世界“四方大洲”考查后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勒俄特依》大约成书于5000多年前，在四川大小凉山彝区主要以口传形式流传民间之今，上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被收集、挖掘和规范整理后得到正式出版发行，有彝汉对译本，有彝族文字版本。
“四方大洲”，在《勒俄特依》中的《天地史》一章节里和《古侯》等彝族史书中被称其为“母尔第阿”，彝语的意思为“四块大陆地”。按照现在的地理知识，地球应该是“七大洲四大洋”，然而古代彝族先民为何说或者说怎么知道地球只有“四块大陆地”的呢？在这之前，彝族古代人说，地球只有“一块大陆地”，彝语叫“杂罗次列通阿”或“杂罗次育通阿”，其词根词源之含义就是——“地球最早只有一块大地的时候”。这里的“次列”，彝语意思为“一团、一方”或“一块”；而“次育”是指有一快“正在生长、正在长高、正在形成、正在漂移、正在移动”的大地之含义。
根据地球漂移学说，地球在1.8亿至2.4亿年前就是一块大陆地，在1.8亿后漫漫漂移成多块。在6000万年前，地球的整个一块大陆地就开始漂移成“四块大陆地”，即拉丁美洲为一块、非洲和澳大利亚是一块、亚欧大陆是一块、南极洲大陆是一块。以上古代彝族人的那些说法是和大陆漂移说是完全相吻合的。早在公元1620年，英国人培根就已经发现，在地球仪上，南美洲东岸同非洲西岸可以很完美地衔接在一起。到了1912年，德国科学家、气象学家韦格纳根据大洋岸弯曲形状的某些相似性，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假说。经过大量的研究表明，大陆的确是漂移的。人们根据地质、古地磁、古气候及古生物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重塑了古代时期大陆与大洋的分布。
大约在2.4亿年前，地球上的大陆是汇聚在一起的，这个大陆由北极附近延至南极，地质学上叫泛大陆。在泛大陆周围则是统一的泛大洋。此后，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泛大陆开始解体，北部的劳亚古陆和南部的冈瓦纳古陆开始分裂。大陆中间出现了特提斯洋（1.8亿年前）。此后，大陆继续分裂，印度洋陆块脱离澳大利亚-南极陆块，南美陆块与非洲陆块分裂；此时的印度洋、大西洋扩张开始。到了6000万年前，已经出现现代大陆和大洋的格局雏形。以后，澳大利亚裂离南极北上，阿拉伯板块与非洲板块分离，红海、亚丁湾张开，形成现代大洋和大陆的分布格局。
韦格纳用大西洋两岸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大量详细的相关现象，指出在古生代全球只有一块陆地（泛大陆），周围是一片广阔的海洋（泛大洋）。到了中生代，由于地球自转产生自东向西的潮汐摩擦力和从两极向赤道方向的离心力切向分力的作用，泛大陆开始分裂和漂移。漂浮在玄武岩硅镁层（又称玄武岩层）基底上的花岗岩质的大陆，都自两极向赤道和自东向西漂移，美洲漂得最快，亚、澳大陆漂得最慢。首先美洲和欧洲、非洲之间形成大西洋，接着澳大利亚和南极洲之间出现印度洋。这一漂流过程很缓慢，直到第四纪初期才形成象现代世界上海陆分布的轮廓。
韦格纳认为古生代后期全球只有一个庞大的联合古陆，称为“泛大陆”。中生代，由于潮汐摩擦和从两极向赤道方向的挤压力，泛大陆开始分裂，较轻的花岗岩质大陆在较重的玄武岩质地幔上漂移，逐渐形成现今的海陆格局。韦格纳还认为地球上的山脉也是大陆漂移的产物，如纵贯南北美洲大陆西岸的科迪勒拉山系，就是美洲大陆向西漂移滑动过程中，受到太平洋玄武岩基底的阻挡，被挤压褶皱形成的；亚洲东缘的岛弧群，是陆地向西漂移时留下的残块（花彩岛），格陵兰的南端、佛罗里达、火地岛等弧形弯曲，都是向西滑动脱落摩擦的结果；东西向的各大山脉，如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等，也是大陆从两极向赤道挤压的结果。
韦格纳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从地质、地形、古生物、古气候和大地测量等方面，详细地论证了大陆漂移说。这个假说当时引起了地质学界和地球物理学界的重视。但是，对于大陆漂移的机制和规律，则有很多学者表示怀疑。20世纪50年代以来，古地磁学的研究表明，地质历史时期磁极的移动，只有用大陆漂移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大陆漂移说又获得了新生。
韦格纳的地球漂移说，完全与彝族前人流传下来的以及和《勒俄特依》、《古侯》等书中记载的“地球只有一块陆地（泛大陆）”和地球在6000万年后漂移成只有“四块大陆地”的观念不谋而合。有学者说，彝族的历史不过是只有上千年。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如果彝族的历史果真只有那么上千年的话，彝族人的《勒俄特依》、《古侯》等书为什么能够知道上古以前的事呢？如果不是这样，河南株州工学院教授刘志一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会说：“古夷（彝）文字至少也有9000年，是西方拼音文字的鼻祖了”。
六、《勒俄特依》和《古侯》中有“史前核爆炸”记载？
《勒俄特依》确实是一本奇书，奇就奇在它记载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和史前人类高科技文明和高科技带来的灾难。在《勒俄特依》一书的第四章《支格阿龙》和《古侯》（公史篇）里，我们首先可以得到“史前核爆炸”到来前夕的征兆：“虎经过之日，彩映天上云；豹经过之日，山垭起巨风。”
彝族人一般说最厉害的东西、或者说无法抗拒的东西都用“虎豹”来表达或形容，这里所说的“虎豹”当然就是核爆炸了。书中记载说，在核爆炸的时候，“染红了天上的云”、“白云变红云”。核爆炸之后不久，《勒俄特依》中还记载说：“树木已殆尽，风草已殆尽，流水已殆尽”，一时间出现高温状态。又在核爆炸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书中记载说：“一切树木都倒下了，不倒的树木都往下长；一切植物不再开花，飞禽走兽一切都哑雀无声了。”又在核爆炸之后的不长时间里，奇迹怪异发生了：“蛙有树桩高（《古侯》中说蛙有竹篓或石堆高），蛇有地坎粗，蜂有兔子大，苍蝇有斑鸠大，蚂蚁有兔子大，蚱蜢有牯牛一般大，老鼠有小猪儿一样大。”
以上动物发生这样的变异，只有核爆炸之后的核放射和核辐射作用才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过去，人们读了《勒俄特依》中的这一怪异现象后，都认为这是彝族先人的美丽想象和夸张神话传说。也就是说，这种动植物的奇特变异的突然发生，却没有多少人从远古时期或说史前一次剧烈的核爆炸联系在一切。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前苏联设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进行一项实验时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站泄漏事故，造成30人当场死亡，8吨多强辐射物泄漏。此次核泄漏事故使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酿成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的一次大灾难，一次“核殇”。据载，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其放射危险将会持续10万年，事故的辐射量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量的200多倍，而且放射性物质通过风力、雨水等各种传播途径，还迅速扩散到苏联西部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
遭到大剂量的核辐射是致命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身患各种疾病，其中最常见的是甲状腺疾病、造血功能障碍、神经系统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等。从第5-10年开始出现发病高峰，其中以癌症居多，15-25年是新的癌症发病高峰期。俄罗斯生物物理学家捷耶夫曾经对这次核泄露评价说，“从理论上来讲，核辐射对人体机能的损害可以在人体内潜伏40年以上。但到目前为止，对遗传基因所造成的破坏情况还没有发现更明显地增长，但对自然界造成的危害恐怕200年也难消除。”
据报载，切尔诺贝利核泄露后的不久，那里的动物也出现了怪奇的变异现象，说老鼠长成25公斤左右的小猪一样大，驾驶直升飞机在核泄露上空观察的驾驶员，其后来有的全身骨头彻底被软化，人体变成肉团，还有畸形婴儿不断，另外周围的植物也出现不停疯长等变异现象。
以上这些，都和彝族《勒俄特依》、《古侯》中记载的核爆炸完全相同或者说相吻合。《勒俄特依》、《古侯》中的《人类起源史》一章中说，那场核爆炸之后，在该书中我们发现当时生长的植物和人类同样出现过快速疯长或不长的现象。书中记载说：“雨下落土壤，生下痴呆儿迟钝女，走动腰不能动，一代只有坐着高，二代一人高，三代松树高，四代高如红杉树，五代高至悬崖壁，六代高入天，七代植物方开花，八代人类方坐得直。”还说，“树木倒起长，河水倒起流”。
所幸的是，《勒俄特依》中所记载的这场核爆炸，没有像切尔诺贝利核泄露那样给史前人类带来特别大的灾难。但是，它潜伏着的核辐射对人体机能、植物基因的损害，8代人以一代30年计，大约持续了240年或者说更长远一些。然而，书中我们发现，史前这场核爆炸没有给史前人类带来太大的灾难，而且是被迅速地控制住了。书中记载说，被核辐射的“蛙被打成腰包大，蛇被打成竹杆粗，蜂被打成小石子大，蚂蚁被打成原来的模样，蚱蜢被打成原来的形状”、“树木开始向上长，河水开始往下流”、“叫树开花便开花，叫草木生长就生长，让众禽群兽啼鸣就啼鸣”。
是谁，是什么高科技智慧力量能够在当时尽快制止了这次核爆炸带给史前文明的灾难？《勒俄特依》中记载说，能够避免这次大灾难的最大力量归功于一个名叫“支格阿龙”的英雄。“支格阿龙”是个怎样的人物？《勒俄特依》中说，“支格阿龙”是天上的雕鹰落下三滴鲜血在一个名叫蒲莫尼衣姑娘的下身之后生下来的奇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支格阿龙”完全是个“试管婴儿”而成长起来的，是一个高智慧力量、高智慧生命的人。
以上这些在《勒俄特依》等书中的记载，似乎表面上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是有点奇谈怪论，甚至还有点像神话，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研究、去发现或去相对比的时候，它不是一次核爆炸又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完完全全可以认为它是史前经过一场剧烈的核爆炸之前与之后所带来的真实的原始记录。
七、古代彝族先民最早发明了“指南针”？
在《勒俄特依》一书中的第一章里，我们首先发现了彝族古先人在漂洋过海而来或而去中发明了指南针的记载。在那个古远的年代，彝族人怎么能够发明指南针的呢？该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在石南俄特的时代呀，手拿四根铜大针铁大针，一根指北边，北边显一方；一根指南边，南边显一方；一根指东边，东边亮一方；一根指西边，西边亮一方。”书中还说，有了这“四根铜大针铁大针”之后，“日出亮堂堂，月出亮堂堂，星出亮闪闪。”这里的“亮堂堂、亮闪闪”不是指天文原理上的自然发光现象，而是指或形容彝族古人在迁徙的路上终于有了东南西北“明确的方位”，就是说有了指南针。不过，在彝族的《勒俄特依》一书中的“指南针”最早叫做“指北针、指南针、指东针”和“指西针”。
八、古代的彝族人曾经与外星人亲密接触过？
据《勒俄特依》一书中记载，远古的时候出现“白天出六个太阳，夜晚出七个月亮”，并且不停地在“东方与西边出现”。这又是什么自然现象或反自然现象？或者说这是彝族历史上有资料可查的UFO（飞碟）出现在彝区上空的最早原始记录？在《勒俄特依》一书中的第四章《雪源十二族》里还详细记载了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失事而坠落的情况。书中记载说，“天上突然降落不明飞行物，降落在恩基金乃的高山上，九天烧到黑，九夜燃到亮；白天看见燃时一片烟云，晚上望见燃时一片通红”。
这个不明飞行物因失事坠落下来的在书中彝语称作“尼剧”，其彝文形状酷似现在人们看见的两个半边重叠的飞碟和一个向下坠落失事的飞碟。这或许是，当时彝族古代人亲眼看见了两飞碟意外相撞而坠落失事后，根据当时的目睹情况创造出的象形彝文字。奇怪的是这一次外星人的飞碟失事而坠落本应有响声，可是该书中对飞碟失事坠落的响声只字未提。这是不是飞碟在迫降时所起的大火？《勒俄特依》中说，“大地之上啊，太空黑沉沉，云彩黑压压，不明物体慢慢地降落，降落在石堆上（有版本说压在大石板上的），留下一个不死的。”
更为惊奇的是，在书中我们发现当时飞碟在彝区高空不分昼夜地频频进出，甚至有的时候当空、低空飞行。“白天出六个太阳，夜晚出七个月亮”，就是这个实录或明证。这白天出现的“六个太阳”或因在白天发红光或因受太阳光发射，被当时的古代彝族人误认为是“六个太阳”了。“夜晚出七个月亮”，也是同样的道理，是飞碟受月光发射或飞碟在夜晚飞行时发出的一团团白光。只是由于当时彝族人所观察、看见飞碟在夜晚飞行时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出现视觉误差，被说成“七个月亮”罢了。
当时飞碟在呈金字塔型或“人”字形低空高速度飞行时，由于受视觉误差的缘故，此刻的飞碟飞过人头上空时，往往很容易误认为似乎是以“三三三”型组合排列飞行，其实是按照“一三三”组合排列飞行的。也就是说飞碟在呈金字塔型或人字形飞行的同时，还组合排列成“个”字形飞行。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视觉大误差，多数、重复数或少数了第一个飞碟，而形成的数目成为了“六个”或“七个”。其实飞碟的数目都应该是一样的，都是“七个”。
值得留意的是，当其我们从另一种角度区研究这“白天出六个太阳，夜晚出七个月亮”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新结论：本来飞碟是在夜晚飞行的，看上去当然是“七个”，前面不是已经提及到在《勒俄特依》中因飞碟意外相撞失事而坠落过一架的吗？这不正好是成了“六个太阳”——6架飞碟？也就是说彝族古代人最后看到的“六个太阳”是因为有一架飞碟失事后，其它的飞碟在半空中飞来飞去在寻找地面上那架坠落的飞碟时所看见的另一场景。
最为惊奇的还在后头。《勒俄特依》中还记载说，古代彝族人零距离接触了外星人，并且还近距离看见了外星人的模样。该书中记载说，有一架飞碟降落在地面的“大山极地下”而“若离若近”。书中又说，飞碟的大部分窗口都熄了灯火，只有一扇窗口依然开着亮灯。古彝文中说“留下一个不死的”或说“剩个没死的”。这里说的“不死的”、“没死的”，就是指“窗口亮着灯”的意思。彝族人一般称灯或火焰都不说“熄灭”，而说“死”。在这之前，彝族古代人看见飞碟时都称为“太阳”或“月亮”，经过零距离看见飞碟后，才发现又不是“太阳”或“月亮”。书中说，“是太阳和月亮吗，又没有按照规律该日出的时候出，该月亮回归的时候回归”。
古代彝族人特别感到奇怪，于是走进了飞碟旁边，并近距离看见了飞碟上的外星人，看清楚了外星人的模样：“头是蛇的头，身是兽的身”。古代彝族人从此开始称外星人为“色”或“色惹”，有的地方称“色尔”，意思就是“神灵”。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大胆的设想，这“头是蛇的头，身是兽的身”的，是不是当时身穿着宇航服的外星人？从古彝文字中彝族称外星人的象形文里看，百分之百像一个穿了宇航服的人。古代彝族人还看见了走出飞碟窗口外的外星人，但是外星人始终呆在飞碟舱内的时间多。于是，书里明示或暗示他们曾前去请外星人出来的经过。书中记载说，“要日出来不肯出，要月露面不肯露”。
因为飞碟降落在地面时，古代彝族人都看见是银白色的。当时的彝族人很是希望与外星人交往、接触，于是，按照飞碟银白色的特点，彝族人就开始想方设法也用银白色的动物宰杀来祭外星人。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拿白的来祭，拿白的来请，拿白的阉鸡宰杀来祭。”但是，外星人依旧不肯出来，于是，古代彝族人再用“白牯牛、白公鸡”宰杀来祭。说“取出四钵烧烤肉，搁在地面的四方，日肯走出就祭日，月肯露面就先请月”。可是，飞碟舱里面的外星人依然没有一个肯走出来，书中说“怎么请怎么呼喊也不肯出”。后来，这架飞碟变成“一团白云”，“似看得见又看不见地飞走了”。飞碟飞走的时候，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若离若现、似近非近、似远非远”。
我们又从彝族《勒俄特依》第二章中的《开天辟地》里可以得知，那架外星人的飞碟或飞船失事坠落后，飞碟船舱里的外星人走出舱外维修飞碟（飞船）的场面描写。书中描述外星人道：“远看（外星人）走落慢腾腾，脚步一偏又一倒，似婴孩蹒跚的步履，使用一种风箱气管一呼又一吸似乎很吃力，似蚯蚓在蠕动又好像蛇虫在爬行。”这些都可能是外星人到地球后，由于受地球引力的影响或作用以及外星人的各种体能不适应地球的诸多原因，而造成外星人在地面行走时跑跑颠颠、偏偏倒倒的，却不能够像地球人行走时那样而稳稳当当。除此之外，古代彝族人还零距离看见了飞碟（飞船）的形状，书中有记载说“头部有喜鹊做巢，腰间有蜜蜂做巢，鼻孔有蝙蝠出入，腋下有松鼠爬行，肚脐有吉子鸟飞行，脚背上有蚂蚁往来，脚跟有斑鸠栖息。”失事坠落的飞碟肯定是艘大型的航母飞碟。书中所叙述的喜鹊、蜜蜂、蝙蝠、松鼠、吉子鸟、蚂蚁、斑鸠等等，可能是航母飞碟（飞船）上的其它活部件或说是子飞碟。
古代彝族人还看见外星人在维修飞碟（飞船），书中记载说，“卸掉头部的喜鹊巢，卸去腰间的蜜蜂巢，卸掉鼻孔里的蝙蝠，卸去腋下的松鼠，卸掉肚脐上的吉子鸟，卸去脚背上的蚂蚁，卸掉脚跟上的斑鸠”。当时，失事坠落在彝区的飞碟（飞船）可能是外星人的一艘大型的宇宙飞碟航母或飞船航母，只有是一艘大型的飞碟航母才有可能说“卸掉、卸去”之类的语句出现。因为在彝族的古史书中和日常生活以及彝族语法中，只有具体指一个人或动物身体上有物体并拿下来时方能够说是“卸掉、卸去”之类的话。在《勒俄特依》一书中，在叙述飞碟航母时，都运用了拟人手法，是把飞碟航母当作一个巨人来特殊描写的。
后来，“只看见三团白云直冲云霄”不见了飞碟（飞船）。是飞碟（飞船）在外星人的维修之后，“云雾轰地飞，直升到太空”。飞碟（飞船）飞向太空而去时，书中还补充说，“日走亮煌煌，月走明朗朗。”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提出一个大胆推测：彝族《勒俄特依》中记载的以上种种神秘怪物是第一艘访问我们地球的太空飞船。澳大利亚天体生物学家保罗·戴维斯曾经在最《新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个惊人观点，他说∶外星文明也许早将他们的“兴衰史”和对人类的“欢迎词”写进了我们的细胞DNA中，只有当人类的科技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才能读懂DNA中那些由外星人留下的“加密信息”。（作者：诗普尼温（丁长河），彝族，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近几年来开始对远东民族及彝族文化与彝族古籍以及彝族毕摩进行专业专题研究；中国酋长的博客）
陈国光：彝族史诗中的创世神话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0期
彝族史诗是彝族先民在已有的作品基础之上的集体创作，除了民间口耳传承外，还用彝文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据不完全统计，活在彝族人民口头的史诗，已有二十四篇之多。史诗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以诗的语言形式，记叙各民族关于天地形成、人类起源、事物来源、民族迁徙、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史诗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谈话、叙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最早出现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史诗与神话乃至传说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内容上看，各民族的史诗都是各民族先民在其神话、传说、歌谣等业已出现的文体基础上的一种创作。马克思指出：“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的神话，传奇和传说未记载的文学，而且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过去人们只承认外国有史诗，不承认中国有史诗。自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相继被发掘后，才使这一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南各民族尤其是彝族众多史诗的发掘，才使世人惊奇地发现，原来中国的史诗作品如此丰富多彩。
史诗中的创世神话反映了原始先民对天地起源、物种来源、人类起源等重大问题的看法。现就流传在四川凉山的《勒俄特依》，云南大姚、姚安的《梅葛》，云南双柏的《查姆》，云南弥勒的《阿细的先基》和贵州毕节的《天地祖先歌》五部彝族史诗所描述的彝族创世神话作一介绍和探讨。
1、《勒俄特依》为彝语音译，勒俄意为“耳闻、传说”；特依意为“书”。此史诗除在群众中口耳相传外，还有多种彝文抄本。《勒俄特依》认为，天地没有形成之前，有过一个宇宙混沌时期：“上面没有天，有天不结星；下面没有地，有地不生草。……起云不成云，散又散不了……说黑又不黑，说亮又不亮。”它是这样叙述天地变化史的：“天地还未分明时，洪水还未消退时，一日反面变，变化极无常；一日正面变，变化似正常。”接着，“混沌演出水是一，浑水满盈盈是二，水色变金黄是三，星光闪闪亮是四，亮中偶发声是五，发声后一段是六，停顿后又变是七，变化来势猛是八，下方全毁灭是九，万物全殒尽是十，此为天地变化史。”在它看来，天地及万物是从混沌之中一步一步演化而成的。后来在东西南北四方分别诞生了儒热古达、署热尔达、史热府尼、阿俄署布四神人。四位神人和另一位神人阿尔师傅“膝盖做砧礅，口腔做风箱，手指做火钳，拳头当铁锤，制成四把铜铁叉，分别交给四位神人。这四位神人手握铜铁叉，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开辟了一个口子，让风从东方的裂缝进，西方的裂缝出，水从北方的口子进，南方的口子出”。随后“把天撬上去，把地掀下来。”接着阿尔师傅又用四个铜铁球制成九把铜铁帚，“交给九个女神人，拿去扫天地。以帚扫天上，天成蓝茵茵，以帚扫大地，地成红艳艳。四根撑天柱，撑在地四方……四根拉天梁，拉扣在天地的四方，东西两方相交叉，北南两相交叉，四个压地石，压在大地的四方。”后来，阿尔师傅神打制了九把铜铁斧，交给九个年轻神人，“遇高山就劈，遇深谷就打。一处成山，做放羊的地方。一处成坝，做放牛的地方。一处打成平原，做栽秧的地方。一处打成坡，做种荞的地方。一处打成垭口，做打仗的地方。一处打成沟，做流水的地方。一处打成山凹，做人居住的地方。”
《勒俄特依》对人类起源是这样叙述的：“天上掉下一个祖灵来，掉在恩安吉列山，变成烈火而燃。九天烧到晚，九夜烧到亮，白天燃烧浓烟弥漫，夜晚燃烧闪烁光芒。天是这样燃，地是这样烧。为了起源人类燃，为了诞生祖先烧。不断变化着，变化出一对格俄蠢物来。矮小形状怪，刮风冷难熬。能否成人类？不能成为人类。能不能发展成人类？不能发展成人类。又变成松身愚蠢人，一代只有坐着一样高，两代一人高,三代如松树，四代长到天。身长闪悠悠，行动慢腾腾，走路摇晃晃，呼吸如无气，似死又非死。头上住喜鹊，腰间住蜜蜂，鼻子住着丝鸟，腋下住松鼠，肚脐住着吉子鸟，膝腋住斑鸠，脚板住蚂蚁，没有成人类。”后来，“天上掉下梧桐来，霉烂三年后，起了三股雾，升到天空去，降下三场红雪来。雪到地面上，九天化到晚，九夜化到亮，为成人类而化，为成祖先而化。作了九种黑白醮，结冰成骨头，下雪成肌肉，吹风来做气，下雨来做血，星星做眼珠，变成雪族的种类，有血的六种，无血的六种。”有血的六种分别是蛙类、蛇类、鹰类、熊类、猴类、人类。其中还谈到由猿猴变到人的过程：“阿吕居子啊，形状虽像人，叫声似猴音，树叶当衣穿，野果当饭吃，有眼不看路，有嘴不吃牛，有手不做活，如熊掰树梢，如猴爬树顶，不能成人类，居子以后生七子。”
2、《梅葛》是彝语音译，“梅”意为经典；“葛”意为说、唱，梅葛即颂经。《梅葛》是通过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长篇史诗，人们视它为彝家的根谱，每逢年节都要吟唱。《梅葛》认为：“远古的时候没有天,远古时候没有地。”天地是由格滋天神的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造的。造好的天地经打雷试天时把天震裂开了，地震试地时，把地震裂了洞，他们又用云彩补天，地衣叶子去补地。天地补好后，还在摇晃，格兹天神又叫子女提了3000万公鱼来撑地角，700万母鱼来撑地边。当天地刚产生时，“天地间的万物是虎尸所化生的”，虎的“左眼作太阳，右眼做月亮，虎须做阳光，虎牙做星星，虎油做云彩，虎气变雾气，虎肚做大海，虎血做海水，大肠变大江，小肠变成河，虎皮做地皮，排骨做道路，硬毛变树林，软毛变成草。”从此地上才有了万物。
《梅葛》认为人是格滋天神造的。“格滋天神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头把雪变成独脚人，只有一尺二寸长，以泥沙当饭菜，独自一个不能行走，只能两手搂脖子飞行，因无法生存而被晒死了。第二把雪变的人有一丈三尺长，树叶当衣裤，吃山林果，身上长青苔，最终也被晒死了。第三把雪变成的人两只眼睛朝上长，成为直眼睛人。这时格滋天神撒下苦荞、谷子和麦子，但这代人糟蹋五谷粮食，谷子拿去打埂子，麦粑粑拿去堵水口，用苦荞面，甜荞面糊墙。一天到晚吃饭睡觉，睡觉吃饭。于是格滋天神决心发洪水，把这代人换掉。洪水泛滥时，只有一个叫学博若的小儿子照天神的旨意，与妹妹一道躲在葫芦里得以幸免，幸存的两兄妹在神的撮合下，“成亲传人烟”，从此有了横眼睛人。
3、《查姆》是用老彝文记载并广泛流传的一部史诗。“查姆”意为万物的起源，彝族人民把叙述天地间一件事物的起源叫一个“查”，据说《查姆》共有一百二十多个“查”，现搜集到的只有十一个“查”。《查姆》认为，“远古的时候……上面没有天……空中不见飞禽……没有太阳照耀，没有星斗满天，没有月亮发光，更没有打雷扯闪。”又说：“最古的时候下面没有地……没有草木生长，没有座座青山，没有滔滔大海，没有滚滚河川。”认为整个宇宙是“天地连成一片”，“分不出黑夜，分不出白天。”那么这个所谓“连成一片”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雾露”。在具体说明“雾露”是世界的本原时，《查姆》指出：世界之初，“只有雾露一团团，只有雾露滚滚翻”，“雾露里有天，雾露里有地”，“雾露飘渺太空间……时昏时暗多变幻，时清时浊年复年。”
《查姆》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世界之初，“雾露飘渺大地，变成绿水一潭，水中有个姑娘名叫赛依列，他叫儿依得罗娃最先来造人。”“人类最早的那一代……名字叫‘拉爹’；‘拉爹’下一代，名字叫‘拉拖’；‘拉拖’的后一代，名字叫‘拉文’。”人类祖先的“拉爹”时代，人只有一只眼睛。“独眼睛这代人，不会说话，不会种田，象野兽一样过光阴。今天跟老虎打架，明日和豹子硬拼，人吃野兽，野兽也吃人……有时还会人吃人。”这一代人，“深山老林作房屋，野岭岩洞常栖身。石头做工具，木棒当武器，用树叶做衣裳，渴了喝凉水，饿了吃野果。”由于独眼睛这代人“不知道种粮食、道理也不讲、长幼也不分”，于是由神仙之王“涅侬倮佐颇”和众神来商量，决心换掉“独眼睛”这代人。由神女“罗塔纪姑娘”用四瓢水洗去了“独眼睛”人身上的一切污垢，使“独眼睛”人“白发变黑发、粗手变嫩手、脚裂合拢了、独眼睛变成直眼睛”，然后给他取下树叶帽，给他取下树叶裳，叫他脱去绿叶裤，全身换新装”。这代人用“树枝做椽子，树叶作瓦片，树皮当板墙。”并已学会种植粮食作物。发展到“拉文”这一代人，“有两只横眼睛，两眼平平朝前生”，形象与现代人完全相同，他们“弯刀拿在手中，斧子别在腰里，去到大山头，砍树种旱地”。“世上需要的东西，样样都造出。”与前两代人（拉爹、拉拖）相比，拉文这一代人完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4、《阿细的先基》是彝族支系阿细人的一部宏伟史诗。“先基”是阿细彝语音译。意即歌或歌曲。长期口耳相传在云南省弥勒县西山一带的阿细人民中间。《阿细的先基》认为“最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天地是由“云彩”这种具体物质演变而来的：“云彩有两层，云彩有两张，轻云飞上去，就变成了天”、“重云落下来，就变成了地。”天地形成后不稳，是阿底神用四根柱子把天稳住，是银龙神和阿托把地稳住。随后，再和金姑娘、金龙神和阿托把地稳住。随后，再和金姑娘、金龙神等众多的神人一起，改善了天地，创造了天地间的万物。
《阿细的先基》认为人类的男始祖“阿达米”和女始祖“野娃”，是由男神阿热和女神阿咪分别用黄泥和白泥制造出来的。说：“男神阿热，女神阿咪，他们来造人。要想造人嘛，山就要分雌雄，他们来造人。树就要分雌雄，石头就要分雌雄，草就要分雌雄。不分出雌雄来嘛，就不能造人。”用树皮和石皮给人类当衣服裤子，人类由“爬到树上住”到“人们跑到石洞里边”住，再到他们会砍树、割草、盖房子，从此人类一步步朝前发展。
5、《天地祖先歌》是流传在贵州毕节彝族地区的一部叙述简洁且面面俱到的史诗。《天地祖先歌》认为“最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宇宙处于“混混沌沌中”。由于“大风轻轻吹，清浊渐渐分。清气往上升，浊气往下降。清气变为天，浊气形成地。”天地是在“吹、分、升、降”中逐渐形成的。宇宙的四周是由鄂莫肚、鄂莫府两姊妹编织成的，白云、星星、月亮、太阳都是神仙变成的。
《天地祖先歌》认为宇宙万物都分阴阳，在阴阳“相交、相配”中形成，生存、发展。“清浊分阴阳，相交变成雨，清浊又相交，变成红和绿。”“红绿又相交，大雨又滂沱，变成男和女，红绿各一层，二层不可分，二层分阴阳，生了男和女”，从此“天下有人迹”。“人类繁衍后，由人管万物。人是天的母，人是天的父。人来管日月，人来管清浊。人是地的父，人是地的母。大地由人管，人还管河湖。”
创世神话是关于开天辟地、关于人类和万物起源的神话。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各种各样的天天辟地或人类创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人类是最晚出现在地球上的，却是第一个可以用自己的大脑来征服自然的动物。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低下的生产力使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十分软弱，因而易于激起他们对自然事物的敬畏感、神秘感和好奇心，自然引起他们的探究,幻想和希望。早期低下的生产力，也阻碍或者延缓了社会内部的职业分工与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同时，也大大限制了不同的社会之间的交往。必然促使原始人对广泛的自然现象及其种种变化的兴趣，大于对有限的社会现象的兴趣—后者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这时还不及于前者。只是到了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之后，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这种关系才颠倒过来。由于社会现象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力已不次于自然现象，它才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成为神话力图解释的普通“对象”。早期的人类一直生活在两个巨大问号的阴影底下，天地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是谁？人类一直推着这两个问号举步维艰，由于百折不挠的勇气，各个民族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回答。考察人类各民族的史前创世神话，其主题基本不出乎以下的两个类型和四个种类：
第一类型：天地开辟神话。1、解释大宇宙起源；2、解释天地间各种自然现象起源。
第二类型：种族和文明起源传说。1、解释人类及本族始祖起源；2、解释人类文明起源。
第一类型多半以超人的神灵格为主体；第二类型多半以人类中的英雄格——往往是人与神相交媾而生育的半人半神格为主体。
纵览以上的五部彝族史诗，《勒俄特依》指出万物的始基是“水”，把“水”当作混沌状态中演化出来的第一种物质，认为世界万物的变化都是从水开始的。当然在开天辟地的整个过程中，神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梅葛》则认为天地是格滋天神造就的，天地间的万物却是由虎尸所化生的。《查姆》指出万物的始基是“雾露”,认为“雾露”在“时清时浊”、“时昏时暗”的翻滚变化中，重浊的“雾露”翻滚变成地，轻清的“雾露”翻滚变化成天。《阿细的先基》指出“云彩”是万物的始基，认为“轻云飞上去，就变成了天”，“重云落下来，就变成了地”。《天地祖先歌》指出万物的始基是“气”。认为“清气变为天,浊气形成地”。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的：“在那些最初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中间，多数人都是只把物质性的始基当作万物的始基。因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恢复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无论是“水、雾露”，还是“云彩”和“气”，它们都是具体的、物质性的东西。
古代人改造客观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局限性很大，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只能从总体上加以把握，限于朴素的感性直观的范围。彝族先民在知识贫乏，抽象思维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必然会以经验直观为根据，用简单类比的方式进行具体的思维，他们在探索宇宙天地起源的过程中，总是从表面上感性地认识总体上的自然界，必然脱离不了直接观察到的、可以感知的具体事物。尽管这五部史诗对天地形成的具体描述不尽相同，但却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即都是到客观自然中去寻找世界及万物的始基，坚持“自因论”，用自然解释自然。这种阐释尽管非常原始和朴素，但它支持从物质世界本身来说明物质世界演化的方向，无疑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说完全是正确的。
五部彝族史诗在叙述天地起源演化时，各类神灵都是开天辟地的主角和功臣。如《勒俄特依》中的恩体谷兹、《梅葛》中的格滋天神、《查姆》中的涅侬倮颇、《阿细的先基》中的阿底神、《天地祖先歌》中的鄂莫肚和鄂莫府两姐妹。所有这些神灵都具有超人的能力，具有赐福和降灾于人类的能力，他们主宰着宇宙万物。我们知道，最早的神灵观念产生于原始时代，是古时的原始人把自己的本性，通过想象力附加到一个异已的对象之上而形成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时代，一切生存所系和生活所依的自然对象，都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已力量。既然人只是人，那么支配人的力量便在想象中成了高于人的存在；既然人的一切作为、权能智慧受自然法则的限制，那么高于人的支配力量便在想象中幻想为不受自然法则的限制。这种高于人，不受自然法规限制的超自然存在，就是被人性化，人格化了的神灵。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记下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话：“假如牛和狮子都有一双手，能像人一样创作艺术品，那么它们也同样会描绘出神，并把它们自己的体形给予这些神。”列宁强调：“神=完美的人的形象”，并联系费尔巴哈的观点指出：“人的神不过是神化了的人的本质而已。”神话作为古代人类精神活动的智慧之果，是他们在大自然威严的力量面前感到惶惑和恐怖，但又力图摆脱这种惶惑、恐怖心理束缚，渴望支配自然力的矛盾产物。它产生于前逻辑的，非理性的原始心理状态。在前文字时期主要保存在人们的语言中，我们单用逻辑的推理，难以泛泛地解释前逻辑的原始思维的结晶——神话。就像黑格尔所说：“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气氛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成认识的对象。”
在人类发展史上,我们对最初的“真正的”人，知之甚少。对于人科种系的起源目前正在研究探索中，新近发现的证据说明：在人的二十三对染色体中，有十八对在不同程度上和猩猩、大猩猩、黑猩猩等灵长目动物的染色体相同。可以知道约在三千六百万年前的森林古猿是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和人类的祖先。考古学家们断定，腊马古猿是最早的人科动物，后历经几百万年的进化才发展到“现代智人”，也就是人类各种族的始祖。
关于生物的进化乃至人类最早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可是人们又不得不回答这一问题。揭开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宗教经典，答案可以说五花八门，精彩纷呈。如我国古代汉族就有：“女娲抟黄土做人”的说法。古希腊神话认为，伟大的先觉者普罗米修斯知道“天神的种子”埋在泥土里，就用泥土“按天神的样子”塑造了人类。基督教《圣经》中记载了耶和华七天之内创造世界的故事，认为上帝是第六天创造了人类，使他们跟自己一样。五部彝族史诗对人类起源同样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勒俄特依》认为人由“雪族”演变而来。所谓“雪族”，即彝族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总称，也就是所谓的“雪子十二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谈到从猿猴到人的演变，说“猴为第五种，猴类分三家，住在森林与岩上，猴类繁殖无数量。人为第六种，人类分布遍天下。”还有“阿吕居子啊，形状虽像人，叫声似猴音，树叶当衣穿，野果当饭吃……”的记载。《梅葛》认为人也是由雪变成的，说:“格滋天神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查姆》似乎想用“雾露”变成“水”，然后由水中生出人类来说明人类起源，但这种思想没能坚持下来，而是导致了神造人类的说法。认为人类经历了“独眼、直眼”和“横眼”三代人的演化。《阿细的先基》认为人类是由男神阿热和女神阿咪用“黄泥”和“白泥”捏造而成的。《天地祖先歌》认为人是由“气”变化而出。指出气分清浊，清浊分阴阳，清浊相交，变成男和女。
从这些彝族创世神话对于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并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正如黑格尔所言：“在文明初启的时代，我们更常会碰见哲学与一般文化生活混杂在一起的情形。但是一个民族会进入一个时代，在这时精神指向普遍的对象，用普遍的理智概念去理解自然事物。譬如说，去要求认识事物的原因。于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开始作哲学思考了。”对于彝族人来说，自然与社会不仅是最紧密地相互联系着，而且是一个难分的整体。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界线可把这两个领域分离开来。自然界本身不过是个大社会—生命的社会。
创世神话和语言二者都是基于人类的一种很早很普遍的经验，一种关于社会性的自然而非物理性的自然的经验。神话是情感的产物，它的情感背景使它的所有产品都染上了它自己所特有的色彩，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区别的能力，但是在他们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湮没了：他们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彝族的万物有灵观，近祖崇拜以及对各种巫术的笃信，都深深地植根于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之中。我们认为彝族的创世神话一旦产生，就深刻影响着彝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彝族传统文化的形成、社会形态的变化，有最初始的预示和最悠久的暗示作用。即对宇宙本原的不同追求方式和不同理解方式以及不同观照方式，必然导致不同思想体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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