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一个复杂的工程的过程中,决策者、组织者、攻关者都是关键人物。而这些不同层面的人物之所以能够齐心协力,关键是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祖国的富强和尊严。
西方人以价值观和严密的技术组织来做他们的事业。而在建国初期,国内外的政治氛围,加上中国人(从领导到群众)朝阳般的爱国热情,胜过了西方组织模式,以大大超过西方的速度,在相对贫乏的条件下,完成了几个巨大的工程。
当时决策者的英明就不说了。
钱学森的系统论是工程组织的理论基础;他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是导弹和卫星发射的基础。比较准确的说法也许是,他是两弹一星的奠基人。
而邓稼先主要研究了怎样让两弹爆炸。因而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 于1986年8月11日,封面英文报道,英文为:China's fatherof the A-bomb 中国原子弹之父。北京周报 是中国国家英文新闻周刊,1958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创办,为中央级重点对外宣传刊物)。
如果从经济上说,当时的全中国人民是“两弹一星”的父母,因为花的是全国人民的钱。