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篇文章开始于教师节的晚上，我想起了我的钢琴启蒙老师。她是个广东老太太，姓卢；解放前曾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指挥Mario Paci的助理。Paci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著名的钢琴家和指挥家。我的老师桃李满天下，她有好几个学生是音乐学院的教授，还有交响乐团的独奏演员。特别提到这些，是因为我的不成材。
小时候，因为练琴不能下楼和其他孩子一起跳橡皮筋，玩“造房子”，我很怨恨。我在房间里拉了一根橡皮筋，弹一会儿琴，就去跳一会儿；我不断地看钟，直到时间累计成一个小时。但是我很喜欢上钢琴课，老师不凶而且有趣；老师家有一只可爱的小猫，每次去我都要踩一下它的尾巴。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无法理解分数的概念，老师就剥开橘子边给我吃边向我解释2分之一音符、4分之一音符和8分之一音符的区别，由吃进橘子的多少，我领会了这些音符的长短。老师总是启发我去聆听，去发现音乐中的奇妙。她会对着一连串的琶音说“那是泉水淙淙”，又会对着几个大和声说“听，那是教堂里的钟声”，她要求一个高音弹得像“鞭梢抽在马耳朵上”。学琴几年后，钢琴课又添加了一个内容：每次下课前，老师要我谈一段自己创作的曲子，哪怕只有几个小节。记得有一次因为被小学老师关“夜学”而一肚子气，就在低声部敲出一连串不和谐音，也许是清楚地表达了我的愤怒，竟受到了钢琴老师的表扬！
五年级以后，妈妈替我换了一个钢琴老师，那是音乐学院的一个教授；妈妈说卢老师太老了，无法再为我示奏。因为换了一个老师，我才有了比较：我的音乐启蒙者是个真正热爱音乐，热爱学生的老师。我永远牢记她说过的一句话：音乐就像《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的那个山洞，你要付出万般辛苦才能取得进洞的口诀，一旦芝麻开门，你就会得到一辈子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66年春天文革开始，家里被抄了好几次，我所有的琴书被抄走，钢琴被查封；只是在不准弹琴之后，我才有了触摸琴键的渴望。要命的是我常常会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会或是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会上走神，脑子里突然浮出一段肖邦的夜曲或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而且是挥之不去，缠得我简直要发疯。到了67年底，我已成了彻底的逍遥派，游离于运动之外。有一天，我在街上乱逛，不知不觉走到了第一个钢琴老师的家门口。我顺着窄小、黑暗的楼梯摸上去，来到老师房间。她正坐在沙发上，一只大白猫蹲在她的膝头，冬日下午的阳光懒懒地照在那蒙着罩布的钢琴上，时间仿佛静止了。
从那以后，我一星期总要去一次老师家。她会准备一壶红茶，一盘饼干，有时甚至还有一小碟金橘酱。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静静地坐着，享受暴风骤雨中那一刻的温馨。偶尔，老师来情绪，会给我讲述音乐家和音乐的故事。她曾告诉我，“马祖卡”是肖邦的“波兰回忆”。她要我想象风光明媚的原野上农民们在跳舞，那些色彩明快的大裙子转成了一把把花伞。这种三拍子的舞曲，最后一拍必须加强，那是跳舞的人们把脚后跟咔嗒一声碰在一起。我们一起回忆这些旋律，她要我在欢快的节奏中听出流放的乡愁、追悔、心碎与盼望。在那一刻，我以为我理解了老师叙说的那种复杂的音乐情绪。
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刻，68年5月初的一天，我事先没有打招呼就去了老师家，无意撞见老师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在为上海交响乐团的前任指挥陆洪恩做追思礼拜。当时陆洪恩刚被公审并被枪毙，满街都贴着判处他死刑的公告。老师很坚定地对我说，陆洪恩是一个好人，一个虔诚的教徒。她说：“人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秉承自己的良心，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乱跑。”
就在这段日子里，我了 解了老师的身世。她是一个孤儿，从小被教会里一对穷苦夫妻认领。她的养父母在礼拜堂打杂，还兼带去街角发送圣经。后来他们自己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不好看不聪明的女孩儿。小时候我见过他们，矮矮小小、默默无闻的三个人总会令我想到森林里的小矮人。老师是在教会的帮助和支持下念书、学琴的，十六岁就开始半工半读。后来她结婚、生女；三十一岁丈夫病死，她的第二个女儿是遗腹子。老师一个人拉扯一大家，没有再结婚。文革前，老师的父母相继死去；她的妹妹一直跟着她生活；老师的大女儿和女婿在新疆被打成反革命，只好背着瘫痪的婆婆，抱着3岁的女儿逃回上海，投奔老师；小女儿一家虽住在外面，但是两个外孙经常赖在外婆家。老师以往收入很丰，此时因为不许她教琴，她们只好坐吃山空——其实“山”也被搬走了——文革一开始，她的家就被抄了5、6、7、8次。
文革后，国门重启，82年老师去了美国。是她的夫家邀请她去的，他们在金山是一个大族。她的大伯子、小叔子感念她一人拉扯两个孩子吃尽苦头，要她就此留下来享清福。老师有好几个学生在美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老师应他们邀请，去了纽约、亚特兰大、西雅图、旧金山；还在两个大学作了演讲，题目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谁也没有想到，她在美国呆满一年，又回到上海。那时她已78岁。
回来一年，先是她大女儿的孩子去美国留学，然后是小女儿一家四口去了美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老师的安排。那一阶段，老师精神昂扬，还跟我说起想把她的教学经验记录下来，出一本书。又是几年过去，老师的大女儿大女婿也拿到美国签证，要离开她了。那天我去送行，我觉得老师仿佛一下子衰老、萎顿了。面对亲人一个一个离去，在她这样的年龄，生离也可能就是死别。我问老师：“你为什么不走呢？”她说：“我妹妹怎么办？再说，我已经老了，没有办法再去异国他乡重起炉灶，出去只会给小辈们添麻烦。”
老师的妹妹，比她小十三岁；我自小认识，叫她“姨婆”。她和老师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所有赞美老师的语言，只要找到反义词就可以拿来形容她。老师身材纤巧、面容端庄、清秀，姨婆身材矮矬，面容粗糙、愚钝。但是姨婆脾气好，做了一辈子托儿所阿姨，在家里她也像小朋友那样听话、乖顺。送走女儿不久，我听说老师把妹妹嫁出去了，嫁给她的朋友，一个回国定居的香港老头，心好而且非常非常有钱。老头是老师多年的朋友，我有点怀疑，他是为了老师才娶她的妹妹。老师跟我说，她再也没有心事了。
后来的一段日子我在珠海生活，当我一年之后回来再去见老师时，她已卧病在床。在我心目中，老师一直是美丽出众的，除了文革那几年，她总是画很精致的妆，戴很个性的首饰，搭配很协调的服装。而现在，躺在病床上的老师几乎让我不敢相认：一条褪色的被字一直拉到下巴颏，脸色苍白、浮肿，几根凌乱的白发散落在枕边，两眼黯淡无光，对什么都视而不见。保姆告诉我，很长时间了：老师先是不再化妆，继而不再起床，现在连话也不愿意说，身也不愿意翻了——昨天医生来检查，发现她长了褥疮。“老师到底有什么病呢？”“全身都检查过了，除了血压偏低，医生说查不出什么病。”那一个下午，都是我一人在絮絮叨叨，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听进去。阳光把窗外梧桐树斑驳的影子投射在她床上，看着影子一点一点退去，我能感觉到她的生命在一点一点地消逝。
半年之后，老师走了，举行了规模很大的追悼会：所有国内国外的亲人，还有她的学生们，都聚在了一起。背景音乐放的是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如果用莫扎特的安魂曲也许更合适。我注视着用白玫瑰装饰的镜框里老师那张熟悉的生活照——那是她60岁生日时拍的：老师端坐在钢琴边，清秀的脸庞上架着一付金丝边眼镜，遮掩了些许犀利的目光；一袭黑丝绒旗袍衬托着胸前的珍珠项链，显得老师格外雍容高雅；略感不相称的是老师端放在膝盖上的一双大手：那么结实、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